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仔細觀看德國是如何上演歐洲革命這一大型戲劇的時候，法國國內發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令人感到悲傷的事件，它們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讓我開始關注法國的事務。我得到消息，法國軍隊在羅馬遭遇了不可思議的失敗，這引起制憲議會的不滿，他們以辱罵的形式探討這場失敗。緊接著，這些事件又導致政局的動盪，在大選中兩個最大的政黨失利，山嶽派的一百五十名代表得以進入議會。
在法國的一些地方，出現了煽動騷亂的口號，他們在芒什省沒能佔得便宜，不過，與保守派斷絕了關係的芒什省原議會議員們在議會選舉中遭到失敗，原來有十三名代表，如今只有四名代表了。儘管我沒有參與競選和演講，但由於在去年12月份時公開支持卡芬雅克擔任總統，所以得到的票數竟然比別人多。人們給我投票，並不是贊同我的政治主張，而是尊重我在政治事務之外的工作。能夠受到人們的尊重令我很欣慰，但是在黨派政治中很難永久保持這份尊重，而且在各個黨派都想方設法排除異己的情況下就更難鞏固了。
在得知國內的消息之後，我就啟程回國了。途經波恩時，我的妻子得病了，我們不得不停下來。她勸我不要在意她的疾病，讓我一個人盡快先趕回國內。我聽從了她的建議，獨自踏上歸途了。不過，我還是很掛念她，在這樣一個需要借助她的勇氣和意志才能走出困境的時刻，我將她留在了一個剛剛打響內戰的國家，怎麼能放心呢？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我是在1849年5月25日這一天抵達巴黎的。四天之後，立法議會[1]將召開會議，而此刻的制憲議會正在做最後的掙扎。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巴黎的政局就出現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這些變化不是由外部變化引起的，而是由幾天之前人心的變化引起的。
在我出國時掌握國家權力的政黨現在依然掌握著國家權力，在我看來，這次選舉的結果必然要讓它的地位變得更加牢固。這是一個由多個派別組成的政黨，他們反對革命，總是處心積慮地阻止革命，在各個選區他們都佔據著絕對優勢，在新選出的議會中他們獲得了大部分席位。但他們也有弱點，他們飽受一種巨大的恐懼的折磨。這是一種強度極大的恐懼，不論是從政治上還是從鬥爭上，只有二月革命的恐懼強度能與它相提並論。應該牢牢記住這一點：任何一種恐懼給人們留下的印象都要遠遠大於它本身的影響。
保守派在最近六個月的補選中一直都很順利，因此他們幾乎控制了所有的地方議會。這種結果讓保守派改變態度，最大程度地信任了普選制，在此之前他們是懷疑普選制的。在剛剛結束的議會大選中，保守派不僅僅希望獲得勝利，還企圖一鼓作氣打倒敵對政黨。然而，當他們獲得了朝思暮想的勝利以後，卻顯得很沮喪，因為他們沒有取得全面的勝利。原本認為將在大選中失利的山嶽派，由於認為能夠在新的議會中佔據多數議席而振作了起來。議會大選何以使保守派和山嶽派產生本不該有的希望和恐懼心理呢？其中的原因很難說清楚，就像大海不瞭解自身的運動那樣，人們對自身的運動也不甚瞭解。原因似乎消失在了無盡的運動之中了，這兩個黨派都沒有看到。
關於保守派失敗的原因，我們可以認為是因為他們自身所犯的錯誤。他們犯的錯誤包括：在他們確信獲得勝利的時候，由於與在反對山嶽派的鬥爭中給他們提供過幫助的一些人有意見分歧，他們開始苛刻地對待這部分人；新當選為內政大臣的富捨[2]推行了暴力的政策；對羅馬的戰爭遭遇了失敗。這些錯誤使他們失去了一些原本支持他們的群眾。這部分群眾在站到與他們對立的陣營之中後，馬上被陰謀家控制了。
