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2年的一次採訪中，我的朋友提醒我，我曾在10年前問過她：「誰會把我藏起來？」10年後，輪到她來問我，誰在隱藏我，在那裡，在遙遠的美國，在那塊容易消失和重現的土地。現在，5年後，我們又將重逢，而我不知道能夠藏在什麼面具後，是我在失敗的家園曾經做過的那個人的面具呢，還是我在成功的土地上變成的那個人的面具？
她在大廳等我，身穿剪裁講究的綠色套裝，彷彿是要出席一個學術會議。她不再是我在20世紀80年代所認識的那個年輕詩人。她現在是哲學博士，一所大學的講師，一家文學評論雜誌的主編，一家出版社的負責人。但她的微笑還像以前一樣，正如她的信件所證實的，她的性格仍舊未變。
我們注視著彼此，我透過記憶看著她的容貌特徵——瑪麗亞·卡拉斯（Maria Callas）的面容，一個巴爾幹人的肖像，不對稱，易變化，喜怒無常。我們上樓來到我的房間，她放下了自己的外套和手袋。纖薄的寬鬆上衣勾勒出她纖弱的肩膀與手臂。一陣持續的沉默。我應該告訴她我的漫遊生活，我對變老的思索嗎？我不知道從哪裡以及怎樣開始。信件不曾取代現在重新出現在我面前的熟悉的聲音和眼睛。然而，話語不由自主地滔滔湧出。我們沒有談論民族主義、共產主義和反共產主義的歇斯底里，而是在談別的事，最後，我倆都笑了起來。玩笑似乎與我們所說的話無關，因為我可以聽到她在總結一段未向我說出口的獨白：「儘管你獲得了那麼多的獎項、獎金，書籍被翻譯成那麼多文字，還擁有教授之職，以及令人嫉妒的一切，但我還是能夠感覺到你心中有一處正在化膿的傷口。不難猜出那傷口是什麼。你必須寫更多的作品，那是解決你的問題的唯一方法。」
當然，這是傷口，那是解決辦法。我是否對她說起過我的喜劇幽靈、我覺得我被拘押其中的陳詞濫調，以及那個被揪出的女巫，她在市場上被仇恨的凝固汽油炸彈當眾焚燒，並被過去燒為焦炭？像往常一樣，我的腦海中充滿了引用語，彷彿只有別人文字的帶有修飾性的歇斯底里才能將我從自身之中解放出來。「假如你想念自己的家鄉，」我聽到一個外國口音說：「你就會發現，在流亡過程中，你有了越來越多的理由去想念它；但如果你千方百計地忘掉它，並開始愛上你的新居所，那麼你就會發現自己被送回了家，在那裡，由於再次被連根拔起，你將開始一次新的流亡。」這不是莫裡斯·布朗肖[1]說的話嗎？我是否該向她提起那陳詞濫調的緊身衣，我是否該打開卡夫卡將自己的共同信仰者塞入其中的抽屜？我是否該提一下那位跨騎著兩匹馬的馬戲團演員，或者那個平躺在地上的人，他倆都是卡夫卡式的形象，並且人們確實在卡夫卡1916年寫的一張明信片上發現了他們？
我不確定她是否在對我的突然發作加以回應，或者我聽到的是否是我自己的聲音：「不，你錯了。你在通過所有這些隱喻、這些引用語以及所有這些花言巧語來逃避問題。」她會這樣說。我的喋喋不休似乎只有一個目的：說話，用羅馬尼亞語滔滔不絕地說出的話語。如果肯在尋找我的語言易容術的進一步證據，他會在這裡找到它。
語言已經回歸，不可抵禦地顫動著，將我歸還給了我自己。我又可以聽到我自己了，在我們昔日的交流語言中，在沉默中。我的穿綠色套裝的朋友現在正看著我微笑：「你，流氓？那純屬欺詐，假借的花頭。如果我現在衝我的同胞們尖叫著說，你已經用一幅漫畫代替了他，你毫不在乎他不得不說的話，你只想破壞他的名聲，真正的流氓會聽嗎？」不，這其實並非她說出口的話。這些是她在不久前寫給我的一封信裡的話。「你應該一年來這裡兩次，」她加了一句，「向我們出類拔萃的同事們致敬，讓自己被拍攝，坐酒吧。」
