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關了，時間已過午夜。我沒有拉上窗簾，黑暗並不徹底。從街上滲進一團隱隱約約的亮霧。我被一個變幻無常的光輪所環繞，那是丘賽普·貝澤提（Giuseppe Bezzetti）先生的臉。
「我知道幾件有關你的事。我聽說了一些。」他說。
我知道接下來會是什麼——一段長時間的暫停。我也知道接踵而至的將是什麼。
「你以前到過美國嗎？你瞭解美國嗎？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無法獲取到更好的有關孤獨的教訓。」
我們於1989年1月相遇，當時，將我帶至華盛頓特區的為期10個月的富布賴特補助金剛剛終止。我還沒有使自己與過去完全脫離開來，還沒有探究那些人們藉以佔有未來財富的詭計。
位於華盛頓郊區的白金漢區樸素而安靜。我已習慣了那兩間光線明亮的房間，房間裡有塊擱在木框架上的厚木板，用以充當書桌。我們不久後就得離開。茄拉在紐約的一家藝術品修復公司找到份工作，並已搬入市中心的一家旅館，旅館位於第四十八街和第八街的交匯處。那家旅館很便宜，不像我正在此接受貝澤提的鬼魂的來訪的布加勒斯特洲際飯店這樣奢華。紐約的房間很小，從門到床只有兩步的距離。髒兮兮的窗戶俯臨一條嚴重擁堵的狹窄街道。街角有個消防站，紅色的龐然大物會從那裡呼嘯著奔馳而出。這地區距時報廣場不遠，因其毒品交易和賣淫活動而臭名昭著。早晨，茄拉在去上班的路上，被布萊希特[1]的《三分錢歌劇》（Threepenny Opera）中的臨時演員表中的人物所包圍：乞丐，醉漢，流浪者，皮條客，大都會的孤兒們。
相比之下，華盛頓那個淳樸郊區的兩間白色房間似乎頗具田園味道。我不想離開我終於習慣了的避難所。然而，我們夫婦的資助如今來自紐約。到1月底，我們必須搬家。
失望不僅會刺激精神分裂，也會刺激無節制的言行。在我不得不離開我在美國的第一個家的最後一周，我的無助感迫使我變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一心希望命運也會因之而有所不同。在離開華盛頓的前幾天，我被安排與丘賽普·貝澤提先生會面，他是意大利駐美國大使館的文化參贊。
他從樓梯的頂端打量著我。在我們握手之前，我也仔細地觀察了他——面孔黝黑，相貌高貴而英俊，修飾適度，總之外表優雅。他等我在巨大的皮椅中落座後，自己也在相同的扶手椅中坐下，兩把椅子都安置在一張寬大的雕木書桌前。房間看上去像是更應當屬於一座古老的意大利宮殿，而不是屬於位於新世界的一所現代大使館。
現在他就在此，在布加勒斯特洲際飯店的1515號房間，以同樣的密切關注的眼神凝視著我，帶著與八年前他所表現出的同樣平靜而專注的神情。從窗簾的皺褶中，他正帶著與以前一樣禮貌的好奇仔細觀察著我。
假如我試著像1989年見他之前那樣，試圖在電話裡提醒他我是誰，我想要什麼，那會怎樣？他可能會用同樣的話打斷我。「我知道你。我聽說過一兩件事。」他當時說。怎樣知道的，從誰那裡聽說的？在1989年，在華盛頓，沒有一個人認識我，絕對沒有一個人。我住在荒寂的郊區，我連續好幾個月都不曾離開過那裡，而在此處，在布加勒斯特，我避免與人見面，待在一家只接待外國遊客的飯店中。他是從他的法國同事、那個曾在柏林見過我的外交官那裡瞭解到消息的，還是通過國際文學警察組織？
外交官像八年前一樣等著我繼續說下去。當時，我絲毫沒有想到此人與我的令人懷疑的法國對話者會有任何聯繫。我必須簡明扼要，準確無誤，對我的天真要求迅速加以總結。這就是我來見他的原因。我想在為時太晚之前返回歐洲。我不想在新世界定居，但同樣地，我也無法返回社會主義的喬爾馬尼亞。如果允許我在意大利待上幾個月，也許會給予我所期望的喘息空間，我非常需要這樣的喘息。
這就是我在1989年的期望——喘息的空間，許多喘息的空間。「做決定是一個精神錯亂的時刻。」科耶克嘎德曾對我耳語道，但猶豫不決似乎也像是徹底的瘋狂，正如我曾有機會發現的那樣。我經歷了數年的猶豫不決的瘋狂，我已經變成了一個拖延專家。我仍希望得到喘息的空間。
