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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進公安 連夜受審

作為窮學生的我們當時沒有電腦,也沒有錢,但是又想自己做出產品。這看起來非常矛盾——我那麼想創業,卻連基本的創業條件都不具備。但是一窮二白擋不住我做事的慾望。對於創業,我的理念是,有條件要創,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創。

於是,我們想出了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通過在學校找一些活幹,一邊幹活一邊借「單位」的電腦用。想一想,這正是我們做產品研發的階段,這種創業的艱苦,現在的年輕人估計很難想像。

當時我們學校有一個老師,他當年的想法就是做一個類似電子詞典的產品,有點像今天的金山詞霸。人們只要在電腦上輸入某一個英文單詞,相應的中文就會顯示出來。我們接下了這個工作,希望一邊幹活,一邊研究自己的反病毒卡。

沒有想到,一場跌宕起伏的大戲其實剛剛拉開帷幕。

我們一邊幹活,一邊研究產品,所以幹活的進度很慢,經常被老師詬病。另一方面,我們能用計算機的時間遠遠不夠。我意識到,想要研發成功一個產品,要經過無數遍測試,這種過程比想像的痛苦漫長。

於是,我們流竄在整個校園裡,創造著一切可能的機會在學校裡蹭電腦、混電腦。

學校各個計算機機房裡時常出現我、范剛和石曉虹三個人的身影。和當年本科學習的時候一樣,我們蹲守在機房門口,只要有人翹了計算機課,我們就迅速補位,進去分秒必爭地使用這台機器。或者哪個研究生同學的導師的研究經費比較充足,教研室配有計算機,我們就偷偷溜進去蹭用他們的電腦。具體的方法是,等到我的同學10點回寢室睡覺時,就把我們鎖在機房裡。我們在那兒用一個通宵的電腦,等到黎明時分再從門上的氣窗翻出去。我想不少地方都留下過我們爬牆的證據。晝伏夜出成了我們的日常。

要測試反病毒卡,我們有時候要打開電腦機箱,反覆插卡又拔卡,過程十分驚險。當時的電腦機箱都是有螺絲的,打開需要用螺絲刀,我每每打開一台機器都提心吊膽,心想千萬不要把機器給燒了。有時候我們的產品插在電腦上,忽然一聲長鳴,電腦就黑屏了,我們嚇得手忙腳亂地去檢查。有時候我發現電路板沒有焊接乾淨、電路板上的兩根槽兒連接上了,還得用小刻刀去把多餘的焊接部分割掉。這樣,每次產品測試,我們都非常忐忑。而每次我們插上卡發現機器能夠正常自檢,就特別高興。

那個時候,我常常扮演著一個界面設計者的角色。除了設計產品的整體思路,我堅持在有限的EP-ROM空間裡加一點界面設計。

就在我們沒日沒夜地蹭電腦、昏天黑地進行產品研發和檢測時,有一天,幾名便衣警察走進了我的宿舍。一進門就對我厲聲呵斥,給了我一個下馬威。

「有些事情需要你配合調查一下,跟我們走一趟。」

「什麼事情?」

「到學校公安處再說!」

此時此刻,我一頭霧水。每天除了吃飯睡覺,我都沉浸在做研發的過程裡,絲毫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事兒。我感覺肯定是什麼事情被弄錯了,因此被帶走時還嘻嘻哈哈,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到了樓下,幾名便衣甚至讓我試騎了一輛三輪車。按說一般人要掌握騎三輪車的技巧需要一些時間,大多數人並不會騎,可我偏偏就會。於是在兩名便衣警察的看護下,我一路吱吱嘎嘎地將三輪車騎到了校醫院旁邊的學校公安處。現在想來,這真是奇葩的一景。

後來我知道,因為西安交大的級別較高,所以學校公安處的級別也不低。

真正到了公安處我就笑不起來了,整個氛圍讓我感覺情況不妙。我被帶進一間小黑屋受到幾名警察的厲聲呵斥,他們讓我老實交代自己做過的事情,看起來形勢嚴峻。他們一會兒唱白臉,一會兒唱紅臉,來來回回地在我面前輪番上陣。一些人不斷地對我重複著我各種各樣的可能性——「這事兒你只要交代了,肯定對你從輕處理,你還年輕,未來的路很長,要是不交代,肯定對你重判!」一會兒說:「就你這種情況,不判十年,也得是五年!」一會兒又說:「交大那麼大,為什麼我們不找別人,專門找你們仨?自己好好想想吧。」

