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與朋友貝貝（Bebe）和西爾維婭（Silvia）共進午餐。他們居住的街道不再叫作伏契克[1]——以紀念著名的捷克共產黨記者和《絞刑架下的報告》的作者——而是叫作馬薩裡克[2]，一個較樂觀的名稱。由於疏於管理，建築物已經失去了某些其具有特殊意義的所在地的榮光。曾經舒適而雅致的公寓現在看上去破舊而簡陋。但我的朋友們並不顯老，儘管環境如此不堪，卻一如既往地泰然自若。貝貝負責編輯一份出色的文化雜誌，西爾維婭則幫著編輯手稿。交談進行得很順暢。我們談到後共產黨時代的轉變，談到民族主義，談到紐約和巴德學院，談到來訪的美國音樂家，談到伊利亞德和塞巴斯蒂安的《日記》。貝貝在戰爭期間曾是塞巴斯蒂安的學生，他說起了女演員樂尼·卡勒爾（Leny Caler）的戰後生活，她是塞巴斯蒂安以前的情婦，是《日記》第一部分的主要角色。那女演員本人保存著一本日記——貝貝擁有其手稿——事實證明，它的有趣程度還比不上她的風雨飄搖的生活帶給人們的期望。然而，她姐姐的生活確實感人。她像樂尼·卡勒爾本人一樣，是個生活在柏林的難民，與至少一個甚至更多國家的秘密警察形成了不可思議的關係，貝貝用一個癡迷的老收藏家的不可靠的敘述一口氣地報出了他們的姓名。那是場冗長的、東方式的談話，持續了五個多小時，幾乎像是來自以前的生活。
我隨後拜訪了唐娜·奧爾巴。當我通過電話將她叫起來，安排拜訪事宜時，電話中立即重新傳來十年前的那個聲音，但她現在談論的不再是書籍，一個她曾不厭其煩、熱情洋溢、滔滔不絕地談論的話題。
唐娜·奧爾巴在年輕時，就像我給她起的外號一樣，是個星星的精靈。美麗，敏感，聰慧，她用自己虛擬的存在主宰著各種文學研討會，對自己的同學構成威脅。他們從不敢用他們那——與她的優雅的談吐相比，似乎是——粗魯的、卑俗的語言與她說話。畢業後，她在一家出版社當編輯，但僅僅幹了幾個月，就因為她那世界風格的著裝和她的沉默寡言而遭到解雇。但解雇並非災難。這位中產階級的脆弱的後代同時獲得了一個新名字和一個新家庭—她結婚了。這個天神般的人兒被拋下了奧林匹斯山，降臨凡世，充當了共產黨新精英分子中的一位著名批評家和重要理論家的配偶。那位官員在選擇配偶時不必得到官場的許可，並平靜地接受了他的社會主義者的審美標準與自己妻子的審美標準間的對立。
那位跛足、近視、喜歡諷刺挖苦人的著名批評家曾經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在安東內斯庫元帥的獨裁統治下飽受折磨，被判處了死刑。他身上帶著殘疾人和反叛者的雙重傷痕。對於這個普魯斯特和托爾斯泰的崇拜者（他每年夏天都會重讀他們的作品）而言，階級鬥爭一定是簡單地意味著向一個腐敗的羅馬尼亞社會復仇，而正如他將會發現的那樣，這個社會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腐敗依舊，他本人則被變節者的偽裝速度所壓倒。
20世紀60年代的「解凍」對他的意義比失去他的官員職責更加重要，這位共產黨員陷入了精神錯亂之中。然而，這不是一種對於民主政治的恐懼——他認為民主政治是弱智兒童的遊戲——而是導致他的疾病惡化的復活的法西斯主義的噩夢。他真真切切地藏在自己的床下，對迫在眉睫的死刑充滿恐懼。在進入一家精神病醫院後，他能夠想到的只有法西斯主義和死刑。他似乎甚至喪失了閱讀和寫作能力。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學家本身就是位作家，還是這位患者的朋友，他最終找到了一種接近他的辦法：給他朗誦熟悉的文學名著中的著名選段。這個辦法很奏效，病人的記憶漸漸開始恢復，他記起了那些文字、句子和頁面，並重新獲得了閱讀和寫作的能力。
