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將參觀宮廷大院：白小丑的白宮，喬爾馬尼亞的凡爾賽宮。我們穿過一條長街，街道兩邊為公寓建築，每座建築的門臉都略有不同，是為黨內的資產階級設計的住宅。白宮佇立在俯臨都市風景的山頂上，是一座混合了東西風格的折中派建築，與某種戰前的別墅異曲同工，只是奇異地被「現代化」了，帶有明顯的朝鮮烙印。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座拜占庭式共產黨獨裁者的紀念碑，我想起了在我們的總統及其摯愛的夫人對距我在布加勒斯特最後的住處不遠的建築工地進行了「工作」訪問後，那相鄰的古老街區的氣勢恢宏的毀滅。我得摀住耳朵，不去聽那由載著這對皇帝夫婦的黑色豪華轎車組成的隊列所發出的警報聲。夜間，起重機在夜晚天空的映襯下兀然挺立，被電焊的火焰所照亮。到了白天，人行道在混凝土攪拌機的轟鳴聲中顫抖不已。我仍能聽到警笛的呼嘯和建築工人們機械的號子聲。
這座宮殿激起了利昂的興趣，對他而言，這是此次旅途中很早就已提出的亮點之一。「20年後，」他說，「當政治因素被遺忘時，這座建築將成為建築系的研究對象。如今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再出現這樣的工程。只有暴君才負擔得起這樣大規模的摧毀和修建。」
我不是處於頭腦的和解結構中，所以沒有利昂的那種激情，儘管我意識到了美國人對於這個前現代世界的迷戀。美國將這個世界落在了身後，並將雙方的距離越拉越大。儘管它自身面臨著重重困境與磨難，可美國始終準備對這個古老世界施以援手，彷彿是希望它能夠以這種方式為自己的特權罪行加以賠付似的。
我們在附近吃午餐，在歷史悠久的曼努克酒吧。今天是耶穌受難日，是半齋日，侍者能端上來的只有沙拉和啤酒。
利昂將乘機飛往蘇格蘭，在那裡，他與蘇格蘭皇家交響樂團將就一場錄音進行會談。在前往機場時，他告訴我，他真的很享受這次異國情調的冒險。他已經為自己在巴德學院的辦公室買了張東方小地毯，並很享受用英語與以前是外交官的地毯商討價還價的過程。至於我，我受益於他的陪伴以及他所帶來的美國效率，這阻止了我長時間地與我那些幽靈們進行交流。我們懷著不同的目的來到羅馬尼亞，但對位法證明了我們的共同利益。
再過兩條街就是我過去住過的勝利大道2號。幾分鐘後，我就可以站在15號公寓的門前，在另一個時代的標誌下，為20年前的共產主義的午睡做出貢獻。那古老的旋律會回來，我會變回那個我不可能再是的人嗎？除非時間廢止了曾經同時發生的一切。
離我過去的公寓不遠處是安提姆街，是索爾·S.的老住處。在我這次旅行的前幾個月中，他總是說他願意伴我同行。他認為自己太過脆弱，無法獨自實現無限延期的回歸願望，但如果我們一起去，也許有助於減輕我倆都曾經受的傷痛，雖說方式極為不同。
從我們第一次見面算起，已經過去了七個美國年。我作為羅馬尼亞同胞被介紹給他，以期引起他的同情，不料效果卻適得其反。這並不會讓我感到吃驚，但也沒有讓我退卻。他讓我想起偉大的羅馬尼亞詩人阿爾蓋齊[1]，不僅因為他的沉默寡言、他的鬍子和漸禿的頭頂，而且因為他在迎接陌生人及熟人時同樣尖刻的語言。他就像只警惕的貓，外表漫不經心，但必要時一觸即發。他是那種可被稱作性情乖戾的老人，肯定曾經是個性情乖戾的年輕人。
我們的親密關係在某一天變得明朗起來，當時，他打電話給我，問我近況如何，我對這個我認為是常規性的問題給出了常規性的回答。「不，你不可能一切都好，你怎麼說都行，就是不能說好。我瞭解這一點。我們背負著詛咒，它來自我們所來之處。我們將它存於內心，這可不會輕易治癒。也許永遠也無法治癒。」
