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我們獲得了勝利，但是真正的困難很快就出現了。對此我早有準備。我始終相信這句話：在取得重大的勝利之後，往往會出現更具破壞性的危機。在局勢危險的時候，我們面對的是敵對分子，但是此時我們要面對自己、反對自己，也就是說，我們要反對自己的猶豫不決和自大自滿，反對貪圖享樂和放鬆警惕。事實上，要戰勝這些是很難的。
我認為我們已經排除了主要障礙，因此我並不認為我們仍舊處在最後的危機之中。我還知道，此時的那些主要障礙就存在於同我們一起管理政務的人群中。儘管我們利索地擊潰了山嶽派，但我們並沒有消滅掉他們的影響，這些影響很快就會影響到我們了。也許，如果我們沒有打敗他們（不能徹底打敗他們，就不如不打），我們反而會更有力量。
組成多數派的主要是三個政黨（總統派在議會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他們不僅人數很少，而且名聲不夠好），其中跟我們有著同樣的願望（真誠地希望建立穩定的共和制政府）的大概有六十人到八十人，他們是我們在議會中最強有力的支持者，也是唯一的支持者。其餘的多數派成員主要是正統派和七月王朝的追隨者，前者有一百六十多人，後者則是中產階級的代表，眾所周知，他們曾經掌權十八年。
很快我就意識到，在這部分人中間，最有可能支持我們的是正統派。在舊政權統治時期，他們被排除在政府之外，既沒有地位，也沒有獲得利益，也就沒有昔日的榮耀值得他們恢復。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大地主，不需要擔任政府官員，也沒有養成資產階級那種奢侈的生活習慣，這一點與資產階級有天壤之別。他們比其他人更討厭共和制，但這只是原則上的分歧，實際上由於共和制推翻了七月王朝，給他們提供了擔任政府官員的可能，滿足了他們的復仇慾望，因此他們比其他人更能接受共和制。對於他們而言，共和制只是讓他們覺得有些恐怖。
作為多數派主體的七月王朝的追隨者才是一心一意希望脫離共和制的人。但是，由於對恐怖活動的恐懼壓制了他們對共和制的仇恨，由於他們已經養成的順從現政權的習慣，因此我們能夠輕易地迫使他們說服自己的領導人，選擇保持中立甚至支持我們。當時，他們的主要領導人是梯也爾和莫萊。
在做出上述分析之後，我又認為，次要目標應該服從於主要目標，當時的主要目標是防止有人推翻共和制政權，特別是防止出現路易·拿破侖的王朝。這是眼前最重要的目標。第一步，我想到的是，不能犯我們的朋友犯過的錯誤。我一直記著諾曼底民族的一句古老的俗話，「主啊，請你保佑我不被朋友傷害。如果能這樣，我就能不被敵人傷害」。
我們在國民議會中的支持者的領導人是拉莫裡西安，我曾經擔心過他，因為他性情衝動急躁，這是很大的缺點。我知道他是個特別希望能把事情處理好的人，但是他又是個閒不住的人，總想做點兒事情，一旦把事情弄糟了又自認倒霉。我想讓他到遠處的一個大國擔任駐外大使，這個國家就是俄國，他們主動承認了我們的共和制政權。擔任駐俄大使的人應該是一位著名的將軍，我認為，拉莫裡西安是最合適的人選，很適合修復在上屆政府時幾近中斷的法俄關係。為了能夠讓他順利駐俄，我費了很大的工夫說服總統。總統有反對意見，但他並沒有坦率、直接地告訴我，而是委婉地說道（他從不通過語言表露他的想法，相反，語言有時甚至成了他隱藏想法的工具），他希望擔任俄國那種大國的大使的人，是他本人中意的人。但這與他中意與否無關，大使歸我領導，而我只要求他們能夠讓法國中意。我選擇堅持自己的意見，不過我還是擔心法盧爾也會反對我，在內閣成員中，總統最信任的人就是他。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法盧爾竟然沒有表示反對。就這樣，拉莫裡西安去了俄國。我早就跟他說起過要派他出使俄國的事。
