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恰瓦猶太人社團的秘書是我父母的老朋友，他在電話裡向我保證說，儘管由於逾越節假期的緣故，墓園要關閉，但會為我破例，因為你是不遠萬里從美國來的，他說：「猶太法規允許例外情況的出現。」
上面提到的墓園是山上的墓園，就在名為帕杜日瑟（Pǎdurice）的小樹林過去不遠的地方，不是城裡的墓園。那座墓園離我們位於瓦塞勒·伯姆巴克街18號的老房子不遠，很久以前就關閉了。20世紀60年代初，一條新的高速公路正在建設中，它的路線將穿墓園而過，工人和當地農民拒絕驚擾拉比們的墳墓，因為從人們記事起，他們就一直在向上帝發出請願。我很瞭解那座老墓園，以及它怪誕的靜謐，遠離城市的喧囂。我從未去過山上的墓園。
飛往蘇恰瓦的班機在雅西略作停留。我的朋友金頭腦瑙姆陪我同行。在我們等候重新登機時，我對他說起我在克盧日的經歷，他回報我的是文學場景中的有趣雜言。這是我所熟知的「東方」式交談，裡面隱含著敘述性和冷笑話。
在蘇恰瓦，當我們走出機場時，一個肩上掛著相機的高個子男人前來迎接我們，我倆都不認識他。原來他是一位當地記者和詩人，由銀行負責人卡卡派來接我們，帶我們前往商業銀行的總部，在那裡，我將接受布克維納基金獎。我告訴他，我首先必須去墓園。我們坐進了他的汽車。
猶太人社團秘書依照安排，在塔若姆（Tarom）旅行社門前等著我，他看上去比我最後一次見他時好像縮了一點兒，但戴著同一頂帽子，穿著同一件冬裝短大衣。我們駛過老奧地利市政廳，左轉駛向發電站和帕杜日瑟，一如我青少年時期的冒險情景。我們下坡，然後上坡，再左轉，駛向山崗。我們瞥見遠處斯特凡大公的老根據地，右轉，然後到達了我們的目的地。
我第一次看見那墳墓。在墓碑右上角，她的照片鑲在一個鍍金的橢圓形框子中。底下是希伯來文及羅馬尼亞語的譯文，共計四行：珍尼塔·馬內阿/全心全意的妻子與母親/生於1904年5月27日/死於1988年7月16日。這是我父親的簡潔做派，表現了他們共同生活的最後幾年的倦怠狀況。假如是我父親先死，我母親一定會寫一段較慷慨大方的墓誌銘。
墳墓用一圈低矮的鐵欄杆圍了起來。我看見一盞燭光搖曳的燈籠和一隻盛著幾朵野花的玻璃罐。很顯然，有人通知了守墓人說我要來。我將手擱在冰冷的欄杆上，注視著那灰色的墓石。「我要你答應，你會回來參加我的葬禮。」她曾說。墓石給人的感覺粗糙而冰冷，但並非拒人於千里之外。「你不能把我獨自留在這兒。答應我，你會回來，這對我很重要。」附近有人在低誦著祈禱文中的古老言語：Yisgadal veyiskadash shemei rabbo。這是為飄遊在虛空中的死者進行祈禱的文字。我聽出那是我父母朋友的聲音，他現在因上了年紀而變得比以前虛弱。他正在以他們兒子的名義誦讀帶有紀念性質的祈禱文。我聽著那悲哀的聖歌，沒有加入，也聽不明白：Be-olmo pro chirusei veyamlich malchusei。
瞎眼女人曾來敲門並猶疑不決地走進房間。她在睡衣外套著件浴袍，像是覺得冷。「這次你不會回來了，我能感覺到。你要把我孤零零地留在這兒。」我對未來一無所知。我不像她，不能看到無形之物。「我要你答應，如果我死了，而你不在此地，你要回來參加我的葬禮。你一定得答應我。」我沒有答應，因為害怕承諾所帶來的負擔。現在，我是自由的，沒有人向我承諾任何事，我也沒有一個可以對之做出承諾的人。給予花臉小丑奧古斯都生命的上帝是個女人。我不能忍受她帶有崇拜之情的愛和她讓人承受不了的焦慮，而現在我沒有任何可以取代這一切的東西。她沉入深淵，然後升入花朵與樹木的朝生暮死的莖幹，向不透明的天堂飛昇。現在她已無影無蹤，即使是在這我一直心不在焉地撫摸著的冷漠、冰涼的墓石中也找不到她了。