她正全神貫注地聽我說話，她似乎沒有意識到花臉小丑奧古斯都正在自己腦海中組成的口頭的拼貼畫。在恐怖的80年代，我曾問她：「誰會把我藏起來？」——一個來自40年代的問題，在重返它的起點之前，已繞著軌道運行了40年。「『我的廁所』，這應當成為我的文集的標題。」另一位流亡中的羅馬尼亞同事，一位基督教徒，最近對我說。「我已周遊了世界，從幼發拉底河到洛杉磯，我可以證明，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與羅馬尼亞的廁所相比——糞便的啟示。」我的詩人朋友能否理解，為什麼一個羅馬尼亞猶太人永遠也說不出這樣的話來？一個被否認擁有祖國的人必須得到它，放棄它不是如此簡單的事。「我不曾得到允許，擁有片刻的安寧，我不曾被給予任何一樣東西，我不得不去獲取每樣東西。」卡夫卡說。但這並非我們正在談論的事。我們甚至不曾提起1992年我們關於一本以色列文選《用羅馬尼亞語寫作的猶太作家》（Jewish Writers Writing in Romanian）的交流意見，以及我對這個書名的不滿。我認為自己是個羅馬尼亞作家，認為種族純粹是個人事務。我現在該不該問：當個羅馬尼亞人是件可以期待的事嗎？我們也許想讀一下齊奧朗就此主題所寫的文章，以此作為答案。我現在貼的是什麼標籤，我為什麼需要一個標籤？為了讓我感到輕鬆，我們在談話中沒有舊事重提。空話和引語全都在我的腦子裡，在我的記憶中。
在某一時刻，她必須摘下眼鏡。我第一次看到一張不同的面孔，聽到一個不同的聲音。她繼續靠在窗邊，然後轉頭看著我，如同過去一樣，因有所期待而凝固不動。很久以前的那個鐘點的鐘擺準備因最初的觸動而再次啟動嗎？什麼能夠成為藏身之所，它有可能在哪裡？她在看我，我沒在看她，我沒有向她提出任何問題，因為我害怕她也許會反過來要求我把她藏起來，遠離新時代，而我也許會發現，我沒有地方和辦法去這麼做。
「讓你的書回家。」她說。「即使只有一個人喜歡它們，也就夠了。十個人足以拯救俄摩拉城。」當她開始描述我們的國人間的日常競爭時，我打斷她，開始說起我自己的流亡生活的回憶、它的戲劇性、模仿的裂變、它的自我分裂。幼稚的替身獲准去表演自己的新劇本，而長大成人的另一半則俯身於古老的本能反應的精神分裂症中。這就是現在的我，俯身於一陣刺破了Hypocrino的靈魂的痙攣之中，向詩人談起語言、一種秘密生活的動力，以及其他故作風雅之事。
突然我覺得累了。我摘下眼鏡，揉著眼睛，發覺了對這個葬禮話題的一陣禮貌的沉默。然後她說：「諾曼，我們是完全不同的人。」我點頭表示同意。當然不同。一些人會給我提供庇護所，不僅是在1992年，而且是在1982年，甚至是在1942年。我引用我的新同胞馬克·吐溫的話說：「一個人就是一個人類，他不可能更糟了。」
我們微笑、大笑，明白話語要花多長時間才能找到我們，也明白，事實上，它根本不用花時間。我聽到，在那位獨裁者及其夫人墨爾杜同志被處以死刑後，我的詩人朋友曾發誓，永遠不再害怕，永遠不放棄她作為一個自由人的感覺。結果，她時常害怕，只不過表現得彷彿無所畏懼。我再次點了點頭。與此同時，我還聽到了幾件有關自由人的恐懼的事。我吃力地咕噥著說：「我們的會面已經馴服了我，它讓我變得脆弱。」一種由困惑本身構成的困惑的合成。我或許也一直相信自己是在另一個房間和不同的環境中。我或許也一直在想布拉格和米蕾娜·耶森斯卡，是的，卡夫卡的米蕾娜，在納粹侵佔捷克和斯洛伐克後，她在自己的家中為逃亡者提供掩蔽所。我承認，我受到了後世仍然獲許擁有的團結的困擾。在我們告別之前，我相當勉強地答應，給她經營的那家小出版社一些文字以供出版。我們互相承諾要寫信，要重逢，這是一種我已經成為的那種仍在途中的乘客的二等分之間的令人憂鬱的撫慰。我是否正在遭受懷疑，正像卡夫卡的跨騎在兩匹馬上的騎手那樣？不，我平躺在地面上，正如我應當做的那樣。
