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音樂家協會，它位於作曲家喬治斯·埃奈斯庫[1]的妻子瑪露卡·坎塔庫茲諾（Maruca Cantacuzino）以前的宅第。利昂調查了檔案的事。我們發現成百上千的作曲家的手稿的狀況堪憂。我們的東道主提到由法國薩拉貝特（Salabert）出版社提出的複雜的版權問題，並告訴我們他們缺乏資金。我們瞭解到，那裡急需檔案設備、影印工作、計算機使用、擴展編輯活動，最重要的，是一份與薩拉貝特的新協議，因為1965年的合同只允許在前蘇維埃集團國家使用埃奈斯庫的樂譜。
利昂在此處插了進來。「碰巧，」他說，「薩拉貝特的新老闆是我在胡德森谷的鄰居。」大家都露出了微笑。接著，利昂更進一步，提出要資助埃奈斯庫在全世界的「重新起步」。他要了一張詳細的所需用品列表，其中包括檔案的重構和計算機化、唱片的重新發行、著作的國際出版和銷售、一部新的權威性傳記。
利昂彷彿在揮舞著一支想像中的指揮棒，將討論帶向高潮。「假如我們可以將埃奈斯庫的全部作品都帶到音樂大廳，那麼這個世紀的音樂史就將為他在巴托克[2]和西蒙諾夫斯基[3]的身邊保留一席之地。正如你們所知，縈繞本世紀的問題是勳伯格[4]和斯特拉文斯基[5]所造成的困擾。巴托克由於身為匈牙利人而遭到忽視，作為羅馬尼亞人的埃奈斯庫也有著同樣的遭遇，而這些美國人又因為身為美國人而遭到忽視。這種現象必須加以改變。埃奈斯庫將不再被看作一位異鄉人，而是合成大師，崇高的原創音樂理念的奠基人。共產主義的波蘭接受了肖邦[6]，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國對斯美塔那[7]也有相同之舉，捷克人對德沃夏克[8]不予接納，而匈牙利人對巴托克一直心有芥蒂，直到科達伊[9]出於自己的愛好加以干涉為止。埃奈斯庫需要重新勝利地向世界挺進。我們有了好機會，讓我們實現它吧。」
當我們步出那典雅的建築時，我倆都有一種感覺：在大大小小的與環境有關的困難之外，發生了某件重要而不朽的事情，它使我們的精神得以復活。這就是所謂的好人有好報嗎？「埃奈斯庫是個民主黨人，你知道，這在羅馬尼亞知識分子中可是少之又少。從最確切的意義上說，他是個西歐人。」花臉小丑奧古斯都像個熱心的導遊般背誦道。然而，我停住口，因自己的自我陶醉而惱火。利昂也為一項重大的國際性的「埃奈斯庫行動」的前景所迷醉。他說到布達佩斯的巴托克的檔案；他對羅馬尼亞共產黨的狹隘思想感到厭惡，因為事實上，你只能看到埃奈斯庫的雕像。羅馬尼亞共產黨是否對這位作曲家因為娶了個貴族妻子而流亡巴黎這一事實心存嫌惡？為什麼檔案會落到如此不堪的狀態？我沒有機會回答。
時間是第二場音樂會的晚上。雅典娜神殿音樂廳的入口堵滿了腳手架，院子裡一片泥濘。紅色長毛絨座位已經殘破，音樂廳看上去就如同某部早期電影中的場景。在大廳中，坐在破破爛爛的小桌後的家庭主婦們在兜售音樂會的節目單，每份兩千列伊。我還花了八百列伊買了份報紙。那女人沒有零錢。「你知道，」她說：「今晚人不怎麼多，今天是聖周，人們都得去教堂。」衣帽間的費用是五百。我給了那年輕女子一張面額較大的鈔票，她向我致謝，我沒有等著找零。聽眾陸續到來——經濟拮据但衣著整齊的退休人員；幾個外國人，可能來自某個大使館；一對看上去像一部黑幫電影裡的演員的夫婦；一位面似修道士的白髮紳士；著名先鋒派詩人薩沙·帕納[10]的兒子，看上去與他父親30歲時一模一樣；一群音樂學校的學生；還有一群背著書包的學生；上了年紀的寡婦們。