我見到他時，這位前好戰分子已經變得大腹便便，久坐不動。如今他與政治唯一的聯繫就是閒言碎語和諷刺挖苦。然而，他並未失去自己的文學熱情，正在寫些優秀的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他的革命兵工廠中所保留的是些瞄準了美國帝國主義、變成了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以及文學界的各類遊戲的鋒利長矛。他的疾病日益嚴重，但他堅韌地挺了下來。從一把椅子移到另一把椅子變成了一種身體技巧。當被問及他的健康狀況時，他一成不變地答曰：「我很快樂，先生。快樂是我還剩下的唯一東西。」那些時候對唐娜·奧爾巴來說也是艱難歲月。人們可以瞥見她的不合時宜的毛皮大衣出現在等著購買乾酪、檸檬或藥品的長長的隊列中。這個曾經連杯咖啡也不會給自己沖的女人現在勇敢地擔當起看護她患病的配偶的責任。過去，她高高在上，冷若冰霜，從不對在街上問候她的人還禮，而現在，她會與為了買一袋土豆在隊列中一站幾個小時的退休老人聊天。
在他們所居住的緊挨著茨斯米九公園的老公寓樓的沒有暖氣的房間裡，真正的生存考驗是冬天。就像「二戰」封鎖期間被包圍的列寧格勒人一樣，這對凍得動彈不得的夫婦以閱讀來抵禦寒冷。患病的批評家與自己的妻子在一場書卷氣的對話中結為了夥伴，她的樸素的美麗緩和了那位病人的痛苦，她的帶有審美性的超然態度是對他受挫的戰鬥性的一種映襯。
可是，到如今，這對夫婦的自傳已經成為歷史，我前去探望的這個女人像其他許多女人一樣，僅僅是位生活在不同住址的倖存者。我決定帶花過去，在花店中，賣花人用英語與我交談。一小束玫瑰的價錢與紐約的相同，這對布加勒斯特人來說是個令人咋舌的數目。我甚至不願費神提出抗議，說那些花不夠新鮮。
街道位於一塊烏雲的冰冷的腹部，過往的行人違反自然規律地活著。我唯一感覺到的是害怕觸摸他們並害怕被他們觸摸的恐懼。當我順著蜿蜒曲折的街道一路走去時，我突然感到一陣羞澀。唐娜·奧爾巴的新家就在附近。我走了好一會兒，不確定是否到達了自己的目的地。
電梯吱吱嘎嘎地開到頂樓。還未等門鈴的聲音停下來，門就豁地打開了。
「哦，你終於來了，親愛的。」
她的聲音一如既往，我從電話中就聽出了這一點。我本想擁抱她，但這種親密的姿態不合她的習慣，她似乎總是避免擁抱。我很正式地吻了吻她的手，就像以前一樣。她接過我像以往一樣尷尬地捧著的花束。
自從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時間已經過去了十年。與此同時，她的母親去世了，她的丈夫也去世了，而她本人曾企圖自殺。緊接著獨裁統治的噩夢的是後共產黨時代的噩夢。她再也負擔不起做頭髮的費用，也許她已不再關注此類細節。她已失去了她的女性魅力、她的神秘感、她的賣弄腦袋的做派。她的頭發現已發白，她穿著件家常毛衫。無論是剛剛進入中午的時刻，還是所謂她自己內心的境遇，都不允許她像過去一樣穿起較為時髦的裝束。出現在我眼前的是張蒼白的面容，我父親的姐姐老利厄·雷米爾的那種凹陷的閃族人的眼睛，在我小時候，總覺得那樣的臉屬於《聖經》裡的人物。我立即覺得自己變得更老了。她提醒我坐到扶手椅上。她沒有提出帶我參觀公寓。狹窄的走廊被一扇玻璃門隔開，我可以看到，在另一頭有張蓋著報紙的桌子和一把直背椅。後面的某處可能是臥室和一間小廚房。一切都散發著貧困和孤獨的氣息。我沒見過那些破舊的傢俱。斯弗因圖爾·帕維爾街的文學沙龍消失了，與之一起消失的還有紅色天鵝絨床罩和紅色絲綢禮服。
