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作為領導和家長都是嚴厲而獨裁的。他突然間的大發雷霆是無法緩和的，他態度溫和的瞬間少之又少，並且都是打了折扣的。他不會不公平，而且決不說謊，即使是在說謊可以更易解決問題時。
隨機應變、膽小怕事的母親是更敏感的那種人。她向他提出建議，甚至在專業事務上。她擁有直覺和寬容的本能，但她無法說不，無法拒絕請求。由於情緒反覆無常，會突然變得抑鬱沮喪，她會迅速從責備別人一變而為自責。她一直與家人和她過去生活中的人們保持著密切聯繫，這個過去一直要追溯到她成為自己父親最喜愛的女兒的時候。她渴望愛和讚譽，她焦躁不安，富於想像，熱情洋溢，相信宿命，擅長交際，她相信奇跡、友善和感恩，卻常常遭受失望的折磨。她試圖對兒子實施的那些禁令和處罰似乎有點兒荒謬可笑，因為她總是要求丈夫進行管教，而當後者像時常會發生的那樣太過嚴厲時，她又後悔不迭。生活完全沒有給這對夫婦中的任何一個帶來改變，直到生命結束的時刻。
身為孤兒的兒童時代和後來為獲得令人尊重的社會地位而付出的努力塑造了父親，也扭曲了父親，他近乎於一個典型的「布克維納」人，儘管他不是出生在布克維納，而是出生在法爾提西尼附近的摩爾達維亞。他理智、孤獨、謹慎、沉默、含蓄、注重尊嚴、吹毛求疵、謙虛誠實，總是帶著一種持續不變的、令人悲哀的羞澀拘謹，這可以理解為不願參與或寬恕冒犯之舉。如果能夠自行其是，他總是相當自得其樂，在小心地不強加於人的情況下，他會讚揚莊重、謹慎和尊嚴，並將它們付諸實踐，即使是在極端的環境下也是如此。謹慎，毫無疑問，暗示著一種隱秘的生活，而且確實，處處都有一些秘密的小跡象，他的妻子會懷著令人吃驚的憤慨發現這些秘密。當她劈頭蓋臉地向他發出斥責和控告的質詢時，他既不抗議，也不否認，只是希望忘記這件事，回到它應有的曖昧狀態。
他的簡潔精確的書寫風格表現了同樣的謹慎：沒有詩情畫意的流露，沒有情感的勃然迸發。「我1908年6月28日出生於勒斯佩茲的一個小集鎮，當時屬於巴亞縣」——這就是他簡單的自傳的開頭，這份文獻只有幾頁紙，不是在1949年每位羅馬尼亞共和國公民都得按要求所寫的檔案，而是40年後在他的兒子的請求下所寫。90年代，父親不再是領導，他的兒子不再是少先隊隊長，而且我們都遠離了過去居住的鎮子，彼此也離得很遠。
5歲時，我開始上猶太宗教小學，它是初期的希伯來語學校，在那裡，我學習了初步的猶太語字母表。7歲時，我進了勒斯佩茲的一所猶太人學校。我學習意第緒語和羅馬尼亞語。1916年，我的哥哥阿倫被送上前線，我的父親被徵召入伍。1917年，爆發了一場斑疹傷寒症。我母親那年去世。我成了孤兒，與比我小3歲的弟弟努卡一起生活。當時我只有9歲，可我不得不照顧弟弟，時間約為一年。隨後，我的姨媽，我母親的一個姐妹，從雅西縣的拉吉諾阿薩（Ruginoasa）趕來，將我倆帶去與她一起生活。努卡在一家食品店當小售貨員，一個太小的售貨員，在那裡，他還得到了住處和膳食，我則繼續上學。當我父親從軍隊退伍時，他續娶了蘇恰瓦縣的利特尼（Liteni）的年輕姑娘麗貝卡。我留在拉吉諾阿薩一年時間，以便上完小學。那裡也有一所猶太宗教小學，我很優秀，因為我從勒斯佩茲已經學會了很多知識。
他繼續自述道：
在拉吉諾阿薩的那一年結束後，我返回勒斯佩茲，發現我有了位繼母。我私下裡在帕斯卡尼（Pascani）的體育館學習，這意味著我不去上課，只參加考試。隨後我上了法爾提西尼的高中。我給小學生當家庭教師，以便自己養活自己。後來，我在勒斯佩茲的玻璃廠找到份工作。當首席會計師搬至伊特卡尼糖廠時，他把我也帶了過去。於是我開始了更文明的生活，周圍都是些工程師、技師和搞經濟的人。廠裡有個小食堂，由在食堂吃飯的人管理。輪到我來管時，除了傳統食物之外，我還設法供應甜食和醃菜，因為我很小的時候就學會了做飯。1930年，我應徵入伍。我最初在法爾提西尼的第16步兵團服役，然後我回到伊特卡尼，回到工廠，在那裡我有一份非常優厚的薪水。我買得起大多數東西，因此心滿意足。