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這次美國之行讓我的母親明白了一些事情。
她終於明白，那種自我隔絕是荒謬的。她在學生時代可以把自己和書籍關在閣樓裡；從事研究工作時，她也可以與世隔絕，全身心地專注於自己的工作，實際上要想不讓她干都不可能。但是已經五十五歲的居里夫人不再是學生，也不同於研究員：瑪麗負責一門新學科和一種新的治療系統。她的名字帶給她的特權使她可以通過一個簡單的手勢，或者僅僅是在場，就能夠保證那些她所關心的、事關共同利益的項目獲得成功。從此以後，她將在生活中為這種交易和任務保留一席之地。
我不想介紹瑪麗的所有行程，因為它們都大同小異。居里夫人去過許多國家的首都，去參加科研大會、講座，出席各個大學的儀式、參觀實驗室。在所有的活動中，她都受到人們的讚譽和歡呼。她也為那裡的工作盡一點力。但是她經常需要與自己脆弱的健康做鬥爭。
當她完成她的正式職責時，她得到的最高獎賞就是發現新的風景，滿足自己對自然的好奇。三十年枯燥的工作增強了她對世界一切美好事物的崇拜，那種熱情彷彿她是個異教徒似的。她乘坐一艘安靜的意大利小輪船橫渡南大西洋，這趟旅行帶給她孩童般的樂趣：
她在寫給艾芙的信中說：
我們看到了飛魚。我們看到自己的影子小得跟沒有一樣，因為太陽就在我們的頭頂上。然後我們看到那些常見的星座消失在海平面下：北極星、大熊星座。從天空的南邊升起了一個叫做南十字星的美麗星座。我對這裡看到的星星幾乎一無所知……
在里約熱內盧度過的四個星期是一段讓她愉快的插曲。在那裡她和艾萊娜一道做了幾次講座。每天早晨，她都喬裝打扮在海灣游泳。到了下午，她們要短途旅行，要麼徒步、要麼搭車，有時甚至乘坐水上飛機……
她曾幾次應邀前往意大利、荷蘭和英國訪問。一九三二年她和艾芙在西班牙進行了一次眼花繚亂、難以忘懷的旅行。在捷克斯洛伐克，馬薩裡克總統與她一樣，也是農民出身，於是邀請她到自己的鄉間農舍遊玩。她定期到布魯塞爾參加索爾韋大會，在那裡她不是被當作尊敬的客人，而是被當成了一個朋友或鄰居。她喜歡這些大會，因為在這些大會上，她在一封信中稱作「物理愛好者」的人們討論各種發現和新理論。這些大會結束時通常會有一次盛大的晚宴，或者拜訪王室成員：瑪麗就是在比利時邊界上結識阿爾伯特國王和伊麗莎白女王的，他們之間建立了親密的友誼。
世界沒有一個角落不知道她的名字。在中國一個古老的省會太原，那裡的文廟裡有一幅居里夫人的畫像，和笛卡爾、牛頓、菩薩和中國著名帝王的畫像並排掛在一起，被稱為「對人類做出貢獻的偉人」……
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五日，國際聯盟理事會一致選舉「斯科洛多斯卡—居里夫人」為國際知識合作委員會的成員。斯科洛多斯卡—居里夫人接受了。
這是瑪麗生命中重要的一天。自從她出名以來，數百家慈善機構、聯盟和協會請求她加盟，以她的名字擴大自己的影響。她一直沒有同意。瑪麗不想加入那些她沒有時間做實際工作的委員會。而且她希望無論什麼情況下都保持政治中立。她拒絕放棄自己「純粹科學家」的頭銜，不願陷入各種派別的紛爭，即使是最無惡意的宣言也無法獲得她的簽名。
因此居里夫人加入國際聯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義。這是她對科學研究僅有的一次偏離。
國際知識合作委員會的成員中有許多賢達之士：伯格森、吉爾伯特·默裡、朱爾斯·德斯特埃、艾伯特·愛因斯坦、羅倫茨教授、保羅·潘勒韋等。瑪麗擔任委員會的副主席，同時還是幾個專家委員會和巴黎知識合作研究院理事會的成員。
