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我父親的妹妹帶著好消息出現在我們家門口：她已經預訂了船位，不僅為她自己和她的男朋友，而且也為我們家。父親立即回答道：「我剛剛打開行李，沒有精力再重新打包了。」當然，我們於1945年從特蘭尼斯特裡亞回來後，沒有什麼東西可打開，所以在1947年也沒有多少東西可打包。他的小玩笑只是在試圖掩蓋他不願意進行冒險的心境而已。
離開的問題定期縈繞在我們心頭，並且理由充足，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成了一個不願離開的人。我上大學時，這個問題再次提了出來，不僅與佩日普拉瓦有關，而且也與一個朋友的移民有關。
我們在進入第一個學年的幾周之內就變得非常親密。雷盧頭髮烏黑，身材高挑瘦削，是個聰明的學生，還是個音樂愛好者。他喜歡數學、籃球和音樂會，甚至似乎願意給文學一個機會。他注意到我對工程學研究缺乏興趣，我將大量時間都泡在布加勒斯特圖書館中，並且與漂亮的艾伯特太太的漂亮女兒打情罵俏。他意識到了我的不滿、我的渴望、我的怪念頭，於是我們成了形影不離的朋友。他那過分的、氣人的敏感與使他避免一切複雜事物的同樣氣人的實用主義達成了平衡。然而，這些差異——甚至他對異性的缺乏興趣——絲毫也不足以構成我們間的友誼的重要障礙。
1958年春，雷盧給我帶來了一條敏感的消息：他母親和姐妹已決定移民到以色列。她們已填好表格，將他也納入了她們的計劃。我們就此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1947年12月的那個冬日，國王的突然退位促使我穿過雪原飛奔回家，嘴裡念叨著「結束了，我們現在就離開，馬上」，自從那時起，日子彷彿已經過了千年。戰後早些年裡，當我傾向於亞博廷斯基的好戰觀念時，擁護猶太復國主義者的理想曾吸引過我，可現在，它已經失去了大部分的吸引力。超越披著安樂矯飾和自由幻想的鐵幕，逃到資本主義的天堂，現在似乎是種庸俗的觀念。我對一切改變命運的幼稚努力都表示懷疑。在我看來，對我們不夠完美的、短暫的現狀承擔起責任，並予以理解，更勝過僅僅做出地理方位的調整這種改變。
我的朋友不僅平靜地接受了離開的觀點，甚至還舉出了幾個論據來支持這一觀點。他的父親在1941年雅西的「死亡列車」暴行中失蹤了，當時，被從家中搜出、拖過街道的猶太人發現自己像沙丁魚一樣被塞在不知將駛向何處的密封的貨運火車車廂裡。炎炎夏日，火車在鄉間漫無目的地打著轉，直到飢餓、窒息的身體變為屍體。
我本人對這些恐怖事件並不陌生。我的啟蒙也始於一節由武裝士兵看守的密封的貨運車廂，但那列火車有一個目的地：它的由囚犯構成的貨物將被傾倒在一座集中營的人類垃圾堆上。然而，在我看來，雷盧離開的辯護理由似乎多少有些巧言令色和「雕琢過甚」。我已對試圖將僅屬於傳記環境的東西理智化的努力越來越警惕。就連佩日普拉瓦也不能削減這股力量，憑著這股力量，我的怯懦找出了留下來的最自命不凡的理由。
移居聖地的候選人們在頭天晚上就開始排起了隊，以便第二天早晨可以有機會到達發放那充滿魔力的申請表的桌子邊。漫遊的部落再次開始移動。它讓我想起了我們重返生活樂土時的情形，那1945年的重生。我回想起那童話故事裡的聲音和色彩，那童話故事般的美味佳餚，以及我從自己陌生的充滿書卷氣的表親那裡收到的童話書，他是雷米爾家的後輩，也是我的老師。黑板蓋住了整整一面牆，上面寫滿了公式、表格和謎題。在那個奇妙的地方，我發現了常態的快樂，那由我那些從未被戰爭所驅逐並送往集中營的親戚們所上演的色彩繽紛的穿插表演。每天早上醒來，我都會看到嶄新的一天，我就像只活潑的小羊羔般歡呼雀躍。
