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覺察到，即使是在週二與飯店職員的一次偶然的交談中，我的臉也因聽到羅馬尼亞語而變得亮了起來。他的觀察也許是正確的。因為那一瞬間，本國語言已成為我真正的家。這在以前就曾發生過。在蘇黎世，旅館的門房因為聽到我們在說羅馬尼亞語就曾滿臉堆笑地對茄拉說：「bunǎ dimineata」——早上好，繼而說起一些閒言碎語，而我也很樂意地加入了其中。
清醒是種玩笑。一旦某人那樣做了，他就別無選擇，只能走出家門，用文字掙錢活命。在流浪者的迷宮之中，日子一步步地接踵而至。然後，就有了不久前在紐約的那一天。在經歷了一個短如須臾的夜晚之後，我在沒有真正清醒過來的情況下醒了過來。我的美國朋友，一位慣常早起的人，給我打來電話。
那聲音，那嘲弄的語調都一如既往，但那些字眼本身，那聲調，那口音……這是個陌生的替代者，一位巴爾幹半島的doppelganger[1]。我睡眼惺忪地往浴室走去時，聽到客廳裡有聲音。誰這麼早入侵了我們的公寓？
茄拉外出工作時，沒有關上電視機。電視播放的是O.J.辛普森[2]的審判，播出地點在加利福尼亞，但突然間變成了另一種詞彙表，另一種發音。我抓起遙控器，換了一個頻道，然後又換了一個頻道，換遍了紐約電視的全部75個頻道。每個頻道上——絕對無誤——人人都在說羅馬尼亞語！我關掉電視，走向浴室。鏡子告訴我，我處於一種歡慶狀態，我臉上黏著一絲白癡般的笑容。那一快樂的假面與我在電話響起後的幾分鐘裡我認為自己所感覺到的東西大相逕庭。我將眼睛俯在白色的水池中，不想看見一張陌生人的面孔。我的雙手在顫抖，肥皂滑進水池，但儘管心懷焦慮，我的臉上仍然是一副大獲全勝的表情。
我掙扎著走出浴室，沒有向鏡子再看一眼，穿好衣服，走出家門，來到走廊上，然後小心翼翼地走向電梯。我要去拿報紙，正如我在多數早晨都會做的那樣。在任何時刻，門也許都會出於又一次的幻覺而開啟。在底層，佩德羅一如既往地坐在大理石桌子的後面，保持著一貫和藹可親的微笑。「早上好，先生。」他會像每天那樣，用他那西班牙口音的英語這樣問候我。而這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樣點頭，說的卻是：「Bunǎ dimineata，domnule！」我通常的回應是一句簡單的「早上好」，這次這樣說似乎不大合適。著了魔的白癡般的笑容繼續點亮我的面孔。佩德羅也在說羅馬尼亞語。不僅是佩德羅，就連O.J.辛普森、約翰尼·柯克倫和瑪莎·克拉克[3]，還有克林頓總統和魔術師約翰遜，以及我僅幾分鐘前在電視上看到的所有人，都在說羅馬尼亞語，另外，巴巴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戴安娜·羅絲（Diana Ross）和雷·查爾斯（Ray Charles），全都在用羅馬尼亞語演唱，假如你可以想像到那種情景的話。「Doamne Dumnezeule。」我發現自己咕噥道，確信上帝也說羅馬尼亞語，並且能夠聽懂我所說的話。報攤旁的那個年輕的亞洲人目瞪口呆地盯著我，不是因為他沒能理解我向上帝所說的奇怪語言，而是因為他實際上也明白了那個密碼。對此我十分肯定。我將零錢留在櫃檯上，彎腰拿起一份《紐約時報》。
我看了看大字標題。我在找什麼？一個願望，一個承諾，一條來自聖哲的信息？這樣的信息去年確實從一個有著浪漫名稱的小鎮傳來過，小鎮的名字叫作新羅謝爾（New Rochelle）。它以辛西婭的一張手寫卡片的形式到來，我再次想起了她的話語：「我祝願，一天早晨醒來，我們全都在說、讀、寫羅馬尼亞語，羅馬尼亞語被宣佈為美國國語！（既然世界正在做著它現在正在做的怪事，這事就沒有理由不會發生）。」文字，僅僅是文字，沒有力量預言它們的組合方式。我該懷疑括號裡的話嗎？我不是雅克·德裡達[4]和「文本多義」的崇拜者。辛西婭的話自然是誠摯、有趣、天真、善意的。我是否太快地忽略了辛西婭本人用大寫字母所寫的「不」字？我是否一直在提醒自己那句古老的中國咒語：切勿貪得無厭，以免願望成真？願望已經達成，而且確實，它給我帶來的不是福氣或痊癒，而是徹頭徹尾的迷茫困惑。我覺得自己彷彿成了兒童電視節目中的木偶，讓我害怕的是，這些木偶突然間說起了羅馬尼亞語。一個外國人會像個突然破門而入的逃犯那樣，贏得他的語言上的公民身份嗎？當祖國命令你出境，你會帶著語言跑開嗎？「存在之家」到底是什麼意思，海德格爾教授？它是語言，傷殘而疏離的語言，失眠症患者的語言，希臘語hypocrino嗎？語言是模仿、掩飾、謊言嗎？它是戲劇性的，拙於模仿的表演嗎？它是假面舞會和化裝舞會嗎？突然間，一切都成了假的、偽造的。克林頓總統在說羅馬尼亞語，雷·查爾斯在說羅馬尼亞語，魔術師約翰遜在說羅馬尼亞語——好一個謬論：羅馬尼亞語變成了全球性語言，沒有人聽不懂、不會說。流亡者變成了全球性的流亡者了嗎？現在是不是人人都是hypocrino的馬戲團中的表演者？