儘管在美國快樂地生活了近半個世紀，在那裡找到了自己的終身職業，並且名聲鵲起，但索爾一直未能治癒他的羅馬尼亞傷口。「你讀過20世紀40年代出的一本有關羅馬尼亞的書籍嗎？我記得它叫《雅典娜宮》。作者是位女伯爵，一位美國女伯爵，如果此類事情可能發生的話。據女伯爵的報道，一位當地貴族對她說，我們在這裡是反猶主義者，女士，但我們不能放棄我們的猶太人，這不僅是出於經濟考慮，而且因為羅馬尼亞人不信任其他羅馬尼亞人。他們只能將自己骯髒的秘密說給猶太人聽。」
他等我做出評論，但我只報以微笑。
「可假如他們是反猶主義者，」索爾繼續說道，「他們怎麼可能信任猶太人？假如他們信任猶太人，認為猶太人是智慧而優秀的民族，那他們為什麼要反對猶太人？」
我的回答還是一絲持續的微笑。
「地方的魅力！你瞧，這就是我們祖國的魔力！」
他將自己流亡前的過去視為某種不治之症，一種逐漸滲入他的所有毛孔的淤泥，它不僅傳染給了奸商，而且傳染給了受害者，這些受害者訓練有素，足以適應周圍的憎恨與陰謀，其方式是不停地討價還價，而這種討價還價已扭曲了他們的性格。他會滿腔怨恨地、惡毒地說起那怪異的郊區的變形，它靠微不足道的家庭歡樂與一種永遠處於醞釀中的偽善為生。此時此地，站在1997年的這條布加勒斯特的街道上，我想我可以理解他那辛辣尖酸的諷刺：一種同情與殘忍的混合體。
他獨特的繪畫作品是他的世界觀的濃縮，我也有同樣的世界觀。在最近幾年中，祖國已經成了他的癡迷之地，它不只是他所謂的「黑色國度」或「流亡之地」，而且也是「一去不返的童年樂土」。這位藝術家不斷繪製著他記憶中的風景，這風景具有魔幻的格調和滑稽之處，具有令人心迷神醉的芬芳。懷著年輕人的瘋狂想像，即使是到了已年過八旬的現在，他仍然會沉浸在對所有那些過去氣味的記憶中——鞋店和香料店的味道，附近火車站的灰塵味和汗味，醃菜、餡餅和辣味香腸的味道，理髮師身上的香味。
「因為將自己放置在移民者這一令人不快的位置上，我們像是重新變成了孩童。」他寫道。兒童時代也是放逐，但它是不可思議的，充滿了幻想和魔法。如今放在他桌子上的他的著名地圖誕生於曼哈頓，它們無一不將帕拉斯街和布加勒斯特周圍街道的魔圈包含在內。「我是為數不多的幾個繼續將我們在童年時代常常繪製的草圖加以完善的人之一。」他推心置腹地說。
此時此地，我可以在電話裡聽到他的聲音，可以看見他正向碰巧在他周圍的任何一個人詢問曾經常常問我的問題：「cacialma，你怎麼看？它是個土耳其語詞彙，就像mahala，就像sarma、narglie、ciulama。不？那麼cicǎ和……cicǎlealǎ呢？它們全都是土耳其語。工作是德語，花朵是法語，但rastel來自意大利語的rastello。rǎu來自拉丁語。zid是斯拉夫語，zimbet也是。dijmǎ似乎是斯拉夫語，就像diac和diacon。這個diac是什麼？一位教會抄寫員或教堂歌者？」他發掘奇怪的字眼，它們的異國發音會突然再現那塑造和扭曲我們、並將我們拋入世界之中的時間和地點。「我們成不了美國人。」這位美國的長期居民令人安慰地宣稱，儘管他被視為新世界的國寶。他有一切理由陪我前往羅馬尼亞，也有一切理由避免回來。
現在，在利昂離開後，我們本可以繞著曾經是他兒童時代的帕拉斯天堂的地方漫步遊蕩。然而，最終，他決定回米蘭，他年輕時代的城市，一個他更遙遠的過去的「較安全的」替代品，一個較少驚奇的地方。作為告別禮物，他送給我一本有關布加勒斯特的書籍中的一頁的複製品，上面有幅地圖，在地圖上，他強調了他那被施了魔法的領土。「親愛的諾曼，」他寫道，「這裡是我的魔圈：帕拉斯街，離安提姆街不遠，還有與拉和維大道相交的居斯提特伊艾伊街。這一切都不復存在了嗎？假如你有時間，去看一看。」
