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初期，我正忙著在普羅耶什蒂市中心蓋公寓樓。那是幢九層建築，靠近隱蔽的市場，被稱作綠廊大廈。我猜它還巍然屹立著。它是一樣可以緩解我還沒有生孩子的罪孽的東西，也是對我寫了一些短命的書籍的一種安撫。
普羅耶什蒂的矯健步伐對我這個慢吞吞的布克維納人來說是一種震撼，哪怕是在布加勒斯特當了幾年學生後，我依舊慢性不改。一位較為年長的工程師提醒過我，要「密切注意」建築工地上的人民運動。「你可能在一天早晨醒來，發現50袋水泥不翼而飛，或者你簽收了比你的實際需要多出20車的混凝土，或者你收到的磚塊只是發票上的一半。」可是，他沒有告訴我，當我甚至不肯定自己是否是個好工程師時，我又如何能夠成為一個好警察。
綠廊大廈是當時市中心的最高建築，在蓋它之前，我在蓋L大廈期間度過了自己的學徒期，L大廈位於市場的另一端，只有四層樓高。作為工地上最年輕的工程師，我被指派上夜班。所以，從晚上6點到黎明時分，我不僅要與正規的建築人員一起工作，而且得與一群囚犯打交道。當地監獄的指揮官已簽署了一份合同，內容涉及工人數量、所需技能、工作時間及信貸大樓的應付報酬等。這位指揮官是德拉黑茨少校，是可怕的內政部長、政治局委員的兄弟。
如果說我1954年剛剛踏進大學校門時，在學生食堂與茄子和黃瓜的調和物初次相遇時幾乎暈倒的話，那麼在看到囚犯和衛兵時我會做何反應呢？事實上，什麼也沒發生。當我看到穿著土褐色囚服的犯人們在衛兵的押解下被帶進來時，我沒有暈倒，正如我1958年在佩日普拉瓦看到在衛兵監視下的穿著暗褐色衣服的我父親時沒有暈倒一樣。像過去一樣，我變得臉色蒼白，一言不發，可我沒有暈倒。在任何情況下，與犯人的接觸將保持在嚴格的最低限度，我只能獲准在衛兵在場的情況下與他們的工頭交涉，這個工頭以前就是個建築工人。再者，犯人和衛兵被限制在建築工地的幾個特殊地帶。我問過老闆，這些囚犯中是否有政治犯，他向我保證，這些人只是些「普通罪犯」。根據我自己的家庭歷史，我清楚地知道，這個名稱就像可笑的社會主義詞典中的其他稱呼一樣，一點兒也不可信。
囚犯們通過監獄外面的工作可獲得減刑的機會，他們參加新的市中心的建設，更多是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為了信託大廈——畢竟，普羅耶什蒂，即使是從黃昏到黎明，也幾乎算不上是佩日普拉瓦。實事求是地說，許多囚犯可能確實是「普通罪犯」。雖說不正當，但法院的詭計並不排斥一定量的事實。工作本身要求並不太苛刻，而且肯定比一天到晚關在牢房裡好些。
雖說有這一切旨在平息我的恐懼的保證，我每晚上班時還是處在一種焦慮狀態之中，不僅要留意我應該簽收的東西——混凝土的數量，水泥和磚頭的數量—還要留神囚犯或衛兵可能對我玩弄的詭計。我從未完全放鬆過。夜晚剛一降臨，那些女人就會出現，躡手躡腳地溜過還濕著的混凝土和露天的鋼桁支架。她們帶著大包小包，不耐煩地左顧右盼，來見自己的丈夫、兄弟或情人，給他們奉上自己的獻禮。為將這些女人阻止在建築工地外而採取的措施並不能把她們擋在外面。她們一個接一個地到來，偷偷摸摸，悄無聲息。
我試著對促成這些晚間幽會的「網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很顯然，這支犯人小分隊已經對我進行過研究，他們的結論是，我沒問題，會對這些探訪保持沉默。可是，你永遠也不會知道，下一個挑戰會來自哪裡，下一個陷阱會設在哪裡。我不止一次地受到犯人家屬或中間人的逼迫，有時是在工地的大門外，有時是在我工作時，而且你很難將他們與密探區分開來。到了黎明，我才會長舒一口氣，回到自己那間由棚屋臨時改成的陋室，在那裡，在鐵床上，我的朱麗葉正在酣睡。
假如，我到了25歲還不能在公共市場自焚——就像越南的那些表示抗議的佛僧一樣——以公開譴責像個薄雞蛋殼般包圍著我們的生活的巨大謊言，那麼我在5至9歲間所受到的啟蒙的意義何在？你剛一碰到，那層薄膜就會爆裂，而你突然發現自己孤獨而無助，任憑一條由權威揮舞著的鞭子的擺佈。假如在片刻的瘋狂中你喊道：「共產黨沒有穿衣服。」蛋殼就會立即分崩離析。立即就會有人上來抓住你的胳膊，就像對待一個你確實就是的精神錯亂的罪犯一樣，而目擊者則會走上前來證明你的不法行為。那個巨大的謊言就像個新胎盤，既不讓我們生，也不讓我們死。一個魯莽的姿勢就會讓那纖薄的薄膜炸開。你必須屏住呼吸，不斷自省，以便你那張被大大小小的謊言堵住的嘴不會一不留神地吐出可能粉碎那個保護繭的氣息來。事實上，我們正不斷用其他遮蓋物來包裹這蛋殼，一層又一層，就像俄羅斯套娃一般。那麼，這個受到祝福的大謊言是什麼呢？一塊雞蛋狀的裝甲板？一份大自然母親的禮物？對於許多人而言，謊言之膜已變成了一層厚厚的保護衣，密實，不可摧毀，可防破裂。在裝有裝甲板的雞蛋的內部——那個大謊言的集中營——囚犯們被判強顏歡笑。