結果就像我剛剛說過的那樣，少部分農民和大部分士兵就像在暴風驟雨中敗下陣來的錨一樣，投了山嶽派的票，使山嶽派的一百五十名成員當選為議會議員。恐懼四處蔓延，成了普遍存在的東西，這使得保皇派賺取了寬容大度的美名。在二月革命之後，他們一直享有這樣的美名，但最近六個月他們卻將它遺忘了。結合各種情況來看，目前需要對共和派和山嶽派對立的問題有新的認識，至於共和政體自身的問題倒不需要重新認識。
一向受到人們支持和讚賞的部長們在此時遭到人們的責難，人們聲嘶力竭地呼籲對內閣進行改革，而內閣也發現自己力不從心，迫切希望能夠被人取代。在我離開法國之前，就聽說了普瓦傑艾街委員會不願意讓狄福爾成為他們的成員，但在現在，人們卻將目光轉向狄福爾和他的戰友們，用感人的措辭請求他們執掌政權。
在我到達巴黎的當天晚上，就接到通知，我的一位朋友要在香榭麗捨大街的一家餐廳宴請友人。我參加了這場宴請。我看到在場的有狄福爾、博蒙、朗瑞內、科爾賽勒、貝多、維維安、拉莫裡西安，此外還有幾個我不認識的人。他們簡單地介紹了一下當下的局勢：巴羅得到總統的授權，幾天來都忙於組建新內閣的事務，雖然忙得焦頭爛額，卻沒有任何進展；梯也爾、莫萊和他們的盟友拒絕加入內閣，至於原因在以後將會看到，他們不希望僅僅是擔任內閣的部長，而是希望能夠獨掌大權。一切都處在動盪之中，沒有人能夠摸得清未來的局勢。面對眼前的困境和未知的危險，每個人都畏縮不前。誰都想掌握大權，但沒有人願意承擔責任。
在遭到梯也爾和莫萊回絕之後，巴羅找到了我們這一幫人，可是，他想邀請我們當中的哪個人參加內閣呢？又會讓我們擔任什麼職務呢？除此之外，我們還能擔任其他職務嗎？組閣之後，要採取什麼樣的措施呢？於是，這些在當時就能預見到的難以克服的施政困難一個個地擺在面前。此後，巴羅又聯繫了多數派的幾位領導人物，在被拒絕之後，又來找我們。
時間就這樣被耗盡了，巴羅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勞的。困境和危險一天天地加重，來自意大利的不利形勢更讓人憂傷不已。儘管議會已是苟延殘喘的局面了，但它仍然有一定的權威，可以隨時動用不信任案推翻內閣。你幾乎可以想像出我回家時的心情，那就是對所有問題都充滿了憂慮。我相信，能夠出任新內閣部長的人，只剩下我和我的朋友們了。我們是必須的人選，也是合適的人選。我清楚地看到，多數派的領導人已經決定，不會在動盪不安的時局下執掌政局，他們絲毫沒有冒這種風險的興趣。我確信，傲慢而怯懦的他們能夠做好自我控制，因此，只要我們堅持自己的立場，就能夠逼迫他們妥協，逼迫他們求助於我們。然而，我必須擔任內閣的部長嗎？我非常認真地考慮了這個問題。我以我正直的人格保證，對這種真實存在著的困難，我沒有絲毫幻想，也不抱任何僥倖心理。我用過去從來都沒有過的明確觀點來考量未來。
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一場巷戰一觸即發，我也這麼認為，覺得這一切是即將發生的事情。我以為，巷戰之所以成為必然發生的事實，是因為山嶽派在議會選舉中獲得了敢於瘋狂的力量，而羅馬的局勢則為他們提供了瘋狂的時機。我還認為，即使這樣也無濟於事。我相信，雖然大部分士兵投了山嶽派的票，但如果真的發生戰鬥，軍隊不會對山嶽派手下留情。實際上，對於士兵而言，投票支持山嶽派的候選人，與作為一名戰士隨同軍隊一起作戰，是完全不相關的兩碼事，他可以投山嶽派的票，也可以跟山嶽派交戰。投票支持山嶽派時的思想並不能控制作為士兵服從紀律時的行為。守衛巴黎城的士兵人數眾多，訓練有素，指揮得力，而且有著豐富的巷戰經驗，至今仍然沒有完全忘記六月事變的激戰場面。基於這些理由，我認為他們有取得勝利的可能，但我對他們之後的行為深感擔憂，那時雖然是危機的結束，但實際上似乎應該被視作危機的開始。我認為這些危機是不可能被避免的，實際上也是這樣。