在遭放逐之前，我一直在伊特卡尼糖廠工作，得到了優秀的組織者和會計師的讚譽。當時，法爾提西尼每年夏天都會在聖埃利亞斯節那天舉辦一個盛大的集市。摩爾達維亞的人全都會去。我每年夏天都去，在那裡度過整整一個週日。1932年，當我從集市回來時，我與公共汽車上一位坐在我身邊的年輕女子交談起來。她長得很像法爾提西尼的雷米爾太太。她告訴我，她與父母一起住在布杜傑尼，在那裡，她父親，也就是雷米爾太太的兄弟，經營著一家書店。我們的戀愛持續了三年時間。我常常在週日前往布杜傑尼，晚上乘馬車回伊特卡尼。1935年，我們結了婚。我在書店工作，圖書生意似乎進展得很順利，可沒多久，由於入不敷出，我便返回了工廠。我們搬到伊特卡尼，留下岳父岳母經營書店。瑪麗亞來與我們一起生活……你生於1936年……我們的正常生活止於1941年10月我們遭放逐時。
在許多家庭事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提及：
1939年，阿努塔，我弟弟努卡的妻子，死於心臟病。她突然摔倒在地，手裡還抱著自己的小女兒。我設法讓自己與一個代表團一起被派往羅馬的糖廠，以便出席葬禮。我妻子珍尼塔在博托沙尼，當時我沒有對她提及此事。1939年，軍團已經掌握了權力。為了活命，珍尼塔希望我們能夠越過邊界到蘇聯去，可我沒有同意。當我從羅馬回來時，我把一切都告訴了珍尼塔。我們決定收養我弟弟的小女兒露蒂，直到努卡能夠再娶。我返回羅馬時，發現露蒂很可憐，營養不良，骯髒不堪，無人關心。她的外祖母已十分衰老，而努卡從來不善持家。我帶著露蒂回到伊特卡尼。過去一直為我生活在布杜傑尼的岳父母工作的瑪麗亞與我們一起住在伊特卡尼，還有我的妹妹克拉拉也是如此。吃晚飯時，通常是我來餵你，克拉拉喂露蒂。瑪麗亞悉心照料著她，露蒂漸漸長成了大姑娘。瑪麗亞充滿關切地照料她，就像照料你一樣。可我們的正常生活在1941年我們遭放逐時終止了。
那麼，在1939年，母親希望通過越過邊界到蘇聯去的方式從羅馬尼亞軍團手中拯救我們的生命。那一倡議很有可能確保我們在特蘭尼斯特裡亞之外的其他地方自由遊走，不久之後，我們就被軍團的前盟友、自命為「將軍」的安東內斯庫送到了特蘭尼斯特裡亞。我們會像其他許多人一樣前往那個著名的旅遊勝地西伯利亞，在那裡，我們將出乎意料地很快瞭解到共產主義的好處。相反，那個紅色烏托邦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走向我們，從蘇聯往西，來到了羅馬尼亞。我們在1949年還不確定它的好處，可我們對它的信號做出了回應。1939年曾對那種紅色承諾表示懷疑的父親成了共產黨政體中的一名職員（儘管有點三心二意），而他的兒子，戴著紅領巾的少先隊員，則相信自己是未來無限光明的新世界的化身。
然而，我們一直沒有忘記30年代的珍貴教訓，以及持續了十餘年、五十餘年的流放生活的記憶。就連我父親那簡明扼要的自述也承認了這一點：
我們正在收拾家裡的幾樣東西時，我在糖廠認識的憲兵隊頭目告訴我，那樣做沒有用，我們必須徒步走很長的路，我只能帶著兩個小孩。於是我們把一切都留在了家裡，只背著個背包就離開了。我一手拉著你，塔圖塔（他對我的暱稱，這個稱呼一直用到我的兒童時代結束之後），一手抱著露蒂。可是，我們還是帶上了為買房子攢下的16萬列伊。我們一個摞一個地擠在運牲畜的車廂裡。火車走了很長時間，一天一夜，外加一個白天。當火車停下來時，天已經黑了下來。我們被帶到一個叫阿塔基的集鎮，該鎮靠近德涅斯特河。接著襲擊開始了。許多人遭到羅馬尼亞士兵的搶劫，一些人被扔進了德涅斯特河。這些人中就有我們的鄰居拉科瓦爾，伊特卡尼火車站餐館的老闆。早晨，等錢幣兌換開始時，錢都必須換成盧布，匯率是40列伊換1盧布。一位友善的羅馬尼亞軍官悄悄告訴我們，建議我們不要換錢，等到了河對岸再換，在那裡，匯率是6列伊換1盧布。那一提示暫時救了我們。可錢沒能支撐多久。你母親付了不少錢，好把她父母帶到莫格黑勒夫來，那是在我們從阿塔基又是坐船又是走路又是坐馬車到達後的那一天。