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猶太人區的鬥爭說到底是與我母親過度擁有的焦慮不安、誇大其詞和驚慌恐懼的鬥爭，她還會把這一切過分地傳給自己周圍的人。在這永無止境的對峙中，我並沒有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我只是活了下來。
「我上床時唯一的安慰，是我的母親將會來吻我，與我道晚安。」普魯斯特所描寫的這種生活，與我的生活經歷格格不入。那位嫁給了基督教徒阿希爾-阿德裡安·普魯斯特（Achille-Adrien Proust）博士的猶太人讓娜-克雷蒙絲·韋伊（Jeanne-Clemence Weil）與我母親完全不同，她們之間的社會、宗教、地理和歷史的差異是相當大的。被普魯斯特的羅馬尼亞崇拜者米哈伊·塞巴斯蒂安視為猶太人與生俱來的內在災難，在外來災難自行減少時，也會隨之減輕。我童年時代的世界中的內外災難間很少能得到解決的緊張狀態需要不同的協定和不同的面具。臨睡前安慰性的親吻儀式將會與我們東歐家庭中或真實或虛構的衝突所帶來的痛苦發生衝撞。
到20世紀40年代初，我的母親已經預見到了災難的降臨。面對災難時，她的精力突然改弦易轍，神經質的、殫精竭慮的等待一變而為乾淨利落的行動。
在特蘭尼斯特裡亞最初的幾周過後，我父親丟棄了所有的幻想。他白手起家，本有可能安靜體面地過簡單的生活。他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羞辱。重新調整境況的努力，像以往經常發生的一樣，是由他的妻子做出的。她內心的焦慮因不確定感而加劇，因對希望的需求而惡化。極端的行為和危險，劍拔弩張的人際關係，互通消息和傳言的興奮激動，以及強烈的群體感——這一切都動員了她的巨大能量。她擅長計劃生存事宜，她會拆東牆補西牆，帶著一碗玉米面、一片阿司匹林或一條好消息出現在我們面前。
對於她的兒子——那個永遠吃不飽的可怕動物——來說，最大的召喚不是普魯斯特的蘸茶吃的瑪德琳蛋糕，而是洋蔥餡餅，一個對巴黎人馬塞爾而言像飢餓一樣陌生的奇跡。對我來說，就像對其他許多東歐少年來說一樣，茶是紅十字會在我們從集中營返回家園時為我們提供的熱飲。
弱不禁風，滿臉皺紋，不可戰勝——這就是我們飽受創傷的救世主1945年站在祖國的邊境線上時的樣子。她立即被捲入復活的漩渦，像往常一樣，與她受苦受難的兄弟們拴在一起，對那種關聯充滿依賴，這與她寧願孤獨的丈夫的高貴與沉默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她滿不在乎地為幫助別人而慷慨地獻出自己的時間和精力，並要求愛和感激作為回報。我父親的審慎、他的謙讓的笨拙，不依賴於別人。這位溫和的男人不要求或不期望別人的感恩戴德。
當我們返回羅馬尼亞時，與我姨媽麗貝卡·格勞爾家的一切聯繫都中斷了。我父母從不提起我母親的姐姐及其女兒明娜的名字，甚至在吵得不可開交時也是如此。不得說出那些不可提及的名字的禁忌被一條如雷電般襲來的消息所打破：麗貝卡姨媽的另一個女兒的死亡。母親乘第一班火車前往格勞爾家的所在地提爾古·福魯莫斯，然後在一周後的早晨回到家中。一年後，在我們蘇恰瓦的家中，我們慶祝了「罪人」明娜的婚禮，她嫁給了她死去姐姐的鰥居丈夫。歡宴鞏固了重新建立起來的家庭聯繫，我母親得以再次分享她姐姐家的好壞事件；明娜和我父親的通姦永遠沒有被再次提起，哪怕是順便提到也沒有。
我母親與家裡其他人的關係似乎暫時保護了她不受自己的傷害。她的兒子，她如此親密的一部分，在我們那個狹小逼仄的避難所中，從未得到過晚安之吻。我從未讀過或聽過臨睡前的故事。悲悼聖母沒有時間或耐心那麼做。由於她自己的關係，由於一種被誇大的感情主義的關係，她經受著自我矛盾的折磨；只有她那強大的、易受攻擊的、激動不安的個性的核心部分是始終不可毀滅的。她的戲劇風格激發了她的熱情，她的恐慌沒有破壞她的精神、她的達觀以及她的投入。