我的朋友們在這件事情上的反應讓我很放心，於是我進一步想到，我有必要拉攏一些支持者，至少應該和他們保持密切的聯繫[11]。在政府做事，我幾乎在所有方面都面臨著困難，我要做好外交部的工作，如果得不到內閣中其他成員的配合，就不可能如願。雖然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品行方面誠實可靠，但他們觀念保守，對政治一無所知，很多時候，我被迫和他們糾纏不清。
我還認為，應該讓正統派在國民教育的管理工作上發揮作用。我知道這種做法會付出極大的代價，但這是讓他們感到滿意的唯一辦法。我相信，當總統意圖推翻憲法的時候，他們會出面支持我們，對總統的行為加以阻止。我的這個計劃最終得以實現。我們允許法盧爾在教育部有一定的自由，還通過了他在議會上提出的國民教育綱要。這個綱要在後來成了法案。此外，我盡力勸說內閣同僚們，請他們務必與正統派的主要成員保持良好的交往。我自己帶頭做到了這些，原本就與正統派有交往的內閣成員也立即做到了這些。後來，我成了正統派與我們之間唯一的中間人。
事實上，由於家庭出身和成長環境方面的原因，我比其他內閣成員更容易做到與正統派保持交情。要知道，雖然原來的貴族在此時已經不能算一個階級了，但他們仍然互相幫助，就好像互助會。儘管這個「互助會」成員有各自不同甚至對立的個人見解，但他們可以通過某種紐帶實現互相理解。只是，這個紐帶是什麼我並不知道。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在加入內閣以後，我很快就自動與原先的敵人法盧爾成為好朋友。他是一個值得我拉攏和利用的人，我不知道在我的從政生涯中能不能再遇到這樣的人。他具有兩種必需的黨派特徵，一是即使遭遇困難或挫折，他都不會失去信心，都能夠始終堅持朝著既定目標邁進；二是具有堅忍不拔和乾淨利落的辦事風格，這種風格可以幫助他巧妙地實現唯一的計劃。正如他自己所說，他的誠實表現在不僅僅考慮公共利益，同時還兼顧個人利益。但總的看來他不僅不真誠，反而還十分虛偽，欺騙性極大。但是，由於他將虛偽隱藏進信念之中後，又為了獲得個人利益而將虛偽放進了別人的信念裡，所以成效不錯。這種誠實只是讓虛偽披上了誠實的外衣，把他的下屬或友人引上彎路。
為了讓狄福爾和法盧爾之間能夠建立起我所希望的良好關係，我費盡了心思，依然沒有能夠如願，他們之間甚至都沒有建立起恰當的關係。這兩個人在優點和缺點方面是恰恰相反的，狄福爾的優點是法盧爾的缺點，而法盧爾的優點又是狄福爾的缺點。將西方資產階級真正的特點保留在內心深處的狄福爾極為反感貴族和神職人員，也無法忍受法盧爾中庸圓滑的處事原則，但我對這一點卻極為讚賞。通過我的努力，狄福爾同意不在教育部的工作上故意刁難法盧爾。我還希望在他主管的內政部的工作上允許法盧爾在必要和能夠接受的範圍內發揮一些影響，但他拒絕這樣做。
在法盧爾控制的安茹地區，有一位在法盧爾看來應該被治罪的省長，但法盧爾不僅沒有提議將他撤職，甚至還允許他被提拔重用，法盧爾唯一的要求是將他調離安茹。法盧爾認為，如果不調走他，他就當不成省長了，因為來自曼恩·盧瓦爾省的議員們強烈要求將他調走。然而，這位省長是共和制的忠實擁護者，這讓狄福爾產生了聯想。他堅信法盧爾的最終目的是要將他拽進一場鬥爭之中，利用他來打擊擁護共和制的省長。
這位省長拒絕被調離，法盧爾堅持要調離他，狄福爾的態度也很堅決。我看著法盧爾著急得在狄福爾身邊轉悠，想要說服狄福爾，又找不到門徑，覺得真是令人愉快。起初，狄福爾對法盧爾不理不睬，後來都不想看他一眼了，最多只是用眼睛的餘光掃上一眼，簡單地說道：「我很想知道，在你的朋友弗歇爾擔任內政部長的時候，你為什麼不著手操辦這件事？」儘管法盧爾很憤怒，但他忍住了心頭的怒火。他找到我，跟我訴說他的心情，從他的語氣中我知道他的心情的確很痛苦。我出面調解了這件事。我努力地讓狄福爾明白，法盧爾是把他當作同僚而提出這個要求的，不應該被拒絕，或者說不應該因此而與法盧爾交惡。在此後的一個月裡，我幾乎每天都在調解這件事，為此耗費的精力，比處理歐洲的一些大事耗費的精力還要多。甚至就為了這件小事，還差點兒導致內閣的垮台。終於，狄福爾作出了讓步，但此時的讓步已經不會得到任何人的感激了。他沒有理睬法盧爾是否滿意，就直接將那位省長調走了。