然而，時間已經失去了耐心，再也無法容忍我。這就是我必須讓那位華盛頓的意大利紳士明白的事。回到柏林後，我的補助金已用光，我正在尋找喘息的空間：流亡的延期。在巴黎，在我短暫的調查性訪問期間，我已在尋找另一個延期的機會。然而，我沒能平息古老歐洲天堂中的諸神的憤怒，正如我沒能使美國年輕的諸神平靜下來，在美國，優柔寡斷是非法的，是一種無法容忍的挑釁，是墮落與挫敗的標誌，是一種令人懷疑的缺點。
但在1989年，我只是在頭腦中表述過這一請求。我向那位外交官做了一番簡單的介紹，然後是一陣令人窒息的沉默。
「你以前到過美國嗎？你瞭解美國嗎？」他問我，打破了沉默。
一剎那，我吞吞吐吐的請求顯示出其自身的本色——一個荒唐的質詢。
「在這裡，你到過華盛頓和紐約之外的其他地方嗎？」他又問我。他拘泥的誠懇征服了我。他也感覺到了這一點。
「沒有。」我答道。「我以前從未來過美國，我沒有旅遊的愛好，也沒有這樣做的金錢和好奇心。」
「也許你應該在美國多走走。」他說。但感謝上帝，緊接著那個建議的不是一長串參觀遊覽的地方，而是又一陣長久的沉默。
「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無法獲取到更好的有關孤獨的教訓。」他的話語迴盪在我的腦海中。
是的，孤獨，一個我總是打算考慮的熟悉主題，不僅是在一個大使館的官邸，而且是在此時此地，在一家飯店的墳墓中。「在一家飯店房間的墳墓中重新發現你自己。」卡夫卡如是說。飯店房間的非個人性始終是我的滋補劑，我是孤獨的好學生。在我最後一次見到貝澤提先生後的八年中，我學到了許多有關孤獨的新東西。所以，我敢肯定，我擁有貝澤提先生，在死亡之後的死亡的沉默的墳墓中，因為他在我們會面後不久就死了。
「我在這個大使館工作了18年，」他告訴我：「時間長得少見，你可以想像得到。我與大使們關係良好。你本人是拉丁人，所以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留在一個地方，18年，一生。」
現在我更仔細地打量著他，評估我對他的年齡判斷的誤差有多大。
他繼續說道：「我很少去羅馬，去只為了度過短暫的假期。我已無法再忍受意大利。」
他說這番話是為了阻撓我進行期待中的向意大利的逃亡嗎？他急忙做出解釋。
「我再也受不了的是那種親密，所有那些問題和擁抱，那喋喋不休的閒言碎語，熟人，朋友，親戚，相識，總是準備用他們的愛來使你窒息。僅僅幾天後我就精疲力竭了。我必須離開。」
迸發而出的話語還在繼續。我獲得了聽取他的坦承的榮幸。「你看到了美國人是如何保持他們間的距離的，在城市之間，在房屋之間，在人與人之間。你注意過他們在電影院、在商店裡是如何保持隊列中的距離的嗎？那很好，真的很好。」
我一直沉默不語。他是在與我魯莽的拜訪進行對話嗎？
「假如我明天死在我的小公寓裡，不會有一個人知道。那也很好。」貝澤提先生說。
我一定得希望，丘賽普·貝澤提先生在他在美國首都的小公寓裡的死亡環境達到了他的標準。我只能猜想，死後的遼闊的孤獨王國沒有讓他失望。
他給我的建議是逐漸瞭解美國，讓自己習慣於不同的距離感，在孤獨中定居。沒有什麼古怪特性是全無用處的，同樣，沒有什麼失望是全無用處的，在1989年那個冬日的下午，在我瞭解到意大利不為東歐作家提供政府資助後，我對自己說。孤獨是我們唯一的家園，當我離開那位英俊的意大利大使時，我對自己重複道。即使是現在，在布加勒斯特的飯店房間的墳墓中，這些話也值得加以重複。
在我們會面結束時，丘賽普·貝澤提先生沒有像他在柏林的法國同事那樣提議我們再做進一步的會面。但他也把自己的名片給了我，名片上印著他在那裡等候解脫的小公寓的地址和電話號碼。我沒有去找他。此時此地，他在布加勒斯特，從他那無形的遙遠王國起身，對我進行回訪。
