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新內閣的組成人員：總理兼司法部長巴羅，財政部長帕西[5]，陸軍部長呂利埃爾[6]，海軍部長特拉西[7]，公共工程部長拉克羅斯，教育部長法盧爾，內政部長狄福爾，農商部長朗瑞內，外交部長是我。前面六位都是上屆內閣成員中留任的，只有狄福爾、朗瑞內和我是新加入的。
帕西是位才能出眾但氣度不足的人。他生性耿直，說話直接，有時喜歡挖苦諷刺人，很多人都不喜歡他。如果說他這樣做是為了維護正義，我是不會相信的，我寧願認為他欠缺說話的技巧。不過，相比於口頭上的功夫，在需要他做出實際行動時，他顯得更具備正義性。可是，當他不願意採取實際行動時，他很喜歡創造各種奇談怪論。在過去，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他這麼優秀的演說家，同樣也沒有見過在講述困境形成的原因和將要產生的後果時，對隨意的解決之道表示認可的人。後來，在發現內閣的前途極為不妙的時候，他依然面露微笑，說道：「現在，我們除了等待國家的徹底崩潰之外，已經找不到能讓我們得救的辦法了。」總而言之，作為內閣的部長，他不僅很有才學，而且經驗豐富。更為重要的是他品行出眾，誠實而充滿勇氣，既不會臨危退縮，也不會背叛朋友。我們有理由信任他，他的思想覺悟，他與狄福爾的交情，以及他對梯也爾的仇視，都是我們信任他的理由。
呂利埃爾曾經屬於某個政黨，但我目前還不清楚尚賈尼埃[8]屬於哪個黨派，可以肯定的是，這兩個人一定與保皇派和保守派有關係。尚賈尼埃沒有什麼可說的，他其實就像個大兵，但希望能夠擔任陸軍部長。他留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對他的猜疑，那時他的職務是巴黎駐軍的司令，與多數派保持著聯繫，能夠影響總統的決策。這些情況使得呂利埃爾必然要倒向我們，希望得到我們的支持。
特拉西是個生性懦弱的人，他早年生活在既有體系和極為絕對的理論框架之內，這個框架是他的父親強加在他的思想裡的。後來，當他獨立地經歷了現實生活的洗禮，尤其是經歷了革命活動之後，這層外殼似乎破碎了。從那以後，儘管他依舊誠實可靠，但已經不再被沒有力量的心靈和毫無基礎的才智控制了。
拉克羅斯很不走運，運氣和品行都很差勁，即使是在反對派中，他也是品行極差的一個。在二月革命之後，他獲得了偶然的一個機會，成為政府領導人中的一員，他對加入內閣看起來有很大的興趣。他在主動向我們示好的同時，也時常用一些小伎倆迎合總統，以便換取總統的信任。他是一個沒有什麼真才實學的人，是個罕見的無能之人，除了這些，他不會再得到其他的好處了。由於我們的內閣中有他和特拉西這樣的人，我們總是受到人們的指責，人們認為，拉克羅斯和特拉西這樣的人就不該進入內閣。不得不說，這種指責很有道理。這也成了內閣不能很好地運轉的原因，因為這兩個人沒有什麼能力，完全不能勝任自己的職務。內閣所遭遇到的危機，大多是圍繞著更換他們展開的。
不論是從深層的交情方面，還是從深層的思想方面看，巴羅都是我們理所當然的同盟者。把我們和他聯繫在一起的，是在他身上曾經出現過的自由主義精神和共和主義主張，以及他在議會的反對派成員的身份。如果沒有這些聯繫，那真是令人遺憾，他可能會成為我們的敵人。既然他成了我們的盟友，那麼我們就應該給予他充分的信任。
由上面的敘述可以看出，在所有內閣成員中，只有法盧爾一個人與我們沒有聯繫，不論是社會關係和政治傾向，他和我們都有不同。他是唯一一個代表多數派的內閣成員，總是以多數派領導人的身份代表著多數派，但實際上這只是他的一廂情願，正如我之前所說，即使在內閣，他也像在別的地方那樣，代表的是教會勢力。由於他的地位是孤立的，而且還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所以他被迫在議會之外尋求支持者。他努力嘗試著要讓總統和議會變成他的支持者，事實上，他做得很謹慎很有技巧，就像他做其他的事情那樣[9]。