Min kol birchoso veshiroso，輓歌還在繼續。吟唱者因為上了年紀而躬腰駝背，他正按照風俗習慣的要求前後搖擺著身子，沉浸在對曾是他的朋友並為之送葬的女人的回憶中。他現在正在代表她的遲至九年後才回來參加葬禮的兒子喚起她的記憶。祈禱結束了。我們靜默了片刻——我，金頭腦，祈禱人，詩人兼記者，照看墳墓的農人，我們所有人，我們的頭上都扣著白色的無邊便帽。
我獨自一人走上山頂，遇到了我母親的新鄰居——大衛·斯圖明格、馬克斯·斯騰伯格、艾勾·薩丁格、弗雷德裡卡·蘭切爾、傑森·米哈伊洛維奇、拉扎爾·米洛維奇、雅格布·庫夫曼、阿伯拉罕·伊薩卡·埃弗曼、雷切爾·舒勒、米特茲·瓦艮、大衛·赫斯科維奇、雷奧·霍雷爾、利厄·勒奈爾、雷奧·金斯布魯諾、蘇穆爾·庫布塔魯、拉扎爾·洛奇、約瑟夫·裡考尼克。他們我全認識，而她對他們更是瞭如指掌，因為她善於交際，且熱切地想要分享他們的閒談、傳言和稱讚。這是她的理想家園，我對自己說。這裡擁有平靜，在樹木、墓石和鄰居之中。這位於布克維納的田園詩般的小山頂會帶給我那焦慮不安、精神緊張的上帝以最後的安寧。
最後一天，在我們告別之前，她不再悲歎和哀求。「你是對的，我們務必不要去想未來會怎樣。沒有人能夠預測未來，而且到了這把歲數，再也沒有什麼事是大不了的。我也許又老又病又虛弱，但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也會高高興興地離開羅馬尼亞，只要你希望我那麼做，別忘了。」事情將並非如此。她留在了後面，留在了自己的親屬之中，但遠離了她最摯愛的那一個。現在她定居在蘇恰瓦的一座小山頂上，她的丈夫則在耶路撒冷彌留於死亡的邊緣。在巴德學院的無宗教宗派的墓園中，一塊墓地正等著他們的兒子，那裡還安息著漢娜·阿倫特及其丈夫漢斯·布魯切爾（Hans Blucher），他也是巴德學院的同事，兩人也是從20世紀的歐洲夢魘中逃脫出來的。
在特蘭尼斯特裡亞，母親用她的達觀與摯愛拯救了我們全家，甚至從我們自特蘭尼斯特裡亞返回之日起，她就不斷重複說，為了全家人著想，最好的方式是永遠離開祖國。我清楚地知道她和父親自身為何從未離去——她不會把我留在身後——而我同樣清楚地知道，她已經原諒了我。是我最終離開了她，而她永遠不曾拋棄我，但現在她打算寬恕我，即使是為了這樣的背叛。「我將在哪裡並不打緊。無論我在哪兒，我都還是會在這兒。」我曾試圖向她保證。所以，我來了，在很久很久之後，再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重中之重是這座墳塋和埋於其中的婦人。那被稱作祖國的自命不凡的家園只不過是個暫時的居處，就像它為我們準備的陷阱一樣為時短暫。
我忘了是怎麼從山頂下來的，但我還是到了那兒，就在墳邊那現在已燃為灰燼的蠟燭旁。猶太人社團秘書正在等我。
「你知道，」他說，「欄杆有點生銹了。它理應加以清理和重新上漆。墓碑也剝落了，也應進行修葺。」
「當然，我會給守墓人留些錢。」我回答說。
我詢問了整修的費用。布克維納基金會的獎金應當足夠用來支付這筆費用，我們當場做出了安排。我要了社團辦公室的地址，答應稍後帶著必要的數額前往。地址為亞美尼亞街8號，我清楚地記得它。在那條街上，只須再過去幾幢房子，就是我父母的朋友艾伯特醫生和他美麗的太太過去的住處，更別說他們的漂亮女兒，我浪漫冒險中的昔日夥伴。艾伯特醫生現已去世，艾伯特太太，那來自好萊塢的幻影，正在聖地的某處受苦受難，而他們光彩照人的女兒如今一定聽天由命地步入了中年。遠處的山上是亞美尼亞墓園，到了晚間，羅密歐與朱麗葉的鬼魂依舊在那裡倘佯。17號是我高中同學迪努·莫戛的家，眼下我正盼著見他。祈禱文的唱誦者給了我他的電話號碼，並告訴我，我的老朋友沒有變，他常常在街上遇到他。亞美尼亞街，我對它瞭如指掌。