我已經說過了，我們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是如何對付多數派的主體力量——舊保守派。這個派別有著能夠讓人們認可他們的優勢的共同意見，也有能夠滿足自身需求的個人熱情。他們和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立場，即希望政府能夠建立起強有力的秩序。我們也希望能夠建立起這樣的秩序，甚至希望做得比他們希望的更好。為此，我們在里昂及其相鄰的省份實行戒嚴，查封了巴黎的六家宣揚革命的報社，逮捕了七名議員，嚴厲譴責了三十名議員。法國的其他地區也採取了類似的措施，政府發出通告，聲明現政府將帶頭嚴格守法，願意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推行上述政策時，議會中殘存的山嶽派成員多次攻擊狄福爾，狄福爾就用充滿力量的話語回擊他們。他用語巧妙，態度堅決。
舊保守派企圖實行嚴酷的統治，他們打算利用短暫的勝利，迅速推出《預防法》和《鎮壓法》。我們的意見是，這麼做是遲早的事情，但我們並不想追隨舊保守派的道路。我個人在這方面的意見是：對人民情有可原的抱怨和恐慌情緒應該作出讓步，在革命之後，應該通過限制享有自由的範圍的方法來維護自由。
我的內閣同僚們同意我的意見，於是我們總共提出了三個法律議案：一是《禁止集會法》；二是《新聞管理法》，這項法律用於打擊超出範圍的報紙，在七月王朝時期都沒有施行過；三是《戒嚴法》，能夠讓戒嚴更加合法。有人提出抗議，認為我們在搞軍事獨裁，狄福爾回應道：「是的，這是獨裁，但這是議會的獨裁。雖然它剝奪了一個自救的社會應該享有的不受時間限制的權利，但它不是佔據優勢的個人權利。君主制政府和共和制政府都應該這樣。是誰給它賦予了必要性的呢？是誰讓我們經歷了長達十八個月的動亂、陰謀和叛亂的呢？是的，你們說對了，在以爭取自由為名義爆發的革命結束之後，我們又破壞了自由，將武器交給了政府。這是可悲的。犯這種錯誤的人是誰呢？不是你們嗎？最支持共和制的人又是誰呢？是支持叛亂的人還是真心想要平息叛亂的人？」
儘管上述法律措施和狄福爾的言論一度使舊保守派感到高興，但並沒有令他們感到滿意。坦率地講，如果想讓他們滿意，那麼只有破壞共和制這一個辦法了。儘管他們的行為受到理智的約束，但他們的本性卻推動著他們始終走在破壞共和國的道路上。對他們而言，當務之急是將敵對分子的職位奪過來，分配給自己人或追隨者。在這種時候，我們再次感受到了使七月王朝滅亡的那種激情，二月革命讓它感到些許滿意，但沒有消除它。對我們而言，這是很大的威脅，是長期存在的威脅。我認為我們有作出讓步的餘地。
有很多能力一般或業已腐敗的共和主義者，趁著革命的時機混進了政府之中，成了政府官員，我認為不必等到人們提出清理他們的意見，應該立即將他們清理掉。這樣做能夠讓人們看到我們的決心，也能夠讓能力突出、信念堅定的共和主義者具備保護自己的權力，但是狄福爾拒絕這麼做。我勸他道：「我們準備怎麼做呢？跟這些人摻和在一起，能保衛共和制嗎？共和主義者對他們而言只是個名聲，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企圖利用共和制打倒我們。議會中真正的共和主義者最多也就一百人，我們是在跟一些並不熱愛共和制的人共事，共同拯救共和制，這不是個笑話嗎？除了最大的原則性問題之外，我們只能一再地妥協，否則我們就會一事無成。只有這樣，一切才能走上正軌。對我們而言，保住政權也許是維護共和制的最好的和唯一的辦法。我們應該用一切合理的手段達到保衛政權的目的。」