通過這種方式組建的內閣並不是聯合內閣，只是在聯合起來的多數派的幫助下執掌政權的一個機構而已。這就是我們這個內閣最大的弱點。但從另一方面看，它也具有強大的力量，通過相似的出發點、相同的本性、互相的交情和信任、共同的目標，這份力量被傳遞到了內閣每一位成員身上。
一定會有人這樣問我：你說你們有共同的目標，那麼這個目標是什麼？你們要做什麼？出路在哪裡？我們生活的世界正處在動盪不安之中，如果我貿然地代表我的同僚回答這些問題，真是有些自以為是。因此，我願意以我個人的名義對這些問題做出解答。在當時，我並不認為共和制政府是適合法國的（而現在，我認為它的確能夠滿足法國的需要），確切地說，在我看來，共和制政府應該享有經由選舉產生的行政權。在行政權的實施基礎源自人們的傳統習慣的國家，如果行政權沒有得到鞏固，那麼在出現社會動盪時就可能爆發革命，在社會穩定時也會是一場災難。我一直認為，如果共和制政府沒有受到制約，那麼縱使政府許諾了許多，但實際上給予人民的卻並不多，甚至還不如君主立憲制政府。即使這樣，我依然發自肺腑地希望共和制能夠永存。雖然法國還沒有實現真正的共和制，但這並不是說法國絕對不能實行共和制。這就是我尊重和維護嘗試實行共和制的原因。
目前還沒有做好實行共和制的任何準備，而且建立共和制的條件也不夠成熟，因此我更加希望能夠維護共和制。大部分人都不喜歡舊王朝。在革命期間，人們響應革命，參與革命，但革命支付給他們的卻是一張張空頭支票，這大大損害了人民參加政治活動的熱情。在這個過程中，法國人民只剩下了一種政治熱情，那就是對舊制度的厭惡和對被認為是舊制度的特權階級的憎恨。在以往的革命中，這種熱情得到了完整的保存，既沒有發生改變，也沒有消失。按照某些人的說法，這種熱情就好比是一脈清泉，儘管最終匯入了大海之中，但既沒有融入到海水裡，也沒有消失到大海裡。至於已經被推翻了的奧爾良王朝，人們對它的唯一感受就是，不會產生回到過去的衝動。當年的奧爾良王朝使上層階層和宗教人士再次成了與人民對立的勢力，使十八年來始終沒有能力管理好政治事務的中產階級再次掌握了政權和利益。況且，在它獲得勝利時，它還沒有做好迎接勝利的準備。
路易·拿破侖掌握了大權，他也因此成為唯一一個對實行共和制有所準備的人。可是，如果讓他得逞，那麼恐怕會出現一個蔑視知識、敵視自由的新的王朝，會出現由騙子和陰謀家執政的王朝。這種結果絕對不是一場革命應該創造的。
由於大部分熱愛共和制的人沒有領導共和制的能力，而有能力領導共和制的人又不喜歡共和制，因此共和制實際上很難維持得住。不過，任何人都不可能輕而易舉地打敗共和制。人們對共和制的厭惡是模糊不清的，與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其他厭惡情緒一樣。有時候，人們指責政府，並不是打算推翻它，或讓別的政府代替它。三個陷入敵對的政黨中，都不可能獨自建立起共和制。在關於建立共和制的問題上，永遠不可能出現多數派。
在我看來，如果共和制政府能夠務實一些，能夠持續英明地執掌大權，能夠避免招致幾個少數派的聯合攻擊，那麼，即使人民不能支持它，它也可以很好地運行下去。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不僅沒有攻擊它的打算，反而還決心保衛它。我在內閣的同僚幾乎人人都和我有一樣的觀點。巴羅評價說，我一直尊重共和制；狄福爾則認為，我能夠為共和制的運行和前途做得更多。當時，我們所有內閣成員都表了態，決心堅決擁護共和制。這個決心是我們團結一致的標誌，也是我們的戰旗。