我以為自己已被安全運抵一個青春永駐、盛事不朽的世界中，可是，突然間，那只無形的夜梟再次向這個陽光明媚的世界俯衝下來。死亡像閃電般襲來，將我的叔叔伊祖從他正在工作的電線桿上擊落在地。父親的弟弟被送回家時已經死去，僅僅是在他去上班的幾小時後。在那裡，在那根被雨水浸泡過的電線桿上，看不見的鳥喙發起了攻擊。他只是痙攣了一下，便跌落在地，目擊者說。他17歲。他的臉，在死亡中，與那些還活著的人的臉非常相像：他的父親本傑明——他的親人都叫他的愛稱比約姆——還有他的哥哥們：阿倫和馬爾庫，他們靜靜地站在他的棺材邊。
沒過多久，惡梟的叫聲再度響起。這一次它是在為祖父比約姆而鳴叫，他死在夏日午後明亮的光線之中。他巨大的黑色身軀突然崩塌在躺椅之上，他的孫子就在躺椅旁邊，眼睛睜得溜圓。我嚇得呆若木雞。這位瑪士撒拉[1]的突然倒斃使我的血液都變得冰涼。時間凝固了，我再也無法喘息。我暈沉沉地呆在那裡，直到我從高懸在餐具櫃上方的大鏡子裡看到祖母那只修長而蒼白的手。有關這個被我們稱作馬馬亞的輪廓分明的老婦人——儘管實際上她沒那麼老——有一些閒言碎語，說的是作為一個年輕的後媽，她是如何苛嚴地對待鰥夫比約姆的三個孤子的。我震驚地看到她在照鏡子，梳頭髮！僅僅幾秒鐘後，也許只有永恆的一秒鐘後，她發出了注意到這一災難後的尖叫聲。在鏡中，她直愣愣的眼睛遇到了她孫子那大睜的雙眼。侷促不安中，她重新調整了一下自己的悲傷面具。她的呻吟聲和喘息聲都增大了，可她與孫子間的關係再也不復從前了。
一剎那，伊祖，他們中最小的，以及比約姆，他們中最老的，都走了。接著，馬馬亞也消失了，與她的女兒盧茜和阿努塔定居在靠近死海海灘的遙遠的應許之地。大多數家人都將追隨而去，帶著他們古老的名字——麗貝卡、阿倫、雷切爾、露絲、戴維、埃絲特、莎拉、伊裡澤爾、莫捨——這些名字已在外國的土地上、在外國人和外國語言中漫遊了數百年，現在正重返它們認為自己所屬於的那個地方和語言。那些名字的回音將漸漸消失，與之一同匿跡的還有他們著名的特質——他們的商業精神與群體的團結，他們的焦慮與堅韌，他們的神秘主義與現實主義，他們的激情澎湃與明晰開朗。在所有這些老一套中，我該插在哪裡呢？難道我也受到過他們的猜疑的影響，受到過他們那由週遭環境陰險地注入我們全體心中的困窘與敵意的影響？
在我的同族人的名字與名聲中，我不再覺得自在，他們起伏不定的流浪命運也不再讓我感到束縛。我已疏遠了10年前我在他們中重生的那些人嗎？事實上，當我知道他們在自己遠祖的土地上非常安全時——當我知道我現在脫離了他們的關切時，我覺得釋然。他們的空虛、他們的急躁、挫敗、虛偽和花言巧語事實上並不比其他民族更甚，可我很高興能夠忘掉它們，不再與它們有任何關聯。對於他們的大批離去我心無芥蒂，這證明了我懷著不加掩飾的釋然心情接受的那種常態。已經認領了我的克邁拉似乎已在我們之間畫了一道比任何物理距離都要寬的分割線。我們間的地理空間只是作為一種必要的、保護性的證明而到來。
我的朋友雷盧怎麼辦？佩日普拉瓦怎麼辦？雷盧現在扛起自己的流浪者的背包，加入了那些夢想者和被開除者之列。這些移民急切地想要離開這個社會主義的烏托邦，每人只拎著一個簡單的小包，對他們留在身後的僵局大放厥詞。以前，甚至在戰爭剛結束時，都從未有過這麼多的人匆匆忙忙地收拾行李離開。為加入大批離去的人中而形成的隊列不同於為了食物、燃料或衣物而排成的常規隊列，可它們並非毫無聯繫。我完全瞭解這種由流浪者懷揣著的記憶、激情和焦慮所構成的行囊。