狄福爾回答我說，這種鬥爭與反對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一樣，如果想讓多數派感到滿意，就不能驚動他們的虛榮心，不能剝奪他們的個人利益，只要這樣做，即使改變了他們的觀點，他們也能感到滿意。在回絕我的建議的時候，他依舊表現得彬彬有禮，相比於拒絕的理由，他的拒絕形式更讓我感到不快。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個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人，在演講席上能夠高談闊論，能夠引經據典，能夠說出令所有人滿意的言論，既能把握好分寸，又能讓人們愉快地接受他的意見，但是，在私下交談時，卻是那樣的拘束和愚笨。
在我看來，狄福爾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理智，因此，與其說他是個理智的人，倒不如說他是個有才華的人。但是，這並不是說他沒有通常意義上的理智。在年輕的時候，他足夠刻苦，但性格內向，甚至顯得很孤僻，一直到了四十歲才結婚。但是，婚姻帶給他了另一種孤僻，儘管他經常離家外出，但大部分時間他待在家裡，與家人在一起，不再獨自生活。是的，那個時候他對政治沒有絲毫興趣，他不參加任何陰謀活動，甚至不與任何一個黨派交往。儘管只有站在議會的演講席上他才能感到自己充滿了力量，但他依然厭惡議會，害怕登上演講席。他也有雄心壯志，但即使是雄心壯志也顯得很平凡，也容易控制。在他看來，對政治的態度不應該是管理，而是控制。
在他擔任部長期間，他在待人接物方面的表現令人驚訝。有一天，卡斯特拉納[12]（這個人很狂妄，但也值得信任）拜訪了他。在談話期間，卡斯特拉納用了很長的時間講述了自己的願望和自認為應該做好的事情。他認真地聽完這些，然後站起身來，禮貌地將卡斯特拉納送到門口。這讓卡斯特拉納備感尷尬。得知這件事之後，我批評了他，他回答道：「我不可能說讓他聽了不高興的話，但是又沒有讓他聽了很高興的話。」遇到他這樣的人，恐怕沒有人不火冒三丈。
在生性粗魯的秘書長辦公室主任身上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相比於狄福爾，這位主任的做法更加無禮和愚蠢。比如說，當部長辦公室將一些請願者推到秘書長辦公室時，這位主任用粗魯的態度接待了他們，這讓請願者們覺得，好不容易翻過了籬笆又掉進了荊棘叢中。雖然這位主任有這些缺點，但是當他在議會上斥責山嶽派時，就會得到保守派的支持。儘管如此，他始終沒有真正贏得保守派領導人的好感。
雖然保守派並不打算讓政府獨立，但也不願意讓某個政黨單獨領導政府，這是我明確地預見了的。我認為，從6月13日起，一直到最後一次討論羅馬戰事，在內閣的整個生命期，保守派每天都在給我們製造困難。在議會的會場上，他們從來不公開攻擊我們，但是卻在私下暗中鼓勵多數派，讓多數派反對我們。儘管如此，他們卻不打算打倒我們，而是讓我們處在四面楚歌之中，只要他們想讓我們倒下，我們就會立即倒下。在這種狀態下，狄福爾的信心就很不堅定。
多數派希望能利用我們實施嚴格的措施，推行嚴酷的法律，以便當我們倒台之後，接任者能夠更容易接手。在他們看來，相比於保守派，我們更接近他們的這一目標，因為我們信仰共和主義。他們的計劃很明顯，利用完我們之後，就將我們掃地出門，讓他們的代理人接替我們。他們不僅阻止我們在議會中發揮影響，還阻撓我們對總統產生影響，他們甚至想像過讓總統心甘情願地做他們的傀儡。因為這個原因，他們糾纏上了總統。我們通過自己人得知，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尤其是梯也爾和莫萊）經常去拜訪總統，勸說總統同意為了共同的利益而推翻共和制政權。從6月13日開始的每一天，我們始終提高警惕，防止路易·拿破侖聽從他們的慫恿，走上暴力奪權之路，之後，就像我對巴羅說過的那樣，某一天，他將復辟帝制[13]。從這些分析中，我確信我們的擔心比想像更有依據。在我退出內閣之後，得到了確切的消息，總統和議會曾經在1849年7月有過密謀，企圖通過武力改革憲法。當時，總統和多數派打算發動突然襲擊，如果不是貝裡耶擔心被他們欺騙或不敢貿然行動而拒絕提供援助，他們就會真的發動襲擊。