內閣成立之後，全體內閣成員一起拜訪了總統，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地跟總統接觸，此前我只能在制憲議會的會場上遠遠地看到他。他禮貌地接待了我們，只是我們不能和他說太長時間的話，在不到六個月之前，狄福爾反對他參選總統，發表過一些近似侮辱他的言論，而我和朗瑞內也沒有投他的票。
在我將要講述的這段時期的其他時間中，這位總統都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因此，在講述和我同一個時代的人物時，我認為有必要重點寫一寫他的事情。我相信，在所有內閣成員中，或者說，在所有拒絕同他一道反對共和制的人中，我是最受他重視的人，同時也是最有機會近距離瞭解他的人。我對他的評價，能夠最大限度地做到正確。
路易·拿破侖早年那些獨特的經歷和行為，讓每個人都有理由將他視為一個優秀的人，這是他留給我的第一印象。然而，對於他的盟友和反對者而言，是否應該給予這位參加總統選舉的人這樣的評價，是個艱難的抉擇。他的盟友們之所以支持他參選總統，並不是認為他有這樣的能力或者資格，而是認為他很平庸。他們希望他成為他們的工具，在需要的時候任意使用，在不需要的時候又能隨手丟棄。遺憾的是，他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路易·拿破侖有一般人具有的令人感動的品質，比如性情柔和、人情味十足和平易近人。在與人的交往中，他從不挑三揀四，因此有著廣泛而穩定的交際圈。雖然有著足以讓他傲慢清高的出身，但他卻顯得非常謙虛隨和，很少記恨人。他很友善，能夠體會到別人給予他的情誼，也能讓身邊的人感受到他給予的情誼。他不大喜歡與人交談，即使交談，也讓人感到不得要領。他既缺乏引起別人談話慾望的技巧，又缺乏拉近關係的技巧。顯然，他是一個不喜歡用言語闡述自己思想的人，好在他喜歡像個自負其才的學者那樣，將自己的觀點寫下來。他就像那些總是策劃陰謀的人物那樣，讓自己生活在神秘之中，安靜、專注的神情加深了他的神秘色彩。他的眼睛就像是底層船艙的玻璃，雖然散發著光亮，但是卻什麼都看不清。他不在意危險的局勢，在動亂時期依然能夠如常地生活，但是卻對日常常見的普通事物有極大的興趣，總是反覆琢磨而不明就裡。他總是不斷地變幻前行的方向，時而前進，時而停止，時而又後退。人們之所以選擇他擔任總統，是希望他能夠大膽前進，能夠有所作為，因此他不該有後退之舉。有人指責他，說他安於享樂，不思進取，但即使是享樂，他也沒有崇高的追求。不過，隨著手中權力的增加，他對享樂的熱情也有所增加了。這樣的狀態在一天天地蠶食著他的精力，他的雄心壯志快要被磨平了。
路易·拿破侖的智慧很混亂，缺乏條理性的梳理，這使得他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有時，他提出要以拿破侖作為學習的榜樣，有時又套用社會主義的觀點，有時又回想起他在英國的經歷。總之，他希望學習和借鑒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在很多時候，這些東西又是相互對立的。但他並不願意放棄其中任何一樣，於是就費盡心思地將這些東西收藏起來，放在遠離現實的地方，在閒暇之餘獨自擺弄，自娛自樂。這說明他是天生的空想家。一旦他被迫從這種思想狀態中走出來，把精力傾注到現實當中，他也能有精準、周密和開闊的認識。只是這樣的狀態不能保持得很久，而且，在這種時候，他依然沒有忘記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他將它們一起帶出來，一有機會就用。