即使角色已經顛倒，兒子已經能夠給母親他未曾得到的東西，他還是不能重新創造一個普魯斯特兒童時代的布克維納版。可怕而狹小的東歐猶太人區生存了下來，裹在它扭曲的神秘色彩中，在它奇特的罪行中安全無虞。它是個充滿陰影的地方，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學會去適應一路上所遇到的所有震撼。猶太人區之外是擁擠狹小的東正教教堂，完全不同於西方的基督教堂那莊嚴輝煌的景象，這些基督教堂有著直插雲霄的哥特式佈景，構成優雅和諧的出色表演的背景——一場在莊嚴凝重的管風琴的和聲伴奏下的神聖演出。
午餐休息時，母親離開自己工作的社會主義商店，不斷地與猶太人區再結合。她寧願與鄰居交換小道消息，交頭接耳，也不願與自己的兒子談話。她有一條固定的路線。她先要探望一下肥胖過度的阿波斯奇太太，在她擁護猶太復國主義的丈夫消失在共產黨監獄中後，她就與自己的小女兒一起住進了第一間公寓。然後是塞格爾太太，她是個寡婦，與自己即將高中畢業的漂亮女兒麗塔一起生活。然後是會計師赫勒家。將那些人一一拜訪過後，就沒有多少時間吃午餐了。她匆匆忙忙地吃上幾口，然後馬馬虎虎地問問自己家裡兩個學童的情況。可當我們因流感或中暑而臥床不起時，她又會怎樣地大驚小怪啊！她丈夫、兒子或某個或遠或近的親戚的生活中任何無法預測的事件，都標誌著一種迫在眉睫的災難，對於它們的警告信號，她永遠保持警覺。這位最投入的母親和妻子似乎完全不適合她的角色，事實上也是如此，只因為她對日常的生活輪迴的極端投入似乎掩蓋了某種本質上的匱乏，對於此，她在宗教信仰中找到了慰藉措施。
食物主要是奧地利-布克維納烹飪風格，帶有其自身特殊的甜酸口味。肉食與牛奶沒有按照教規分開食用，但過逾越節時，所有的盤子、罐子和鍋子都被徹底地擦洗過，房子也是如此。秋天，與新年一起到來的是季節性的儀式和沉思反省，它們以猶太人贖罪日（Yom Kippur）的齋戒為高潮。信仰已變為一種世代相傳的傳統，一種由規則構成的無所不包的規範，用來幫助你應付日常生活中所有那些大大小小的事件。母親是神秘主義者，迷信，對命運的運行方式懷著經久不衰的信仰，這位猶太人區的女兒，對周圍的基督教環境保持著一種熱忱的猜疑，同時對它抱有一種適度的好奇。另一方面，她與自己民族的絕對團結又不會妨礙她充滿智慧地做出批評性的評估和判斷。
社會主義似乎沒有影響到她。她知道新秩序及其各種規則，但烏托邦的幸福景象並沒有觸動她，雖然她的那麼多共同信仰者的頭腦為之發生了改變。她順從地對待變化。她看著自己的兒子日復一日地遠離了他祖先的世界。這些是充滿煩惱與危險的時刻。過去雖說有那麼多的陰冷淒涼，卻被當作一段色彩斑斕、熱情洋溢的歲月被追想著，而責難的矛頭直指當前的惡毒與單調。像希臘人的集會一樣，猶太人區過去一直激勵一種在情感、觀念及生意方面的積極貿易。她似乎在說，社會主義宣傳也許會揭露毫無價值的資產階級精神及其投機者和生意人，但它也促進了更深層次的貪污腐化。我本人在猶太人區感到窒息，被那些無節制的佔有和無休止的恐慌堵得喘不過氣來，但我的憎恨只不過變成了奴性和束縛的另外一面。在我瘋狂地投身於共產主義運動的青少年期之後，我變得憎恨任何與「我們」、與集體特性有關的事物，在我看來，它們似乎很可疑，是一種令人壓抑的簡化。「我」與「我們」間的裂縫我永生不想再穿越。