事實上，他們始終沒有放棄武力奪權，只是將時間推後了而已。於是，當我寫下這一段的時候，也就是在上述事件之後兩年，當我回憶起這些人看到群眾像他們當年那樣慫恿總統，或者因為有人破壞憲法而憤怒時，我覺得這個例子最能說明人的無恥，他們大言不慚地表示熱愛共和制，私下卻竭力維護個人的利益，這是多麼虛偽。
事實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樣，我們並沒有信任總統，也沒有故意誣陷多數派，路易·拿破侖始終是共和制影響最大、持續最久的威脅。至少我個人是這麼認為的。然而，在更仔細的觀察之後，我發現我們在他的心目中的地位很牢固，這一點沒有讓我感到失望。很快我就發現，他雖然與多數派保持著密切的接觸，雖然也接受他們的一些意見，雖然在認為有必要的時候與他們聯合，但他也反感於他們對他的制約。他對自己容忍多數派的做法感到丟人，因此在暗中設法擺脫他們。毫無疑問，這為我們接近他和揣摩他的心理提供了機會，但我們已經下定決心，與多數派打交道時要保持獨立，杜絕他們干預行政的可能。
我並不認為參與了路易·拿破侖的密謀就得放棄我們的主張。想到這個特別的人（我是說，使得他表現得平庸的環境是特別的）的遭遇我就感到焦急，因為我認為他的心靈需要一種精神食糧，才能變得心平氣和。在擔任四年的總統之後，他還能夠安心地過普通人的生活嗎？我不敢相信他能夠做到，讓他接受普通人的生活簡直是做白日夢。在他擔任總統期間，想要讓他高興或感到滿意，是非常困難的事情，讓他停止冒險的舉措也是困難的。
我在向路易·拿破侖發表了能夠讓他滿意的觀點之後，又對他說道：「我不會幫助你推翻共和制政權，但是我願意幫助你在共和制政權中佔據重要的地位。我相信，我的朋友們最後也會這麼做。憲法不是不可以修改，有關禁止總統連任的條款也不是不可以修改，這就是我們願意幫助你的原因。」
由於修改憲法的時機尚不成熟，我就勸慰他，讓他把目光放長遠一些。我告訴他，如果他能保證不成為法國的獨裁者或竊國者，只是做首席行政官，而且還能保證始終開明、仁慈地領導人民，那麼，即使不修改禁止連任的規定，他也可以在任期結束時得到幾乎所有人的支持，進而實現連任。這也是保皇派和共和派可以接受的。對保皇派而言，他的任期延長，並不意味著他們的希望破滅了。而共和派則認為，他領導的政府可以讓人民逐漸習慣共和制或者願意觀察共和制。對這一點我深信不疑，因此我對他說得很真誠。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我始終認為我給他的這些勸告都是有好處的，對他有好處，對法國也有好處。
路易·拿破侖耐心地聽我說完了這些，但沒有做任何表示。他一貫如此，不論誰跟他說話都好比是往水井裡扔石頭，只能聽到石頭掉進水裡的聲音，卻不知道下落如何。不過，他似乎對我有一些好感了。只要條件允許，我願意盡量讓他高興。當他向我推薦某人擔任外交官時，只要那個人忠誠而有能力，我會立即照辦；如果那個人能力一般，但只要忠誠，將要擔任的職務也不太重要，我也會照辦。但是，他總是將一些品行和能力都不合格的人推薦給我，這些人都是一些因為對前途絕望才投靠他的人，都是笨蛋和無賴，他之所以推薦他們，是為了對他們過去的幫助表示感謝。另一個原因是，他希望擔任駐外大使的人是他所謂的「自己人」。總是言之，他經常給我推薦一些蠢貨和陰謀家。我不得不在見到他時跟他解釋一些規則，或者說明一些理由，這些規則和理由不符合他的心願，阻止了他的行動。我有時還得暗示他，我寧願辭職也不能完全聽他的話。我發現在我拒絕他時，他沒有特別的想法，也沒有反駁的意願，我也就不再要求他怎麼樣了，打算以後再解決這些問題。