在經過長期的觀察和近距離接觸以後，能夠很容易就發現他有些顯得狂妄的才氣，聯繫他早年的經歷，就能發現他早年那些不務正業的經歷的由來。他所表現出來的才能和取得的成功，借助了外界環境的幫助，同時也有這種狂妄才氣的貢獻，而且這種貢獻要多於理智帶來的貢獻。他認為，世界是一個充滿了奇妙事物的舞台，在這個舞台上，壞劇本可以演出極為精彩的好戲。他如果是一個天才或者聖賢，他就不可能成為法國總統。
時勢造英雄。路易·拿破侖相信自己就是時勢造就出來的人，是命運需要的人。在我看來，對於手中權力的合法性，他從來都沒有產生過懷疑。可是，同樣在我看來，路易十世就沒有他這樣的自信，這位國王從來都沒有確信過自己地位的合法性，也沒有能力找出依據讓自己相信。即使路易十世有一種不可名狀的熱情愛護著他的人民，他也無法做到熱衷於自由。
路易·拿破侖的政治觀點的基本出發點是輕視和厭惡議會，在他看來，相比於共和制，立憲君主制更加讓人無法接受，更能讓人產生不快。他雖然能夠接受服從於人民的意願，但由於拿破侖這個姓氏，他產生了自豪心理，也產生了不願意接受議會的制約的想法。
在沒有得到大權之前，他曾經努力地像歷史上那些平凡的君主們學習，這使得他對自己身邊的隨從們極為愛護。早年的生活經歷——當年，他和一些冒險者、負債者、紈褲子弟和消沉失意者一道策劃各種陰謀——使這些人在此時自然而然地成了他的盟友或追隨者。而他自己學會了在冒險家和統治者這兩種身份間的轉換。他放棄了正常的生活，轉而和這些不入流的人鬼混在一起。我認為，他除了用紙筆描繪那些和他晝夜混在一起的有共同思想的人之外，再也不可能發表自己的觀點了。與這些不入流的人保持親密的交往，又讓他認識了一些有趣但不好打交道的人。他當然也希望能夠得到別人的尊重，似乎在他看來，他的人格和地位足以引起人們對他的尊重。他從來不依靠自己一個人做某事，他還要求人們相信他的命運，進而崇拜他。因此，若有人格想接近他，只能通過由他的追隨者和密友組成的這個特殊的交際圈。在提到這個交際圈時，尚賈尼埃曾經對我說，可以用騙子和混蛋這兩個詞彙評價他們。的確如此，雖然這個圈子中的成員並非都是騙子或混蛋，但在大部分時候他們的確比不上自己的親信。
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沒有領導人。法國曾經出現過拿破侖·波拿巴那樣的人物，於是人們就將路易·拿破侖推上了領導人的位置，在他的帶領下管理這個國家。
在危險的局勢下處理國家政務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情。在結束自己糾紛不斷的生命之前，制憲議會於1849年5月7日通過決議，禁止政府出兵羅馬。然而，在我成為新內閣的成員之後，知道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政府在三天前命令軍隊進攻羅馬。這種行為公然違反了最高權力機構（議會）的決議，公然違反了憲法中要求尊重外國的相關條款，以革命之名對正處在革命中的人民發動戰爭，人民一直擔憂的戰爭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這場戰爭將會以怎樣的形勢結束呢？地方省長和警察局寄送給我們的信件、報告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提醒我們不能掉以輕心。
在卡芬雅克的末期，我親眼看到政府為了維護形式上的統治，是怎樣調解與下屬的關係的。這一次，我再次親眼目睹（而且還離得很近）了下屬是怎樣讓上級逐漸感到恐懼的。原因是相同的，但產生的卻是不同的結果。在他們看來，我們這裡的每個人都驚惶不安，他們想發現新的密謀，再把一些證據洩露給我們，持續要挾我們。他們害怕我們能取得成功，就不停地提醒我們正處在危機當中，越害怕提醒得越積極。我們通過這種方式獲得的情報的特點是，局勢越來越緊急，我們需要的情報就越多，但此時情報卻漸漸變少了、漸漸模糊不清了。當他們看到領導或者僱用他們的上級很快就會垮台時，他們就會注意觀察上級的繼任者。此時，他們往往顯得很安靜。
