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區的狹窄街道大部分都殘破不堪了。我小心翼翼地走在斯費因塔·維尼日街上，向朝拉爾猶太教會堂（Choral Synagogue）走去，那裡是猶太人社團的總部。時間已是早晨近10點鐘，但街道上空無一人。在漫長的復活節之夜後，布加勒斯特人正享受著懶起的睡眠。猶太教堂的院子裡也空蕩蕩的，只有信仰基督教的守門人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
我要求見秘書布盧門菲爾德（Blumenfeld）先生。站在守門人旁的那個穿皮夾克的矮個子朝我轉過身來。「我可以開車帶你去那兒，我是這個社團的司機。」「你必須獲得許可。」守門人一面說，一面指著院子後面的建築，說出一個我聽不真切的名字。「你必須同那裡的紳士談談，在辦公室。」
艾薩克森或雅格布森或阿布拉姆森先生的眼睛一直盯著一份文件。我解釋了我是誰，我從哪裡來，為什麼在這兒。我需要布盧門菲爾德先生的地址或電話號碼。沉默。我又說，布盧門菲爾德先生認識我。那位官員連眼皮都沒抬一下。他依舊低著頭，咆哮道：「你想幹什麼？」
我是不會作答的，除非他從那些重要文件中脫出身來。
他終於抬起了頭。「你是誰，你想幹什麼？布盧門菲爾德先生骨折了，或者是出了其他什麼毛病。他臥床不起，在休病假。而我很忙。」
我摔門而出，拚命壓住一句罵人的話，但我真是怒火中燒。我走過門房，然後順著巴爾賽斯庫林蔭大道一直走下去，回我的飯店。我想起塞巴斯蒂安在他的《日記》的某處提到，在面臨困難時，人們會感到有必要與自己的共同信仰者在一起，同時也會感到接踵而至的失望情緒。
城市一片荒寂，偶爾才會有路人或流浪狗走過，第一隻狗，然後是第二隻、第三隻、第四隻。有人告訴我，街上遊蕩著成百上千隻飢腸轆轆的狗，對市民構成了威脅。此前我還未曾遇到過任何一群狗，但那時，我也不曾這樣頻頻外出。現在，在看到這個四重奏後，我可以想像遇到一大群咆哮不已的狗會是個什麼情景。
街道依舊空空蕩蕩，門戶緊閉，窗戶中、陽台上、露台上都沒有一絲生命的信號，沒有一樣東西在動。不過，再往前走幾步後，在畫店的門前，她在那裡——幽靈。狹窄的人行道上只有我們兩個。那位老婦非常熟悉這條街道，我曾經常陪她來此。是的，絲毫也用不著懷疑那是誰。我認出了那纖細、蒼白的雙腿，那雪白的短髮，那骨瘦如柴的佝僂的肩膀，那不成形狀的無袖連衣裙，那拿在一隻手中的購物袋，那拿在另一隻手中的針織套衫。她步履緩慢，我步履匆匆，可我們卻在並肩而行。到了飯店門前，我又成了孤獨一人，那些狹窄、曲折的街道也留在了我身後，留在了虛無中。
回到房間，我設法弄到了布盧門菲爾德先生的電話號碼，並且給他打了電話。那位康復中的人用一種年老虛弱的聲音在說話。是的，我隨時都可以來拜訪。我再次動身，前往阿姆則（Amzei）市場。途中，我在一家郵局——很高興它開著—駐足，為我的美國朋友們購買明信片。櫃檯旁的女人專注地打量著我。她是我認識的人嗎？我不認識她那張令人愉快的開朗面容。我挑選明信片時，她一直在衝我笑。我欣賞她那水汪汪的大眼睛、豐滿的嘴唇、完美的牙齒。從第一眼起，我便喜歡上了她平靜、愉快的舉止。她讓我想起那些類似的、已被忘懷的形象，一段可棲居的過去的家庭生活，那時，你根本用不著說多少話。
「你碰巧會說德語嗎？」她問。
「會。」我回答，她友好的聲音使我很愉快。
「噢，你是我的救星，真的。」
她遞給我一張用德文寫著使用說明的條子，那是給復活節彩蛋上色的粉末的使用方法。我一面翻譯，那位女士一面明白地點著頭，並把聽到的記下來，臉上一直帶著笑容。曾幾何時，那個曾經年輕的我是不會始終對那微笑中隱藏的許諾無動於衷的。
我走進阿姆則市場裡的店舖，在共產黨時代，你有可能在這裡找到極少量的肉類。現在，購物者多為從國外回來的羅馬尼亞人，像往常一樣，他們是來歡度復活節的。我為朋友金頭腦買了幾瓶昂貴的羅馬尼亞白酒，還買了兩瓶威士忌，一瓶給他，一瓶供我計劃中的蘇恰瓦之旅用。
布盧門菲爾德家所在的公寓樓矗立在一塊兒空地中央，這是週遭的拆遷工作所帶來的結果。這家的女主人前來開門，我認識她，這個纖細、美麗的女人在任何社團宴會上都是個炫目的存在，陪伴她的往往是她高大英俊、出類拔萃的丈夫。布盧門菲爾德先生看上去明顯衰老了，並且失去了昔日令人難忘的風采。他們要給我倒咖啡，我謝絕了，於是布盧門菲爾德太太用一隻水晶小茶托端來杯水。時間已在這老式但舒適的家中積下了一層薄薄的銹跡。
