5月1日，國際勞動節，後共產黨時代的羅馬尼亞不再慶祝這個節日。聚集在飯店門前的一小群人相比於社會主義早期的大規模集會而言，簡直就是個玩笑。那人數甚少、拖拖拉拉的集會，那臨時準備的旗幟，那冒失無禮的反抗，全都屬於這個國家貧困的現在，而不屬於它同樣貧困的過去。暴君本人在自己統治的最後10年，取消了所有「國際主義的」歡慶活動。那些保留下來的需要具有明確的民族主義特徵，聚焦於那位無與倫比者的形象。
半個多世紀以前，在1945年5月1日，9歲的我剛從特蘭尼斯特裡亞集中營返回，參加了「第一個自由的五一節」的慶祝活動。在納粹的噩夢之後，那個春天帶來了復興和自由的希望。在我的口袋裡有份臨時證書，它將保證我「遣返」祖國。我們剛一穿越邊界，雅西警察即將我們納入他們的羽翼之下，並授予我們以正式的證明：「馬爾庫·馬內阿先生及其家人，包括珍尼塔、諾曼和露蒂，據此於1945年4月14日，通過尤根尼-雅西海關，自蘇聯遣返。他的目的地為法爾提西尼市鎮，巴亞縣，卡扎沃達街。」當然，證明中沒有提及我們為什麼被「放逐」，然後為什麼被「遣返」，或者被誰「放逐」和「遣返」。我們回來的兩周後，我與父親在法爾提西尼的大街小巷遊行，以向遣返的光輝前景致敬。
現在，半個多世紀之後，我又一次重返祖國，目睹了另外一個自由的五一節，然而，這一次，在共產黨倒台後，已不復它即將橫空出世前的盛況。與此同時，列在1945年的文件上的四重唱組已經解散，遠離祖國已經成了我們新的歸屬狀態。只有蘇恰瓦墳墓中的居住者留在了後面，而這違背了她的意願。今天，我將用探訪另一座墓園的方式度過五一節，不是位於斯特勞勒斯提（Strsuleǎti）的那座墓園，在那裡，我可以與飛象或貝爾魯簡短地聊一聊，與瑪麗亞重逢。我時間不多，死者和生者都清楚地知道這一點。我要去九九（Giurgiu）區的墓園，給茄拉父母和祖父母上墳，向他們傳遞她無法傳達的消息。
在分別十年後，我也將與我的朋友半騎人半獨腿兔相逢。「愛不僅僅是個抽像的術語……一個人留下的空間要比他以前佔據的更大。」他在死前寫信給我說。詩人將歐姆定律變成了人性定律。「我懷著極度的愛和孤獨的渴望想念你。我可以聽見孩子們正在街上遊戲。我們還能再在一起遊戲嗎？」1986年以後，雖然距離遙遠，我們還是繼續了我們的遊戲，而我們現在仍在遊戲。
我還是在金頭腦的陪伴下前往墓地。看門人還是多年以前的那位老人。我們付了入園費，為社團做了一份「貢獻」。我們在埋葬者的登記簿上查找，找到了我們想去的墳墓的位置。
一進墓園，就可以看到一尊雕塑，雕的是一根折斷了樹枝的樹幹。一塊紀念板上用戰後初期風格的白色字體寫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軍隊發動侵略，利用被拘的猶太人為強制勞力，毀壞了蘇聯境內的猶太人墓地。成千上萬的花崗岩墓碑，真正的藝術品，遭到了破壞，或是被法西斯主義者運回了自己的國家。此處展出的墓碑是那次破壞的遺存物。」幾塊花崗岩石板從一座基座上升起，形成了一根樹幹，從樹幹中又現出一具斷臂軀體。一塊石板上用俄文刻著：「記者朱利亞·奧斯波維奇·沙克霍瓦夫。」旁邊的一塊刻著：「索菲亞·莫塞埃娃·戈爾德。Mir tvoemu,dorogaia mato」——願你安寧，親愛的母親。一塊大理石紀念碑上刻的日期是1947年，上面的銘文寫著：「為了紀念羅馬尼亞的神聖殉難者，他們為了上帝的聖靈，死於位於黑海水域的斯杜姆號輪船上。」——這是為了紀念尋找巴勒斯坦天堂的769位羅馬尼亞人，1942年2月24日，他們的船隻在黑海被一枚蘇聯魚雷擊沉，葬身於大海之中。他們的名字被刻在大理石的三側。
我沉默不語，迷失在過去之中。我看見一個高挑瘦削的男人，微微有些駝背，當機立斷地行動著，全神貫注於自己的工作。我還看到一位乾淨優雅的女人，帶著她特有的平和神情。我還看到一個女人，她迷失在老年的迷霧之中，自得其樂地偷飲著櫻桃利口酒。他們終於在這裡找到了自己的根基，再也沒有人會罵他們是「無根的僑民」，外國人。現在，他們都已化為塵土，這個國家的土壤，祖國的財產。過去他們是陌生人，現在無人會在意。他們是地球上的塵土，地球不屬於任何人。我將手擱在標誌著茄拉父親傑克的墳墓的白石板上，放在茄拉母親和祖母伊夫琳和托妮的合葬墓的墓石上。我按照現在都已化為石頭和塵土的祖先的習慣，在每塊墓石上都放上一枚小鵝卵石。我看見了蘇恰瓦的墓地和在巴德學院等著我的小墓園。我們尋找著詩人半騎人/半死亡騎人—半獨腿兔/半獨腿死兔的墳墓。