但這一次他們卻打破了平靜，大喊大叫起來。聽到他們的喊叫聲，幾乎所有人都會覺得局勢更加危急了，但我有不同意見。也正是從那時開始，我就像我之前一直做的那樣，我相信，在面對陰謀時，政府的公文和警察局的報告值得信賴；但是，如果希望借助這些文件瞭解黨派的重大行動，可就不值得信賴了，因為它總是傳遞片面、誇張甚至是錯誤的信息。整個法國都是這樣。舉例而言，如果你希望知道法國最需要什麼、各階層有什麼樣的想法，即使找到專門負責此事的最值得信任的官員，都不能如願。
在分析了眼前的局勢之後，我認為，至少目前看來，最可怕的不是武裝革命，而是正在進行中的出兵羅馬的戰爭，因為它很可能引發法國的內戰。如果很不走運，殘酷的內戰和瘋狂的瘟疫碰到一起，就更加可怕了。事實也證實了這一點，當時的巴黎就爆發了霍亂。死亡的陰影籠罩著所有的階層，包括制憲議會的議員，有很多人倒在了霍亂中，活著從非洲回來的比諾就是在這時候死的。
如果我曾一度認為危機將在不久之後爆發，那麼在親眼目睹了新議會的種種景象之後，我清楚地意識到，危機早已經爆發了。舊議會時期就到處瀰漫著內戰的氛圍。那時，議員們言辭粗俗，動作激烈，甚至經常當著所有議員的面互相對罵。新議會開會的時候，暫時將會場設在了眾議院的舊會場裡。這裡只能容納四百六十個人，但此時卻要容納七百五十個人，真是擁擠不堪。議員們互相擠著或者埋怨著，吵吵鬧鬧著進入了會場。擁擠的環境影響了心情，每個人都似乎心懷不滿。這簡直就是一場大棚裡的戰鬥。自以為會有很多人相信他們在軍隊中有強大勢力的山嶽派，怎麼能夠忍受這樣的不滿呢？他們在議會裡的力量很小，因此儘管他們企圖控制議會，企圖我行我素，都沒法得逞。此時，一個他們期盼很久的良機出現了。只要給法國一場沉重的打擊，那麼處在風雨飄搖之中的整個歐洲就能夠再次走上革命的道路。感到有必要這麼做的並不僅僅是粗暴之人。人們都能猜想到，當進攻羅馬的戰鬥打響的時候，巴黎就會爆發一場運動。事實的確是這樣。
儘管進攻羅馬的命令是高度機密，但在6月10日那一天，每個人都看到了關於戰爭的報道。6月11日起，山嶽派開始行動了。他們進行了多場演講，猛烈地攻擊政府。賴德律·羅蘭站在高處振臂高呼，要求打響內戰。在他看來，政府違反了憲法的規定，同時他們也做好了用武力捍衛憲法尊嚴的準備。他們要求總統辭職和內閣解散。
6月12日，議會中負責審議提案的一個委員會駁回了山嶽派的提議，轉而要求議會對總統和內閣的命運盡快做出裁決。但山嶽派表示反對，他們要求先制定相應的文件。他們這麼做有什麼目的呢？這是個很難分析的問題。他們是想煽動民心，還是想安定民心呢？這兩個目的都可以通過拖延時間達到。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擅長演講和鼓動但不擅長行動、熱情高漲但猶豫不決的山嶽派領導人，相比於6月11日，他們在飛揚跋扈的同時顯得更加猶豫不決。他們已經把寶劍拔出來一半了，但又猶豫著是否應該放回去[10]。之後不久，支持者們看到了他們的猶豫不決，此後，他們沒有主動發起過任何行動，轉而隨大流了。
我的處境讓我在這兩天裡感到萬分痛苦。正如我之前所說的，我堅決反對出兵羅馬。在我決定加入內閣之時，我向巴羅鄭重聲明過，我只負責將來的事情，在此之前，包括發生在羅馬的戰事，必須由他自己獨自負責。在表明了這個態度之後，我才答應他加入內閣。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6月11日舉行的議會會議中，當巴羅獨自一人面對議員們的責難時，我始終沒有說一句話。不過，在6月12日的時候，當一切再次重演，我看到巴羅受到持續的攻擊，我覺得自己不能再繼續一言不發了。於是，我要求重新審查有關文件，但並沒有對事件的本質發表意見。儘管我的情緒很激動，但我並沒有多說話。