我將椅子拉至康復病人的扶手椅旁，告訴他我來訪的原因。幾個月前，我提出申請，要求開具一份說明我家於1841年被放逐到特蘭尼斯特裡亞的證明。證明是給我父親的，1989年，他以81歲的高齡移民以色列，現在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一家養老院，患上了老年癡呆症。布盧門菲爾德先生做著筆記，證實被驅逐者的檔案現在保存在社團檔案室中，因此，是的，可以開具一份證明，這樣父親就可以獲得他應得的賠償——當然不是從羅馬尼亞人那裡。他沒有問長篇大論的問題，他的虛弱使他喜怒無常。後共產黨時代的羅馬尼亞的境遇，如同他衰老的年齡一樣，都對歡樂無益。
像其他猶太共產黨官員一樣，擔任過共產黨政府的交通部副部長的布盧門菲爾德在退休後，成為猶太人社團的領導人（在戰後幾年裡，他曾中斷了與猶太人社團的聯繫）。他總是千方百計地避免傷害任何人，並且只要有可能，總是想幫助別人。由於習慣了權威感，他在擔任猶太人社團秘書的新職位時很是有用。然而，在共產黨專政末期，發現他並不像可能預期的那樣，屬於該體制的敵手之列。現在，到了老年，他發現要適應資本主義的喧囂是種令人羞辱的經歷。
我預期會在我的老朋友金頭腦瑙姆家用午餐。他的命運與布盧門菲爾德先生的命運沒有太大的不同，作為一位才華卓著的作家，他已找到了額外的工作機會。還有他的妻子費裡西婭（Felicia），這位女英雄在最近30年裡確保了他們夫婦的心智健全。我在布加勒斯特生活的最後10年間，通常會在他們寬敞的家中度過所有的節日——聖誕節、復活節以及猶太人的假日和褻瀆儀式，現在，這裡唯一的新鮮事物是他們跳來跳去的大黑狗。
我知道，午餐將是個冗長的過程，一道經過精心策劃的烹飪程序。最先上來的菜是Tarama Salata[1]和加入調料並剁成塊兒的羊排，目的是刺激食慾，與之相佐的是自製的李子酒和紅、白葡萄酒，用以增強味道。在共產黨專政時期，應邀到羅馬尼亞人家中做客的外國人都驚訝於烹飪食物的豐盛，這與普遍的貧困形成了如此鮮明的對比。當有國外的親戚或熟人來我家做客時，我總是避免解釋有關此類盛情表演所必須的精巧把戲。
我們碰了第一杯酒。金頭腦和費裡西婭按傳統的「基督復活」要求互相敬酒。我們談到紐約和巴德學院，談到美國指揮家的音樂會。我們對沙拉、羅宋湯、烤羊肉和豬肉、泡菜、白葡萄酒和紅葡萄酒都讚不絕口。談話從唐娜·奧爾巴轉向她的丈夫，他在共產黨政權倒台前不久便去世了，他在這個政權上浪費了那麼多的聰明才智。我們談到在同一時期重新在墓地找到了棲身之所的故友，談到那些重新在巴黎、紐約和特拉維夫安身立命的舊交。我們聊起仍然生活在此地的朋友和熟人，他們活躍於自由市場的後共產黨世界，就像他們在不久前活躍於共產黨當政的世界中一樣。
7點，我在我的東道主的陪伴下回到飯店，他想要遛狗。一路上，我們遇到幾個認識的人：一位女演員，一位男演員，一位教授。街道安詳靜謐，太陽徐徐西沉，這讓人覺得像是舊時的生活。我們談到羅馬尼亞極權的末日到來時的困惑和危險，當時謠言四起，變化無常，散佈謠言的人不僅有無所不在的安全部人員，還有準備從人民的怨恨中有所收穫的隱秘力量。
11點，我在火車北站（Garade Nord），這裡是主火車站，準備搭乘前往克盧日的夜間快車。我想搭乘的飛機因為乘客太少，加上復活節的慶祝活動，在最後一刻被取消了。臥鋪車廂中只有另外兩位乘客和兩名看上去像大學生的服務員。我很想念那位有趣的老列車長。當我還是個學生時，每年都要乘好幾次火車，進行布加勒斯特與蘇恰瓦之間的七小時夜間旅行。後來，在與朱麗葉交往的那幾年，我會往返於普羅耶什蒂與布加勒斯特之間。載我前往佩日普拉瓦的勞改營去探望我父親的也是火車，1986年，另一趟列車載著我進行了辭別父母和布克維納的告別之旅。
我現在正在過去的列車中旅行。與我搭乘同一輛列車的，是陪伴著我那一直就是和已經變成鬼魂的鬼魂。車廂似乎挺乾淨，但持續散發出消毒水的氣味，而當我鋪床時，發現床單上有令人懷疑的斑點。枕頭正置於火車車輪上方，絲毫也不能指望它會減緩在布加勒斯特的這周時間裡所積聚起來的疲憊感。我在床單上鋪了一條毯子，脫去外衣，渾身冰涼地鑽進床鋪。我拉上了窗簾，黑暗隨著移動的光箭投射進來。車輪在我的腦袋下叮噹作響，我試著摀住耳朵，不去傾聽這夜晚的喧囂。那匹鐵馬，噴著鼻息，發出怒吼，正奔跑著穿過黑暗。
[1]Trarma Salata，希臘風格的魚子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