歷史上對於1958年10月的這一時刻的第一手記錄彌補了我自己模糊不明的反應：
起初，猶太人開始在凌晨3點排隊，以領取移民以色列的申請表。現在，他們在2點、1點甚至頭天晚上11點就開始排隊。他們中有破產的小商人，孤苦伶仃的老人，還有共產黨員、機關領導、各部門常務理事、國家中央機構的公務員，政治機構、軍事及安全部門的幹部。隊伍的影響是巨大的。我自己就是猶太人，可就連我也開始體會到一種奇怪的感覺……
這些文字是由一位名叫尼庫·斯坦哈特的羅馬尼亞作家寫下的，他繼續說：
從口袋裡拿出護照的簡單姿勢看似戲法，有點兒像一個不起眼的魔術師的有關它的魔術。或者，它看似一個討厭的媽媽的兒子也許會幹的事：我再也不玩了，我要回去找媽媽。或者，它看似一個從座位上站起身，抓起錢，然後揚長而去的贏了錢的賭徒：我要回家了。我再也不玩了。就這樣，你把每個人都帶到舞會上，你敦促他們，你付錢給拉琴的人，你讓聚會進行下去，你鼓勵他們，你是他們中的一分子——然後你就那麼跳出身來，你把他們全都留在原地，像個白癡似的站在那裡：再見，我要走了。騙局，詭計，背信棄義，謊言！任何頭腦正常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感到厭惡，其他人則只是微笑。頭腦再簡單一點的人則表示憤怒和嫉妒，忍受著對來世的惡意的怨恨。
這段文字後面是一段關於塞萬提斯的敘述和一個有關一個叛國者的故事，一個猶大，一個象徵，很顯然，是猶大及其共同信仰者們一直以來所象徵的一切中的一種。
從字裡行間，不難讀到最初的——可也許沒那麼原初——從憎恨他人向憎恨自己的轉換，以及反之亦然的轉換。我當時可能也無法讓自己對此種痛苦的微妙情緒具有免疫力，但我設法讓自己保持比它們的作者更疏離的狀態，這位作者後來成了一名東正教修士。
作家於1960年被捕，與他一起被捕的還有一群知識分子朋友，他們的罪名全都是「陰謀反對社會主義秩序」。他被判12年強迫勞役，剝奪政治權利7年，並沒收全部個人財產。對於猶太人尼庫·斯坦哈特而言，監獄是個具有啟示性的地方，在那裡，他發現了基督教，不僅皈依了基督教信仰，而且皈依了軍團兵的「英雄主義」，這些軍團兵本身因「陰謀」而獲罪，儘管他們缺乏智力方面的天性。他的下一本書題為「快樂日記」，在其中，他敘述了自己的獄中經歷和受到福佑的宗教皈依，這本書將成為暢銷書，是後共產黨時代的羅馬尼亞精英讀者的必讀書目。
我自己對那些選擇離開羅馬尼亞的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的反應源於一種較為個人的、不那麼巨大的憤怒。身為青少年的我所擁有的夢想與年輕的猶太人尼庫·斯坦哈特的夢想截然不同，他將自己視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克內魯·科德雷亞努——那位反猶太人的鐵衛軍「上尉」——的救星。對軍團兵所宣揚的「與死亡訂立婚約」的英雄之舉，我有一種完全不同的評價方式。我自己的啟蒙不過是一種與卓越性的神秘婚約，即使在監獄，我可能也無法像基督教的新近皈依者尼庫·斯坦哈特那樣，因我是個猶太人的事實而請求軍團兵的原諒。