我還記得那個秋天的夜晚，我為兩周前打電話給我的女子的聲音所觸動，來到她的門前，按響了門鈴。她出現在門口，一如現在這樣，因此有那麼一剎那，我重溫了昔日的浪漫情景。那女子徑直從一幅早期肖像畫中走出來。她有張白瓷般的小巧臉龐，鑲著黑色的眼眸，前額上繫著一條白色頭巾。她身著一襲華麗的紅色晚禮服，蓮步慢移，優雅妖嬈。天鵝絨包裹下的腰肢纖細，臀部豐滿，頗具東方韻味。只有她的雙手展現出某種悲哀的、未加琢磨的成分。她的手指纖細如孩童，她的雙肘嬌弱得似經不起碰觸。她散發出動人心弦的風韻，在所有那些社會主義者的粗鄙言行中，這是種不合時宜的冒險。
「啊，你別瞧得太仔細。」她說，「還是跟我說說美國吧，不過不是我們在電影上看到的美國，那裡面全都是些魯鈍的槍戰。」
我沉默不語，不知從何說起。
「我聽說你是與一位音樂指揮或諸如此類的人一起來的，他還是個歷史學家，會說德語。那麼，在美國並非到處都是野蠻人、性和金錢。」
這種有關美國的帶有偏見的觀點似乎與外國人對羅馬尼亞的想像沒有什麼區別。我對指揮家大肆奉承了一番，以此作為回答。
「這麼說，一個歐洲人，那麼，我明白了。」
「是的，美國人暨歐洲人。」
我注視著擺在我面前的盤子裡的蛋糕。在唐娜·奧爾巴的文學聚會上，飲料和點心包括略帶甜味的飲料、利口酒、苦艾酒，以及一塊蛋糕，通常是鋪著厚厚的巧克力的蛋糕，味道醇厚而香甜。每一叉下去，都會溢出大塊的奶油和糖。後來，當基本的食品都變得匱乏時，這樣的美食折磨也變得不可能，熱度的缺乏最終導致那些奢侈晚會的終結。這一次，蛋糕不太甜，所以我得以免除昔日的折磨。我吃到嘴裡的是種像模像樣的蛋糕，是從市中心的一家值得信賴的糕餅店買來的。
因為無法向她問及她母親及丈夫在彌留之際的情況，或是討論昔日時光和貧窮狀況，我只能迷惑地凝視著放滿了書、報紙和筆記本的桌子，試圖辨認出我記憶中的那本佈滿灰塵的、破損的賬冊。我幾乎要開口問她。我看著表，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暗自希望出現你在假裝漠然時通常會出現的奇跡，即我會瞥見那本神秘的賬冊正躺在某個地方，成為所有那些災難的一個倖存者。
這是我在一次拜訪偉大的文學家、唐娜·奧爾巴的丈夫期間的偶然發現。我像平常一樣兩點到達。那位小說家黎明上床，起床較遲，所以會面安排在午餐時分。我按響門鈴，門開了，像往常一樣，來開門的是他的岳母，一位上了年紀的蘇聯女士。她極少說話，但我知道她喜歡我，因為她稱我為rusk ii pisate li,russkaia intelligentsia，即蘇聯作家，蘇聯知識分子。我因這個錯誤而受到奉承。她請我走進她稱為salyon，即起居室的地方。我坐在通常坐的椅子上，椅子放在蓋著紅色天鵝絨的桌邊，桌上擺放著裝在相框裡的唐娜·奧爾巴的肖像和一本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3]。我凝視著照片，一面留意著從隔壁房間傳來的聲音：慢吞吞的腳步，氣喘吁吁的呼吸。
終於，飛象出場了，跛著腿，靠著牆壁以支撐自己。為了從門口走到桌邊這段不長的距離，他得抓著固定在牆上的繩子，那是專為幫他活動而系的。到了目的地後，他會筋疲力盡地癱倒在椅子上。
「嗨，自由主義者，有來自亞特蘭蒂斯的消息嗎？」
