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影子正躡手躡腳地在房間裡四處走動，小心翼翼地不吵醒我，又不耐煩地想叫醒我，以便她能夠看到我，並帶著某種意義回到她那毫無意義的世界。不，我不會動，我不會醒來。她終於退去了，於是我起了床，留心不四處張望，渴望完全清醒過來，開始為離去做準備。
瑪爾塔從克盧日打來電話，祝我一路順風，並給我送來壞消息：儘管她盡了最大的努力，可她向索羅斯基金會提出為那些我終於同意讓她出版的書籍提供出版補貼的申請遭到了拒絕。「我不知道他們怎麼能夠拒絕這一申請。」她悲哀地說，「我使用了美國式的激勵手段：羅馬尼亞未來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戴桂冠者與他的祖國的和解！我甚至相信這些話，你知道。」我想起了蘇恰瓦的那位記者兼詩人，他吹噓地說，他得到了同一基金會的資金資助，使他的一本詩集能夠在英國出版。瑪爾塔的消息似乎是個親親熱熱的惡作劇，是我旅途的滑稽的終點。
我在飯店大廳不遠處的咖啡廳中找了個靠窗的座位坐下來，這是我在繁榮昌盛的祖國度過的最後一小時。我瀏覽著我草草記在藍色筆記本第一頁上以引領我的這次旅行的那些引用語——漢娜·阿倫特、伊曼努爾·列維納斯[1]、保羅·策蘭、雅克·德裡達，他們都對祖國的語言有話要說。在與自己談了太長時間後，我需要其他人的話語。我在同一時刻，既在看，又沒在看。然而，我能夠從過去中分辨出輪廓，我肯定我看到了他們——不可思議的幽靈——利維尤·奧佈雷傑，我的患有白化病的前同學，以及他的金髮碧眼的妻子。他們正走過巴提斯泰街的地毯商店，手上拽著兩隻毛茸茸的棕色大狗，它們正拖著利維尤一路向前。
利維尤現在有了許多灰白頭髮。他看上去老了些，又不像我們這些人那麼老，因為沒有時間或精力長大，所以他把青少年期擴展至了老年。他與50年前一個樣，還是我在過去50多年裡在書店和唱片商店裡邂逅的同一個幽靈。他是這個地方以及任何地方的永久的象徵。過上1000年，我可能還是會在這裡發現毫無變化的他。
自從我回來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在等待著這不可避免的相遇。在那個5月的下午，他終於出現在此，被他的兩條毛茸茸的大狗拖著。他們都在這兒，總共四個——父親，母親，兩個煩躁的大嬰孩。我從喝告別咖啡的水族箱的玻璃牆望出去，看著他們。我很想起身走出去，來到街道上，趕上利維尤，但時間轉瞬即逝，機會沒有了蹤影。
有關那兩條狗拉奇和馬奇，迪努是對的，我在困惑混亂中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它們真的存在。我親眼看見了它們，就在片刻之前，在巴提斯泰街上，在距布加勒斯特洲際飯店不遠處的馬格合魯林蔭大道的拐角處。那是我們40年前開始走的路線嗎，我們三個人——利維尤、迪努和我——在我們試圖借助於書籍、音樂和其他少年人的把戲來逃避的斯大林主義的矯飾歲月裡？不，在那時候，我們誰都不會猜出位於前方的是何種煉獄。
