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娶了阿夫拉姆·布朗斯坦的女兒、揮霍掉她的嫁妝的騙子迫使老人賣掉了一年前才買的房子。老人告訴自己，什麼時候買房子都是有可能的，可他心愛的女兒的心靈安寧更加珍貴。不久後，真正的未來女婿出現了，他為聖埃利亞斯作為禮物送給他的伴侶而深深著迷。
婚禮後，新婚夫婦開始為買新房子攢錢。1941年10月，他們幾乎已攢到了必要的數目。然而，到頭來，在那個可怕的啟蒙的冬季，那筆錢將被用於與命運之路的討價還價。1945年春季的回歸並不意味著回家。他們留下的房子已被再分配，個人財產遭到扣押。倖存者必須滿足於他們還活著。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死了，我的父母活了下來，我們也是，年輕的倖存者。他們夢想中的房子化為了泡影，現在，所有房屋及其居民都歸社會主義國家所有。
布杜傑尼「我們的書店」的建築及書店後面的生活區（我就是在那裡出生的）已歸屬於記憶——淡黃色的牆壁，夏季永遠敞開的房門，色彩絢麗的房間裡滿是書籍、鉛筆和筆記本，後面的房間，昏暗，擁擠。我對伊特卡尼的房子沒有記憶，它留在了啟蒙之前的那個沒有歷史的時間段中。許多年後，當我們從集中營回來時，它向我展示了自己。它位於火車站的對面，在一個有許多長凳的公園後面，一所結實的房子，德國風格，正面簡潔樸素，塗著一層近於黃褐色的油漆，前面排列著幾扇矩形的窗戶。入口要穿過院子。
在戰後的那些年裡，我常常有機會進出火車站，可從來沒有足夠的好奇心走進院子，穿過小徑，邁上通往房屋前門的兩級台階。我對我在集中營的四年間在其中日漸憔悴下去的房間也沒有記憶，我主要是從傳聞中瞭解到，它們沒有窗戶也沒有門，許多家擠在一起生活。我對紅軍解放了我們之後，我們在比薩拉比亞居住的房子也沒有任何記憶——失去的空間只屬於失去的歲月。只有在我們回來後，時間才治癒了我，空間也開始有了形狀。
1945年7月，我回歸了童話般的常態。新住所在我們的親戚雷米爾家的房子裡，位於法爾提西尼。我記得一間半明半暗的房間，一張帝國風格的床，它有著鐵製床架、老式的軟墊和一條黃色的長毛絨床罩，用石灰水刷白的牆壁，一張黑色圓桌，兩把椅子，一扇掛著厚窗簾的窄窗。我第一次有家的感覺。那時可能也標誌著某種不同於和超越了實際日曆的東西的開始。我9歲生日時得到的綠色封面的民間故事集為我打開了文字魔法師的世界，這些魔法師成了我新的家人。
我的外祖父曾將自己的錢投資在一所房子上；我的父母，在他們婚姻的初期，在攢錢買一所房子。戰後，當國家成為唯一的地主時，人們不再想著買房，但求有個庇身之所。1947年，在我們重返蘇恰瓦後，我們搬進了一所租來的房子，它位於與主幹道相平行的一條街上，靠近那個可愛的三角形小公園。我們佔據了一幢一層建築的左邊的最後一間公寓。入口處在拐角附近，要穿過一截走廊。一個小房間被用作廚房，它的門朝向一段黑暗的公用走廊，從走廊可以下到常用來貯藏土豆和醃菜缸的地下室。走廊右面立著一隻安置在木頭支架上的臉盆，上面有放肥皂和漱口杯的凹槽。牆對面是毛巾架。水是從院子裡的井中打來的，存放在臉盆旁的一隻水槽裡。
右邊的第一扇門通向我們的房間。右邊的第二扇門通向護士斯特倫斯基的公寓，我們搬進去後不久，她就嫁給了一個薄情寡義但性情溫和的酒鬼。走廊盡頭的那扇門通向公共廁所，它是個又高又窄的房間，只有一個台階那麼寬，抽水馬桶沒有座圈，抽水的鏈子銹了，失去了作用。水得用桶從走廊裡的水槽打來。
我們的公寓由兩間中等大小的房間構成。第一間是起居室，我們在那裡吃飯、會客，也充當兩個上學的孩子的臥室和做功課的地方。下面一間是父母的臥室，裡面有個巨大的家用衣櫥。牆上沒有繪畫作品，但在前面的房間，在一張床的上方，有一張裝在薄薄的黑色木製相框中的長方形照片，照片記錄了年輕的少先隊員在革命節那天戴上紅領巾的歷史慶典，當時，這位小積極分子在公共廣場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說，並向紅色的旗幟敬禮，旗幟上用金色的字母拼出俄文：向斯大林致敬。
