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身穿囚服突然出現在我面前時，我最初沒有認出他來。他面色蒼白，剃著光頭，帽子拿在手中，眼瞼低垂。他安安靜靜地坐在我對面，與其他犯人一起坐在長而窄的條桌的另一側。衛兵在桌子的兩邊警惕地監視著一切。我們有十分鐘的時間，我帶來的包裹只有等探視結束時，在衛兵的仔細檢查下才能打開。
他低著頭，等著聽他想聽的話語。他沒有聽到。他抬起頭，孩子氣地微笑著，眼睛紅腫，充滿恐懼，下面有兩個深深的發青的眼袋，雙唇焦枯起皮。他向我保證，他身體健康，而且正在妥善應對。工作環境又熱又髒，自然非常辛苦，可他正在妥善應對。他繼續微笑著，帶著孤兒重新找到了雙親的快樂感激之情。
父親50歲，可荒寂的環境使他看上去更老些。1958年的那個春天，我上大學四年級。我22歲。我是個怯懦的人，那一刻的暴行使我深受震撼，變得啞口無言，我無法不顧規定，走到桌子的另一邊，擁抱我的父親，安慰他，就如同他是個孩子。我甚至連允許說的幾個詞也說不出來。
我沒有立即回答他有關母親的詢問。最好不要告訴他，由於他的定罪，她已經被解雇，最終不得不接受在一家罐頭廠干非熟練工的工作。她每天要辛苦工作十小時，躬身俯在巨大的缽槽之上，槽中裝著辣椒、土豆和黃瓜，她得用手將它們切成薄片。我再三向他保證，母親下個月會來看他，我也給他帶來了他一直在等待的消息：律師聲稱，政治壓力正趨於緩解，拘捕行動已經放慢，「上面」的某處已經承認有虐待行為。我趁著衛兵不注意，向桌子那一邊傾過身去，耳語道：「律師的兄弟是一位高等法院檢察官。」這意味著上訴很有可能將會成功，不公正的判決將被推翻。
他才刮過的臉與令人慘不忍睹的制服形成了鮮明對比。通常，他的服裝從某些方面反映了他自己那喜愛挑剔、講究整潔的個性。現在，囚服遮蔽下的只不過是一隻虱子，就像在特蘭尼斯特裡亞的最初幾週一樣，當時，他驚恐地注意到，自己曾經潔白的襯衣領子上有一隻虱子。「這樣的生活不值得過下去。」當時他說，變得垂頭喪氣，被羞辱所壓倒，準備放棄。母親，偉大的希望的發言人，那時向他保證，他會重新穿上漿得硬挺挺的白襯衫，可她無法讓他從失望中跳出來。然而，他活了下來，結果只是發現自己再次回到了那被放逐的漫漫長夜之中，一隻虱子。現在，在這裡，是我，小虱子，虱子的兒子，再次許諾重生，許諾一件乾淨的白襯衫的希望。
在他遭到拘捕的前幾年，他已在沒有任何解釋的情況下，被撤銷了所擔任的OCL Metalul（蘇恰瓦的金屬及化學製品國貿公司）的領導之職。他一直恪盡職守，誠實不怠，就連不喜歡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他別無選擇，只能接受在OCL Alimentara（當地一家食品分配機構）擔任會計工作。「社會主義商業」是個自相矛盾的術語，就像「社會主義哲學」一樣。保持人員及商品流動的古代貿易暗示著個人意志、主動性和智慧。相反，國家商業，由於一切商業都屬國家所有，在嚴格計劃的基礎上展開，它所需的僅僅是官僚機構、定期的補給、毫無經驗的受害者。
我父親既無經商天分，也無經商經驗。商業心理、策略、冒險和精明之道一直與他無涉。他只是成了一位盡職盡責的國家職員，就像戰前他是私營經濟體系中的一個模範職員一樣。
「1947年，當我們搬到蘇恰瓦時，」一次，他告訴我們，「我為合作協會做營銷工作。我負責剛成立的合作農場的物資供應。一天，一個人來找我們，提出向我們出售取暖木材的建議。領導問我的意見。我說這是筆好交易，於是我們立即同意了他的條件。然而，我們沒有足夠的現金付給那人。於是我與幾個認識的家庭聯繫，為他們提供過冬的取暖木材。當時的大多數家庭仍然用燒木材的爐子取暖，可木材很難弄到。許多人打算先付款，這樣我們就能籌到錢，付給與我們做交易的人。合作協會從那筆交易中獲得了可觀的利潤。當布加勒斯特的頭面人物聽說此事後，我被提拔為負責物資供應的頭頭，這意味著，我作為協會管理梯隊中的成員，有權簽銀行匯票。這一切在1948年9月停止了，當時社會主義國家接管了一切，我被任命為當地金屬、化學製品和建築材料貿易協會的負責人。」