然而，那位文學家和退休的共產黨人似乎對當地最近的流言蜚語比來自北大西洋地獄的消息更感興趣。於是我們聊著書籍、通姦事件和文學陰謀。大約25分鐘後，依照慣例，那位上了年紀的蘇聯岳母會送來蛋糕和一杯水，使salyon蓬蓽生輝。我像往常一樣，為我將要忍受的美食折磨而謝過她，但這位Matushka[4]並不馬上離去。
「保羅，保羅，這是卡費卡。」我聽到她咕噥著說。「我帶來了卡費卡。」她用她那獨特的口音重複道，重音放在第一個音節上。
「卡夫卡？」一旦在與藝術大師獨處，且讓那斯拉夫語的響亮聲音消失後，我立即問道。老太太把一本厚厚的大賬冊留在了桌子上，現在處在明顯的監控之下。它有著厚實、古老的黑色封面，前面貼著個有污跡的學校筆記本標籤。
「啊，登記簿，上面記錄了所有的地址和電話號碼。沒錯，卡夫卡，這是我給它起的名字。瞧瞧這兒，寫在標籤上，『卡夫卡』。像作家一樣，這本登記簿中充滿了神秘性。」他漫不經心地說道。
我不知道我是以何種代號被記錄在案的，但這與我已被獲准進入這個令人著迷的圈子的事實相比並不重要。那個salyon雖說在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但我始終能夠肯定的是，在某個不太遠的地方，卡夫卡正在密切關注著一切。
我一直盯著唐娜·奧爾巴桌子上的那個時鐘，它的節拍器的嘀嗒聲有節奏地標出了現在湧入我腦際的文字的時間屬性。
「我看著時鐘。鍾是我母親給我的，我無所不能的母親，永垂不朽的母親，她躺在地下已有一世、一天、一分鐘。」這些是唐娜·奧爾巴最近出版的著作中的文字。「我吃力地看著五斗櫃上的另外一隻時鐘，它是只結實的高品質的時鐘，那是我全知全能、永垂不朽的父親高高興興地買給自己的，那是在他死去的前幾天，不超過七天。」
我沒有忘記那些悲傷的文字。
在用紅木做成、隨著歲月的流逝而發烏長霉的床架上還有一隻表，是我年輕時戴的腕表，屬於我的另一半。它很早以前就不走了，現在永遠顯示著同一個時間。我沒去看它，但我知道它在那兒。我父親把它給了我，好讓我把它當成送給我的另一半的禮物——一隻從日內瓦進口來的精良的瑞士手錶。有人說用禮物構成的禮物會構成天堂，但我認為它也能構成地獄，因為現在我那全知全能、永垂不朽的父親正躺在自己的墳墓中。而我的另一半，我的脆弱、強壯、永垂不朽的靈魂伴侶，也躺在於地上挖出的深洞中，上面覆蓋著塵土，我自己也會長眠於那個洞中。
我傾聽著這些文字的回聲，它們金屬般的鈴音迴響在我的耳畔，我再次看見了那煙霧瀰漫的一天，那天很像今天，那是在25年前，也許是數個世紀前，電話將那個現在正從墳墓裡召喚我的女人的聲音帶給了我。
我回答了唐娜·奧爾巴有關美國的問題，但我的話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聲音，這不僅因為我也貌似傳統地回到了羅馬尼亞，還因為我知道，在1986年，當得知我離開的消息時，以及後來當她熱愛的丈夫開始對我大肆辱罵時，她是多麼震驚。她能夠道出她丈夫的憤怒嗎？
「我因失去而變得富足。」她說，「我該怎麼形容它呢？我是這一領域的專家。所以我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永遠別忘了我現在對你說的話：你沒有因為離開而失去什麼。恰恰相反。」