我沒有刺破那層薄膜。像其他許多人一樣，我有自己個人的補償方式。我盡可能地不去理會那個殼，在它下面，我自行其是。我最關心的是不去理會公共環境，一心一意只當個幹活拿錢的「工程師」，除此之外別無他求。日子像我一樣年輕，城市充滿新鮮和活力，是永恆的夏日的避難所，就像我的朱麗葉一樣。
朱麗葉正千方百計地設法避免被大學開除。她的一個同學給系主任送上一份「備忘錄」，含沙射影地提到這個黑頭髮的維羅納少女的令人懷疑的道德品性。她被叫到大約八年前我被未來的外交部長叫去過的同一間辦公室。大學校長幾天前剛被解職，這似乎是個「揭露」他的侄女的不道德行為的最佳時刻。但是，幾天後，事實證明校長實際上沒有被降職，而是升了官。一夜之間，朱麗葉的叔叔變成了副部長，整個事件隨即分崩瓦解。
我又一次坐在普羅耶什蒂市中心的波勒瓦德餐館的露台上，就在我的建築工地的對面。我在慶祝60年代的到來，當時，西歐正在籌備其年輕人的大叛亂，而東歐則在更加迫切地學著讓自己適應在那些不確定但有計劃的部分中呈現的模糊性。下面的街道因走過的人群而發出震動。我所能做的似乎只有一樣：為了拽起豐厚的捕獲物而投下魚線。我正在等待一個啟示：現實是真實的，我是真實的，我注定會發現現實的意義及其秘密、其公正合理性。在任何時候，當我從生命中的一個舞台轉向另一個舞台時，神明都會贈予我某種加密的特權。
我吃著烤鱘魚，就著一口微酸的低度葡萄酒嚥下。我抽著希臘香煙，注視著我的朱麗葉的眼睛——還不時偷偷瞥一眼別的jeunes filles en fleur（含苞欲放的少女），在靠近45度緯線的羅馬尼亞小城普羅耶什蒂的第七層樓上的波勒瓦德餐館。我根本不把黨或安全部放在心上。我很年輕，卻自認為年老世故，認為自己不理睬勞改營及其形形色色的犯人（無論是政治犯或不是政治犯）的做法是正確的。我的頭腦中充滿了所有那些從書本上得來的政治的、革命的、反革命的乃至自由主義的和人道主義的觀念，但當說過一切和做過一切時，我只是對任何東西都滿不在乎。世界歷史讓我覺得乏味，我自己的歷史正按其自己的節拍運行，我吃著魚，抽著煙，對每日的節奏頗為敏感，對喬治烏-德治同志的疾病卻漠不關心，一心一意只想著我的朱麗葉和我周圍的所有其他朱麗葉，對越南戰爭的災難卻置若罔聞。我試圖逃入與我的心願背道而馳的職業的涉及流浪漢和無賴及其冒險活動的細節中。因為渴望對出現在我生命軌跡中的陌生人有更多的瞭解，在總是以勝利的姿態歡迎我的高山和大海間歡呼雀躍，避開也許會擁有我的問題的答案的書籍，所以我不希望被拖入世界的不幸之中，哪怕是我即將面臨的世界。我又老又累，可又年輕得令人討厭，充滿了慾望和困惑。
「工程師同志，你母親打來電話，她在線上。」秘書跑上腳手架的頂端，我正在那裡監督水泥澆鑄。「快點，她在等。她昨天也打過電話，從蘇恰瓦。她說她最近已經有兩個星期沒有你的任何消息了。」兩個星期……那孩子已經整整兩個星期沒有給家裡寫信了，恐怖中的恐怖。現在他正沿著覆蓋了混凝土的鋼桁支架奔跑，越過一堆堆的磚頭和一摞摞的窗格玻璃，衝去向他的母親保證，沒出什麼事，沒發生什麼壞事，沒什麼大災大難。他對自己部族的苦難已不再感興趣，他遠離了悲悼聖母和猶太人區的爪子——可似乎永遠都不夠遠。
過去正在緊追著我不放，總是離我只有一步之遙，會在最出其不意的時候趕上我。向書本的逃亡，高山和大海的雄偉壯麗，性愛探險，政治學，專政，像雞蛋一樣一碰即碎的大謊言——什麼都無法與愛的暴政相提並論。它柔軟的爪子始終在那兒，準備重申自己的權力、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永恆。這是常態的代替品，是口是心非的新陳代謝嗎？為什麼兩千萬人不能異口同聲地說出自己的不滿和私利，為什麼他們不能在一場突發性集體反叛中同時爆發？他們全都受到了雞蛋殼薄膜的保護嗎？「保護，保護」，我不斷默念著這個詞，一面跑過濕潤的混凝土和成堆的磚頭。我在這場奔跑中是個老態龍鍾的人，我在逃離部族的手掌心，卻從未真正逃離過。在25歲時，我已不再有時間、視力和聽力去關注政治的刺耳音調，去關注所有那些演說、威脅、警察、囚犯、或歡快或悲傷的合唱、焰火，以及社會主義現實的所有悲歡離合。
我沒有時間、視力和聽力去關注這其中的任何事——或是我有？也許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