青蛙王子正在癡笑，但在用羅馬尼亞語與墨西哥人佩德羅、賣報紙的亞洲人甚至是菲利浦說話時，感覺很不自在。當辛西婭在玩文字遊戲時，她腦子裡的想法完全不同。像許許多多的作家以及非作家一樣，她忘記了隱藏在文字中的危險。
我那愚蠢至極的笑容，我那中風患者般的快樂發作——事事都已變得簡單、自然。我遲疑不決的毛病突然間治癒了嗎？在老年，我正試圖用這種遲疑不決，憑借一張完全不同的詞彙表，來詮釋我的童年時代。那場令人困惑的鬧劇沒有使諸事皆順，卻恰恰將它們扭曲成為拙劣的模仿。德裡達先生有理由樂了：語言不能假裝是非模糊性的，這正是他所聲稱的觀點，不是嗎？
太遲了，辛西婭，太遲了！1988年3月9日，我像個嬰兒般天真無邪地從月球直奔此地，在華盛頓機場著陸，假如奇跡發生在這時，那麼沒錯，我會快樂地用羅馬尼亞語與辛西婭和菲利浦交談，與羅傑和肯交談，與利昂、索爾·B.、索爾·S.以及許許多多其他人交談。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我甚至會高高興興地用羅馬尼亞語與丹·奎爾或喬治·布什交談。可現在，所有事情都攪和到了一起。我不再是個通過手勢和咿呀聲牙牙學語的嬰孩。與此同時，我將自己放逐其中的新語言自行滲入了老年的縫隙。我已變成了hypocrino，一個雜種。我身上沒有保留絲毫的純淨或完整。
我現在明白了不久前我與路易斯（Louis）的一次交談。我們談及我們個人歷史奇異的相似之處和不同之點，不僅是我們飽受創傷的童年，還有此後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有他做對比，我可以為自己想像出一種美國人的命運——在一所著名的大學做研究，擔任律師或作家——假如我的父母像他的父母一樣，在戰後就立即移民至美國，假如他們有辦法支付自己兒子的學費。相反地，我可以看到路易斯——我猜，這個名字在波蘭就像諾曼在羅馬尼亞那樣普遍——一直留在自己的祖國，經歷著一種，誰知道呢，與我沒有太大區別的生活，穿梭於波蘭社會主義的蜿蜒河流之上。
名律師與名作家似乎成了漂亮怡人的「東邊」餐館的常客，從侍者的慇勤程度判斷，這裡沒多少用餐者。
「沒錯，你可能是對的，」他說，「我們像極了，甚至都不會意識到這一點。唯一的不同是，你至少還擁有一種語言。」
餐館的寧靜立即被粉碎，彷彿有人將一摞盤子掉在了地上。不，那嘩啦啦的聲音只存在於我的腦海之中。路易斯的評說沒有讓我從椅子上跳起來，但我凝然了。他在說什麼？我剛剛失去了一種語言，沒有其他的損失可以與之相比。他所說的是，他，一個美國作家，在他的國家和語言中完全是自由自在的。
彷彿是讀懂了我的心思，他繼續說道：「我舒舒服服地生活在我的美國語言環境中。它是我掌握得臻於完善的語言，假如我可以這樣說的話。不同之處在於，你有你自己的語言。這是相當顯而易見的，相信我，即使是在那些你抱怨不已的翻譯作品中。我的語言，雖說完美無缺，也許僅僅是一種工具。無疑，我可以用它來做任何我想做的事。但你是一個擁有自己語言的人，你擁有一種一致性，一種完整性，即使是在流亡時，特別是在流亡時。」
一致性？完整性？在我那異國情調的語言中，在羅馬尼亞語中？它們在翻譯時韻味盡失。我在用一種易於翻譯的語言寫作，所使用的詞彙表毫不費力地就能跨越國境嗎？在那個漂亮餐館的寂靜之中，我再次遭到一連串問題的襲擊，正如我那天出門到阿姆斯特丹大街去買《紐約時報》時一樣。一次打擊，我呆住了：文字重新發現了它們的俘虜，並重新獲得了它們的意義。
我站在那裡，在那個不可能的時刻猝然呆住了。一個世紀過去了。我的手繼續伸向《紐約時報》。我彎腰去取報紙。是的，一份羅馬尼亞語報紙！但現在我回到了布加勒斯特。在一個與紐約的阿姆斯特丹大街同樣不可思議的早晨。我正站在布加勒斯特的一個報刊亭邊，看著「米哈伊·塞巴斯蒂安的身後日記」的大字標題。
無論德裡達先生怎麼闡述語言的模糊性，清晰的文字都會有一種清晰的、毫不含糊的意義，其中沒有模糊性。是的，路易斯是對的。沒有人能夠拿走我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沒有人，沒有物，甚至於那個突然間變成了現實的幻夢也不行。
[1]Doppelganger，德語，德國民間傳說中活人的幽靈，又指相貌酷似者。
[2]O.J.辛普森（Orenthal James Simpson），美國橄欖球超級明星，1994年因涉嫌殺妻，震驚全美，其案件是20世紀美國社會最具爭議的世紀大案之一。後被判無罪開釋。
[3]約翰尼·柯克倫（Johnnie Cochran，1937—2005），著名黑人律師，辛普森案中的辯方律師。瑪莎·克拉克（Marsha Clark），辛普森案的檢察官。
[4]雅克·德裡達（J.Jacques Derrida，1930—2004），法國哲學家、結構主義哲學的代表，代表作有《文字語言學》《聲音與現象》《寫作與差異》《哲學的邊緣》《馬克思的幽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