「一座普普通通的小房子，」秘書補充道，「看著不像個總部。也沒有標誌，你明白我的意思……」
不，我不明白。祈禱文的唱誦者從我是個孩子起就認識我，他從我困惑的表情中意識到，我並不明白。
「噢，有人把窗戶打碎了好幾次……最好不要標誌。」
我看了看表。時間已到了這個燦爛春日的11點鐘，是到了去見銀行負責人卡卡的時候了，他正等著向我提供布克維納愛我的證據。
我們離開了墓園。我知道我一直心知肚明的東西，以及這些沉默的墓石已經證實的東西：沒有什麼是永恆不變的，這個調和我的過去的一天不久即將結束。
在市裡，我們止步於嘎哈猶太人會堂，在那裡，我們遇到了兩位已過中年的成員，他們穿著整潔的古代奧地利風格的服裝，一定是有人通知他們我要來。他們走上前來，進行自我介紹。名字並沒有太多的意義，但他們告訴我，他們是我父母的朋友。我問起勞赤醫生的情況。沒錯，他還活著，九十多歲了，並說他很願意見我。勞赤醫生住在附近的一座公寓樓裡。他在我小時候就認識我，並且在我母親生病和上了年紀的那些年裡照料過她。在她最後一個星期六的午餐前檢查了她死亡的脈搏的正是他。我們按門鈴，等待，再按門鈴，敲門，直到終於有人出來，告訴我們，老人因泌尿感染而在頭天晚上被送進了醫院。
在商業銀行，興高采烈的卡卡先生用威士忌和猶太人的奇聞逸事來歡迎我們。他是個健談的大塊頭男人，身穿藏青色西裝，說話帶有濃厚的摩爾達維亞腔。他饗我們以薩維尼（Saveni）小城的故事，它位於多羅霍伊附近，他曾在那裡的莫斯和沙拉的商店裡當過學徒，從他們那裡，他學會了如何做生意和如何生活。這些親切的回憶顯然因這類的遊覽訪問而得以增強。最後，他把證書和信封交給了我，並抱歉地說，他不能與我們共進午餐，因為他不得不出城去。
我們沿著主幹道走著，經過古老的奧地利市政廳，這裡是本地共產黨的最後的總部。街道對面的天主教教堂的鐘聲響起，宣佈正午時分的到來，它的調子是新國歌「起來，羅馬尼亞人」。一位紳士向我們走來，記者兼詩人攔住了他。我們被介紹給農業銀行的負責人，一個目光堅定、身材魁梧的男人。他與記者竊竊私語了一番。等他走後，我聽說，農業銀行將為我們的午餐買單，地點在最近剛開的一家餐館，銀行的汽車正等著送我們去參加盛宴。我們走進那個所在。美國音樂轟鳴著從兩個裝在牆上的擴音器裡傳出來，牆上還裝飾著亂七八糟的海報和廣告。小房間裡有大約十張小桌子。我打開廁所的門，但立即關起來跑開了。我回到桌邊，記者要求進行採訪，他的錄音機已經準備好了。為什麼不呢，我想，畢竟我讓克盧日電視台拍攝了我，我不是在布加勒斯特，而是在我的故鄉小鎮，在這裡，我過去總是有回家的感覺，現在依舊如此。但首先，我告訴記者，我想落實一下修理我母親的墳墓的費用。
在前往猶太人社團辦公室的路上，司機問起我對餐館的看法，聲音裡透著股驕傲之情。「你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這是行長先生說的。」他向我保證。「行長先生會為午餐買單，他告訴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他重複道。
