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睡眼矇矓地起了床，因為一夜無眠而頭腦暈沉沉的。我跌跌撞撞地走進大廳，見到一位戴眼鏡、穿高檔外套的男人。我禮貌地伸出手去。陌生男子微笑著，看上去像我一樣窘迫。在他身後，我可以看到瑪爾塔·佩特魯（Marta Petreu）在微笑地看著我們。這時我才意識到，這人一定是瑪爾塔·佩特魯的丈夫揚·瓦提克（Ion Vartic）。1979年，在《艾赤諾克斯》的十週年紀念會上，我見過他，當時他是這本文學批評雜誌著名的三人編輯組的成員之一，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他。年輕的揚·瓦提克變了，我也變了。只有瑪爾塔·佩特魯看上去還是老樣子，依舊一臉永恆不變的學生氣。
我聽說，他們結束了布達佩斯的旅行回來，只是為了來看我。瑪爾塔·佩特魯帶來了一隻裝著三明治和咖啡的食品籃。我們走出旅館，在草坪上吃早餐，然後又回到大廳。發現我再次置身於老友中間的驚訝感即使是在喝完了驅散眩暈的咖啡之後仍未減輕。
今天我要在大學給語言與文學系及其嘉賓進行一次演講，於是我們前往校園，在那裡，我們受到了系主任及一群學者的歡迎。我們愉快地聊起了美國、美國教育和文學，以及巴德學院與克盧日大學之間計劃中的合作。我在觀眾中認出許多張面孔。一位電視台工作人員請求允許拍攝這些過程，我很快便同意了。我似乎覺得在克盧日沒有在這個國家的其他地方那麼脆弱，儘管我寧願與聚集起來的人群進行討論，而不願發表題為「世紀末的文學」的演講。在那種氣氛下，我所能做的就是掩藏起我的不自在。
在我們告別前，利維尤給了我一本由意大利法西斯學者克勞迪奧·穆蒂（Claudio Mutti）所做的關於伊利亞德的研究的最新譯作。又是伊利亞德？又是軍團？我與這一切有何干係？這些天來，我幾乎沒有做一件與我自己有關的事。我是個流亡者，遠遠地藏在世界的一個角落，這就是一切。
日程表上的下一日程是在索羅斯基金會現代化的辦公室裡的一次短會。當地分支機構的負責人是馬賈爾（Magyar），他表現出異教徒的勇氣，勇敢到敢於挑戰自己的社團。他身上有種令人耳目一新的專業氣質，使得我既深思又憂鬱。我自忖，羅馬尼亞總是有這樣孤獨的鬥士，但是，唉，就是太少了。
吃過午餐，我前往瓦提克家，我們要在那裡與校長及其夫人會合。瑪爾塔·佩特魯領我參觀了一下堆滿了書籍的公寓。我想起了自己在斯弗因圖爾·揚·努街的老房間中的齊牆長的書架，然後又想起了我在勝利大道以及後來在無主之地的書籍。大家傳遞著葡萄酒和復活節蛋糕。揚向我問起felix culpa（幸福的內疚）這句話，這是我那篇如今聲名狼藉的有關伊利亞德的散文的標題。我身在忠誠的摯友中間，所以不覺得這個問題是種威脅。但是，我還是禁不住覺得，我是某種可疑人物，一個麻風病患者，一個得了無人不曉的難以啟齒的疾病的人。我該怎麼辦……但我沒讓自己對這些既老又新的問題加以深究。
我決定打破長時間的沉默，撿起交談的話頭。噢，沒錯，felix culpa這句話取自聖奧古斯丁[1]的著名片段：「哦，幸福的內疚，這是如此偉大的救世主所應得的。」（O felix culpa,quae talem actantum meruit habere Redemp-torem.）culpa一詞並不缺少多義性，它的意思包括原罪、錯誤、疾病、罪惡、過失。然而，大多數宗教百科全書都將它解釋為內疚。繼此段學術上的迸發而來的沉默似乎比此前的沉默更漫長。
校長及其夫人來了，我們碰了杯，坐下來吃了一頓愉快的午餐，進行了輕鬆的交談。隨後，瑪爾塔·佩特魯極其忠誠地開車送我去機場，我將從那裡乘飛機飛往布加勒斯特。她是對的，這不是一次普通的啟程。我來此只是為了與後世進行一次小小的接觸。
飛往布加勒斯特的飛機人滿為患，狹窄而擁擠。我旁邊的女士很易攀談。我在登機時就已注意到她——修長苗條，不經意間會流露出率真的優雅。她顯然在擔心天氣狀況，不大喜歡飛行。她問我從哪裡來，往哪裡去，對我的回答沒有流露出大吃一驚的表情。她驚訝於我的羅馬尼亞語說得如此地道，沒有一點兒外國口音。她說，就連最近才離開祖國的羅馬尼亞人，回來時的語調都變了。我的鄰座是從茨姆皮亞·圖奇伊（Cimpia Turzii）來的工程師，她問我是幹什麼的。我也是個工程師，我告訴她。我畢業於布加勒斯特而非克盧日的建築學院。是的，我在設計部門和施工現場工作，同時也做研究。這一老職業傳達出一種常態的印象。我的父母有關工程學的看法其實是對的，這是份令人尊敬的職業，你不必為此而道歉。
在我的坦承的鼓舞下，女工程師問起我在美國當工程師的日子過得如何，但並沒有等我做出回答。她急匆匆地一路說下去，迫不及待地告訴我，她最近幾年中如何不得不換了工作。現在，她與同為工程師的丈夫共同經營著一家小型的私人木材加工公司，為棺材、箱子和較小的物品生產木材。不多，她補充道，但有利可圖。她正要去布加勒斯特參加一塊林地的拍賣，但事情進行得並不順利：黨的遺產依舊是種負擔，腐敗猖獗，重新有個國王是件好事；沒錯，她的家庭是保皇主義者，他們一直如此。她的父親，她告訴我，是個一流的飛行精英部隊的頂級飛行員，一位君主制主義者，他以同樣的精神來教育自己的女兒。當然，他受到過極權的迫害。