事實上，1948年9月所發生的事情是，此類交易不復存在。在瑪麗亞的丈夫、市共產黨領導人瓦拉斯齊科同志的堅持下，我父親加入了共產黨，被帶入人稱為國家商業的極度脫離常規的新星們的行列中。訓練有素、不屈不撓、懷著過時的白領工人的熱忱的父親似乎忘記了他正在做的事情的荒謬性。到1953年斯大林死後，我——高中的勞動青年聯合會書記——和父親——金屬行業協會的負責人——都來到了十字路口：我自動脫離了政治鬥爭，父親從他的管理職位上被降職。
幾年後，父親這樣告訴我們：「過了些時候，我問一位區黨委的積極分子，為什麼要讓我去職，他用一個比喻作答：希特勒時期，一個順街狂奔的猶太人被另一個猶太人攔了下來，問他為什麼要跑。你沒聽說嗎？希特勒剛剛下令，每個有三個睪丸的猶太人都必須切去一個。氣喘吁吁的奔跑者回答。可你有三個睪丸嗎？另一個問。噢，他們先切再數，奔跑者邊跑邊喊道。這正是發生在你身上的事。一份匿名信稱，你讓某人免費得到一輛自行車……我怎麼可能給自行車？我不負責物資供應，我是主管。你說得對，沒人願意費心去核實那一指控。直到後來，他們才發現，這純粹是個謊言。你能怎麼辦？」
1958年，在擔任OCL Alimentara財政部門的領導時，父親突然遭到拘捕。這是運氣不好嗎，是一個詛咒的結果嗎？共產黨全體會議定期指出位居上層的敵對者，有許多出人意表的戰術轉變可以攪亂社會主義權勢集團的級別，通過群眾的巨大網絡發送衝擊波，而群眾的冷漠需要用反覆無常的恐怖之刺加以震撼。社會主義日常現實的薄霧迅速變為血跡斑斑的黑暗。惹人注目的「少數派」被挑選出來受大家監督。
就像他每天工作結束後幾乎都會做的那樣，馬內阿同志在屠夫身邊停了下來。他沒有注意到任何異常情況，木偶們全都按照常規路線運作著。父親走向櫃檯，屠夫正站在那裡，打算把他常用的包裹交給他。像OCL Alimentara的其他工作人員一樣，馬內阿同志與在某種程度上是他的下屬的屠夫有個約定：他賒賬買肉，等拿了工資後，一個月分兩次付清欠款。然而，那一天，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那具木偶的線繩像通了電般地搖晃起來，繞在了毫無疑慮的受害人的喉嚨上。
接下來的情形按照事先準備好的腳本上演。屠夫將袋子交給馬內阿同志，馬內阿同志一點兒也沒有懷疑那是個圈套。化裝成顧客的目擊證人站在指定位置上，準備依照指示，證明該犯人其實拎的是嘀嗒作響的炸彈。在幕後，木偶操縱者拉扯著繩子，無助的木偶準確地撲向他，第一齣戲的大幕落下。被當場拘捕的被告發現，自己立即進入第二幕——審訊。
憑借緊急情況處理權，審訊在第二天一大早開始。之所以有一夜的暫緩時間，不是為了被告的利益，而是為了讓鼓手們在空無人跡的市場上遊行，頒布最新的官方舉措——提高社會主義者的警惕性，揭露一切企圖破壞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行為。