唐娜·奧爾巴似乎還在代表死者說話。這是對我的判決的減刑嗎？她指的不是失去語言，因為她比許多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文字的價值。她腦中想的是另一種損失，事實上，是收穫。她是在用這種方式傳達對她自己留在此地的評判嗎？我沒有力量向她解釋我同時學到的有關收穫和損失的知識。我所能聽到的只有那不斷重複的疊句：「你沒有失去什麼，一點兒都沒有，親愛的諾曼。恰恰相反。」為了逃避那惱人的節拍器，我問洗手間在哪兒。她給我指路，甚至陪我沿著狹窄的走道走了幾步。我打開燈，極小的燈泡將朦朧的光亮投射到那有點兒類似於貯藏室的地方——破舊的行李箱，掃帚，刷子，佈滿灰塵的椅子，舊衣服，污跡斑斑的臉盆，舊帽子，毛領子，式樣過時的鞋子。我瞥見一隻鳥標本棲息在有缺口的胸像和壞掉的雨傘邊，這讓我沉思了一秒鐘。
角落處有個小水池，緊挨著馬桶。我沒有看斑駁的鏡子，去關水龍頭，但白費力氣，銹色的細水流還是滴個不停。我最後看了看破裂的馬桶及其破損的蓋子，看了看枯灰的地板和灰色的牆面、破舊的窗框、水桶和拖把。我關上燈，一動不動地待了片刻，在永恆的正中間，在那堆讓人鼓不起勇氣再次登門拜訪的垃圾中間。
回到房間，我聽她說起一夜暴富的安全部特工、自殺身亡的退休人員、漂泊無依的兒童和無家可歸的小狗。她是否還說起意大利鞋子的事，假如你有錢，你就可以在街角的商店裡買它一雙？
又過了幾分鐘後，我走出她的家門，來到街上，但我仍能夠聽到她的聲音：「我是誰？我是誰？閉上眼睛，我仍能看到，但我被禁止觀看。我趕走那些神靈，我試著清空我的腦殼，它因鹹味的汗流而濕漉漉的。我想知道：現在我是誰？」那金屬般的、略微有些疲倦的聲音是熟悉的，那些文字來自永恆的虛空。「我認為我們彼此相知，我的自我和我。現在，我想知道，現在我還剩下些什麼？事實上，我是誰？」我的自我和我也彼此相知，但當我步行離開時，我不斷重複著那個很久以前就對它失去了興趣的問題。
步行至大學廣場和我住的飯店只需幾分鐘。正值黃昏時分，街上闃無人跡。我在大學這邊進入地下通道，從另一頭出來，這裡有街頭小販擺攤賣報紙和書籍。我走近那面用黑漆塗寫著MONARHIA SALVEAZ ROMNIA（君主政體拯救羅馬尼亞）的標語的牆。街道對面就是洲際飯店，在飯店1515號房間的一張桌子上擺放著旅行者的日誌，準備證實已經過去的這一天和這些小時確實是真的，並且是屬於我的。
地下通道將馬格合魯林蔭大道十字路口的四個角落與過去被稱為格合歐格合·格合歐九-德吉的林蔭大道貫通為一體。在我以前的生活中，路面電車通常會沿著林蔭大道行進，另有幾個通常供行人走的十字路口。這裡，就在此處，30年前，命運從街的一邊穿過另一邊，正朝著我走來。
我不引人注目地觀察著十字路口的大學一角，站在通向建築研究所的狹窄街道上，在那個特許之地，你可以看見別人，別人卻看不見你。時間停止了，就像現在一樣。我在等紅燈。她也在等，在另一邊。我是隱形的，彷彿我是在月亮上。她看不到我。她沒有看任何人。她此刻是那樣孤獨、輕盈、高貴。交通信號燈從紅色閃為綠色。又略停了一瞬後，她邁上街道。她身穿黑色毛皮外套，腳蹬高跟矮靿兒靴子。她的臉籠罩在一圈光環中，看不真切。那是茄拉，我未來的妻子。我注視著她優雅的步態、她苗條的身姿。她的臉如月光般清澈明淨。這位裝扮成大學生的日耳曼公主正徑直走入我關注的凝視之中。在那個寒冷的中午，我驚訝地看著她從街道的另一邊向大學時鐘和我走來，一個秘密的、孤獨的啟示。那之後不久，我們就結婚了。
現在，30年後，我站在同一個星形地點，站在那命運的十字路口，一個只屬於我的地方。