如果認為她會滿足於一般概念的虛職，那就是對這位講求實際的理想主義者缺乏瞭解。瑪麗·居裡在日內瓦工作，而且再一次成功地為科學服務。
她反對世界上的「科研工作無政府主義」，努力勸說同事們在許多具體問題上達成一致，這些問題雖然貌似瑣碎，但是正是依靠這些問題，知識才得以不斷進步；由於在文獻目錄上進行了國際合作，研究人員才能夠迅速查找到自己研究領域中他人的研究成果。他們統一科學標誌、術語、科技性發行物的形式、期刊上發表的研究成果編目，並創建了常數表。
長期以來，大學的教學法和實驗室的工作規程一直引起她的注意。她希望能完善這些方法。她提倡那種協調研究工作人員之間工作的「直接工作法」，提出由所有負責人成立一個參謀部，統一指導歐洲大陸科研活動。
她一生中常常為一個想法耿耿於懷：由於出身低微，一些人的聰明才智無法發揮，天賦被浪費了。在某些農民和工人身上可能藏著作家、科學家、畫家、音樂家的天賦。瑪麗便限制自己的活動範圍，從而致力於國際科學獎學金的發展工作。
她在一份報告中提出：
社會的興趣究竟何在？難道社會不該推動科學事業的發展嗎？社會是否已經極為富足，不需要關注能對社會做出貢獻的科學事業？我認為不是這樣，真正的科學事業需要的智慧無比珍貴，又極為脆弱，放棄智慧是愚蠢行為，更是一種犯罪。我們必須密切關注它，給予它獲得成功的機會。
到頭來，這位一直迴避為自己謀取物質利益的物理學家，卻一反常態，為她的同事謀取了最大的「科學財富」：她希望為從事科研工作的人建立一種版權，以獎勵那些不被人注意卻能成為工業應用基礎的研究工作。她的夢想是通過使用商業利潤補償純粹的研究，從而解決實驗室的窘迫狀態。
只有一次，在一九三三年，她放棄了這些實際問題，到馬德里主持一場辯論，題目是「文化的未來」。來自世界各個國家的作家、藝術家都參加了這次辯論。這次辯論會的發起人是保羅·瓦雷裡，他稱這些人具有「堂·吉訶德與風車作戰」的精神。她那謙恭的權威和獨到的用語，使她的同事感到驚訝。與會者非常驚慌，公開指責專業化和標準化的危害，而且認為科學對於世界的「文化危機」也負有部分責任。我們再次看到瑪麗·居裡，這個最具有堂·吉訶德式精神的人，出於年長者的真誠，懷著對研究的熱愛和冒險進取的精神，在自己遵循的生活熱情指引下，提出了反駁：
她對對方說：
有些人認為，科學中蘊涵著無限的美。我就屬於這種人。在實驗室搞研究的科學家不僅是個懂技術的人，而且還像個孩童，自然現象在他眼中有如童話世界一般動人。雖然機器本身也有其美麗之處，但我們不該讓人們認為，科學進步就是簡單的機械構造，就是機器設備和齒輪裝置之類。
我也不相信，在這個世界上冒險精神有消失的危險。我認為，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冒險精神，這種精神就像好奇心一樣，永遠不會消滅……
居里夫人從事的活動領域還包括尊重各民族文化差異的國際文化、保護一切個性和天才、為「增強科學在世界上的精神力量」而鬥爭、為「道德裁軍」而鬥爭、為和平而鬥爭。對於這些鬥爭，她從來不曾指望輕鬆取勝。
一九二九年七月，瑪麗·居裡在寫給艾芙·居裡的信中說：
我認為國際工作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還是可以通過不斷的努力，本著犧牲精神學會如何去做。無論日內瓦的工作中存在多少問題，它仍然是一項值得我們支持的偉大事業。
她多次赴波蘭旅行……
居里夫人回到自己的同胞中不是去尋求休息，或者去忘卻煩惱。
自從波蘭恢復了自由，一個偉大的項目一直縈繞在瑪麗心中：她希望華沙能夠擁有一座鐳研究院，一個進行科學研究和治療癌症的中心。