你方唱罷我登場。在好言相勸和厲聲呵斥的不斷重複中,我這種見多識廣的人也開始發蒙了。雖然從小到大我經歷的風波不斷,也算是經過風雨見過世面的人,但是基本上是小事不斷大事沒有。而這種陣仗讓我第一次感覺到了害怕。

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我只能東拉西扯地和公安處的工作人員談談自己的理想。在小黑屋裡,我侃侃而談,我告訴對方自己想做一家什麼樣的公司,研究反病毒應該並不犯法。我也希望對方告知,這起案件到底和什麼有關。

一整夜就這樣在東拉西扯中過去了,漸漸地,我像一隻洩氣的皮球,從亢奮轉為萎靡不振。而更加悲慘的白天來臨了,我被拉到一個有天井的院子裡站著,依然不讓睡覺。公安們讓我在陽光下好好反省自己做過的事情,想不起來就好好想。在火辣辣的太陽底下,本來就一夜沒睡的我更加昏昏欲睡,沒過一會兒,我就東倒西歪了。而每次我身子剛剛一斜,背後就會挨上一腳,一個聲音高聲喊道:「不許動!站直了!」我趕緊睜開眼睛站好。恍惚中,我看見我的創業夥伴石曉虹也在院子的一個角落站著,表情和我一樣木然。這時除了難受,我更多感覺到的是屈辱。

夜幕再次降臨,第二個晚上的輪番轟炸開始了,而這一輪轟炸更為密集。此時的我體力已經被逼到極限。頭頂昏黃的吊燈似乎在晃蕩,眼前的一切和幻燈片一樣,開始變得不太真實。我依然不知道到底為何被抓,但是開始試圖搜腸刮肚地在腦海裡收集自己做過的錯事,希望能夠早點過關。人在那個極點上就開始失去理智,我把所有能想起來的芝麻綠豆的錯事都交代了。

「有一天我路過足球場,裡面飛過來一個足球,我覺得這個球不錯,就抱回宿舍了!」

「我在學校給唐老師打工,一直對唐老師的那個詞庫感興趣,有一天我打開他的櫃子想偷偷拷貝一套!」

警察們都覺得我在顧左右而言他,不老實。

終於,在對方的「啟發」之下,在漫長的對話過程中,我捕捉到了一些重要信息——公安處正在查一批丟失的電腦配件,這些電腦配件丟失於學校的某個計算機機房,而嫌疑犯曾經騎著三輪車銷贓。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我們三人因為常常潛伏在學校的各個機房,神出鬼沒、行蹤詭異,早已成了偷竊這批配件的嫌疑犯。我們應該已經被盯了很久了。這時我才知道,幾天前為什麼我的杯子在宿舍裡不翼而飛,很可能就是被拿去採對指紋了。為什麼被帶走的那一天,我下樓就被公安要求騎三輪車,這也是因為要看看我有沒有嫌疑犯具有的技能。

在兩晚一天沒有合眼的情況下,我的精神遊走在崩潰的邊緣。時間在一點一滴地慢慢流逝。幾名公安不斷在我耳邊重複著:「今晚就帶你上路,去市局。」所以我從那個時候開始,總是偷偷瞄一眼牆上的鐘錶,看著秒針在嘀嘀嗒嗒地走,我的腦子裡總是在盤算,到底什麼時候把我送走。最具戲劇性的一幕在午夜時出現了,辦案人員在屋外拿著一沓按著手印的文件走進了屋子,他們拿著那堆紙晃了晃,對我說:「你看,你的同夥都已經招了,現在就差你了。」

我被這一幕驚呆了,這成了壓垮我精神的最後一根稻草。連續數小時不能睡覺加上轟炸一般的審訊讓我開始出現幻覺,我覺得自己是不是真的幹了什麼事,只是想不起來。那種強大的誘供方式把我逼到了精神絕境。在那一瞬間,我只有一種心態,只要讓我先過了這一關,明天怎麼樣都行。與此同時,我也充滿了疑惑,到底石曉虹和范剛都招了些什麼呢?