我決定去報亭。我再次走入地下通道，然後出現在飯店門前，腋下夾著一疊報紙。回到房間後，我開始看報上的大字標題。當然，今天是東正教復活節的前夜。《國民信息報》（Curierul Na ional）用醒目的紅色字體宣佈：基督復活了。《日間》（Ziua）宣稱：LUAILUMINA——接受光明，下面是半張報紙大小的救世主畫像，他身邊圍繞著聖徒與信徒。《羅馬尼亞自由報》（Romania Liberǎ）發出歡呼：SRBTORI FERICITE,CUHRISTOS INVIATDIN MORI——一個因基督復活而快樂的復活節，與之相伴的是基督畫像及來自羅馬尼亞宗教主泰奧克蒂斯主教（Father Teoctist）的祝福語。《日報》（Cotidianul）也刊登了基督畫像，還有國王米蓋利一世的照片，他正在羅馬尼亞慶祝這個復活節，報紙也對他致以問候。《真理報》（Adevǎrul）的報頭上有一行花邊文字：「在這個神聖的希望與愛的重生之夜，讓我們共同歡呼：基督復活了。」
我在《真理報》（Adevǎrul）上花了較長的時間，這是個在西方不易找到的報紙名稱。《世界報》（Le Monde）、《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晚郵報》（Corriere della Serra）、《泰晤士報》（The Times）、《時報》（Die Zeit）、《國家報》（El Pais）、《法蘭克福匯報》（Frandfurter Allgemeine）、《新蘇黎世報》（Neue Zurcher Zeitung）——這些報紙中沒有一個含有《真理報》的確切意義。在羅馬尼亞內戰期間，《真理報》是份頗受尊重的日報。內戰剛剛結束，無產階級專政即終止了它的出版。莫斯科的共產黨也有他們自己的Pravda，另一種《真理報》，為羅馬尼亞共產黨機關報《火花報》（Scin－teia）提供了靈感，它的名稱借自列寧的閃閃發光的Iskra（火花）。1989年後，《真理報》以「獨立報紙」的形式重新出版。
五年前，在《真理報》1992年3月7日版上，我被列為不齒於人類者。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前《火花報》的記者，他將共產黨革命的花言巧語換成了一種新行話，反覆使用，以迎合當前讀者的卑俗口味。他獻給米爾恰·伊利亞德的文章「一個徹頭徹尾的羅馬尼亞人的羅馬尼亞主義」將我說成是那些「只具備人的一部分、二分之一、四分之一」的人之一，這些人是祖國通向更美好未來道路上的絆腳石。半個人，四分之一個人？它並不一定是種侮辱。我的朋友，詩人穆古，就強調地稱自己為「半騎人半獨腿兔」。原來「希望和愛」不過如此，一如《真理報》在五年後，在這個神聖的1997年4月26日的復活節前夜所聲稱的那樣。
我瀏覽著報紙，尋找有關米哈伊·塞巴斯蒂安的《日記》的評論，這是那個羅馬尼亞春天的文學事件，其重要性堪與有關羅馬尼亞加入NATO的爭論相提並論。這本在作者死後半個世紀才出版的書聚焦於內戰時期最重要的羅馬尼亞知識分子的「犀牛化」（rhinocerization），其中包括伊利亞德、齊奧朗、納艾·伊奧奈斯庫以及其他許多人。「與米爾恰在他住處的關於政治話題的冗長討論不可能加以概括。他一會兒熱情洋溢，一會兒含糊其詞，充滿了驚歎號、感歎詞和省略號。我想從中選擇的只有他的——最終的忠誠的——聲明：他愛鐵衛軍，將自己的希望寄托於它，期盼它獲得勝利。」塞巴斯蒂安於1941年1月寫道。
鐵衛軍，極端民族主義運動，曾用羅馬尼亞「擦它的屁股」，齊奧朗下過這樣的斷言。確實，正如塞巴斯蒂安所寫的那樣，人們相信，1941年1月22日，某些軍團兵於布加勒斯特的屠宰場，在基督教讚美詩的伴奏下，實施了對猶太人的儀式性殺戮。