單憑她自己的頑強無法克服面臨的重重困難。從長期奴役中獲得解放的波蘭，什麼都匱乏：既沒有資金，也缺乏技術人才。瑪麗無暇親自過問一切，也沒有精力為祖國募集資金。
瑪麗那個招之即來的盟友，不用說名字我們也猜得出是誰。布羅妮婭雖然年事已高，工作起來卻依然像三十年前一樣勇敢熱情。她同時還是建築師、代理、會計……很快，整個波蘭到處都是海報和印有瑪麗頭像的郵票。人們被要求捐助錢物，更準確來說是捐磚瓦。在成千上萬張明信片上印著「請為瑪麗·斯科洛多斯卡—居裡研究院買一塊磚吧！」的口號，還有這位科學家親筆寫的宣言：「我最強烈的渴望就是能在華沙創建一座鐳研究院。」這次活動得到了波蘭政府、華沙市政府以及波蘭各大機構的慷慨支持。
捐得的磚瓦數量越來越大……一九二五年瑪麗到華沙為研究院奠基。這是一次勝利的訪問：過去的回憶，未來的希望……一位演說家把這個充滿熱情的婦人稱作「波蘭共和國的第一侍女」。波蘭的各大院校、學會，以及各大城市都紛紛授予瑪麗最高的榮譽，而且在幾天內，畢蘇茨基元帥就成了她真誠的朋友。在一個晴朗的早晨，波蘭共和國的總統為研究院砌下第一塊磚，居里夫人砌下第二塊，華沙市長砌下第三塊……
所有的儀式中都沒有正式場合那種刻板。斯坦尼斯拉夫·沃耶茲喬夫斯基這時成了國家元首，他對瑪麗在遠離祖國多年仍然能講流利的母語表示非常驚奇，這並非僅僅出於禮貌。在巴黎時，他曾是斯科洛多斯卡小姐的好友；於是大家回憶起一樁樁軼事。
「你還記得三十年前我回波蘭執行秘密政治任務時，你借給我的那個小旅行靠墊？」總統問瑪麗，「它可是派上大用場了！」
瑪麗笑著回答：「我還記得你忘了還我。」
如今在大眾劇院的舞台上，向居里夫人致辭的是德高望重的藝人科塔賓斯奇先生。昔日年輕歡樂的瑪妮婭曾用野花編成花環，獻給一位演員，那位演員與這位藝人正是同一個人……
幾年後，磚塊已經變成了牆壁，可是瑪麗和布羅妮婭並沒有停止努力：儘管兩人把自己大部分的積蓄都捐贈給了研究院，可是還缺少資金購買進行治療癌症所需的鐳。
瑪麗沒有失去勇氣：她在腦海中思索一番後，把目光轉向了西方，轉向了曾經給予她巨大幫助的美國和梅樂內夫人。這位慷慨的美國婦女明白，在瑪麗心中，華沙的這座研究院和她自己的實驗室一樣重要。她再次創造了一個奇跡，募捐到購買一克鐳所需的款項——這是美國送給居里夫人的第二克鐳。一九二一年發生的一切又重新上演：一九二九年十月，瑪麗再次乘船到紐約，代表波蘭感謝美國。和一九二一年的情形相同，她又一次陷入一片榮譽之中。在這次訪問中，胡佛總統邀請她在白宮下榻。
她寫給艾芙的信中說：
有人送了我一隻象牙做的小象，還有一隻非常小的。這種動物似乎代表共和黨，白宮裡到處都是象的標誌，大小各異，或單個，或成群……
美國正遭受經濟危機的襲擊，人們情緒低落。可是居里夫人受到的歡迎還是一樣熱烈。在她生日那天，她收到了數百位不知名朋友寄來的禮物：鮮花、書籍、物品、向實驗室捐贈的支票等，還有來自物理學家的禮物：電流計、幾安瓿的「鐳射氣」和一些稀土樣本。在她乘船回國前，歐文·德·揚先生友好地帶領她參觀了聖勞倫斯大學，那裡的大門上刻有居里夫人的浮雕。她出席了愛迪生的誕辰日慶典：所有的發言中都對她表示頌揚，甚至比爾德司令從南極發來的電報中也不例外。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由瑪麗·居裡、布羅妮婭·德盧斯基和波蘭政府共同開展的工作圓滿完成了。波蘭共和國總統默斯科斯基先生也是瑪麗在化學界的同事和朋友。這位總統、居里夫人和利高德教授共同出席了華沙鐳研究院的落成典禮。在布羅妮婭出色的實用審美觀指導下，這座建築物線條和諧，空間寬闊。在這之前的幾個月中，這裡已經在接納鐳療法進行治療的病人了。