花臉小丑奧古斯都在他的整個後世之旅的過程中，一直都過於敏感、困窘和孤僻。但現在，他終於找了適合的觀眾。在一個靈光乍現的時刻，我打開藍色筆記本，開始給拉奇和馬奇寫信：「離開不曾解放我，回歸沒有使我恢復。我是自己的自傳中的侷促不安的居民。」拉奇和馬奇是天才的世界主義者，能夠適應任何地方，它們會明白流亡經驗一直以來是何等豐富，是何等緊張和有益。在如此有鑒賞力的觀眾面前，我沒有理由感到羞愧，於是我懷著興奮之情龍飛鳳舞地匆匆寫下所有湧入我腦際的沒有答案的問題：我的旅程是無足輕重的嗎？是否正是這種無足輕重使它變得正當合理？過去和未來是否僅僅是偉大空間的愉快瞬間？我們的傳記是位於我們自身之中，還是位於其他不存在之處？流浪的祖國是否也位於我們自身之中？我將自己從試圖成為某人某事的負擔中解放出來了嗎？我終於自由了嗎？那只被驅趕進荒野的替罪羊真的帶走了所有其他人的罪惡嗎？在我與世界對峙時，我是否曾站在它的一邊？
我終於找到了自己的觀眾。我在飯店咖啡廳和載我去機場的出租汽車中奮筆疾書，這時，所有那些遲滯的想法現在都找到了表達方式。不可能的回歸不是一種被輕鬆忽略的經歷，親愛的拉奇和馬奇。它的無足輕重正是我們更大的枝節問題的一部分，因此我對誰都不抱怨恨。我在歐特佩尼機場等候檢票時，寫下了一個故事的結尾，我肯定，我的信件接收者將會明白這個結尾：我不會像卡夫卡的蟑螂那樣，通過將腦袋埋在地裡的方式消失不見。我只是將繼續我的漫遊，一隻安詳地接受了自己命運的蝸牛。
我登上從虛無之地飛向虛無之地的飛機。只有墓園永恆。過程的永恆、替代的喜劇、最後一場的魔術——花臉小丑奧古斯都甚至用不著向他現在正從中回歸的回歸摹仿屈服，就可以體驗這些老套的啟示。現在我敢肯定：美國為轉變提供了最具可能的路線。至少，我現在證實了這一真相。我踩著我從那位波蘭詩人那裡學來的祈禱文的韻律登上飛機階梯，一步步，一字字：「在天堂裡人們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社會制度穩定而執政者講理。在天堂裡人們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當我進入那只天堂鳥的子宮時，我咕噥著那些外國人的疊句。空虛在增強，頭暈目眩也如此。起飛——一種不確定的懸浮，失去自我感的特權，滑行，虛無，被吸入虛無之中。我利用飛往大西洋彼岸之前在法蘭克福中途停留之機完成了我寫給拉奇和馬奇的信——我在布加勒斯特最後一個早晨的細節，乘客腦海中盤旋不已的思想漩渦，替罪羊，蟑螂，蝸牛殼，天堂的僑民的祈禱。我的藍色筆記本一直是我的好伴侶，在布加勒斯特的洲際飯店，在開往克盧日的火車上，在飛向法蘭克福的飛機上。在12天的旅行後，它上面滿是神經緊張、歪歪扭扭的字母、箭頭、加了密碼的問題。
沒有利昂興高采烈的存在，歸程大為不同。坐在我旁邊的年輕中國人似乎將自己的時間劃分成相等的兩部分：看飛機上放的電影和睡覺，與之相伴的是由鼾聲和面部歪扭所構成的間歇性痙攣。我事先買了《紐約時報》和《法蘭克福匯報》，我還有一本書。我偶爾在筆記本上胡亂寫上幾筆，但時間過得真慢。我真想盡快在一張床上著陸，懸浮在虛空中一睡十年。閃著磷光的天空上寫著一行字：抑鬱是體內化學平衡的失調，而非個性的缺陷。在我接近目的地時，這些字似乎是恰如其分的歡迎辭。當我繼續在天空中滑行時，我心懷感激地重複著這句話，它是我重新登場的密碼。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已安全回家。我們在布加勒斯特過得很開心。」這是利昂從載他回巴德學院的汽車裡打來電話時的聲音。接下來，戴一頂大白帽的索爾·S.游進了視野。他瘦骨嶙峋的大手中拿著一張地圖。他毛蓬蓬的白鬍子已經在他的嘴部上方長成了一把毛刷。「根提拉路。」他讀道，快樂地微笑著，為那些名稱所誘惑。根特樂街，康科德街，爾哈伊諾瑟若斯街……是的，我正在回家的路上，在天空的扶手椅上搖動著。