當我在《總匯導報》上再次提及我當時的發言時，我發現自己似乎什麼都沒有說，而且表述也很不盡如人意。不過，在當時卻得到了多數派的支持，他們為我熱烈地鼓掌。在預感到內戰即將爆發的危機關頭，人們會覺得，相比於講話的內容，態度和聲調更容易令人感動。在發言中，我直截了當地斥責了賴德律·羅蘭，指責他四處散佈謠言，蠱惑人心，意圖製造更大的混亂。我的發言很有攻擊性，因為我情緒憤怒，語調強硬。雖然我講得很不好，而且也並不完全清楚為什麼要說這些，但我覺得很好。
針對我的指責，賴德律·羅蘭做了回應。此外，他還形容多數派是「哥薩克」派別，多數派反唇相譏，說他是強盜和縱火犯。梯也爾在發言中表示，剛才的發言者和六月的造反分子有密切的聯繫。最後，議會在否決了罷免案之後結束。
此後，雖然山嶽派仍然到處散佈謊言，但相比於之前，他們的熱情已經有所降低了。因此，人們可以認為決定鬥爭在什麼時候開始的時機還沒有到來。可是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因為從當天晚上內閣收到的報告分析，已經有人開始準備武裝鬥爭了。再後來，我們才知道，在頭天夜裡，各派領導人就開始準備武裝鬥爭了。
第二天，幾乎所有的報紙都宣稱，他們的編輯們已經不再寄希望於通過法律的渠道解決分歧了，他們要求用革命的方式解決問題。這是很明顯的煽動，是在號召發起內戰。他們的確成功了，在報紙的鼓動之下，市民、學生和國民自衛軍士兵走上街頭，集合之後來到了議會大廈門前。這番情景本來應該在5月15日出現，結果被推遲到了現在——6月23日。
在大概上午十一點的時候，戈洛·卡尤水泵站一帶聚集了大約七八千人。那時，內閣成員正在總統府開會。總統已經做好了戰鬥的準備，只要接到戰鬥開始的報告，就會立即上馬前往現場。他穿上了軍裝，除此之外，他沒有任何變化。也就是說，他跟昨天一模一樣，神情憂鬱，說話和緩。從他的表現中，我看不出他的慌亂不安，也沒有萎靡不振。
我們將尚賈尼埃找來，他向我們介紹了軍隊的準備情況，並保證說能夠控制住局面。狄福爾宣讀了一份他得到的報告，這份報告和其他報告一樣，提到叛亂已經發生。隨後，狄福爾回到了內政部，我去了議會。
議會沒有開會，議長在沒有和任何人商量的情況下自行擬定了日程，明天也將休會。在另一個人看來，議會不開會是很嚴重的失職。議員們都回家去了，而我則去議長家拜訪他。當我到達那裡的時候，發現多數派的主要領導人也來了。場面莊重而嚴肅，每個人都很激動，當然也很不安。他們憤怒地譴責了內閣的猶豫不決，要求立即發動內戰。梯也爾躺在一張躺椅上，把腳搭在另一張躺椅上，一面摸著肚子（他好像感染了疾病），一面大聲尖叫著：「現在還不戒嚴巴黎，也太奇怪了吧！」我用溫和的語調說道：「是應該下達戒嚴令了，但是由於議會休會，還不能這樣做。」
議員們聚集到了議會大廳。他們之所以來到議會，並不是因為有人通知他們要開會了，事實上他們中的大部分並沒有得到通知，只是聽到傳言就來了。下午兩點，議會終於開會了。多數派的議員們都來了，但是山嶽派的議員卻幾乎都沒有來。相比於之前的喧鬧喊叫，山嶽派在此時的沉靜更讓人難受。這意味著，內戰已經開始了，議會的討論沒有任何意義了。
一小時之後，狄福爾提議在巴黎實行戒嚴，但除了卡芬雅克之外，沒有一個人支持他。他像以往的習慣那樣，做了簡短的發言。他的意思雖然平淡無奇，卻達到了他個人心靈的高度，甚至可以用崇高來形容。此時，在我眼中，他儼然成了整個議會裡最具辯才的人物，其他人都無法與他相比。