這是瑪麗最後一次看到波蘭，也是她最後一次看到她出生地的古老街道和維斯杜拉河。每次回到波蘭，她都會以近似悔恨的思鄉之情看著眼前的種種景物。在她寫給艾芙的信中，她一次又一次描述她打心底熱烈依戀的這條大河、這片土地和這裡的山巖：
昨天早晨我獨自一人在維斯杜拉河散步……河水沿寬闊的河床蜿蜒向前，舒緩流淌。近處的河水呈藍綠色，而遠處的河水在天空的映襯下，顏色愈發蔚藍。四周到處是迷人的沙洲，在陽光下閃閃發光。這些沙洲界定了變幻莫測的河道。沙洲邊緣有一條色彩醒目的標尺，標出了深水的界限。我感到一種難以抑制的衝動，想在這些閃閃發亮的沙洲岸邊散步。我承認這條河與那些可以航行的河流不同。未來可能需要稍稍約束它的任性，不過這自然會破壞這份美麗……
克拉科夫的一首民歌中這麼歌唱維斯杜拉河：「這條波蘭河充滿了魅力，人人都受到它的吸引，對它的熱愛至死不渝。」這句話至少在我看來是真的。這條河對我有種巨大的吸引力，至於為什麼，我也弄不清。
再見，親愛的。替我親吻你姐姐艾萊娜。擁抱你們兩人，我的心屬於你們。
你們的母親
在法國……
在亨利·德·羅思才德子爵的慷慨提議下，居裡基金會於一九二年成立。這個基金會作為一個獨立的機構，可以募集捐贈，接受資助，用於支持鐳研究院的科研與醫學工作。
一九二二年，巴黎醫學研究院的三十五名院士向其同行發出了以下呼籲書：
在本呼籲書上簽名的院士認為，居里夫人入選本研究院，成為自由院士，能夠為本院增光，同時表彰居里夫人在發現鐳和放射療法中發揮的作用。
這是一份有創新意義的文件。它不僅提議選舉一名女性院士，而且打破常規，在候選人並未提出請求的情況下，自發推舉她。這個著名機構的六十四名院士簽署了一份宣言，也給他們科學院的同行上了一課。為了居里夫人的當選，所有的候選人都退出競選。
選舉是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七日。醫學研究院主席紹沙爾先生在講台上對瑪麗致辭：
我們在此向您致敬。您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偉大的女性，始終獻身工作，為科學奉獻一切。您還是一位愛國者，無論在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您都一如既往，為額外的工作而忙碌。您的加入使我們從您的榜樣汲取了精神上的力量，而您的盛名也為我們增光。我們感謝您。我們因您是我們的一員而感到自豪。您是法蘭西的第一位女院士，這個稱號您當之無愧。
一九二三年，居裡基金會決定慶祝發現鐳二十五週年。法國政府也參加這一慶祝活動，法國議會一致通過一項法案，授予居里夫人四萬法郎年金，作為「國家酬金」，而且艾萊娜和艾芙享有繼承權。
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一八九八年皮埃爾·居裡、瑪麗·居裡和格·貝蒙在科學研究院宣讀其具有歷史意義的報告《關於一種存在於瀝青鈾礦中具有強放射性的新物質》整整二十五年後，無數群眾聚集在巴黎大學的半圓形階梯教室。出席的代表來自法國和世界各大院校、學術性團體、政府、軍隊、議會、著名學校、學生聯合會和新聞界。主席台上就座的有法蘭西共和國總統亞歷山大·米勒蘭、公共教育部長萊昂·貝哈爾、科學院院長兼居裡基金會主席保羅·阿佩爾、代表外國學者發言的羅倫茨教授、代表科學院致辭的讓·佩林教授，以及代表醫學院的安東尼·貝克萊爾博士。