利昂走後，我有大量的時間。魔圈所在地離我所在的地方不遠。它早已被那位獨裁者的推土機一掃而光，現在，在紐約，僅僅生存於這位住在曼哈頓上東區的老藝術家的記憶裡。我可以聽到他在誦讀那些古老名稱時的優美聲音：「帕拉斯街，安提姆，日諾瑟如魯伊，拉比林特，根提拉路。康科迪埃，以及右邊緊挨著它的迪斯科德伊艾伊！這裡我們有特若費羅爾、歐利姆普魯伊、艾曼茨帕塔。聽聽這個，艾曼茨帕塔！它不是精彩絕倫的嗎？還有日諾瑟如魯伊，比林特，根提拉路，根特樂街。還有Cutitul de Argint，Putul cuapǎ和Cuǎitu de Argint——水井和銀刀！」
魔圈已消失，但我可以按照索爾的囑托，在飯店附近的書店為他的收藏買些老明信片。還有蘇恰瓦和法爾提西尼的老風景明信片，在這裡是可以帶回紐約的珍寶。
索爾第一次拜訪我們時，沒有像他後來那樣，常規性地帶一瓶葡萄酒，或者甚至更為常規性地帶幾瓶葡萄酒，而是帶了一張布澤烏的舊彩色明信片，那是他的祖父母和父母以及他在兒童時代初期所生活的家園。他將它遞給我們，仔細地觀察我和茄拉是否配得上這樣一份禮物。它是這位流亡者的訪貼，他聽不得別人提起羅馬尼亞這個名稱，卻即使是離開祖國半個世紀之久後，都無法讓自己脫離過去。「我無法與那種語言言歸於好。」他說。
我現在站在洲際飯店的門前，全身沐浴在春天的陽光下。我的保護神已經回來了。我認出了那側影、那步態，以及她臂上的購物袋。我又在跟蹤她嗎，就像不久前在紐約順著阿姆斯特丹街跟蹤她一樣？她在微笑，她的眼睛充滿歡樂以及那種我渴望已久的充滿智慧的溫文爾雅。現實將我們變成了敵人，將我們分開了那麼多次，但隨後又讓我們重新團聚。她的微笑在一瞬間追隨我進了1515房間。我迅速回到街上，位於白晝喧囂的中心，為的是像我應得的那樣，煢煢孑立，完全獨處。
晚上，我在「巴黎咖啡館」用餐，這是家新開的餐館，價格昂貴，離我住的飯店不遠。參加聚會的還有美國大使館的顧問及事務主管，以及他們的夫人。氣氛十分熱烈。我承認，我在布加勒斯特度過的這週一直很安寧，忙碌但安寧。在為利昂和我舉辦的正式午宴上，我們說定，一旦有任何可疑之處，我都要加以報告。沒有什麼可報告的。
其實，迄今為止，我還沒有遇到任何有助於我對在東歐大屠殺的柴堆上飽受折磨的殉教者形象展開比我在紐約已經做過的更好的想像。這裡沒有一樣東西能夠幫助我更好地瞭解，那明信片裡含著的是憎恨還是同情的信息。餐館中的談話集中在後共產黨時代的東歐上。外交官們對當今的羅馬尼亞做出小心謹慎的評估，向我詢問米爾恰·伊利亞德，詢問1991年在芝加哥對古利阿努教授的暗殺行動。「不久，即使是在這裡，在東歐，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的胡言亂語也將變得無足輕重。」那位年輕的事務主管說。「此地的知識分子將變得像他們在西方一樣漠然。有關民族主義的爭論也將遭到忽視。所有的知識分子的爭論都是如此告終，不是嗎？」我打消了詢問他在東歐以及蘇聯的外交使命的念頭。我安詳地接受了這位歡快的年輕人的樂天派的實用主義、餐桌上的友好氣氛，以及它所預示的相當有限的安慰。
一群人堅持送我回旅館。他們四人全都陪我進了大廳，我們又在大廳裡聊了10分鐘。他們在遵守冷戰的過時規則嗎？這是否是場事先就定好的小戲，就像在過去一樣，以便向接待員及其上司表明，我有夥伴，並處於美國官員的保護之下？
一走進房間，我便打開了藍色筆記本。我手執鋼筆，但一道陰影似乎包圍了房間，佔領了它。我閉起眼睛，合上筆記本，與縈繞在我周圍的陰影締結了一份合約。
[1]阿爾蓋齊（Tudor Arghezi，1880—1967），原名Ion N.Theodorescu，20世紀羅馬尼亞著名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