那對老夫婦留在了位於德涅斯特河另一邊的阿塔基。在莫格黑勒夫，我們六七個人住在一間沒有生火的房間裡。我什麼活都干。薪水是每天1德國馬克，那是規定。1公斤土豆無論如何也要2至3馬克。我們為了吃飯，賣掉了手錶、戒指和衣物。後來我們到達了一個叫作溫的塞尼（Vindiceni）的村莊，那裡有家糖廠。羅馬尼亞士兵中有個人曾在伊特卡尼的工廠工作過，他認識我。他有時會給我們帶來點麵包、茶葉和土豆。瑪麗亞就是在那裡找到我們的。她來的時候，帶著兩隻裝滿了食物和其他物品的箱子。東西全被沒收了。可是，在那種窮困潦倒的境況下，她還是與我們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她照料斑疹傷寒症的祖父母，還要照料珍尼塔和露蒂。人們會用一枚金戒指去換幾片阿司匹林或麵包。只有你和我，塔圖塔，從不生病。1942年冬天的時候，老阿夫拉姆，你的外祖父，死了。三周後，那位老婦人，他的妻子，也走了。在溫的塞尼，有一個極端邪惡的官員，一個Rakhlisky，一個畜生。他千方百計地折磨我們，破壞我們。我們搬到了尤爾卡烏提（Iurcǎuti）的一家酒廠。明娜·格勞爾與我們生活在一起，她是珍尼塔的姐姐麗貝卡的女兒。
這個造成那麼多人神經崩潰，並讓我第一次知道了「離婚」一詞的事件，就這樣輕描淡寫地敘述出來：明娜·格勞爾，麗貝卡的女兒，與我們生活在一起。麗貝卡是母親的姐姐，她女兒的名字是我們家中的禁忌。明娜關係到一個家庭醜聞，直到母親去參加罪人明娜的姐姐貝蒂的葬禮，她的名字才被重新提起。只是到了那時，這家人才就明娜以及我父親的通姦行為達成和解。
負責那個村子的軍官把我叫到警察局司令部。我認識他，他一直對我們很好。他一句話也沒問，從抽屜裡拿出一根又粗又長的皮鞭，開始一面吼叫著，一面詛咒著，一面用皮鞭劈頭蓋臉地抽打我。我的頭腫了起來。我以為自己要死了。最終，我們逃離了那個村子。我們回到了莫格黑勒夫。這發生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之後，當時德國軍隊正在撤退。蘇聯人到達時，我們試圖跟隨他們，向比薩拉比亞和羅馬尼亞邊境推進。可是，蘇聯人抓住了我，把我召入紅軍，並試圖將我送往前線。我逃了出來，跑過森林，好幾天都遠離所有住人的地方。彷彿是借助於奇跡，我在一個名叫布裡塞尼（Briceni）的小鎮找到了你們大家。就是在那裡，在蘇聯人佔領期間，你開始上學。
一天，你回到家，說你想跟表哥們一起上二年級。我去學校與老師談話，因為你是個好學生，你獲准進入二年級。1945年4月，我們回到法爾提西尼。我們先是與雷米爾一家住在一起。利厄·雷米爾是珍尼塔的姑媽。後來我們去了拉道提。在那裡，我在一個負責按停戰協議的規定協調向蘇聯運送牛羊事宜的辦公室當會計。那些動物需要餵養和照料，於是我雇了些獸醫、助手和工人。農業還沒有實行社會主義，羅馬尼亞出口商瞄準了那些動物的重量，以確保事事都按計劃進行，因為大利潤就意味著大風險。許多牛都會留在那裡一段時間，假如它們病了的話。當時，有超過五千頭牛和大約二萬隻羊被送給了蘇聯人，羅馬尼亞人的新主人。這一業務一直持續到1947年。我們那時搬到了蘇恰瓦。
短文在談到他在戰後與瑪麗亞重逢時，談到與她的丈夫維克多·瓦拉斯齊科同志會面時，以及談到他後來加入共產黨隊伍時，所使用的方式也十分引人注目。簡潔的文字是那個人的特徵。他避免談及衝突、錯誤和失敗，正如他避免含糊其詞一樣。在他彌留之際，當問到他為什麼甚至對自己的兒子也從不提起他的妻子以前結過婚，或者她比他大4歲時，他毫不猶豫地回答：「那有何意義？」假如我向他問及那個安全部軍官的事——在他從佩日普拉瓦被釋放後，此人在整整一年時間裡不斷向他施壓，要他成為一個告密者，假如我問他是怎麼沉默、平靜、堅忍地加以拒絕，直到那個警察精疲力竭時，他也會說出大致相同的話來：「現在談這個有何意義？有何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