由法庭指定因而不願挑戰當局的律師咕噥著說出「仁慈」一詞，提到被告清白的過去：他沒有犯罪前科，他熱愛社會主義道德、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司法原則。被告堅持親自向法庭提出申辯。在得到允許後，他堅定但禮貌地否認有任何欺詐意圖。可接下來——以被視為鷹鉤鼻子的暴發戶的厚顏無恥——他繼續說，他被指控的行為，即沒有當場支付兩公斤肉錢，在他看來，並不構成欺詐，而且是太微不足道的侵害，連罰款都不應當。人民法庭一片嘩然。坐在法官左側的檢察官帶著顯而易見的惱怒神情打斷了不知深淺的罪犯。被告是在聲稱，延遲支付不構成起訴的理由嗎？他是在聲稱，所欠的錢數只應判罰款嗎？這是過時的小資產階級的「合法欺騙」。在緊張的沉默中，法庭中的人聽到，OCL Metalul的前任領導、OCL Alimentara的現任部門負責人被判入獄服刑五年。鬧劇迅速收場，而被判有罪的那個人被押送至第三幕—贖罪。
密集嗆人的灰塵瀰漫在擴大了的舞台。背景是一個勞改營，它的入口處用閃亮的紅色字母寫著：佩日普拉瓦勞改營。穿著暗褐色囚服的模糊身影在四處移動。他們扛著鋤頭和鐵鍬，他們推著裝滿沙礫的手推車。在酷烈的太陽下，在咆哮的狂風中，五大三粗的衛兵用槍管捅著苦役們的脖子。不公正的感覺未必會使不公正變得較易忍受。向政府集中營輸送人質的不僅是肉鋪，其他所有的社會主義公共機構也會定期送上自己的貢品。對我父親而言，關押在佩日普拉瓦不僅意味著禁閉和羞辱，而且也意味著生命的磨難。這位從會計師變為社會主義者再淪為階下囚的人身上，沒有也許可以幫他度過痛苦磨難的哲學家的超然態度或商人的實用主義。
我的父親不是赫爾曼·卡夫卡，後者一直是世界的粗魯的統治者，直到他的兒子弗朗茲[1]使之發生了動搖；他也不是那位偉大的魔術師和即興詩人，也就是布魯諾·舒爾茨[2]的父親，他又被稱為造物主雅各布（Jakub the Demiurge）。我太瞭解他了。對於他而言，比體力勞動更艱辛的，比這次重逢的痛苦更嚴酷的，是他現在正在遭受的羞辱。他從未設法讓自己從尊嚴的習俗中解放出來。尊嚴，他生活的指導法則，是他的第十一誡，在他看來，它鞏固了其他十誡。他既不能忽視一次冒犯，也無法對它一笑了之。他終其一生樹立起的誠實名聲加強了他不可撼動的尊嚴感，這常常會激怒我，也常常會感動我。共產黨政體經常上演對常備被告——反黨分子、地主、銀行家、擁護猶太復國主義者、破壞分子、牧師、將領，或被指控為美國特務的墮落的共產黨員——的審訊表演。既沒有那麼出名，又不曾少受痛苦的是那些落入「灰色地帶」的指控，它們在本質上顯然與政治無關，可最後總是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政治烙印。這種恐怖可能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降臨在無助的受害者頭上。
儘管我父親接受了紅色黨證，卻完全沒有政治熱情。像他驕傲地將自己包括其中的所有「普通群眾」一樣，他不喜歡幕後操縱。他只是按照被常識和莊重所定義的毫無特性的傳統生活方式保持著自己的尊嚴，屬於那些被編年史所忽略不計的天真無辜者的行列中人。這些是我在與那位佩日普拉瓦囚犯僅僅幾分鐘的吃力交談之際掠過腦海的部分想法。我無法傳達我的真實想法，不僅僅是因為我們處於監視之下。我們真正感覺到的東西總是無法表達，就像以前我們關係中的許多時候一樣。他是一個禁錮在自己的孤獨中的人，他的主要挑釁方式是沉默和嚴守秘密。如果他能夠表達自己的羞辱和輕蔑，那麼他就有可能感到一些釋然，但抱怨不是他的天性，它屬於那對夫婦中的另外一人。他很少談及痛苦和歡樂。不同於我母親，他從來不提特蘭尼斯特裡亞，你很難讓他說說他是如何被一個以前看似友善的軍官用皮鞭劈頭蓋臉地抽打一頓的經歷。他沒有忘掉任何一個細節，有一次，當我問及此事時，我立即就對自己所犯的錯誤追悔莫及。講述那個羞辱的故事，幾乎如同那次經歷本身一樣讓他感到創痛和羞慚。