不論從什麼角度看，我們都有理由感到我們面臨的局勢極不穩定。內心深感不安的群眾不希望繼續保留憲法，一部分人是出於社會主義的考慮而有這種想法，另一部分人則是出於君主制度的考慮而有這種想法。儘管群眾的呼聲對我們有利，但我們也不能過度地依靠群眾。群眾有恐慌心理，才願意將國家權力交給我們，一旦他們不再恐慌，他們就會回想起過去，考慮自己的利益，出於維護自身利益的本能和熱情，他們一定要奪回國家權力。如果可能，我們能做的就是用穩定、規範、保守和符合憲法的方式處理國家事務，盡可能地鞏固共和政體，最起碼讓它維持一段時間。但我們的作為並不能永遠為我們贏得民心，因為人民不想保留憲法，山嶽派也不想保留憲法，保皇派更是如此。
議會的情況更加糟糕。在議會裡，由於各派領導人的自私自利和清高自大，使這裡的事態更加嚴重了。如果我們聲明放棄權力，這些領導人都會同意，但如果我們聲明要執掌權力，他們的態度就不會是同意了。等危機時刻遠去，他們就會考慮使用陷害手段。
我們對路易·拿破侖總統還不夠瞭解，但我們清楚地知道，當我們共同的敵人教唆他仇視我們的時候，他是不會主動表態支持我們的，我們不能對他有所指望。我們的目標和他的目標不僅不是一致的，而且還是完全對立的，我們希望共和國能夠永遠存在下去，而他則希望共和國盡快滅亡，他好繼承遺產。因此，我們不是同情他的人，我們只是在他需要同謀者的時候，給他提供了幾位內閣部長而已。
上述困境都是長期存在於局勢之內的，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隨時都可能出現的臨時性的困難，這也不容易對付。一些地區出現的騷亂，在公共事務中廣為流行的排他性思想習俗，計劃和行為都極為笨拙的羅馬之征（到了後來，這場戰爭已經沒辦法再繼續下去了，但又難以終結），以及從前任手中接過來的他們犯下的錯誤，這些都是我們面臨的困難。
讓人們感到困惑的原因有很多，好在我們始終能清楚地分辨出這些原因。
我有一種願望，希望從事一種別人都不願意從事的能夠將整個社會從困境中解放出來的工作，這種願望讓我的自尊心得到了滿足，也讓我產生了榮譽感。我清楚地意識到，我應該毫不猶豫地加入內閣。同時，我也希望在我為國家工作期間，能夠做一些對法國有益的工作，讓自己得到歷練和成長。於是，我迅速作出如下決定：一，在合適的時機到來時，毫不猶豫地擔任內閣部長；二，和幾位要好的朋友一起加入內閣，掌握主要的部門，以便確保在內閣中佔據主導地位；三，在擔任內閣部長期間，以「明天就可能被解職」的心理準備，努力地工作。
在此之後的五六天時間裡，我們努力地組建內閣，但還是沒有獲得成功。我們嘗試了很多方法，也比較了很多方法，做過很多細小的事情，也做過一些重大的事情，不論是小事還是大事，到了第二天就全都忘記了，儘管我也親自參與過一些事情，但這些事情很難在我的記憶中留下印跡。其實，想要在現有的條件下解決問題是很難的。總統只是在表面上情願改組內閣，實際上他總將他的好朋友留在內閣裡。雖然保皇派不能出面組建內閣，但他們也不願意任由與他們沒有關係的人組織內閣。因此，雖然我們同意加入內閣，加入內閣的人數也不能太多，而且也只能擔任不重要的部門的部長。在他們眼裡，我們是不可缺少的救火隊員，但又不允許我們參與過多的事務。
起初，他們只提名了狄福爾一個人加入內閣，擔任公共工程部部長。這一提議遭到狄福爾本人的拒絕，狄福爾要求擔任內政部長，此外再讓出兩個名額給他的兩個朋友。他們勉強答應了狄福爾擔任內政部長的要求，但拒絕再讓出兩個部長名額。我認為狄福爾會接受這樣的妥協，因為我還記得自己在六個月前被人拋棄的經歷。狄福爾不是個投機分子，也不是個不關心朋友的人，但是，當他看到內政部長的美差唾手可得，而且還能夠光明正大地得到時，一定會被深深地吸引。這種行為雖然沒有讓他徹底背叛朋友，但會使他疏遠了朋友，也會使朋友遺忘他。