我的共同信仰者們遭到社會主義原則的輕蔑譴責，就像遭到以前的民族主義原則的輕蔑譴責一樣，說他們太過沉溺於商業。直到我生命的相當靠後的時期，我才解開了這個古老職業的複雜性，並開始欣賞它所需要的東西——智慧，冒險精神，談判能力，沒有固定時間的辛苦工作，信譽，好名聲。假如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話，只有法律和精神病學才同樣適合母親。然而，社會主義抑制了創造發明的自由，舊時的貿易在新的分配製度下已變成了強迫性的無效勞動，「按計劃辦事的」官僚機構。店員、營銷專家、籌劃人、會計師——全都在黨的走狗或正規警察的密切監視之下。
母親離開了社會主義的「我們的書店」，錯誤地進入一家社會主義縫紉用品商店工作，這份工作完全不適合她。現在，與她打交道的不再是書籍這一她的畢生摯愛，而是紐扣、針線、綢帶、花邊、絲巾和短襪。她邁著趔趄的腳步，爬上搖搖晃晃的梯子，去拿架子上層的盒子。然後她氣喘吁吁地慢慢爬下來，滿是皺紋的大手中顫巍巍地拿著所需要的盒子。與此同時，顧客，通常是一位農婦，已經改變了主意。可是，沒有時間去爭吵，因為其他顧客在叫她。不止一次發生過這樣的事：一截刺繡花邊或一卷緞帶消失不見了，與之一起消失的還有偷盜的嫌疑犯，她可能是個年輕學徒，其職業道德微乎其微，只關心她的同樣微乎其微的社會主義的工資。「小偷，小偷！」我可以聽到母親在沖那個打零工的女售貨員叫喊著，這些售貨員總是換來換去，有著常常伸向錢櫃的靈巧手指。
商店的噩夢總是在令人歇斯底里的盤點日達於高潮，盤點時，店員們得從清晨忙到深夜，逐條登記商品，並給商品標價。這時的壓力甚至會影響到我父親，在他自己的工作之餘，還得在家檢查各種賬目手續，改正不稱職的甚至是公然貪污的管理人員的錯誤。終於，所有的不祥預兆都得到了證實，作為一次損失慘重的賬目錯誤的結果，母親僅僅因為自己的年齡和某種小心的幕後操縱才沒有進監獄。她在接受審訊時垮掉了，就像在我們探訪佩日普拉瓦回來時乘坐的夜間火車上一樣，當時父親正在佩日普拉瓦，忍受著羞辱的煎熬。羞辱本身並不能影響她，可如果它觸及到她的丈夫或兒子，她就會因為他們的恥辱而深感內疚。
「上帝會為了你所做的一切而幫助你。」在布加勒斯特的那些早晨，當我陪她去看醫生時，她會不斷重複著說——在從佩日普拉瓦回來的火車上，在她接受審訊的日子裡，她都說過同樣的話。瞎眼的她會在街角耐心地等我叫出租車回來，這在布加勒斯特的上班高峰可不是件普通的壯舉。
她對我的疏遠和我離開家鄉的計劃感到迷惑不解，這導致了破壞性的神經危機，常常因為件小事而一觸即發。她沒有力量與我直接對峙。雖然在口頭上無法傷害我，可她還是想傷害我，深深地、不可救治地傷害我，為了我用以使自己遠離她的絕境和創傷而表現出的冷漠。她的因其無助感而加劇了的緊張將我變成了一個義憤填膺、冷若冰霜的旁觀者。她的哀號和慟哭是一場為了達到目的而進行的表演嗎？我試圖讓自己抵制這些攻擊，可並不總能取得成功。我無法逃離她的佔有慾，她的鋼鐵般的、無可救藥的自我主義。她似乎想懲罰身邊的所有人，方法是折磨她自己和他們，只因為他們不能對她的壯烈犧牲、她的絕對奉獻給予回報。
這其實是愛的暴行，是猶太人區令人無法忍受的疾病。那裹著天鵝絨和絲綢的爪子會在最出其不意的時候抓住你。我無法逃離，即使是在我已經讓自己脫離了猶太人區之後。接著，出人意料地，她再次變得平靜下來，她的幽默感、她的溫和親切會奇跡般地回到她身上。
自相矛盾的是，這種平靜似乎是為了證明昨日的焦慮和歇斯底里的真實性。回想起來，平靜為她先前的失衡提供了一種奇怪的基礎。這是一個與其說是分裂人格的案例，不如說是證明她本人的兩面性的案例。她似乎在說，她無法成為某種事物，如果不能同時成為它的對立面的話。哪一面都不能凌駕於她那陷入困境的、騷動不安的個性之上。面對她的弱點，一種神秘的祖傳力量在堅持不懈。「我也在為他們祈禱。」她顯然會說，一面向她周圍的基督教社會投去一瞥。她對那個非本質的世界進行過長久而艱辛的思考，這時，她手捂雙眼，彷彿是在祈禱，就像她懇求那未知的神的保護時一樣。