我的學生公寓也是社會主義喬爾馬尼亞的居住規定——每人8平方米——的最好例證。老阿德爾曼太太把她唯一的房間租給了我，以貼補她那菲薄的收入。房子位於院子的後部，在米哈·沃達街27號，靠近波杜爾·伊佐沃爾公園。房間裡有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和一張床。廁所要與鄰居共用，鄰居是總在鍛煉身體的圖多爾上尉和他無所事事的妻子，他們也佔據著一個單人房間。無產階級的平等政策將過去的小資產階級的房子分成了好幾個單元，供社會主義家庭居住。在寒冷的冬夜，老阿德爾曼太太會把自己的折疊床從她現在睡在那裡的公用廚房搬到房間裡，安置在她以前睡的床邊，這張床她已給了自己的寄宿者。
搬到離克勒拉希大道不遠的那排城區住宅標誌著一大進步。在這些住宅中，我向雅各比醫生租了一間房，他是位兒科醫生，主要在醫院工作，但偶爾也會在家診治非法病人。他的診室的玻璃門會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時候打開，從裡面走出來的將是胖胖的雅各比太太，她對自己的丈夫醋意十足；從裡面出來的人也有可能是馬裡安，他們的兒子，一個膽怯用功的學生，正在學習當牙醫，他對自己的母親唯唯諾諾，卻總是打算講他父親情婦的故事，這位情婦是個饒舌而好鬥的吉卜賽人，住在地下室裡。
當我從一個租來的房間搬到另一個租來的房間時，我唯一可以稱作是自己的空間的是我的行李箱。但在我結婚後，在全部房屋都歸國家管理的情況下，我的名下終於正式有了一個房間。它是個令人愉快的房間，俯瞰著街道，位於首都尼馮街上的一間公寓裡，距解放公園不遠。我們與住在隔壁的一對退休老夫婦共用浴室、廚房和門廳。
下一次搬遷，無論是搬進還是搬出聯合市場附近的位於斯弗因圖爾·揚·努街的寬敞公寓，都為社會主義拜占庭式喜劇提供了一個出色例證。公寓樓第三層的兩套公寓中的一套住著茄拉的父母、一位叔叔及一位嬸嬸。在另一套公寓中，她的祖父母佔著一個房間，而另外兩個房間住著一位劇院經理及其家人。當這位經理成功地申請移居德國後，我們得到了搬入空出的房間的機會。按照住房規定，茄拉的祖父母可以行使選擇權讓近親來住，而我們作為他們的孫女和孫女婿，是有資格的。當然，兩個房間比通常所允許的一個房間要多出一間，但法律允許給藝術家和作家協會成員或科學研究者額外多提供一個房間充當書房。除這條法律外，還存在慣例的賄賂和幕後操縱。終於，我們住進了一個令人尊敬的中產階級的家，有兩個大房間，高高的天花板，一個門廳，還有浴室和廚房。
1977年3月4日大地震的那個致命夜晚，茄拉帶著一盒她從市區買的糕餅下班回家。我在書房，坐在床頭櫃旁的紅色長沙發上聽自由歐洲廣播電台的廣播。我起身去迎接她，就在這時，房間突然晃動起來，傢俱在抖動，齊牆的書架轟然倒在我幾秒鐘前坐著的地方。我們被嚇壞了，把門框內側當成了避難所。隨後我們衝下滿是碎片的樓梯，來到街道上。我們加入了受到驚嚇的人群，不知所措地徘徊在坍塌的建築物間，然後走向市中心。到這時，時間已近午夜。我們欣慰地看著彼此，意識到只不過是好運氣救了我們，茄拉沒有被壓在斯卡拉糕餅店的烘焙物的殘骸下，我沒有被壓在倒塌的書架下。
第二年，茄拉的祖父母不顧自己年高體弱，決定移民以色列。我們無權支配他們的房間，也沒有資格住整套公寓。因此，我們通知房管所，我們很願意另外分配一套兩居室的公寓，至於我們目前的住處，現在是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可以只分配給一個更大的家庭，或者一個屬於社會主義權勢集團成員的家庭。如果某個黨政要人對這套公寓感興趣，他很有可能安排讓我們得到一套在適當位置的適當的公寓。事實上，幾個第二梯隊的黨員積極分子和幾位副部長確實來看過這地方，但對它都沒有留下什麼印象。顯然，我們低估了這些人民代表的口味和欲求。我們徒勞無益地請求作家協會的幫助，寄希望於它自己的要人及其與當局的溝通渠道。