那晚深夜，我看著電視上的復活節教堂慶祝活動。我返身去找那沓報紙。人們對塞巴斯蒂安的《日記》的反應有所改變，他們從感動到困惑再到憤怒，無所不有。為什麼我要在意呢？畢竟，在我出生前的那些流氓年中，在外祖父阿夫拉姆位於布杜傑尼的書店裡，當熱情過頭的阿里爾向自己的聽眾誇大其詞地發表演講時，我並不在場，塞巴斯蒂安也不曾與特蘭尼斯特裡亞或佩日普拉瓦有過任何瓜葛。其實，他也曾想要離開猶太人區，迎接他的也曾不是鮮花，而是可以預見的更多的猶太人區的景象。他在四面楚歌之中，也曾始終是內部災難的俘虜。這些是我們之間不容輕易忽視的相似點，然而，正是這些相似之處決定了我們之間的根本差異。他生活在由舊規範構成的世界中，就在那些規範即將內爆之時。我生活在那些規範已經內爆之後。不，我不是塞巴斯蒂安，但假如我就他的《日記》寫些什麼，我是否會再次蒙受詛咒？我會不會再次被稱作「叛國者」、「治外法權者」、「白宮特務」？我可以從過去中讀到未來，或是從今天的報紙中讀到未來：「花臉小丑奧古斯都已經回來，以獲取更多的東西！花臉小丑奧古斯都將就流氓塞巴斯蒂安的《日記》著書立說，自己也將再一次地變成流氓！他侮辱過羅馬尼亞人民，阻止羅馬尼亞加入NATO！」云云。除去猶太人「對痛苦的壟斷」以及猶太人對羅馬尼亞的「監聽」，我將再次激起布加勒斯特的知識分子精英們的憤怒。
夜已漸深，我沒有力氣再去應付未來的看手勢猜字謎遊戲。報紙上的一則新聞給了我重重一擊：作家兼學者、虔誠的基督徒貝特魯·克熱提亞（Petru Cretia）之死。僅在他死前數日，《猶太人的現實》（Realitatea Evreiascǎ）雜誌才發表了他的一篇有關反猶主義的散文，在文中，他批判了知識分子精英中的新星們——「在公共場合，這些人表現得毫無道德方面的瑕疵，有著無可挑剔的民主行為，聰明地保持中庸節制，在某些例子中，還伴隨著自命不凡的莊重嚴肅，但在私下裡，有時還不那麼隱秘地，卻會口吐白沫地咒罵猶太人。」正如在塞巴斯蒂安的流氓歲月中一樣。克熱提亞的聲音突然充滿了房間：「關於由塞巴斯蒂安的《日記》所引發的狂怒，關於崇高的民族價值正在被這個公正的、常如天使般的目擊者懷著如此慈悲的痛楚如此平靜地進行的揭露所玷污的感覺，我看到了無可辯駁的證據。」貝特魯·克熱提亞的話語在迴響：「大屠殺後最可怖的是，哪怕最微小的反猶主義的持續存在。」
我這個旅行者現在可以聽著這些話語上床睡覺了，在這裡，在他曾經不願離去、後來又不想回來的祖國，在他被模糊性折磨得不成樣子的地方。一種姍姍來遲的治療：睡眠。在這個康復之夜中，你可以吸入你曾失去的一切，以及你也許會失去的一切：那些你甚至還不知道的東西。我想著流氓塞巴斯蒂安，想著流氓耶穌，他曾受到偽君子的嘲笑，又在成千上萬張面孔上復活，在成千上萬人的眼皮底下，在流氓世紀的火葬場中，被燒活。我再也無法與疲倦抗爭，我就像個老小孩兒，終於得到了一直想要的麻醉藥。
[1]伏契克（Julius Fucik，l903—1943），捷克作家、文藝評論家。1942年被捕，在獄中寫下著名的《絞刑架下的報告》。1943年9月8日被希特勒匪幫殺害。
[2]馬薩裡克（Thomas Masaryk，1850—1937），捷克和斯洛伐克獨立事業的開創者，捷克第一任總統。
[3]法語，即普魯斯特的長篇小說《追憶似水年華》。
[4]俄語裡對師母的稱呼，有母親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