「Encore un moment,monsieur le bourreau,encore un moment」——就一會兒，求求你，劊子手先生。我的朋友徒勞地哀求著，依舊乘著一個半跛足的幻影。「火焰比它正在消滅的書籍還要微弱。」他一面說道，一面蹣跚著四處轉悠，驚恐萬分，汗流浹背。「如果你願意，你可以毀滅你自己，但你必須滿懷激情地去做。」那不知疲倦的人不知疲倦地重複道，每個音節都讓他害怕得發抖，彷彿它是一把利劍。「你在哪裡，恐懼的學生？你的《聖經》在哪裡？」他問我，一面用一條腿四處跳躍著，與他一起跳躍的還有他那跛足的黑狗。接著，他又一次帶著兄弟般的親切感將他的秘密低聲吹入我的耳際：「詩歌，那謊言的探測器會在耳朵裡爆炸。」那些影子和小丑摘下了面具、假體，將枴杖拋在一邊，排成一行由閃著磷光的字母構成的整齊的隊列：「弗羅林·穆古——詩人——1932—1991年。」我活著，仍然活著，為了又一個現存的時刻，向弗羅林·穆古的墓石傾下身去，向蘇恰瓦墓園的另一塊墓石傾下身去。「我希望第一個死掉的人是我。」她曾說。「沒有了馬爾庫，我將成為你的負擔。我很難相處，與我一起生活很不容易。我總是神經質，傾向於誇大其詞。這會讓你太過沉重。」
確實，日子將過得很不容易。她動不動就驚慌失措，她很難相處，她肯定有誇大其詞的傾向——沒錯，日子將過得很艱難。「你愛的人就是那個在他或她消失後留下的空間比以前被其充滿的空間還要大的人。」她的祈禱無處不在，她是第一個死去的人，留下的空間甚至比她曾經氾濫的存在還要大。沒錯，她實現了被詩人弗羅林·穆古重新定義的歐姆定律的標準。她的存在可能令人心力交瘁，她的佔有慾極強，讓人無法忍受，可是，她留下的空間甚至更大，甚至更讓人無法忍受。「你和茄拉，照顧父親。」她曾說。「他不像我，他永遠也不會提出任何要求。他寡言少語，不善交際，你們瞭解他。他孤僻脆弱，易受傷害。」命運一直在照顧他。那位鰥夫被從他的家鄉解救出去，送到了聖地，進入事實上他一直生活在其中的孤獨之境。最近，他被轉送到了老年癡呆症的沙漠之中。
一天前，在墓園，我們沒有機會談及父親或茄拉。我們的重逢很短暫，死去的女人的問題集中在她兒子和她父親身上。這兩個人似乎一直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男人，兒子現在生活在紐約的巴比倫，而書商阿夫拉姆則躺在烏克蘭的一座無名森林中。現在，當我離開這過去的墓園時，我必須向她說說她丈夫。
我每年至少看望他一次，我告訴她。無論何時，只要一看到我，他的眼睛就會變得明亮起來。他快樂地笑著，一張平靜的面容上的永不變化的微笑。我對她說起我最後一次見他時的情景。
那是6月的一個週日。我到達耶路撒冷的貝伊特·利文養老院時比計劃的要早。我走上二樓。這一次，父親不在起居室的那些幻影之中。我到他的房間去找他。我打開門，站在門口，沒有前進，也沒後退。我注視著他。他赤身裸體地站在窗前。一個金髮碧眼的高個兒年輕人正兩手各握一條毛巾，幫他擦拭身體。年輕人看到我，露出笑容。我在前幾次探訪時認識了他，並且與他有過幾次交談。他是個年輕的德國志願者，在耶路撒冷的養老院工作。消瘦敏感的他無論是在工作還是休息時都永遠表現得彬彬有禮。他可以輕鬆自如地從德語轉向法語和英語，以及還待熟練的意第緒語詞組，以便讓那些生活在老年巴別城[1]中的老人們明白他的意思。我們曾用德語交談，他現在使用這種語言來安撫我的父親。我的親眼所見證實了我從為他歌功頌德的護士那裡聽來的事。他全心全意地投身於讓其他看護因精疲力竭而陷入崩潰的日常工作中，沒人能像他那樣。他細心地清洗著父親沾著糞便的身體的每個部分——瘦骨嶙峋的胳膊，蒼白如蠟的大腿，肌肉鬆弛的屁股，脆弱如玻璃的膝蓋。年輕的德國人正仔細地揩拭著老猶太人的身體，擦去納粹海報曾在他身上堆滿的穢物。我一動不動地注視著此情此景，然後關上門，轉身離開。我回到起居室。半小時後，父親來了，微笑著。「你今天遲到了。」我說。「我起晚了。」他回答，帶著一如既往的恍惚的微笑。他已經忘了那個年輕人，他剛剛幫他清洗完身體，給他拿來乾淨衣服，替他穿上，然後帶他來到我正在等候的起居室。
在離開過去的墓園之前，我必須告訴她這最後的重要信息：終於從孤獨中解脫出來的父親現在正無憂無慮地得到一位想為自己的國家贖回榮譽的年輕德國人的悉心照料。最後，在太遲的九年之後，我終於出現在我母親的葬禮上，以及我祖國的葬禮上。
[1]巴別城（Babel），《聖經》中的城市名，諾亞的後代擬在此修建通天塔，上帝怒其狂妄，使建塔者突操不同的語言，致使塔未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