那對老夫婦離開後的兩周裡，什麼事都沒有發生。接下來，一天早晨，一個吉卜賽家庭拿著可佔據空房間的授權書出現了——一位父親，一位母親，他們的女兒，以及這個家庭的第四位成員，看上去十分醒目——一架手風琴。他們沒有傢俱，只有幾個他們開始打開的包袱。他們接著在牆上釘釘子，在釘子上拴了一條繩，然後把所有的財產都掛在這根繩子上。佔領結束後，那位父親抓起手風琴，用一段生動的華彩樂段招待了我們。
新鄰居的歡歌笑語與我們較為沉悶的風格形成了鮮明對比。最終我們找到了一個解決這種僵局的辦法：我們把整個廚房都讓給他們，條件是浴室留給我們專用。因為他們很少清洗，他們可以使用廚房的水槽和走廊外的另一間廁所。然而，沒過多久，他們就設法入侵了浴室，隨心所欲地進進出出，彷彿我們從未達成協議似的。從黎明至深夜，烤香腸的味道和手風琴的聲音主宰著我們共有的房屋。
只剩下一個解決辦法了——採取極端措施。在忍受了一年之後，一個週一的早晨，10點鐘，我出現在作家協會，提醒作協副主席我們早先進行過的討論。我還告訴他，如果到下午2點問題還不能解決的話，我就會在公寓舉辦一次針對外國報刊的新聞發佈會。我要讓他們看看我們窮苦的工人階級是如何生活的——三個人，母親，父親，女兒，睡在同一個房間的地板上，與隔壁的夫婦共用一間浴室和廚房，而這對夫婦對那個三口之家的無休無止的手風琴演奏相當反感。我的同事，那位國家的代表，試圖讓我平靜下來。然而，他明白這樣做沒什麼用處，可不管怎樣，他辦公室裡的麥克風已將我的威脅傳到了管事的當局那裡。他打了個電話，簡短地交談了一會兒後，通知我說，我在黨的中央委員會有一個會面，B入口，第3層，309房間，11點，即半小時後。
我一走進那個聖地的內部，就應邀在由四位同志組成的座談小組前坐下。他們似乎是平級，可能來自不同的部門——文化、種族、少數民族、安全，天知道呢，考慮到我發出的威脅的性質，也許甚至還有對外新聞處。我應邀總結了情況，然後座談小組成員一一向我提問。最後，他們問我，我是否可以提出一個解決辦法。我重複了我已經說過的話：一年前，在那對老夫婦離開前，我已經建議將公寓分配給一個按規定有資格居住的人，作為回報，給我妻子和我一套較小的、更合適的住處。是的，他們意識到了，錯誤已經鑄成，但是我，他們問，腦子裡有什麼具體建議嗎？
實際上，我有。我已經貼了無數張尋求換房的小廣告，並最終有了一個結果，同志們也許可以考慮考慮。行政指揮部的一位陸軍中校有位妻子和一個馬上高中畢業的兒子，他願意搬進我們三居室的公寓，拿他們位於勝利大道2號的兩居室的公寓作為交換。然而，根據中校的解釋，這需要軍隊的特批，手續紛繁複雜。我把軍官的名字告訴了他們，座談小組的一個成員，一個看上去屬於性情乖戾的那種人，向自己的禿頭同事發了個信號，此人撥通了中校同志的號碼，他證實了我所說的。
黨的積極分子們豁地放鬆下來，他們向我保證，很快每件事情都會得到解決。我甚至還收到了——你能相信嗎——道歉，說是誤會了我。這是令人心曠神怡的一天，當我向家中走去時，我告訴自己，我一點兒也不在乎現在肯定已經加進了我本來已經鼓囊囊的檔案中的那幾頁紙。國際新聞發佈會的威脅似乎有了立竿見影的效果。這是個好信號，還是個壞信號？難道這一切只不過是一出旨在在斷頭斧落下之前讓我的神經睡去的鬧劇？
我不慌不忙地向家中走去。外面陽光明媚，這一最新進展使我精神大振。下午1點左右，我抵達了斯弗因圖爾·揚·努街26號。我沒有乘電梯，而是從樓梯爬上三樓。手風琴一定是休息了，或者到市區逛去了。我們鄰居的門大敞著，裡面沒有絲毫生命的跡象。我往裡看了看——空無一物，空無一人，就連拴在兩面牆上的繩子也不見了，地板上沒有包袱，絕對空無一物。彷彿那裡從未有人住過。窗戶大開著，一個幽靈曾忍著痛苦為這個房間通風。