九點半，利昂和肯從雅典娜神殿音樂廳回來，因音樂會而興高采烈。我們問飯店附近有什麼好的餐館。接待員推薦了拉·普熱米拉餐館，就位於國家劇院的後面。利昂上樓回自己的房間去放下裝著樂譜和指揮棒的公文包。肯報告了那晚的成功。舒曼的宗教劇《天堂與佩裡》（Das Paradis und die Peri）非凡動人，他想買張唱片，但因為這支曲子很少演奏，所以唱片一定很稀有。餐館擁擠嘈雜，煙霧繚繞。羅馬尼亞傳統美食有了奇異的英國翻版。但利昂在布加勒斯特待了兩天後，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填餡甘藍。我們也跟著他要了同樣的東西，以祝賀他在雅典娜神殿音樂廳的成功。
利昂情緒激昂，顯然因管絃樂隊和合唱隊鼓舞人心的表演所帶來的驚喜而感到高興。他需要興奮，極大的興奮。「哥穆爾卡[2]!」他突然大叫道，找到了魔術密碼。「你還記得哥穆爾卡嗎？」他在問我們和來世，但並不期待回答。「哥穆爾卡！我想念哥穆爾卡！」指揮家稱。我記得哥穆爾卡嗎？我無法進入可笑的狂熱狀態，但變得像白小丑一樣沉重、嚴肅、悲慘，終於因我們合作關係中的這樣一種角色顛倒而得到了安慰。是的，我當然記得哥穆爾卡，那個被召集來取悅我們、提升我們的慾望的鬼魂。不過，我向我欣然自得的合夥人說起的不是哥穆爾卡，而是他的後來者雅魯澤爾斯基[3]於80年代初對布加勒斯特做短暫訪問時所製造的那種感覺。這位波蘭將領和黨的領導人戴一副煙灰色鏡片的眼鏡，看上去如同一位南美獨裁者，與之相比，我們卑鄙的誇大狂齊奧塞斯庫似乎只是個卑微的巴爾幹漫畫人物。「不，不是你的小小丑，不是雅魯澤爾斯基。哥穆爾卡！這裡，在布加勒斯特，我想念哥穆爾卡！」在我們點了傳統的肉丸羅宋湯和隨後的填餡甘藍之前，利昂重複著這些話，如同一首經過重新編排的百老匯幕間曲中的老歌。利昂問我見了誰。
「我見了幾個人。」我回答：「例如，今天下午，我見了我的一個詩人朋友，一個從某省來看我的女子。時間很短，這是事實，但我也對會見老朋友頗為謹慎。肯知道這一點。事實上，他知道我已經拒絕了某些會面。」
利昂看著肯，覺得是個聽有趣故事的機會，但肯笑了笑，什麼也沒說，使我得以有機會說出我的願望。
「是的，」我繼續說道，「一些羅馬尼亞知識分子邀請了我們倆，你和我，去參加一個會議，一場辯論。我解釋說，我們太忙了。」
「你做得對。」利昂說，叉子上刺著一點兒填餡甘藍。「時間一直都很緊。我週五中午走。」
「還有另一個個人性質的邀請。」我說，「我以前的一個女性朋友。肯過去認識她。」
我的用餐同伴豎起了他們的耳朵。
「哎呀，」我繼續說，「肯認識這裡的許多人。」肯證實了這一點。「一次，他送我去看望一個變成了政客的著名的文學人士，一個傲慢淺薄的人。後來他又送我去見一個出版商，此人認為我是美國人，於是為自己不會說英語只會說法語而道歉。當我開始說法語時，他叫來自己的秘書當翻譯。他越來越懷念文化受到國家資助、並且是國家關注和尊重的焦點的時代。在獨裁統治下因沒有做過任何骯髒之舉而從不感到羞愧的人在1989年後，突然發現自己對民主的化裝舞會、對西方的花言巧語、對使每個受壓迫者都想變成人上人的衝動充滿厭惡，這些人的改變靠的不是黨證的力量，而是鈔票的作用。」