我找到自己位於18包廂第12號的座位。大廳只坐了四分之三的人，我的包廂裡只有我一個人。「女士們先生們，晚上好。」一個清晰而優美的聲音向觀眾說。「我們高興地通知你們，下兩場音樂會將在5月7日和8日舉行，由音樂大師柯密申納[11]指揮。我們還想提醒你們，迪努·李帕蒂[12]音樂節和比賽將在5月5日開幕。希望你們度過一個愉快的夜晚，度過一個快樂的復活節。」樂隊走上舞台，演奏者們在調適自己的樂器。利昂在歡呼聲中走上台來。
我的眼睛一直在凝視緊挨著我的包廂的最後一排座位上的一對年輕夫婦。男子大約30歲，濃密的褐色頭髮，留鬍鬚。他外穿一件髒兮兮的皮大衣，內穿灰色西裝、紫色襯衫，打著條紋領帶。他有著堅實的側影和弓形的眉毛。他的同伴比他後到，微笑著，一言不發地坐了下來。男子意亂情迷地看著那位年輕的希臘—瓦拉幾亞公主。她的鼻子輪廓鮮明，挺拔而精緻，鼻翼微微顫動，眼睛深陷，眉毛又長又黑，睫毛也是烏黑的。她散發出一種微妙而神秘的氣息。她脖子上圍著一條古銅色的長圍巾，一直垂到她的裙子和臀部。她的嘴唇是種舊舊的深紅色。
你已經從死者那裡回到了音樂大廳，我對自己說，你曾在這裡孩子氣地東搖西擺，就像你現在又在做的這樣。
我幾天前參加的排練是場災難。樂隊就像由一群少年犯和江湖騙子組成的，是一夥兒穿牛仔服的小阿飛，歇斯底里地咯咯笑著，只為了惹老師生氣。但奇跡發生了。牛仔褲和爛汗衫換成了晚禮服和黑色長裙，面目煥然一新，證明制服不僅只會帶來災難，有時也會上演奇跡。舒曼的宗教劇那漸漸洶湧的和音開始充斥在大廳之內，我們都陶醉在這講述著一個從冥界重返人間的人的美妙故事中。它是兒童時代的幻想，是一個假想的存在的夢境。
節目單告訴我們，Das Paradis und die Peri（《天堂與佩裡》）最早於1883年12月4日在萊比錫音樂廳上演，由作曲家親自指揮。根據波斯神話，佩裡是與諸神一起住在天堂的仙女，以花的芳香為生，但有時也會降落凡世，與俗人成婚。舒曼以托馬斯·莫爾[13]的詩歌為基礎進行了創作，詩歌講述的就是這樣一個仙女的故事，她被從天堂貶謫到人間，只有在帶回一件最珍貴的人間禮物的情況下，她才能重返天庭。她帶著一滴懊悔的眼淚回來，那是由一個因看到了快樂的孩童而感動的罪人所流下的。這簡單但感人的故事在一出音聲莊嚴的交響樂中得以展現，獨唱者與合唱隊間達到了完美的和諧。音樂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利昂的勝利，當我在衣帽間拿外套時，確定了這一點。一個面容出眾的女子靠近我說：「我正在找你。我聽說你今晚會來這兒。」我認出她是一位出色的音樂主持人，我過去時常在電台裡、後來又在電視上聽到她的聲音。她似乎一點兒也不見老，她那帶有柔和變音的聲音一如既往地悅耳動聽。
指揮家出現了，因表演的大獲成功而滿面紅光。我們去了附近的一家小酒館，肯及他的一位女性朋友加入了我們。在回旅館的路上，我們在一個錢幣兌換處停下了腳步。站在門口的身材魁梧的年輕人攔住了我們——關門了。我們指了指門上的牌子：24小時開放。沒錯，但在11點半至12點之間要中斷營業。我們看了看表：11點40分。我們再次陷入困惑的窘迫之中，既非有序，也非絕對的混亂，總是某種介乎其間的東西。在這裡，你永遠也不會確切地知道你必須面對或逃避的是什麼。
「壞運氣就是你的好運氣，諾曼。」利昂對我說，這時，又一充實的一天的大幕落下了，音樂會使之變得令人難忘。「你的獨裁者就是你的好運氣。否則，你會永遠留在這裡不動的。」我已放棄了努力，不再試圖解釋我對好運氣和壞運氣所持的較為懷疑的觀點。後來，我試圖在我的巴德學院日誌上用羅馬尼亞語簡述此事，但一個字也寫不出來。到底是什麼在阻礙我與現實的聯繫，並使我在與過去的作戰中毫無建樹？在我被勒得緊繃繃的破腦殼下，我招待著那些古老的饕餮之蛇：我的問題。今天已經變成了昨天，未來正在玩捉迷藏的遊戲。