因為我的緣故，路易·拿破侖的朋友們沒有得到多少好處。他們追求高官厚祿的熱情令人難以置信，總是態度惡劣地向我提出各種要求，有時甚至是沒有禮貌的要挾，我很惱火，真恨不得把他們扔到窗戶外面去，但我還是控制住了怒火。又一次，他們中間的一個傢伙說道：「真是怪事！路易·拿破侖公爵居然沒有權力回報為他吃過苦的人。」我回答道：「路易·拿破侖公爵是法國總統，應該為整個法國服務，而不是為你們服務。」正如在後來說的那樣，在出征羅馬的問題上我始終站在總統那一邊，即使他的決定不夠合理，我也支持他。他因此對我加深了好感，在後來的一天，他明確地向我表達了好感。
1848年年底，短暫擔任駐英大使的博蒙對路易·拿破侖發表了一些近似侮辱的言論。當時的路易·拿破侖是總統候選人，他聽到博蒙的言論並沒有生氣。我加入內閣以後，曾經多次試圖讓他對博蒙產生好感。儘管如此，我始終都沒有推薦博蒙出任公職，雖然博蒙能夠勝任，而我也很想這麼做。1849年9月，駐維也納大使缺人。當時，由於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原因，維也納是法國外交的重點，這個職務很重要。他主動對我說道：「我認為你可以讓博蒙擔任駐維也納大使。雖然我不喜歡他，但我知道你們是好朋友，既然如此，我就可以做這個決定。」我很高興，沒有人比博蒙更合適這個職位了。就這樣，博蒙去了維也納。再也沒有什麼事比這件事更讓我感到愉快的了。要知道，在內閣同僚中，除了我之外，沒有人能夠在不願意違背自己的願望或者職責範圍的情況下得到總統的這種待遇。
在總統面前，狄福爾保持著他固有的嚴肅態度，這與人們對他的期待大大相反。我認為他只能讓總統感到五成的滿意，因為總統喜歡簡潔迅速。在內閣成員中，帕西似乎很喜歡讓總統不高興。我總覺得，帕西不屑於擔任內閣的部長，因此他自稱「冒險家」，總是故意與總統唱反調，不僅對總統的朋友不客氣，曾經還反對過總統上台，用顯而易見的蔑視態度攻擊總統。他很瞧不起總統。
法盧爾是總統最信任的內閣成員。我認為，他之所以能夠得到總統自始至終的信任，是因為他替總統做過一件大事，而這件事是我們其他幾個人不願意做的。不論是從出身還是從教育或者興趣愛好來看，法盧爾都應該屬於王朝正統派，就像我之前說過的那樣，他是為教會而生的。他自己也不相信正統派能取得勝利，因此他希望借助革命發現一條讓天主教掌權的途徑。只要他還在內閣，就會始終為此而努力。在內閣成立之初，他告訴我，神甫說教會有著無上的權威。我認為，在總統拉攏他為自己的目的做事的時候，法盧爾的認識發生了錯誤，他希望能夠利用總統成為共和制政權和法國的主人的機會，為教會謀求一些利益，於是，他滿懷憧憬地幫助了總統。他讓他的盟友們全力支持總統，但沒有讓自己成為總統的人。
從我加入內閣那天到8月13日，這段時間我們始終都在爭取多數派的支持，甚至為此忽視了他們的態度。我們每天都能看到多數派與敵對勢力做鬥爭，當他們的敵對勢力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他們開始同情我們了，可是總統對我們卻沒有絲毫好感。總統似乎要求我們支持他，我們沒有照辦。
六個星期之後，局勢被逆轉了。各個地方都將議會議員趕了回來，因為地方政府打算自行處理地方事務。我們不同意地方政府的這一做法。此時，總統和我的關係更加密切了，至於原因以後再講。有人認為，我們在一個方面受了損失，在另一個方面則有了收穫，總體而言沒有吃虧。我們依靠著兩個方面，但始終沒有找到一個平衡點，只能在兩個方面之間搖擺，時而偏向這個方面，時而又偏向那個方面。
導致內閣垮台的是出征羅馬這個問題。1849年10月1日，議會復會了，羅馬的這個問題隨之擺上議事日程。這是議會第二次討論這個問題，也是最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