「我十分理解。」利昂說。「你見過這些人嗎，這些新興的反資本主義者？瞧，我是在讓你卸下責任。明天你不必與我一起來。見見這其中的什麼人，與他們談談，發現他們的信仰。」
「那將是一次非常尷尬的交談。」
一陣沉默。我必須不讓這種中斷持續更長的時間。
「至於那個要求肯讓我知道她想見我的女子……」
「她是個民主黨人還是個叛國者？」
「我就是叛國者，我不會那麼輕易地放棄這個頭銜。這是德雷福斯[4]上尉遺留給我的。」
「好吧，好吧，但你必須至少見見這些反資本主義者中的一位。這是命令。」
我們回飯店時已經很晚。我要房間鑰匙，結果吃驚地看到，那個年輕的接待員不懂羅馬尼亞語。他是丹麥人，與一個德國女子一起工作。我不得不承認，一些事已經改變，即使是在安全部的前附屬建築物中。
巴德學院日誌盡職盡責地記錄了這漫長而重要的一天。它讓我想起了米蕾娜·耶森斯卡，所以它值得我感謝。時間已過午夜，在跨過4月23日、星期三的當口，我寫下了另一個米蕾娜的名字。我的目光牢牢盯在過去。我應當離開房間，順著夜間的凹凸不平的小巷漫步，尋找特蘭西瓦尼亞街，瑪麗亞最後的家。我應該敲窗子，鬼魂將會出現，會聽我說話，正如很久以前她常做的那樣，當時，我是她毋庸置疑的王子，她還從未聽說過共產主義和普天下的幸福。她的共產黨丈夫的共產黨妻子成了疾病的犧牲品，那架使她加入自己好戰的配偶的陰險機器慢慢摧毀了她，他本人就是慢慢被摧毀，最終任其等死，年老，酗酒，被拋棄在烏托邦的灰堆之上。神聖的瑪麗亞會用她從書商阿夫拉姆那裡學來的意第緒語問我，在那裡，在美國的天堂中，一切會是什麼樣子。和平，仁慈，友善？不，瑪麗亞。競爭。天堂不再是過去的那個平淡無奇的地方，它是個讓自己的佔有者圍著時鐘忙個不停的新遊戲。這是個不同的遊戲，但每一步都引人入勝。
不再有一條特蘭西瓦尼亞街。沒有瑪麗亞，沒有過去，只有夜晚的流浪狗。它們的嗥叫傳到了住在1515號房間的人那裡。
[1]莫裡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1907—2003），法國當代文學家、批評家，著有小說《黑暗托馬》《阿米那達》及文學評論集《文學空間》等。
[2]哥穆爾卡（Wladyslaw Gomulka，1906—1982），波蘭人民共和國黨和國家領導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頗有影響的活動家。
[3]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1923—搖），波蘭人民軍大將。1981年任波蘭部長會議主席、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4]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53），法國軍官，猶太人。1894年因被軍事法庭以叛國罪判終身監禁，引發了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1906年經重審予以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