未來很快就會將這一天變成一個官僚政治的笑話，六個月後，也就是在1997年10月，它在寫給利昂的一封信中抵達。信是由索羅斯基金會的一位代表寫來的，利昂曾發給他一份有關埃奈斯庫項目的備忘錄。信是這樣寫的：「如你所知，我請了一位傑出的法國檔案學家來查看埃奈斯庫的檔案。我剛剛收到一份有關這次訪問的報告。埃奈斯庫基金會很不耐煩地接待了他。他們告訴他，文獻保存完好，他無權看它們。我很難對此做出解釋。假如掌握埃奈斯庫資料的機構甚至不允許對這些資料的狀況做出獨立的評估，顯然是不可能提供資助的。」
假如我們還沒有認同自己那臨時的撒馬利亞慈善咨詢中心[14]成員的角色，那麼我和利昂只能對我們在布加勒斯特的東道主們做出一種常識性的評論，或者僅僅是為了自娛自樂。
[1]喬治斯·埃奈斯庫（Georges Enesco，1881—1955），羅馬尼亞著名作曲家、指揮家、小提琴家。
[2]貝拉·巴托克（Bela Bartok，1881—1945），匈牙利作曲家，創作有多部歌劇、舞劇及許多樂曲、鋼琴曲。由於法西斯迫害，於1940年流亡美國，生活淒苦，精神孤獨，終因白血病客死他鄉。
[3]西蒙諾夫斯基（Karol Szymanovski，1882—1937），波蘭作曲家。
[4]勳伯格（Arnold Schonberg，1874—1951），奧地利作曲家，1933年流亡到美國，後入美國籍。他是十二音作曲技法的開山鼻祖，其音樂理論與作曲體系對世界有較大影響。主要著作有《和聲學理論》《和聲的結構功能》和《作曲基本原理》等。
[5]斯特拉文斯基（Igor Fedorovitch Stravinsky，1882—1971），美籍俄國作曲家、指揮家和鋼琴家。其創作風格多變，革新過三個不同的音樂流派：原始主義、新古典主義以及序列主義，被人們譽為音樂界中的畢加索。
[6]肖邦（Fryderyk Chopin，1810—1849），波蘭作曲家、鋼琴家，1831年定居法國，作品具有浪漫主義的本質和古典主義的特點，被譽為「鋼琴詩人」。
[7]斯美塔那（Bedrich Smetana，1824—1884），捷克著名民族樂派作曲家，被譽為「捷克民族音樂的奠基人」、「新捷克音樂之父」。
[8]德沃夏克（Antonln Dvorak，1841—1904），捷克作曲家，1885年到美國任紐約音樂學院院長。作有11部歌劇、9部交響曲及室內樂、合唱曲等，以《新世界交響曲》最有為名。
[9]科達伊（Kodaly Zoltan，1882—1967），匈牙利音樂教育家、作曲家，其創作以民間曲調為基礎，具有浪漫派傾向。作品有《匈牙利讚美詩》《加蘭特舞曲》等。
[10]薩沙·帕納（Sasa Panǎ，1902—1981），羅馬尼亞先鋒派詩人。
[11]柯密申納（Sergiu Comissiona，1928—搖），美國羅馬尼亞裔指揮家。
[12]迪努·李帕蒂（Dinu Lipatti，1917—1950），羅馬尼亞鋼琴家。
[13]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1477—1535），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代表作《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書》（簡稱《烏托邦》）系統地闡述了空想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
[14]撒馬利亞慈善咨詢中心（Samaritan），於1953年在英國倫敦成立的一個慈善組織，專為不幸者或想自殺的人提供電話咨詢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