在這群社會名流中有一位白髮蒼蒼、表情嚴肅的老先生，還有兩位不停擦拭眼角的老婦人：約瑟夫、海拉和布羅妮婭。他們從華沙遠道而來，參加瑪妮婭的勝利慶典。斯科洛多斯卡家年紀最小的妹妹獲得的榮譽絲毫沒有影響他們之間的情誼。這三個人臉上從來沒有如此激動和自豪過。
居裡夫婦的合作者和好友安德烈·德比爾納宣讀了他們曾經宣佈關於發現放射性物質的那些科學報告。鐳研究院的主任費南·荷爾維克在艾萊娜的幫助下進行了關於鐳的幾個實驗。共和國總統向瑪麗·居裡頒發了國家年金，「作為全國人民對她表示的熱情、尊重與感激的微薄而真誠的見證。」萊昂·貝哈爾先生指出「在提出和通過這項法案時，法蘭西的所有議員都在上面簽了字，政府和議會兩院不得不承認居里夫人的謙遜和無私，雖然並不能在法律上證明其存在」。
最後，居里夫人起身，接受人們長時間的歡呼。她用低沉的聲音感謝那些授予她這些殊榮的人，小心不漏掉任何人。她提到了已經不在世的皮埃爾·居裡。然後，她展望了未來：不是她個人短暫的未來，而是鐳研究院的未來。她請求人們以一如既往的熱情給予鐳研究院幫助與支持。
我們已經看到瑪麗·居裡在晚年時獲得了人們的崇拜，而且得到了各國總統、大使和國王的接見。
在所有這些盛大的慶祝活動中，我對母親的記憶中總是同一個畫面：一張沒有血色、毫無表情、無動於衷的面孔。
她在很久以前曾經說過：「科學上我們應該注意事而不注意人。」這麼多年的生活使她明白，公眾是通過人來注意事物的，甚至連政府都不例外。無論她是否願意，她不得不使用自己的聲望為科學增光，同時使它更豐富，就像美國人說的，「使之高貴」。她允許人們用她傳奇般的經歷為自己真心熱愛的事業做宣傳。
但是她本人卻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在人群面前她仍然有生理上的恐懼，膽怯仍然會使她雙手冰冷、喉嚨發乾，最重要的是她不懂得如何追求虛榮，在這方面她完全不可救藥了。儘管她確實努力過，但是她無法與名利和諧相處。她永遠也無法贊同各種形式的「拜物主義」。
她在一次旅行中寫信給我說：
我發現自己離你們兩人很遠，而且遇到了一些我不喜歡也不欣賞的現象，讓我感到疲倦，所以今天早晨我覺得有點難受。
在柏林，熙熙攘攘的人群擠在站台上，向和我同坐一趟車的拳擊手登普西高聲歡呼。他走下來，一副心滿意足的模樣。沖登普西歡呼與衝我歡呼真有很大區別嗎？對我而言，不管對象是誰，以這種方式歡呼本身就不值得稱讚。不過，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也不知道一個人和人們對他的看法會混淆到何種程度……
對二十五年前的發現給予熱情頌揚，這如何能讓這個心如熱血青年的老婦人感到滿意呢？她經常說一些抱怨的話，表示自己厭惡能把人過早斷送的盛名。她有時會發牢騷說：「當人們對我說起我『不朽的工作』時，我感覺自己好像已經死了，」然後她又說：「我還覺得對他們來說我現在的貢獻已經沒有多大意義，如果我死了他們恭維我就方便多了。」
我認為，正是居里夫人的不滿和拒絕，才使她在人們心目中具有特殊的魅力。政治家、君主、戲劇或電影演員這類「大明星」一旦走上舞台就成為其崇拜者的同謀。瑪麗與他們不同，她從她參加的儀式上神秘地逃離。這位黑衣婦人一動不動的形象，與公眾之間完全不存在任何溝通，這反而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受到世界尊敬的人往往比居里夫人更加和藹可親、更加富有魅力、更加大名鼎鼎，也許他們誰也不像她這樣面無表情，誰也沒有她那副心不在焉的神色。在雷鳴般的歡呼聲中，誰也不會顯出她那樣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