我問了些無足輕重的問題。女子承認，她和丈夫都曾是黨員。這是常有的事，沒有人相信那些口號，那全都是謊言。現在，事情並不完美。儘管有自由選舉權，但年輕人已不再在乎道德，他們所知道的只有充滿暴力和性的美國電影。我們很幸運地擁有一些來自山區的人——她在工作時遇到的人。他們是信仰和尊嚴的唯一捍衛者，他們是唯一維護自己信仰的人，他們是未來。她再次對我地道的羅馬尼亞語表示驚奇，問我探親的印象怎樣？我沉默了一會兒，發現很難找到合適的答案。我在布加勒斯特有位朋友，我最後說，他名叫喬治。一個春天的早晨，就像故事裡所描寫的，「最美麗的春天的早晨」，喬治，一個有著許多有趣綽號的人，終於決定寫完早就開始給自己的老朋友寫的信，這位朋友在多年前逃到了遠方，在那裡，他「身處陌生人中，艱苦度日，一無所獲」。
女工程師聽著這個故事，眼睛睜得大大的。我繼續說，我的朋友喬治，仍然留在過去的地方。因此，他的信極其珍貴。那個週日的早晨，「最美麗的春天的早晨」，似乎是寫完他很久前就開始動筆的信件的最佳時間。他不知道該對過著真正的流亡生活的朋友說些什麼。
我的聽眾變得更加入迷了。我繼續講下去，假裝沒有注意到她越來越多的困惑。於是，喬治不知道該對自己流亡中的朋友說什麼。他應當建議他回家，開始過去的生活，重新建立起過去的聯繫，包括他們過去的友誼嗎？他應該婉轉地告訴他，試驗失敗了，他應該考慮回家的事嗎？但假如他這麼做了，他將無法理解自己古老的祖國，假如他曾經理解的話。假如他回來，他將始終是個外國人，正如他一直以來在所有地方那樣。因此，既然已經失去了朋友、家庭、語言，他最好還是留在他待的地方，「在外國人中」，就如故事所指出的那樣。
接下來是一陣深深的沉默，女工程師顯然不知該說什麼好。她一定想知道，我為什麼要用這樣一種奇異的方式來回答她那再普通不過的問題。
「為什麼你不斷地重複『正如故事所指出的那樣』？」她坐立不安地問。
我讓自己再次陷入長久的沉默。
「我在某個地方讀到過這個故事，我想那是本兒童故事書。它叫《公正》，假如我沒記錯的話。」
現在，那女子正凝視著我，很顯然，我們的閒聊結束了。在剩下的飛行時間裡，她坐在座位上，甚至一動也不敢動，生怕我們會有所碰觸。當飛機著陸時，她連一聲再見也沒說就向出口衝去。
位於洲際飯店第17層的巴拉達餐廳用紅色和金色裝飾而成，紅皮椅子，帶有鄉村風格的紅桌墊。男侍者穿紅夾克，女侍者穿紅短裙。樂隊也以紅色為飾，每位成員都坐在一個帶有金色徽章的紅色小架子後面。時間是晚上9點，我是唯一的顧客。樂隊毫不氣餒地為我表演。一位也穿著紅衣的女歌手在用意大利語演唱，模仿著我們的拉丁表親的熱情風格。黑髮、留髭的侍者用英語歡迎我，給我送來巨大的紅色真皮折夾，裡面有用英語和羅馬尼亞語寫成的菜單和飲料列表。我用英語點單，不僅是為了得到更好的服務，而且想給這位沉默寡言、悶悶不樂的侍者以幻想：今晚至少有一位顧客是遊客。
樣樣東西都極其粗陋。沒有用餐者的侍者，樂隊，意大利歌唱家，唱搖滾樂和布魯斯的二流歌手，23張空無一人的餐桌，再加上哥特風格的背景。食物本身似乎是假的。利昂和肯如此喜愛的填餡甘藍，在我口中寡淡無味。我的味蕾沒有感覺到過去的滋味，填餡甘藍屬於後世，我應該向我的美國朋友們這樣解釋。我的味覺出毛病了？正如普魯斯特所指出的。僅在一年前，在聽說我將去布達佩斯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時，一位羅馬尼亞記者問我，為什麼我不進而從布達佩斯前往布加勒斯特，這只需要一個小時的飛行時間。我告訴他，對我來說，布達佩斯就像悉尼一樣遙遠，而布加勒斯特……不，不是我的味覺出了問題，而是後世的味覺出了問題。
樂隊停止了演奏，侍者僵在那裡，在夜晚的紅色拱頂下，猶如一具木乃伊。無人留意現在正用紅色餐巾紙擦眼鏡的安靜的顧客。更多的幻象……慢慢地走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的幽靈。「每位母親身上都有位父親，每位父親身上都有位母親。」飛象常用的雙關語。
終於，我變得孤獨而自由，趴在人行道的邊緣，抓著她的手，努力阻止她跌下去，再次跌入沒有歸途的深淵，跌入無底洞中。我的牙齒仍在磨動，努力想留住那種熟悉的觸感。她的手已牢牢地攝住了我的手，我尖叫起來，但在這空蕩蕩的紅色餐廳中，沒有人能夠聽到我的呼喊。爪子正緊緊地抓著我，刺穿了我的胸脯。疼痛就是我從自己在荒野的漫遊中所繼承來的全部財富。
[1]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354—430），羅馬帝國基督教思想家，著有《懺悔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