我開始希望迎合辦案人員的詢問,把這場審訊完成,我甚至開始胡編亂造一些想像的犯案過程。現在想來,這種心理看上去不可思議,但只有經歷過那種極度的摧殘和體力的極限,才知道此情此景之下人們的真實心理。直到今天,電視劇裡如果有刑訊逼供、屈打成招的環節,我都表示完全理解。

我已經完全撐不住了,開始營造劇情——

「你們怎麼進去的機房?」

「翻牆進去的。」

「都拿了什麼?」

「CPU和內存條。」

「拿了之後怎麼處理的?」

「砸了。」

「怎麼砸的?」

「拿啞鈴砸的,然後都扔進了馬桶!」

「不對,你肯定是給賣了!」

「哦,對。賣了。賣給我大四時實習的公司了!」

又一個無眠的晚上,我感覺前所未有的委屈,以及前所未有的無助。就這樣又扯到了天亮。等到談話終於結束,他們拿來一沓白紙來到我的跟前。我一看,是一份口供,他們讓我按手印兒。看著這沓寫滿字的白紙,我的腦子轟的一響,在這個時刻,我一下子清醒了過來。憑直覺,我知道,今天只要按了這個手印,一切就真的完了。我怎麼能承認自己根本就沒有做過的事兒呢?我保留了最後一點點理智,提出了一個請求——讓我去見一見我大學時候的班主任陸老師。

我的請求得到了批准。

見到陸詩娣老師是第二天的早晨。那一天,我昏昏沉沉,拖著沉重的步伐走在綠樹成蔭的校園大道上。已經被關了兩天,早晨的陽光明晃晃的。我感覺好像已經很久沒有看見太陽了,一切都顯得那麼不真實。當時正是快上課的時候,很多同學急匆匆地走在路上,往教室的方向奔。只有我,身後寸步不離地跟著一個公安,慢慢走著。見到陸老師,我流下了眼淚,把事情的前因後果都說了一遍,而陸老師的沉靜給了我很大的勇氣。她對我說:「小周,你要相信老師,相信學校。做過的事情就實話實說,沒有做過的事兒,一定不能胡說亂說。」

就是這一句話,讓我如吃了定心丸一般。被帶回公安處後,我堅決不簽那份口供。也堅決否認我偷過任何東西。最後,公安處發現他們掌握的證據與我陳述的有很大出入,而他們去找我實習的公司對證據,也對不上,只得讓我回家了。同樣,石曉虹和范剛也被釋放。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起懸案到底破了沒有,內心時常好奇。但是,這次有驚無險的經歷並沒有減輕我和創業夥伴的心理陰影。很多同學都知道我被傳訊帶走的事情,大家看我的眼光充滿了異樣。我沒有辦法和每個人解釋我根本沒犯任何錯,也沒有辦法告訴大家,為什麼偏偏是我被帶走了。在充滿偏見的氛圍裡,我始終覺得,我和研究生的同學們之間,生出了一層隔膜。

被放出來之後我才知道,石曉虹和范剛其實什麼都沒有說,那沓號稱他們已經按手印的紙,只是套我的話的一種方式。

我清楚地記得,在這件事情之後,我和創業夥伴都鬱鬱寡歡。石曉虹和范剛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敢在原來的宿舍睡覺,而我窩在宿舍裡看了幾天幾夜的《王朔全集》。《王朔全集》我是從西安碑林邊上的小書店買的,買完之後我一口氣讀完。正是從那個時候,我喜歡上了王朔,他毫不裝腔作勢的文字讓我覺得很真實。他的文字還有一種滿不在乎、藐視一切權威的態度,充滿了嬉笑怒罵。我覺得王朔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他的文章充滿著對困難的解構。

到今天,我仍感謝王朔治癒了我內心的陰霾。

今天總結起來,我覺得我也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對於創業這件事情,很多人都是說了半天,卻很難行動起來。而我恰恰相反,經常想好了就去行動,這並不是我多麼無所畏懼,其實我只是對困難嚴重估計不足。說起來有點天真,但是在做事情的過程中,我都是盡一切努力把困難排除。比如,這個偶發事件就是我在創業路上碰到的一個大波折。雖然沮喪,但都是「渡盡劫波」。這後來成了我做事一以貫之的方法和態度——先上車再說,路上再遇神殺神,遇佛殺佛。

這需要一種特立獨行的精神去完成。因此我特別欣賞王朔在《玩的就是心跳》裡的那句話:「我們受的教育一貫是把個人置於一種渺小的境界。這是我們的悲劇,也是我們的習慣,很明白卻無能為力。」

而我要衝破的,就是這種渺小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