在我看來，逃離共產主義牢籠的努力既正當，又庸俗。我不是在抱怨阻止我做出這種自然決定的精神障礙，如果我的朋友雷盧也具有相同的障礙，我倒是寧願選擇它。給他提供了離開這個國家的精神論據的是否是這樣一個事實：這是殺害他父親的粗魯的反猶太人兇手的地盤，這個國家從未因這一暴行向他的家人表示過一絲一毫的正式歉意，就像我自己的家人到特蘭尼斯特裡亞後從未接受過一次正式道歉一樣？那些調用了這些理由的人激怒了我。我的犬儒主義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深度，以至於我把那些恐怖僅僅看作是通向那巨大的、無所不在的、遍及宇宙的罪行，即死亡——我們所有生命的前提——的一個步驟而已。夭折，暴亡，與壽終正寢沒什麼不同，死亡通過何種方式、在什麼地方追上並抓住我們是無所謂的事——這就是我對此事的遲鈍邏輯。在激烈爭論時，我似乎並不在乎我是在向誰說出這些話語的。
我與尼庫·斯坦哈特的憤怒有種天然的聯繫。我們之間有一種確定的關聯，但我們間的不同始終無法逾越。對我而言，羅馬尼亞公民身份並不像在尼庫·斯坦哈特眼中那麼尊貴，他把它看作是成為地球上那些最優雅的、最崇信基督教的人中的一分子的證明。不，對我而言，身為羅馬尼亞人是一個事實，不多，也不少。我對「經過美化的」民族並無愛好，無意成為那樣的羅馬尼亞人、法國人、巴拉圭人、柬埔寨人。由於既缺乏宗教信仰的安慰，又缺乏皈依者的充滿熱情的民族主義，我認為那些選擇改變自己公民身份的人並不比那些改變自己信仰的人更糟。不，我不會請求那位軍團兵的原諒，正相反，他倒是應該跪下來請求猶太人的寬恕。我是在用恩賜的態度對待我的那些為了離去而排隊的可憐的猶太同胞嗎？我對他們的神志清醒感到過蔑視嗎？那位皈依了基督教的猶太人和文學家尼庫·斯坦哈特間歇性地為自己的客邁拉辯護，我，一個持不可知論的猶太人和未來的文學家，也以同樣的方式為自己的客邁拉辯護。讓我留在羅馬尼亞的不是宗教信仰或民族主義，而是語言以及它所提供的所有客邁拉——不僅是語言及其客邁拉，而且是我的整個生命，當然，其中有好有壞，它的語言及它的客邁拉構成了這種生命的本質。
當我的朋友雷盧談到他即將進行的冒險時，絲毫也沒有表現出被尼庫·斯坦哈特優雅地形容為騙子的「詭計」的東西。他身上絲毫沒有「討厭的媽媽的兒子」或「從座位上站起身，抓起錢，然後揚長而去的贏了錢的賭徒」的氣息。這種描述也不適合於我的任何一個家人，他們全都是辛苦工作、謙遜卑微的人，生活在貧困與恐懼之中。沒有必要認為，申請進行連根拔起的冒險的人要比那些接受扎根於此的危險的人更糟。在這個他們世世代代居住於此的國家，他們中一直沒有多少「贏了錢的人」，肯定沒有贏了大錢的人。甚至那些曾跳著共產主義的華爾茲的人，甚至那些付錢給「拉琴的人」、為化裝舞會喝彩的人，也有權承認自己的錯誤，帶著罪行離去，前往地球的另一端。然而，我的親戚們也不屬於這類人，雷盧也絕不是這種人。這一指控用在我身上倒是恰如其分，我這個紅色少年，冥頑不化的13歲的政委。可是，我選擇留下來，不是因為我自認有罪，或者我還信仰那「在歐洲徘徊的幽靈」。我倒是已經發現了另一個客邁拉，它不同於那個政治的客邁拉，它不曾向任何人做出快樂幸福的許諾。
不，我的朋友雷盧體現的不是斯坦哈特那充滿輕蔑的冗長敘述所說的「騙局，詭計，背信棄義，謊言」，而是恰恰相反。他也不是變節的猶大。他遠不應該遭到「厭惡」，任何「頭腦正常」的人倒是有充分的理由嫉妒他，因為他抓住了一個他們自己也希望得到的機會——離開這個國家。假如大門向所有人敞開，不考慮國籍，不基於那場針對這個國家一直以來不斷試圖擺脫掉的「惡魔」的有預謀的歧視戰役，那麼想要離開的人的隊伍早已在這塊土地上縱橫交錯成一片。猶太人成為此類戰役的攻擊對象並非第一次，但這一次，他們的離去證實了共產主義在羅馬尼亞的失敗，按照斯坦哈特神甫的說法，這裡是地球上最快樂的地方。他們的離去是對極權主義的控告，斯坦哈特及其哲學辯論中的夥伴們——他們本人因叛國反黨「陰謀」而被捕——應當一致同意，這是個路線問題。