對她而言，墓地似乎比猶太教會堂更具意義。它是一種自然的、無中介的，卻又是超驗的交流形式，一種將她自己安插進歷史的方式。我們的祖先曾經是我們，而現在我們是他們；過去和現在融合在了一起。我們每年都會出埃及，就像他們做過的那樣，卻從未將它徹底留在身後。我們一遍遍地重新體驗另外的埃及，他們的命運就是我們的，一如我們的命運就是他們的，永永遠遠，沒有止息。無論何時，只要這個世上的事物運行不暢，這種神秘的關聯，這世世代代的同一性，這對神聖潛能的祈禱，就會自然而然地變得更加頻繁。
她接受了世界已經改變的事實。但是，你不能相信正在提供給你的平等，或是相信自己是個愛國者，也就是說，相信自己是個有資格批評這個國家的困境的人，就像我試圖耐心地解釋給她的那樣。她試著避開這個敏感的話題，正如她避免談及我的書。可當我身處暴風雨的中心時，她總是非常不安。她感覺到了危機時刻，而她從未要求我承認她的憂懼是對的。不管怎樣，那都將太遲。我拒絕讓自己接受部族的重新收留，被它拴住。我已經讓自己接受了懷疑主義的訓練，從偉大的懷疑論者馬克·吐溫那裡瞭解到，沒有什麼比當一個人更糟的了。我想成為一個羅馬尼亞人嗎？我喜歡別人對我開的玩笑嗎？那位美國智者似乎會問。成為一個巴拉圭人或中國人會是什麼感覺？或是成為一個猶太人，就此而言？這段特別的壞運氣並不比其他的壞運氣更無趣。
我真的是按照上帝的模樣被構想出來的嗎，他真的有我的面孔嗎？假使是那樣的話，就是那個超越的存在，那個使一切變為存在者，給了我生命。他化身成了我周圍的那個離我最近的人、那個實際上給了我生命的女人嗎？確實，沒有哪種與神性的衝突會比那些我因是母親的兒子而從中受益的爭吵更豐富的了，也不可能有比這更強有力的鎖鏈了。
我母親不是讓娜-克雷蒙絲·普魯斯特，尼·韋伊，她的兒子也不是馬塞爾的投胎轉世。我從未得到過她的晚安之吻，即使是現在，幾十年後，當我在記憶中重訪她、當我被鄉愁所纏繞時，這也不是我躺在床上所等待的。過去的爪子竟是如此疼痛。她偶爾會忘記露面，可是，當我從漫無邊際的神思遊走中回過神來時，我可以透過夜晚那紅色的天空，重又看到那瞎眼的老婦坐在輪椅上的片段景象。上帝坐在他的天堂椅中打著盹兒。他化作了一個垂死的女人的形象。那柔弱、盲目、疲倦的樣子擁有我母親那凹陷的臉。在我周圍的陌生人中，在這裡，在別處，在所有地方，我的困惑——流亡者的最後的財富——給我帶來了一個熟悉的、可以接近的上帝。
家庭相簿中只有寥寥的幾張照片，其餘的都在家庭的遷徙中丟失了。那個年輕女人頭戴帽子，面籠輕紗，披著黑色毛皮斗篷，羞澀地凝視著自己的新婚丈夫。她的眼睛烏黑明亮，精巧的鼻子輪廓鮮明，鼻翼微張，額頭高高，眉毛彎彎，是個典型的神經質的地中海美人，在東歐熔爐之火中經受了鍛煉。相片不代表記憶。啟蒙之前的那些年裡沒有記憶，那些年被湮滅在了健忘症中。特蘭尼斯特裡亞的那些孤立的、無法忘記的續發事件到來時，沒有看得見的輔助物，它們從歷史檔案中消失了，如今則被悲悼的陳詞濫調所取代。當我們於1945年春天重返曾經將我們驅逐出境的祖國時，我們站在雅西街頭，衣衫襤褸，一位攝影師為這群散亂的人拍下了照片。可惜的是，他沒有繼續為重生的形象留下文件證據——年終的歡宴，夏天的假日，瓦特拉-多內的度假者公園，佩日普拉瓦堤壩周圍的焦枯的田園，我父親的勞改營的囚服。
當我告訴她，我要從大學退學時，她的臉色變得蒼白。「你是對的，」她終於開口說道：「如果你不喜歡，你就不必繼續。」當身為剛從學校畢業的工程師的我告訴她，我正在市區租房子時，她有著同樣的反應。「好吧，如果你再也無法忍受……」在為剛娶進門的兒媳婦準備飯菜時，她在廚房裡顯得焦躁不安。她不耐煩地待在門口，等著郵遞員的出現。在老年疾病的劇痛中，她接受了自己的命運，卻又對它抱怨不止。她將自己痛苦的譏諷轉向丈夫：「我年輕時，讓你很快活，那時比較好，不是嗎？」