在亞美尼亞街8號，我走進一個小房間，它因為擺放混亂的辦公桌和圓桌而顯得愈加窄小。辦公人員似乎正等著我的到來。門邊有位老紳士親切地注視著我，一位上了年紀、面色蒼白的女士羞怯地在一旁看著。我們商談了事宜，我收到一張收據。我們互致謝意，彼此微笑。我不認識他們，但他們似乎認識我。我們握手告別。每件事都進行得過快，太快了。一切都是如此體面、友好和彬彬有禮。
我在院子裡坐下來。再過去幾個門便是艾伯特的家，還有它那致命的臥室。還有莫戛的家、亞美尼亞教堂、墓園和通向扎姆卡城堡的道路，以及它那有著望遠鏡似的窗戶的漂亮小房子，朱麗葉的家……由錯誤構成的喜劇無法將我召回。我從傳說的星雲中起立，司機在衝我招手，我們回到餐館。我向與我共進午餐的人傳達了我此前接收到的信息：我們可以想吃什麼就吃什麼。這意味著烤豬肉和烤土豆，這是菜單上僅有的菜名。
「你對蘇恰瓦有著何種記憶，你此次訪問的目的是什麼？」記者兼詩人問道。我向話筒傾過身去，我聽到一個像是我的聲音，但說出的話屬於一個陌生人。
「1941年，」我聽到自己說，「我第一次離開布克維納。戰後，我成了紅色烏托邦戲劇中的一個不起眼的少年演員，該劇的戲劇性特徵必定會激起孩子的興趣。1959年，我是個年輕的工程師。1961年，在經歷了一次令人痛苦的戀愛後，我又一次離開了蘇恰瓦。」一切聽上去都像是假的，好像我正在背誦我默記下來的東西。不起眼的演員，紅色鬧劇——所有這些青少年的革命罪行，注定會讓共產主義神話的前仆從們感到無所適從，他們現在正在競相公開抨擊專政，而曾幾何時，他們正是它的同謀。
我們回到市中心，這裡離我父母最後的住所不遠。勤勞肯幹的記者跑開去找照相機，回來時告訴我，有個人，一個女建築師，想與我談談。一個50歲左右的婦女從我們左邊的建築裡跑過來，那裡面有她公司的辦公室。她有著迷人的外表，似乎因這樣的場合而有些慌亂。她不知說什麼好，只是不斷說，她過去每週都會到我父母的鄰居家喝咖啡。她緊張地搜尋著話頭。她提到我母親的智慧、她的激情，特別是她常常提及兒子時的方式。「她喜歡你，就是喜歡你。當然，你一定知道這一點。她什麼事都肯為你做。」她愉快而渾厚的聲音戛然而止。我咕噥了些什麼，我們握了握手，然後各走各的路。
我現在將要對過去再次發動襲擊，我對金頭腦說起我們不久將要見的人。迪努是我的高中同學，當時，正如約瑟夫·斯大林告誡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正在鞏固自己的政權，階級鬥爭變得愈加尖銳，垂死掙扎的敵人不斷發起進攻。任何背離黨的路線的行為，無論是向右還是向左，都是不可容忍的，舊社會的殘渣餘孽將會遭到孤立。作為學校勞動青年聯合會總支書，我負責清除我們中的三個意識形態方面的壞分子。最後一個是迪努，一位在共產黨監獄中服過刑的前自由主義律師的兒子。迪努因冷漠而顯得高貴。「我，人民的敵人？」他在慢慢走向紅色講台接受自己的懲罰時似乎在說。他烏黑光滑的頭髮中分著，與阿根廷探戈舞者的髮式相同。他的面色蒼白，他的目光自信。他直視著我，我能夠從他的眼中讀到我所主持的行動所具有的可憐的口是心非的特徵。或者說我記得是這樣的。事實上，迪努在交還證件時，根本沒有注視或者看任何人。
「我不再是那個天真無知的名人，很快，我將徹底放棄做個名人，治癒我的幻覺：我正在上面表演的舞台，以及妙不可言的化裝舞會。」在我們向迪努的小公寓走去時，我說。那起高中事件之後，在我有一次回蘇恰瓦探親期間，迪努與我再次相逢。我們都選擇了乏味的工程師的工作來逃避那混亂的時代，我們誰也沒有因這種工作而感到快樂。迪努只學了兩年，便很快退出了競賽隊伍，最終當了個職位不明的小職員。他變成了一個職業失敗者，以此來保全自身的貴族氣質。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得以免於穿上千篇一律的制服，戴上官僚主義的面具，他也不必為那些讓暴發戶們垂涎三尺的普通戰利紀念品而憂心忡忡。
