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於清晨7點準時到達克盧日車站。我到特蘭西瓦尼亞的首府的次數屈指可數。最後一次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我為參加優秀的文學批評雜誌《艾赤諾克斯》（Echinox）的年會而來，這次年會將年青一代的主要作家召集在了一起。我與克盧日的作家們的關係一直很好。我的書總是會在特蘭西瓦尼亞廣受歡迎，這裡從未參與過媒體所發動的反對「叛國者」和「世界主義者」的公共戰役。
我前往大學旅館。我應當刮鬍子、洗澡，特別是該喝點兒咖啡。但我已精疲力竭，連衣服都沒脫就倒在硬邦邦的床上，試圖放鬆身體和頭腦。我躺了半小時，全身麻木，無法入睡。隨後我離開旅館，步履蹣跚地走入附近的一家餐館，終於喝到了提神醒腦的咖啡。
這天陽光明媚，微風輕拂。安寧的景色與短程的步行讓我打起了精神。旅館房間設施簡陋，床鋪頗不舒服。更加不堪的是浴室——水龍頭是壞的，馬桶的水箱中傳來持續不斷的漏水聲。「這曾是我在羅馬尼亞的生活。」我可以聽到我的一個現在住在西方的羅馬尼亞朋友說。「成堆的糞便是種難以忘記的回憶。」他曾這樣告訴我。他出身於羅馬尼亞的一個書香門第。他說，在與一位用法語和德語引經據典，使你不得不點頭稱是的朋友進行過一場細緻敏感的交談後，你走進咖啡館污穢不堪的廁所，被成堆的穢物弄得頭暈目眩，被惡臭熏得幾近暈厥，被雲集的蒼蠅嚇得魂飛魄散，再沒有什麼會比這樣的時刻更具啟迪性的了。
在離開旅館前往大學校長辦公室之前，我把浴室設備的問題向旅館接待員反映了一下。她有點兒困窘地對我所說的話表示同意。似乎她並非不清楚那種狀況。在校長辦公室，我與大學領導班底成員見了面，向他們解釋了自由主義藝術與科學學院的概念。巴德學院正計劃發起籌措資金的活動，以期在克盧日建立一個這樣的學院，並在尋找大學的合作。與我談話的人向我保證說，他們很渴望加入這一項目。我沒有理由懷疑他們，因為好處全都在羅馬尼亞一邊。
我與校長一起外出吃午餐。在復活節的星期一，很難找到一家開門營業的餐館。從侍者的招呼來看，校長似乎是這裡的常客，但餐館能夠給我們提供的只有一道簡單的菜餚：烤牛排和煎土豆。談話進行得很吃力，不像我們一年前在紐約咖啡館中的交談，當時，從克盧日來訪的校長對羅馬尼亞的狀況，尤其是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問題進行了客觀而具有批評性的分析，使我頗感吃驚。他對美國十分瞭解，曾在一所美國大學拿到了博士學位。我沒有聽到如此眾多的羅馬尼亞文人以及他們的法國導師通常都會說的反美言論，這讓我覺得很放鬆。我問他是否同意這樣的看法：在羅馬尼亞民族主義者的極端言論與眾多羅馬尼亞學者的自我陶醉的言論之間，通常並沒有太大的區別。他表示同意，泰然自若地面對這一挑戰。我接受了他請我來克盧日的邀請，所以我來了，並帶來了一個對他的大學有文化促進作用的重大項目。我無法預測，後共產黨時代的官僚作風需要花多長時間擊敗我們。
我的朋友利維尤·佩特雷斯庫（Liviu Petrescu）現在是克盧日作家協會的領導。我們1990年的重逢確實是件令人愉悅的事。利維尤當時是紐約的羅馬尼亞文化中心的負責人，我們常定期見面，有時是在家中，有時則在市中心的其他地點。他曾建議讓我充當首個文學之夜的主講人，我拒絕了，他也就不再邀請我加入該中心。我從未邁入過那座中心大樓，因為它像過去一樣，為一位肯定與羅馬尼亞後共產黨時代的媒體有聯繫的政治官員所掌控，這時的媒體像其前任一樣，繼續將我描述為民族價值的敵人。利維尤一直以其微妙精細的方式努力在所有相關的政黨間架設橋樑。後來，他因為討厭那個試圖操縱他的羅馬尼亞外交官的傲慢無禮而辭了職，這讓我感到很可惜。他也覺得後悔的是——我不久後聽說——他沒有聽從我的勸告，對那種不快再多忍耐一陣子，因為他在紐約的活動已給中心規劃帶來了根本性的促進。