羞辱是種令人羞慚的事。我知道我本不應看到我現在看到的東西——憔悴的面容，顫抖的雙手，囚服，獄帽。正如他從不談及位於特蘭尼斯特裡亞的法西斯集中營一樣，他也將永不談起佩日普拉瓦的社會主義勞改營。至於我，我知道，在他去世之前，我絕不能描寫這次會面。
彼時彼地，我應當告訴他：「一切都結束了。我們正在離開。你不久就會從這裡出去。我們正在離開。」「離開，離開，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留下來。」阿里爾的吶喊曾不為人注意地在我外祖父的書店中響起過。在1947年的冬天，當我乘著雪橇穿越雪原時，我自己也發出過那種呼喊，也沒有人聽到我的聲音。
我是在頭天下午乘從布加勒斯特開來的火車抵達佩日普拉瓦這座位於巴拉干（Bǎrǎgan）與多布羅迪亞（Dobroudja）之間的塵土地獄的。那是個灼熱的春日，灰塵填滿了我的鼻孔，落在我的手上、眼睛上、衣服上。在遠處，我可以看到那忙碌的蟻丘，勞改營中的居民，如同穿著暗褐色制服的微型昆蟲，正在遠遠地挖掘著。他們將沙礫裝上手推車，搗碎，卸在堤防腳下，然後用木板條將其壓實。全副武裝的衛兵在木頭搭的瞭望塔上俯瞰著他們。這絕對是一個埃及法老式的工程，用以灌溉酸性土壤，每塊土地都分成小塊，像古埃及時代那樣，用最原始的方式進行開墾。在地平線之外，還有更多的苦役，他們站在齊腰深的骯髒的黑水中割蘆葦，並將它們紮成捆。
我走下火車時，天已擦黑，我必須在夜幕降臨之前到達附近的村莊，找個睡覺的地方。透過飛揚的塵土，我剛剛可以分辨出站在自家門廊上的村民們，他們十分漠然地看著聚集在街道上的一群陌生人。這些人像我一樣是來探監的。這種自發的聚集似乎會定期發生，目的是為了交換信息和傳言。我走近了一點兒，在保持了一小段距離的地方停住腳。我可以聽到他們正在說什麼，卻又覺得無法介入其中。過了一會兒，一個穿著襤褸外套的女人走出人群，向我走來。我曾無意間向她發出過某種信號嗎？這位滿臉雀斑的年輕女子張口就問，我是從哪兒來的，我來看誰。明天她要去探訪她的兄弟，她告訴我，他和對外貿易部的其他僱員一道，在一次有政治動機的審訊中因莫須有的罪名被控有罪，裁決的集體性質使得個人上訴變得不可能。將她帶到這個世界的邊緣來的個人災難似乎已將她可能擁有過的矜持擊得粉碎。她簡明扼要、快言快語地說著自己的故事，聲音低沉，帶有喉音。
我們離開那一小群人，順著狹窄彎曲的鄉村街道一路走下去。她有些神經質，證據是她一路上會不時地搖晃自己的大腦袋，或是攏攏肩頭的外套，儘管天氣很熱。她整理自己的圍巾時，我可以看到她凌亂的厚發，就像一個金屬絲編就的王冠。她談著她要去見的兄弟，以及家中的那個兄弟，還有她的母親，她在聽到判決之後中了風，現在幾乎癱瘓。我又一次問她，她對勞改營瞭解多少。「邪惡！邪惡！」她重複道。你聽說過位於皮特什蒂（Pitesti）的監獄嗎？她問。在那裡，每個囚犯都被迫輪流折磨自己的獄友，被折磨者成了折磨者。你聽說過斯大林式的工程，也就是多瑙河至黑海運河的工程嗎？在那裡，那些囚犯——那些尚未被粗暴地殺害的人——成千上萬地死去。佩日普拉瓦肯定是後斯大林時代的勞改營中最惡劣的一個，她繼續告訴我，犯人的食物是餵豬的少量泔水，瞎眼的苦役們從早到晚地幹著體力活，衛兵的咆哮聲充斥在他們耳際，臨時性的木板房污穢不堪，人滿為患，每天都要挖掘有定額的土方——野蠻！那些不習慣體力勞動的人，或者那些不再年輕的人，往往當場倒斃在地。此外，從春季到秋季，還得與酷熱搏鬥，到了冬天，則要面對凜冽的寒風。
很顯然，她需要發洩自己的情緒，可我不再聽她說話，第二天早晨的會面搶佔了我的腦海。現在他會是什麼樣子，那個此刻毫無疑問也在想著明天早上的團聚的人？我該對他說些什麼？說他將熬過這場磨難，就像他熬過那麼多其他磨難一樣？他從特蘭尼斯特裡亞集中營倖存下來，也會從這一座中活下來。我應該對他說些什麼——說這些是艱難歲月，說無辜的人正在被拖去接受荒謬可笑的間諜審訊，說他們在有關他們生活在資本主義世界的親戚的粗暴審問中慘遭毒打？或者我該告訴他美國佬、擁護猶太復國主義分子或天主教徒的反共陰謀？這些白癡行為能夠給他帶來安慰嗎？