1959年，剛剛畢業當上工程師的我探訪了他在蘇恰瓦亞美尼亞街17號的老房子。他的父親當時已經去世，迪努與繼母住在那裡。他的繼母是我以前的歷史老師，她還記得小學生時的我，並對我大加讚揚；我猜，這部分是因為她的繼子，他沒有完成學業，在家鄉找了份普通工作安定下來。鎮定自若的迪努似乎無憂無慮，他因能按照自己那深思熟慮的方式安排生活而感到快樂。我們喜歡同樣的書籍和唱片，也許還喜歡同一個或兩個女孩子。那是種自在逍遙的友情，不帶有任何私密的懺悔。
在我搬出蘇恰瓦後，常在前來布克維納度假時去看他。那時，他已搬進了自己的住處，裡面佈置著他從自己原來的家中帶來的物品——一張可伸縮的躺椅成了他的床，兩把扶手椅，一張小圓桌，兩三幅畫，還有一張舊地毯。一隻蘇聯便攜式收音機一定是他在最近一次前往裡加或基輔旅行時買的，與之擺放在一起的還有從布拉格買來的捷克產的磁帶錄音機和他在前往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夏日旅行中收集來的錄音帶。在他的每張度假照片中，與他合影的都是不同的女朋友。他的書大部分沒有陳列出來，它們可能收藏在某個地方。在玻璃門的舊書櫥中，唯一能夠看得到的書籍是一套紅色皮製封面的世界文學經典叢書和一套棕色皮製封面的羅馬尼亞文學經典叢書。書櫥頂上擺著一排葡萄酒、伏特加酒、利口酒和威士忌酒的酒瓶。每次我見到他，似乎什麼都未改變，而我自己的生活則經歷了一個又一個變化。我拋棄了工程學，結了婚，出了書，進入了精疲力竭或惱怒不堪的新階段。所有這一切似乎都毫無意義，彷彿任何一種變化的極度瑣屑都會打消其意義。迪努沒有雄心壯志，也缺乏熱切的激情，這與他的偏於一隅的生活正相協調，這些與我自身的環境以及我的焦慮和幻想相比，似乎是一種高傲的懶散的證明。
我們一面繼續向前走，我一面向金頭腦說起兩個羅馬尼亞人的逸事來。他們是高中同學，在一架從紐約飛往巴黎的飛機上不期而遇，於是開始歷數起班上的同學來。米哈伊？他在米蘭從事婦科醫學，現在的實踐對象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科斯梯？在委內瑞拉的煉油廠，未婚。米基？可憐的人，他在阿爾及利亞死於一種奇怪的傳染病。安德烈？在以色列，一家銀行的行長。霍利亞？工程學，在巴塞爾，五個孩子。還有戈古？戈古·瓦埃達？戈古留在了蘇恰瓦的家中。你吃驚嗎？一點兒也不。戈古一直是個冒險家。
我們從樓梯爬上三樓，按響了門鈴。迪努轉眼間便微笑著出現在門口。我們進了門，坐在兩把扶手椅上，他給我們端來最近到塞浦路斯旅行時買的一種帶有甜味的葡萄酒。要不是出現了破損和裂縫，屋子裡的裝飾似乎一成未變：同樣的地毯、傢俱、土褐色的牆壁。皮製封面的紅色和棕色書籍還在它們熟悉的地方，就如那排瓶子一樣。除了多出一兩道皺紋外，我的同學似乎也沒有變化。若非如此的話，新近退休的迪努——他立即向我通報了他身份上的變化——似乎只是他過去的自我的一種稍加潤飾的翻版。他告訴我們，他的家人沒有一個留下來，他們全都死了，包括他在胡內多阿拉（Hunedoara）當工程師的哥哥。哥哥的妻子是猶太人，她後來帶著兒子遷往以色列。這兩人，也就是他的嫂嫂和侄子，是他唯一活著的親戚。還有呢？他賣掉了家裡的房子，剛剛以荒謬的價錢出售了一套貴重的古銀器。由於經濟危機，很難找到買主，而他不想與以前是安全部特務的新暴發戶們做交易。他應該遵從我們另一位前同學、現在在不來梅當攝影師的斯特費的建議把它賣到德國，可他沒有時間去應付相關的複雜因素。沒有額外的收入來源，卻又窮困交加，他將無以為濟：退休金是種侮辱。