大學為我安排的活動日程表中沒有一項與利維尤有關——校長的敵意的表示？——我一直想知道，在第二天，在官方日程表的間隙，我們是否可以聚一下，哪怕是短暫的一聚。
我們在街上見了面，在達西亞（Dacia）出版社的門前。他有著英國式的優雅氣質，穿一身做工精良的西裝，襯衫和領帶與西裝搭配得十分完美。在場的還有亞歷克山德魯·維拉德（Alexandru Vlad），他是個長得像波希米亞人的作家，長頭髮，亂鬍鬚，我在布加勒斯特的那些年裡常與他定期見面，移居美國後，我也與他保持了通信關係。
利維尤安排我與克盧日作家協會成員正式見面，在那裡，我終於得到了一支公眾敵意的解毒劑。儘管利維尤在其歡迎辭中極盡褒揚，我還是開始感到，我在錯誤的偽裝下站在了這裡，就像個小丑旅行者一樣，被當作羅馬尼亞文學界的巨星而受到歡呼。這幅諷刺漫畫並沒有取代它的對立面。相反，它強化了它。花臉小丑奧古斯都對當地的陳詞濫調孤陋寡聞，嘟嘟囔囔的讚揚聲更像是尖利刺耳的謾罵聲。它就像是討厭的疥瘡：越撓越癢。沒有取勝的途徑，而且我覺得羞愧，因為鮮花像磚塊一樣令我不適。我覺得完全不適應這出不可能的回歸喜劇，所以我過去的同胞們也許不再把我當作他們中的一員的做法似乎是對的。對於他們而言，這正是這種場合所慶賀的——一位陌生人的來訪。我不再習慣他們的讚美，我很不禮貌地猝然打斷了那滔滔不絕的讚揚，因而無意間冒犯了一位朋友。
就連接下來的討論也沒有說出一句我所期待的話語。這就是像當地的退休人員的會議，被迫以某種笑嘻嘻的鬧劇的形式進行表演。唯一真正活躍的時刻是由一位身著運動裝、打扮漂亮、抽健牌香煙的女子的提問所引起的。「你認為米爾恰·伊利亞德的充滿軍團兵習氣的作品破壞了他的文學及學術著作嗎？」這個問題顯然是提給那位「反民族的激進分子」的，媒體一直這麼描述我。似乎沒有人在意，我也是異見著作的作者。共產主義運動似乎永遠不是社會主義喬爾馬尼亞的四百萬左右的黨員的主要關注點。難道克盧日的聽眾中有人相信，伊利亞德在西方享有的任何一種名聲都可以彌補他在昔日和當今的羅馬尼亞所遭受的全部痛苦？這就是他們想看到他被當作聖人放入神龕的原因嗎？這些問題一直未被提出，因為我做出了回答：我從未就伊利亞德的「文學及學術」著作發表過公開評論。無論是文學還是學術都不能用道德標準加以評判。我對伊利亞德的「褻瀆」不涉及他的小說或他的學術成就。提問者對我的回答置若罔聞，繼續要求「保護米爾恰·伊利亞德的世界名著」。在我離開前，我得到了一個安慰獎。「這其實是一次黨員會議。這裡唯一不是共產黨員的只有你和我。」在往外走時，一位傑出的學者對我耳語道。
「我永遠也不會原諒校長沒把我列入活動日程表中。」告別時，利維尤對我說。我帶著內疚離開了，因為我沒有較為親切地接受他的褒揚。（在訪問了克盧日後，我將永遠不能再與他交談。當時的一場他自己尚不知道的疾病將很快把他帶離人世。）
校長迷人的妻子主持了晚餐。食物和酒彌補了缺乏親密感的不足。坐在由一位大學教授的配偶開得歪歪斜斜的汽車裡，回旅館的道路變成了險象環生的冒險。藍色筆記本正耐心地等候著。我的思緒遊蕩至遠方，飄向了蘇恰瓦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