我的同伴不再說話，也許是因為我長久的沉默。接著她告訴我，村民在出租過夜的房屋，我得一大早就起床，以便確保準時到達刑事犯們的居住地。隨後她迅速走開了。我沒有聽進她對我所說的每件事。第二天去見我來探訪的囚犯的念頭盤踞在我心頭。時間開始在嘀嗒聲中一分一秒地過去，我的思緒漫無邊際地遊走著。
第二天早晨，當我看到那張被艱辛勞作時的風沙摧殘得皺巴巴的飽經風霜的面容時，我還是找不出話來表達我那無法言傳的思緒。我能對他說什麼呢，我如何才能克服總是在我們的交流間構成障礙的侷促不安呢？我應該喊些希望的口號，說些在他那爬滿虱子的囚服前面純屬嘲諷的常識性的陳詞濫調嗎？我搖了搖頭，決心開口，讓情感直接發話，可我的頭腦還在不斷重複著相同的老生常談：「案子將會重新開庭，我馬上就畢業了，你會走出這個鬼地方，我們將會離開，我們要離開，從這裡出去，像我們所有親戚那樣，像我們的眾多朋友那樣。」但這些讓人寬慰的話語不可能說出口。某種隱晦不明卻強大有力的力量抑制著我。為什麼？
幾個月前，我也許會對他說：「我要把自己綁在你曾經綁我的桌子腿上。只有到了現在，我才明白了你當時認為我應該懂的道理：自由的代價和囚禁的代價。你一點兒也不知道我是如何顛倒這些術語的。」這些就是在我知道災難即將降臨在我們頭上的數月之前掠過我腦際的想法。在空虛中，我曾想，我可以將我的囚禁定義為自由，想像自己是一種語言而非一個國度的居民。現在，我當然不可能用自己自私而天真的困擾去加重他的負擔，我也找不到力量去用魔法召喚離開的前景。由於感到內疚，我無法向他許諾，即使是在眼下，與被稱為特蘭尼斯特裡亞的過去和被稱為佩日普拉瓦的現在決裂的關頭。我始終一言不發，羞愧萬分，不配獲得奇跡，用自己那雙還活著的眼睛去看他。
我倆都沉默下來，雙眼低垂，在此之前我們有過一次短暫的交談，交談中，他不斷問問題，就像一個試圖為父母打氣的孩子，我則用父母的口吻回答他，情緒混亂茫然，而父親就像個影子似的坐在我對面，憔悴，蒼白，卑微。他那雙會計師的小手擱在桌上。他的手掌被鐵鍬把兒磨得傷痕纍纍，起滿了水泡。我可以看到，他手背和手指上的金黃色汗毛中點綴著白色的汗毛。他的指甲一如既往地修剪過，可這次修得很不平整，誰知道他是怎麼做的，在沒有剪刀的情況下。
衛兵大喝一聲，父親倏地離開座位，向突然間憑空生成的囚服行列中擠去。我最後瞥了他一眼，我的包裹掛在他的胳膊上，他與他的同志們一起邁著沉重的腳步離去，他們每人都拎著自己的包裹，因為害怕犯最微小的錯誤，一個個都變成了十足俯首帖耳的奴才。他們的恐懼，他們像機器人一樣站入隊列準備聽從號令離開的迅速勁兒，將我再次見到他的希望擊得粉碎。
然而，我真的再次見到了他。不同於其他那些如此眾多的永不改正或推遲改正的可怕的社會主義的法律偽裝，我父親的較為不起眼的案子得以重新開庭，判決從原來的五年減為他已經在佩日普拉瓦勞改營度過的十個月。減刑而非撤銷處罰使得社會主義國家能夠遮掩其「司法錯誤」，避免向囚犯支付賠償金，而囚犯在任何情況下，都始終是國家財產。
[1]弗朗茲·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奧地利小說家，現代派文學的先驅，代表作有《變形記》《城堡》等。
[2]布魯諾·舒爾茨（Bruno Schultz，1892—1942），波蘭小說家、畫家。代表作有《鳥》《蟑螂》《父親的最後一次逃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