貝澤提先生消失在布加勒斯特春天的霧靄中。我離開了那兒，手裡拿著張淡黃色的紙片。我認出了自己的筆跡。「假如你想念你的家鄉……」我知道這些話，它們在一個老年慶祝活動的時刻被孩子氣地轉錄過來。「假如你想念自己的家鄉，你就會發現，在流亡過程中，你有了越來越多的理由去想念它；但如果你千方百計地忘掉它，並開始愛上你的新居所，那麼你就會發現自己被送回了家，在那裡，由於再次被連根拔起，你將開始一次新的流亡。」這些是莫裡斯·布朗肖說的話，但如今站在我面前的不是他。那是另一個人，儘管是個次要的人，一個法國人，卻具有更複雜的多樣性。那是埃米爾·齊奧朗，從錫比烏來的人，從布加勒斯特來的人，一個在巴黎的長期流亡者，是他在引述布朗肖的話。他是個矮小瘦弱的人，有著明察秋毫的眼神和桀驁不馴的頭髮。他正跪在我的前方，在窗戶前，凝望著天空。
「原諒我。」他凝望著虛空低語道。「原諒我，上帝。」這就是他在說的話嗎？當然不是，他是個異教徒，不會乞靈於神明。「原諒我。」窗簾不斷地發出迴響。他望著虛空，望著天花板，望著天堂。他窺視著永恆。「原諒我，pǎtlǎgicǎ，我終於聽到了。」pǎtlǎgicǎ，醃番茄，神的好名稱！「原諒我，pǎtlǎgicǎ，原諒我生而為一個羅馬尼亞人。」那個虛無主義者哀求道。我知道這出小戲，它常常向他的羅馬尼亞同胞搬演，他們是擁有觀看一出不是笑劇的笑劇的特權的觀眾。
離開祖國是迄今為止他所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他曾經這樣告訴我。但他不曾設法去療傷。「羅馬尼亞人」成了他的身後格言之一。「每個與他們有所接觸的人都會變得淺薄，甚至我們猶太人。」啊，la nostalgie de la boue，泥漿的甜蜜快樂！這個國家不僅賦予了聖徒以生命，而且賦予了詩人以生命……
「你不是齊奧朗。」我對自己說。「一個猶太人不能說，他正在拿祖國擦屁股，就像齊奧朗所熱愛的鐵衛軍在1940年所做的那樣。羅馬尼亞人的心也不是屁眼，正如他最近所宣稱的原則之一。羅馬尼亞人的歷史也不是羅馬尼亞公共廁所的歷史。你一直不曾認同那種合理性。你不具備那種厚顏無恥，那種有療效的厚顏無恥。對你而言，棄絕羞愧是困難的。你因為他們的緣故、因為你自己的緣故而感到羞愧，不是嗎？」
作為身份的厚顏無恥，隨著化膿的傷口而不斷腫脹的被掩藏起來的羞愧，是的，我瞭解這一切：沒有及時離開的羞愧，然後是最終離開的羞愧，以及恢復為正直者的羞愧。「我為自己的部族奉獻了太多的思想，太多的委屈。」齊奧朗吶喊道，誰都聽不見他的喊聲，他跪在窗邊，凝視著那無形的、可笑的權威。
那糾結在肉體之中的隱蔽的刺不允許自己被剔除出去。卡夫卡可能會明白。「在你自身與世界的鬥爭中，站在世界一邊。」他曾建議我。但是，當一個人處在包圍之中時，他怎麼能夠在充滿敵意的面容中做出判別？它只不過是一張臉，同一張模糊不清的鬼臉。如果你無法辨別出他們的臉，你又如何能夠站在他們一邊，你又如何能夠分辨出你本能地加以善待的敵人的內心的敵意？「太多的委屈。」齊奧朗喃喃低語道，他的頭埋在兩膝之間。它們可能就是我自己的話，太多的思想，太多的委屈。那個古老的世紀疲倦了，這是最後階段。我們全都在鋪自己的床，將某些東西藏起來，不讓明天的怪物看到。睡衣不是最合適於此的服裝。「夜晚的馬戲團需要魔術，」幽靈在低語：「而你對魔術一竅不通。」這是真的。我又失敗了。魔術將會解決一切，將會顛倒乾坤。
齊奧朗解體了，將我留在虛無的暗夜之中，他的哀訴迴盪在我耳邊。「我的祖國，」他在消失時瘋狂地喊道，「我不惜一切代價地想要貼近它，卻沒有任何可以貼近的東西。」不惜一切代價？我再也負擔不起那樣。我破產了，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你無法失去你不曾擁有的東西，而且沒有回報。「沒有回報，無論是善報還是惡報。」齊奧朗曾反覆說，正如許多來自遠古時期的其他人一樣。什麼樣的特權可以與這種不可能性相提並論？不屬於任何人，成為一塊石頭，除了此刻，再無其他合理性。空無一物，無常之外，沒有復仇。