利昂的聲音仍在向上漂浮。我看見他長長的黑色汽車飛速駛向塔科尼克公園路。「我們在布加勒斯特過得很開心。很開心。」突然間，飛機開始轉向，人們被從睡夢中驚醒，我聽到抱怨聲。我的頭太暈了，太疲勞了，無法努力重建與大地的關係。飛機恢復了不為人察覺的滑行。利昂的聲音又回來了，帶著靜電噪音的辟啪聲。「我們在羅馬尼亞過得很開心。發生在你身上的最好的事是壞事。」這是利昂還是索爾在說話？我不再確定。也許那正是索爾，他瞭解那個東歐孩子的一切，他正躲在房間的角落裡，聽他父親與別人的談話，觀察他穿著旅行服裝的母親，以及他的有一頭美麗長髮的妹妹……他們大家不久後都將逃往美國。
「你在回家，別忘了這一點。家在這兒。這兒，不是那兒。這是你的幸運，逃過了你的壞運氣。」這次是利昂的聲音，我敢肯定，而我打算承認，不錯，我正在回家，在蝸牛殼中，準備談談蘇恰瓦的墓園，談談我正在為秋季學期準備的新課程：流亡與疏離，但他不再傾聽，他從來沒有長談的時間。我合上藍色筆記本，連同它裡面的飛象和半騎人半獨腿兔的故事。我將筆記本放在一邊，放在我座位的後部，以便我能夠感覺到它。飛機又一次顛簸起來，我頭暈目眩，搖擺不定。
空中小姐走了過來。「你想喝點東西嗎？」
我可以選擇葡萄酒、啤酒、軟飲料和威士忌。我要一杯礦泉水。是愛維牌（Evian）、皮利埃牌（Perrier）、阿波利納裡斯牌（Apollinaris）還是佩雷格裡諾牌（Pellegrino）？我選擇了佩雷格裡諾，朝聖者的飲料。
飛機著陸，我衝向出口。行李很快就下來了，亞裔出租車司機飛速駛離機場，不久我們就回到了位於上西區的曼哈頓。長途旅行後的眩暈和揮之不去的困惑，使我很難找到房子周圍的路。沒有一個地方像家的天堂。
那天晚上稍後時候，即9點以後，我內心的警報拉響了。我衝向旅行袋，拉開第一層拉鏈，然後是第二層，開始絕望地摸索著。我有種不祥的預感，但拒絕接受這一災難性的現實。筆記本！筆記本不見了！
突然間我想起了一切。花臉小丑奧古斯都陷入了間歇性的、神志昏迷的睡眠，然後喝下佩雷格裡諾牌礦泉水，然後衝向出口，渴望忘記一切，盡可能快地回家。藍色筆記本留在了飛機上，偎依在我空蕩蕩的座位上。
狂亂中，我打電話給機場，然後打電話給漢莎航空公司，得知那架飛機將在當晚飛回法蘭克福。我得到禮貌的保證：在夜間清掃飛機時，無論發現什麼，都會被收起來並加以歸類。第二天早晨10點左右，我應打電話回去，他們將知道那件寶物是否已被找到。在留在飛機上的成堆的報紙、手袋和其他種類繁多的物品中？德國人就是德國人，我對自己說，他們有條不紊，按部就班。筆記本會找到的。畢竟，我坐的是頭等艙，等級特權必定意味著些什麼。我有自信的理由。
我回美國的頭一夜過得並不愉快。疲乏，驚慌，憤怒，煩惱，虛弱，後悔，內疚，歇斯底里。那些紙不能丟，它們一定不能消失不見！可是，不知何故，我覺得它們不會讓自己被找到。
回美國的第一個早晨也好不了多少。10點，我的恐懼得到了證實。11點，它們再次得到證實。12點，一個惱怒的聲音解釋說，沒有找到失物的希望了，但如果發生奇跡，它將被送到我家。
家，送到我家的地址，當然是在紐約。是的，上西區，曼哈頓。
[1]伊曼努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主要著作有《從存在到存在者》《和胡塞爾、海德格爾一起發現存在》《整體與無限：論外在性》《上帝、死亡和時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