我問起利維尤·奧佈雷傑，我過去常稱他為「飽受折磨的金髮男子」，因為他是那樣敏感，有著不為人察覺的焦慮，他的頭髮淡得極不自然，幾乎近於白色，眉毛淡到看不見，白化病人的皮膚脆弱敏感到連空氣也會讓它不適。他蒼白的前額總是傷痕纍纍，而且他還因愚蠢的政治氛圍和他同樣愚蠢的工程師的工作而屢受創傷。他退縮到書本、音樂和藝術中，並娶了一位金髮碧眼、相當羞澀的學生為妻。他們居住在布加勒斯特，上周，我在達樂斯書店或利昂的音樂會上，或者當我經過圖書館時，也許曾遇到過他們。
「奧佈雷傑！」迪努有點兒惱怒地說，他從未喜歡過他。「那個女裡女氣的傢伙！他的父親，那個告密者，死了；他的叔叔也死了。你還記得他嗎，我們高中的校長？他的老母親獨自生活在蘇恰瓦這兒。他不是與她一起生活，而寧願在布加勒斯特從一個出租屋搬到另一個出租屋。他和妻子現在有兩條狗。他們連自己都照顧不了，如何能照顧兩條狗？」
他沒有問我任何問題，而我也不知道該向他說說自己的哪些情況。我應該提及那位他過去常說是她「引誘」我到布加勒斯特的少年時代的甜心嗎？從1970年代初起，她就一直生活在英國。我描述了她曾寄給我的照片，上面有她和她的丈夫和孩子；我還告訴他，她最近離婚了。這個話題似乎沒引起他的興趣，他只是說，他一直與那位倫敦人的妹妹保持著聯繫。我該向他打問一下政治局勢嗎？他的回答很迅速：「豬，他們全都是豬。」他說的不是當前的政府，而是他們的前任，由前共產黨人伊利埃斯庫[1]領導的聯合政體。他給我們又倒了些酒，我注意到金頭腦已經在椅子上打起盹兒來。我起身去浴室——決定性的時刻，廁所的狀況——浴室很小，古老的油漆正在與牆體剝離，水管像馬桶的鏈條一樣生了銹。剃鬚刀是舊的，毛巾皺巴巴的。這浴室說不上整潔或不整潔，就是顯得窮困，單身漢的孤獨。我回到房間。迪努正拿著一張照片。「你還記得1953班嗎？這是你，在中間。」
我認識所有的面孔，但只能記起幾個人的名字。拉扎日努和他的手風琴；拉小提琴的法提·赫澤爾；屠夫的兒子，在左傾和右傾的歲月裡，他被稱為「人民的敵人」，後來在以色列當起了獸醫。還有舒利，在加拉加斯變成了富人。還有迪努·莫戛本人，穿著白西裝和格子花紋的襯衫。在他後面，是孤僻而謙虛的米爾迪塔·馬諾羅維奇，他是絕對的獎金獲得者。我在第二排的中央找到了我自己，我的手搭在——我真不敢相信——法提·赫澤爾的肩上，一年前我曾將他逐出勞動青年聯合會。我站在那裡，穿著格子花紋的襯衫，袖子捲起，頭髮厚實，臉上露出少年人的蠢笑。在右邊，顯得有點兒模糊的是一面旗幟，旗幟上寫著冗長的標語：「偉大的斯大林教育我們……忠誠地服務於……人民的利益……一項神聖的事業。」
「讓我把照片帶到紐約去。」我說，「我想把它放大。我會把原件送還給你的。」
他表示同意，然後說：「我有你的全部書籍。我想是到了你簽名的好時機了。」
驚訝！他以前從未告訴過我他有我的書。可它們在那裡，八本，保存完好，是他從某個看不見的地方翻出來的。
他似乎不再像以前那麼冷漠淡然，他的嫌惡和辛酸一觸即發。這是所有那些社會主義年代日積月累下來的結果，還是意識到了新的開始是不可能的？
在舊書櫥中，書籍還按熟悉的序列排放著。酒瓶像一直以來那樣整齊地站立著；舊地毯也沒換。似乎那被稱為傳記的不可解的存在正在尋找一篇恰當的墓誌銘。這是一次普通的拜訪，正如我過去一樣，來這裡住幾天，探望我的父母與家園。像往常一樣，我們無言而別，彷彿我不是要回紐約，彷彿我們沒有意識到某種東西叫作死亡。
「你的朋友是個人物，」在我們走下黑暗的樓梯時，金頭腦說，「一具木乃伊，全身都經過傲慢自大的防腐處理。」