當山嶽派的議員皮埃爾·格魯走下演講席的時候，狄福爾對著他喊道：「你們認為我已經失去了權力，這是錯誤的，事實上我主動放棄了權力。人民的意願才是權力，是每個人都必須遵守的權力，它始終都沒有改變。我希望主張共和的黨派能夠做出公正的判斷，我主動放棄了權力，符合共和主義的理念。你們說我生活在恐懼之中，歷史見證了這一切，它自有公論。我要告訴你們，即使你們讓我感覺到了恐懼，那麼，你們也讓我產生了對你們的痛恨。還需要我對你們說最後一句嗎？在革命爆發之前，你們都是共和主義者，而我呢，在共和制建立之前，不僅沒有為它效勞，而且還反對它，對此我深表遺憾。但是，後來，我為它而奮鬥。我要告訴你們的是，除了共和制之外，我沒有為任何事情這麼用心過。你們一定要把這句話記下來，永遠記在會議備忘錄中。你們和我們不都是這樣嗎？我們應該一起為共和制盡心盡力。我痛恨的是，你們不願意盡心盡力，為了人民的幸福，我不希望共和制遭到破壞。但是，如果我們必須面對這種破壞，我們就必須譴責你們，這是你們瘋狂的行為導致的。你們一定要記清這一點。」
在宣佈對巴黎實行戒嚴之後，叛亂已經被平息的信息也隨之傳來。尚賈尼埃率領騎兵驅散了包圍議會大廈的人群，隨後破壞了他們在大街上修築起來的堡壘，整個過程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山嶽派的主要成員被包圍在了總部國立工藝博物館大樓內，最終的命運是被逮捕或逃亡。我們掌握了巴黎。
在法國的其他城市也發生了叛亂，雖然戰鬥經過比巴黎更加激烈，但最終都被我們平息了。里昂的戰鬥進行了五個小時，結果也是我們獲勝。不論是破壞秩序還是重建秩序，巴黎都是整個法國的標桿，因此，我們在巴黎的勝利，讓其他省份安寧了許多。
六月份發生的第二次叛亂就這樣被平息了，雖然與第一次叛亂相比，持續時間和激烈程度有所不同，但失敗的原因是一樣的。第一次叛亂主要是由慾望支撐的，議員們並沒有出面領導參加叛亂的群眾，而第二次是他們沒法出面。從政府的軍隊方面看，1848年6月的第一次叛亂，他們沒有將軍，而1849年6月的第二次叛亂，則是將軍缺少軍隊。
山嶽派的成員都很奇怪，在他們並不應該參加的活動當中，他們也表現出了他們傲慢、衝動的性格特點。在報紙上發表文章鼓動群眾發動叛亂和用惡毒的語言攻擊我們的山嶽派成員中，有一個名叫康西德蘭的人。他是傅裡葉的追隨者，出版過一些空想社會主義的著作。如果在其他時代，他是個不值一提的小角色，但在我們的那個時代，他是個危險分子。叛亂失敗以後，他和賴德律·羅蘭逃出國立工藝博物館大樓，去了比利時。我和他有些交往，在到達布魯塞爾之後，他給我寫了一封信，在說明了請我為他代辦的事情之後，他寫道：
如果你需要我以個人名義為你做些什麼，可以隨時告訴我，在接下來兩三個月的時間裡，我都可以為你效勞，我大概還有最多半年的閒暇時間。當然，你完全可以依靠自己處理一切事情，不論是什麼時候出現的，也不論是什麼事情。但是，在這裡我們不談政治，應該遵守奧迪隆·巴羅發佈的正當、合法的戒嚴令。
在給他的回信中，我寫道：
你委託我代辦的事情我一定會照辦，但我不打算使用你給我的效勞機會。現在我確信，那些被你稱為部長的自由的壓迫者們，似乎並不希望立即就讓他們的反對者相信，即使他們不將反對者繩之以法，反對者仍然能夠得到應有的下場。不管怎樣，這說明我們仍然掌握著正義。如果我們和反對分子調換位置，我能採取現在這樣的行動嗎？這些話並不是說給你聽的，而是對你的那些我能叫得出名字的盟友說的。我相信事實一定是相反的。我要向你聲明一點，如果你們的盟友掌握了政權，只要他們肯留下我的腦袋，我會感激萬分的，而且我還會稱讚他們說，他們的道德比我想像的更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