我突然盼望回美國，回到我的同胞中：那些流亡者，那些在這個所有流亡者的祖國享有同等權利的寄宿者，他們擺脫了對所有權的額外的牽涉和熱望，與流浪者的帳篷和此時此刻達成了和解。「你來對了地方。」1989年春，當我抵達新世界時，菲利浦就是這樣歡迎我這個東歐的花臉小丑奧古斯都的。在這個流浪者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可以表明，在這個世界上，可能會有一個他可以聲稱是屬於自己的地方。他用手指著命運的車輪，嘴裡結結巴巴地說著什麼——這就是我的模樣？我的美國對話者懷著適度的好奇心，透過金絲邊眼鏡看著我，臉上含著鼓勵的微笑。他向後斜靠在舒適的扶手椅上。他已將自己的長腳按照美國人的方式擱在了桌子上。我可以看出那是意大利製造的鞋子，像手套一樣柔軟，他的光腳在裡面自在地舒張著。
「我不這樣看。美國不適合我。」我咕噥著說。「我不想終老在此，而且我現在也找不到一個藏身的洞穴。」
他繼續帶著他那鼓勵的微笑。「一切都會好的。」他低聲說，帶著一種為人父母親的順從。「慢慢地，你就將重新開始寫作，你的書將會出版。你甚至會有自己的書迷圈子。不會很多，這很自然，但在美國，事事都會有好結果。你將逐漸明白這個國家是多麼偉大。」
「你的家族是多少代以前定居在此的？」我問，只是為了問點兒什麼，好忘掉自己。
「三代。」他回答。
「我的家族在羅馬尼亞安葬了五代人。隨後發生了一些事，就像在德國一樣，或者與中世紀的西班牙一樣。我的外祖父母沒有被埋葬在羅馬尼亞，而是在烏克蘭的一座森林中，在那個被叫作特蘭尼斯特裡亞的種族流放之地，在一座沒有墓碑的墳墓中。戰後，我母親一直想離開羅馬尼亞，可那裡恰恰將是她的葬身之地，她又老又病。只有我父親有可能成功地安葬於聖地。他將獲得自己擁有特權的墳墓，靠近他的上帝。」
菲利浦禮貌地聽著我的小型演說。我意識到東歐自憐自艾者的聲音可能是多麼乏味無趣。
「在美國，這種事不可能發生。憲法不允許，國家的多樣性也不允許。這裡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接下來的沉默證實，那位流浪者的悲慘敘述不合他的東道主的口味，這位東道主是位諷刺挖苦大師。我正打算提供這最後一種因素，但與此同時，談話轉向了其他話題。幾年後，當我們變得親近時，在我開始賦予美國的成功與災禍意義後，我設法那樣去做過。由於在他所熱愛和代表的自由國度中感到如此自由，他現在在公眾的包圍中成為了他自己。在包圍中，你不可能辨別旋轉木馬上的面容。我在社會主義的喬爾馬尼亞有過類似的經歷，現在，當我聽到從後共產黨時代的祖國傳來的消息時，我又在重新體驗它們。我現在擁有了流亡者的優勢：能夠遠距離地對我的「歸屬」的意義表示蔑視，儘管沒有人能夠聲稱自己離自身足夠遙遠。
菲利浦相信，我對祖國的訪問對我的治療過程來說是絕對必要的。現在，在抵達了這個直到有一天為止一直是「家」的地方，我卻在想念我留在身後的那些東西，在美國的那些東西。「我沒有偏見。我可以容忍任何社會。」美國人馬克·吐溫在大洋彼岸宣稱。「我所想知道的是，一個人是一個人類，這對我來說就夠了。他不可能更糟了。」塞廉和齊奧朗無法與這樣的諷刺相媲美。「一個人是一個人類……他不可能更糟了。」超級容忍，超級懷疑，正如美國人所說，那就是行走的方式。
我繼續收到來自大洋彼岸的夜訊，在白天，要求證實諸事皆順。但布加勒斯特的這家飯店的傳真機停止工作了。一個美國人，甚至是一個被賦予了極強幽默感的人，也幾乎不會受得了一個類似的笑話。不過，我們有電報。漫漫長夜之中，布加勒斯特洲際飯店1515房間的客人正在跨越海洋、國家和時區地傳送著消息，說地球還在轉動，它的失眠的乘客安然無恙。在夜晚的窗簾下不曾潛伏有任何令人懷疑的東西。一切都好。
[1]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德國劇作家、戲劇理論家、導演、詩人。創作有《三分錢歌劇》《圓頭黨和尖頭黨》《第三帝國的恐怖與災難》《卡拉爾大娘的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