在離公園入口處不遠的地方，我們遇到了記者兼詩人，這一次還有另一位詩人相伴。我們朝著扎姆卡方向散了一小會兒步，那是個13世紀的城堡，它的遺址是該市首要的旅遊點。小山，森林，標誌著某種舊邊界的古城牆，現在成了無主之地，你在再次冒險進入城市之前，會從那裡退縮進你的自我。
傾斜的街道的兩邊都是整潔的小房子，我很早以前就記得它們。右邊8號是沒有標誌的猶太人社團總部。緊挨著它的是幢三層公寓樓，我的表親、教師雷米爾及其妻子和四個孩子過去就住在那裡面。現在他們全都在耶路撒冷。20號是座白色房屋，門廊中有廊柱，那是艾伯特及其家人過去的家。左邊，是莫戛家的那座典雅的小房子，迪努將它賣掉了，天知道未來這裡會住些什麼人。
我們現在處於斜坡的頂端，正好面對亞美尼亞鐘樓和墓園。我們左轉，肩並肩地走著，到了城堡和教堂的牆邊，記者在那裡為我們拍了照。
我們順著一條平行的街道重新向市中心走去，我現在記起來了，這條路線是我和朱麗葉常走的，那時的我們陶醉於甜言蜜語中，而在窗簾後面，是一雙雙窺視的充滿敵意的眼睛。我們在一座鄉村風格的房屋前停了下來，房屋有個寫著黃字的粉紅色標牌：LA MIHAI，BAR-CAFE（拉·米哈伊，酒吧—咖啡屋）。還有一個標誌是百事可樂的。我們繼續順坡而下。一隻白貓從一扇窗戶後面盯著我們，它的外表頗為可疑，有著愛傳流言蜚語的人的尖鼻頭。離街尾不遠處，在快到高中的地方，有座裝飾精美的大平房。最後，我們來到了嚴厲的奧地利公立中等學校，我曾是那裡的學生，它的前門是用厚實的木頭製成，帶有操場、體育館和籃球場。
回到市中心，我們途經書店、公園、旅行社。公共汽車站邊有輛公共汽車正在等候乘客。我應當回墓園，回到那個始終看護著我的人那裡。她將證明我是如何度過這一天的。是的，我尋找勞赤醫生，一個好人，做得好。我帶了一瓶威士忌給猶太社團秘書，他曾安排我探訪墓園，並將監督墳墓鐵柵欄的維修工作，這也做得好。接受當地報紙的採訪也是件好事：畢竟，這是我們的家鄉，你難道沒看見嗎，那個女建築師還沒有忘記你，還沒有忘記我們。人們沒有忘記，我們不必忍受對任何人的怨恨。昔日的那些溫和的、古老的話語……
在她充滿焦慮的生活中，今天是個平靜的日子嗎？我願意相信是這樣的，一個與世界和解的平靜的一天。她會貪婪地傾聽我關於迪努、農業銀行行長以及搬到倫敦的我的前女友的故事。她會想聽有關利昂在布加勒斯特的雅典娜神殿音樂廳大獲成功的事，聽有關我在從布加勒斯特開往克盧日的火車上所做的噩夢的事。她會重複所有那些寬恕和容忍的古老話語。然後，她會詢問現在移居耶路撒冷的丈夫的消息，以及在紐約與我共同生活的我親愛的妻子的消息。
但我無法重回墓園。它已隱退在黑夜之中，並且上了鎖，它的居民們已經退入自己應得的夜晚之中。在機場，我等待著起飛。我透過玻璃牆向外望去，望著遠處地平線上的田野、森林。揚聲器裡播放著羅馬尼亞民歌，與10年、20年、30年前播放的曲調完全相同。
兩小時後，我回到了布加勒斯特洲際飯店的17樓。今晚，巴拉達餐廳演奏的是民歌，而不是意大利和美國的流行歌曲。這次，我不是唯一的顧客，一個來自英國航線的飛行員與我共享了那金色和紅色的空間。
回到房間，我的眼睛一直盯著天花板，我試圖將我已經留在身後的那一天的過程重過一遍。暗夜中，床後的牆壁冷冰冰的。
[1]伊利埃斯庫（Ion Iliescu，1930—），先後三次當選羅馬尼亞總統（1990年、1992年、2000年），並於1997年當選羅馬尼亞社會民主主義黨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