在我第一次遭放逐的40年後，現在的這次放逐的優勢是，它沒有應許回歸的幻想。我生活的目擊者現在分散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和墓地中。過去的形象偶爾會在夜晚來探訪我，帶著那位在我父母相遇之前就知道了我的相貌的中國聖賢的禮貌。我看見牆上的影子，在黑暗中，我可以辨別出我母親的側影。我可以認出邊境、我的出生地、墓地。當我父母在1933年相遇時，他們無法預見到，他們將會埋在離自己的父母那麼遙遠的地方，離他們彼此那麼遙遠的地方——離他們唯一的兒子可能的墳墓甚至還要遙遠的地方，這個兒子現在正為了後世記下這份報告。
牆上的影子影影綽綽，閃爍不定，我可以看到特蘭尼斯特裡亞森林中的無名的、無標記的墳墓，我的外祖父母就留在了那裡。我看到另外一位祖父——我父親的父親覆滿鮮花的墳墓，在田園牧歌般的法爾提西尼。我還看見，在耶路撒冷的一座山崗上，一塊石板在猶太人的太陽的照射下熊熊燃燒，我父親就安息在它下面。在所有人中，只有我母親，留在了她一直居住卻一直想離開的地方。她是我們中唯一至死還留在祖國的人，躺在了蘇恰瓦的墓地中，對於她浪跡天涯的兒子來說，蘇恰瓦是令人心動的家園。她一直認為自己將被驅逐，而她如此信奉的命運將她放逐到了她的出發之地，讓她在此永久安息。這樣做是為了用又一個理由來加重她兒子的內疚感嗎？內疚，總是內疚——不復存在的家庭丟失的家庭相簿的豐富的替代品。
只有到了現在，在他較成熟的時候，流亡者才顯露出對母親的愛慕和痛苦的需求。只有到了現在，我才在巴黎的那個媽媽的孩子的嘶叫聲中認出了我自己。馬塞爾的這個一直渴望解放的東歐雙胞胎兄弟，現在，在他垂垂老矣之時，是否正渴望從與自己民族的重新結合中獲得安慰？難道我竟然會聽到我母親那以她窸窣作響的天鵝絨衣裙為標誌的腳步聲，從沒有歸路的世界走回來，穿過走廊，走向她被拋棄的兒子的臥房？「一個痛苦的時刻，」馬塞爾說：「宣告著下一個，下一個她已經離去的時刻的到來。」這種探訪會持續多長時間？在我重新被獨自留下來之前，時間會多麼迅速地流逝？「當我聽到她走上樓梯時，然後是聽到她的沿著走廊走來的腳步聲時……我已經到了這樣一種程度：我希望她花的時間越長越好，這樣等待就可以被拉長。」馬塞爾的文字現在就是我的文字，儘管，與他不同，我不是在由大教堂和管風琴音樂構成的世界中長大的。我是個不同的流亡者，我屬於東歐的沉沉霧靄。「我得不到允許，擁有片刻的寧靜，我無法將任何事物視為理所當然，每樣東西都必須通過鬥爭去得到，不僅是現在和未來，而且包括過去。」弗朗茲·卡夫卡寫道。以前我絕不會欣賞此類文字，但在東歐流亡困境中的任何時刻，我肯定會認出我自己。是的，每樣東西都必須通過鬥爭去得到，我們也得不到允許，擁有片刻的寧靜。
不僅猶太人區消失了，而且整個世界都已無影無蹤。時間是深夜。現在我無從去開始對失去時光的追尋，也沒有什麼神奇的藥片可以將它們交還給我。如果沒有過去，沒有未來，那麼我是生活在租來的現在的幻想中、一個不安全的陷阱中嗎？一天深夜，我問弗朗茲·卡夫卡：「你真的想念猶太人區嗎？」「噢，假如我有那種選擇的話。」他耳語著說。然後他再次低語道：
如果我竟然可以有機會成為我想成為的人，我要當一個東歐的小男孩，不帶一絲焦慮地站在房間的一角。父親站在房間中央，在與其他男人交談；母親，裹得厚厚暖暖的，在到處搜檢旅行的包袱；姐姐在遠處與姑娘們竊竊私語，一面搔著腦袋和她漂亮的頭髮。然後，在幾個星期後，我們全都到了美國。
以前我常對自己說這樣的話。現在我在重複它們，我凝望著虛幻莫測的天空，我那瞎眼的老母正坐著輪椅橫過天際。我屏住呼吸，被鄉愁和孤獨所壓倒，然後，像一個心搏停止的人那樣，我感到她撕扯著我的胸膛的爪子的刺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