為移民扣帽子的措施不久就被提出，對申請移民的人的報復開始發動。雷盧立即被大學開除，他很幸運地早早逃走了。1959年春，我送他上了前往維也納的火車，他將從維也納繼續前往意大利，在那裡坐船去以色列。分離的時刻充滿了離情別緒。當火車即將開動時，他的母親微笑著問我：「沒有了你，我該拿他怎麼辦？」很難說她指的僅僅是我們友誼的中斷，還是有什麼言外之意。雷盧侷促不安地交給我一個厚厚的筆記本，我後來發現它是一本日記，記錄了我們快樂的青年時代的友誼。讀著他那蓋滿寬大頁面的整齊字跡，我不久便發現了一種我們誰都不曾真正意識到的熱烈的、甚至帶有色慾的愛意。他的離去標誌著一段我們已永遠失去的歲月的終結。在筆記本的第一頁，他寫道：「與這些頁面中的主要人物的分離似乎無可挽回。這本日記理所當然應該留給他。」未來的世界只能用一種我們誰都沒有鑰匙的密碼去開解。我看不到再次聚首的機會。
我離開火車站，在那個布加勒斯特的春風和煦的夜晚，心中充滿疑問，可我並不懷疑我留下來的決定，儘管我將為此付出代價，而危險正是恰如其分的那一個——也就是說，對我而言，恰如其分。我認為，變換我觀察這個充滿博弈遊戲的世界的地方，或是改變我與生俱來的宗教信仰，不會增加我幸福快樂的機會。在任何情況下，我都必須懷疑此類改變，甚至懷著輕蔑之情去看待它們。「庸人」，我想，可以繼續吮吸他們那無言的希望的棒棒糖，可以繼續相信立竿見影的報償。我要從幽閉恐怖症中活下來，依靠的是其他的反作用，但我承認，對於別的那些接受了我的策略的人而言，它將是不公平的。
那個因強迫勞動而精疲力竭、因囚服而深感卑賤的佩日普拉瓦的囚犯該怎麼辦？我能夠向他提出什麼樣的生存建議？對他來說，報償一如既往地無關緊要，他只求能一個人安安靜靜、體體面面地活著。這個問題在我的腦海裡，在我的腸胃中，在我的心底裡，打開了一個空洞之地。對於一個客邁拉——一個暴躁的自私自利的怪物——的忠誠，再次證明它要更強大些。我一直忙於編造我自己的花言巧語的自我辯護。我不希望加入競爭激烈的自由者的行列，尤其不希望是在外國的土地上。在自由市場上，我什麼也提供不了，背井離鄉的障礙將毀滅我。我滿足於不滿足的當地標籤，可以在不借助於複雜的逃亡冒險的情況下應付自如。由於在我那歪七扭八的社會主義地洞中貧困交加，我可能甚至會對社會主義者使不幸「相等化」的努力感到一絲滿意，他們試圖通過減少貪婪地獲取金錢、榮譽和地位的機會的方式來縮小社會差距。這種把戲絕非是天真無知的。我父母——特別是我母親，她與家庭和以色列的聯繫很密切——定期經歷的危機沒能動搖我。
堅定不移地忠誠於一個客邁拉也許看上去是件好事，可我懷疑它會把我帶入困境。此類無論如何也談不上神秘的忠誠卻擁有准宗教的因素嗎？有時，即使是在這種奇異的變量中，似乎只有神秘的信仰才能給社會主義坑道中的生活帶來意義。那時，我無法猜到，30年後的一天，會輪到我轉身離開，那一天，我將為了向老利奧波德·布盧姆致意，去申請一份護照。
[1]瑪士撒拉（Methuselah），《聖經·創世記》中的人物，據傳享年96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