我一頭霧水地走出去，正碰上大樓管理員，他正順道來通知我，那個吉卜賽劇團已經被帶走了，捆進了一輛卡車開走了。是誰帶走他們的？誰都無法肯定，但這一定是來自上頭某人的命令。馬戲團以魔術師的靈巧與效率表演了絕妙的大變活人的把戲。在短短一個小時之內，整整一年的緊張局面已蒸發得無影無蹤。
勝利大道2號的兩居室——一套前社會主義公寓的一半—將是我在羅馬尼亞的最後一處住所。流氓終於放棄了他的高空走鋼絲表演，成為他一直不願承認的人——一位作家，一位徹頭徹尾的持不同政見的作家。我在一家地方雜誌上不聲不響地發表了幾段批評新興的羅馬尼亞國家社會主義的文字。官方的批判應聲而至。落井下石的打擊從各個方面湧來：我一夜之間成了「治外法權者」、「叛國者」、「黨的敵人」。時間遵照適當的過程將我的面具一一撕去——我的小心謹慎，我的膽小怕事，我的幽默感。我的失眠症加重了。我每天早晨醒來，都會被剝去另外一張面具。不久以後，我冒險丟掉了身為一個安靜的、令人尊敬的公民所有殘存的習慣。我不喜歡這出新鬧劇。流氓不曾忘記流氓戰爭或流氓和平的歲月。
時間飛逝。似乎40年前的那個遙遠的下午只不過是瞬間之前的事，當時，我聽到一個聲音——我的，卻又不是我的——從各處、從虛無之處傳來，向我保證，我並不像我以為的那樣，煢煢孑立於天地之間。獨自在法爾提西尼的雷米爾家那個陌生的房間裡，獨自在宇宙中，我發現了另外一個家，另外一個宇宙，另外一個自我。書的世界將成為我的新家。在我在蘇恰瓦的整個學徒期間，在我投身於革命之時，在我在布加勒斯特學習工程的那些年裡，在我拖著唯一的私人財產——我的幻想的行李——住在老麗貝卡·阿德爾曼和雅各比醫生的房子裡以及所有其他庇身之所的時候，我都居住在這個世界中。
我真的像我所希望的那樣得到解析幾何、材料阻力、建築結構、流體力學和水力電氣學的保護嗎——這一切保護了我不受外部環境的煽動或我自己頭腦中的錯誤路線的影響嗎？口是心非、人格分裂和精神分裂症正教會我們如何將集體歷史深埋在我們的個人歷史之中。然而，我對「其他東西」的需求並沒有減少。我在只有書本可以提供的家園中找到了藏身之所。分裂的自我的雙重放逐——那是種彌補性的疾病嗎？難道保護自己不受自己傷害的希望最終被重新奪回自我的希望所取代了嗎？我沿著自己蜿蜒曲折的道路前行，走向我自己，離開我自己，試圖回歸我自己，取代我自己，失去我自己，然後一切又從頭再來一遍。與此同時，我遭受的掠奪和我所冒的風險已經變成了所有人的命運，彷彿每個人都必須為某種模糊不明的罪行贖罪。在恐懼之下，我對書籍的迷戀加強了，我得到了無形的對話夥伴，它們通過提供自己的友誼，使死亡得以延遲。
在位於解放公園附近的首都尼馮街的房間中，我與茄拉一起度過了我們婚姻的第一個年頭，1969年夏天，我終於在那裡獲得了在我自己的書中傾聽我自己的聲音的特權。這本書的封面是綠色的，正如1945年的那本書。
我終於找到了我真正的家。語言所帶來的不僅是重生，而且還有一種合法化的形式、真正的公民身份，以及真正的歸屬感。從這個最終的避難之地被放逐將是最殘忍的毀滅形式，將觸動我的存在的本質。
自從外祖父阿夫拉姆詢問新生兒是否有活下去所必需的指甲時起，一個流氓世紀中的50年已經過去。1986年，歷史似乎重演了它的黑色鬧劇。難道花臉小丑奧古斯都厭倦了那個犧牲品的古老角色了嗎？啟蒙總是來得過早，它的教育價值是相對的。出於某種認為我可以用語言來代替家鄉的具有催眠性的幻想，我推遲了離開我於1945年重新獲得的祖國的時間。現在，我還能夠做的就是帶著語言，我的家，與我一起走。
我將把這個蝸牛殼背在身上。無論海難在哪裡向我襲來，這個蝸牛殼，這個少年時代的避難所，將依舊是我真正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