然而，這一次他堅持認為不能自己一個人加入內閣，於是邀我和他一起加入內閣。在剛剛過去的議會選舉中，我擔任了議會副議長，我是最合適的入閣人選。可是，我能擔任內閣的什麼職務呢？我自己認為，我只適合擔任教育部長，可惜當時法盧爾佔據著這個職位。法盧爾是正統保皇派的領導人，為了籠絡正統保皇派，為了籠絡受法盧爾保護的天主教派，為了避免得罪總統，內閣還需要法盧爾擔任教育部長。有人提議讓我擔任農業部長，但我拒絕了。巴羅絞盡腦汁，最後提議讓我擔任外交部長，但我卻費盡心思地推薦了萊薩。在這種時候，我和他的舊交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沒必要在這裡細說。我一再堅持讓萊薩也加入內閣，雖然他和梯也爾交情匪淺，但他的高貴儒雅無人能及。讓他入閣，能夠保證梯也爾即使不為我們說話，至少也能保持中立。
我和巴羅一再請求萊薩同意加入內閣，在一個晚上，他終於答應了，保證一定加入內閣。但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又反悔了。我確定無疑地知道，那個晚上他和梯也爾見面了，那個曾經高調邀請我們加入內閣的梯也爾，奉勸他不要聽從我們的建議。他向我承認了這些，他對我說道：「我知道，我和你們成為同僚並不同等於梯也爾幫助了你們，但我這麼做會讓我和他對立起來。」看看吧，我的同僚都是些什麼樣的人。
我從來都沒有擔任外交部長的打算，面對這個提議，我的第一反應就是拒絕。我認為，草率地擔任一個沒有準備的職務是不對的。在一些文件中，我找到了一些記載，證明我當時是很猶豫的。這是我和幾位朋友一起吃晚餐時的談話記錄。
我最終接受了擔任外交部長的職務的提議，但我提了一個條件，讓朗瑞內也加入內閣。對此，我有幾個很充分的理由。首先，我認為為了能夠在內閣中佔據優勢，我們必須有三個人加入內閣。佔據優勢是做好工作的必要前提。其次，我認為我還沒有琢磨透狄福爾這個人，在實施我準備的方針時，朗瑞內能夠協調我和狄福爾之間的關係。
我很希望自己的身邊能有一位可以傾訴心裡話的朋友。不論在何種時代——尤其是在這種充滿猜忌和欺騙的時代，要想做好存在風險的工作，身邊有一位能夠吐露心聲的朋友，更是難能可貴。在性格方面，雖然我和朗瑞內有很大的差別，他性格沉穩，而我則顯得容易衝動，但綜合來看，我認為他是最合適的人選。他辦事緩慢而謹慎，有時甚至有些保守和懦弱，這是因為他不善於開展一項新工作，一旦讓他上手，就會堅持到底，表現得像個布列塔尼亞[3]的農民。他不願意表達自己的意見，一旦讓他講話，就會說得極為精確，甚至還能直率到刺傷對方的地步。他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感情，但他不會陷入頹廢和意志消沉之中，也不會背叛友誼或包藏禍心。總而言之，他是一個忠誠實在的人，不論從哪方面說，他都是我在政界見過的最可靠的人。我還認為，在為公共利益著想時，他絕對沒有個人利益的觀點。
沒有人反對我讓朗瑞內加入內閣的提議，但問題是，應該讓朗瑞內擔任內閣之中的什麼職務。我的意見是讓他擔任農商部長，自12月30日以來，農商部長一職都被畢費[4]把持著。畢費是法盧爾的朋友，而且是法盧爾在內閣中最忠實的追隨者，法盧爾理所當然地反對讓朗瑞內接替畢費。我始終堅持我的意見。新內閣的成立因此又往後推遲了二十四小時。
為了迫使我改變主意，法盧爾採取了極為直接的方法。在我還沒有起床的時候，他就趕到我家將我叫了起來，要求我改變讓朗瑞內加入內閣的意見。我繼續堅持我的意見。他很生氣，強忍著怒火站起身來，踱著步子。就在我以為我和他不會達成一致的時候，情況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我獲得了勝利，他以貴族特有的能夠完美地掩飾一切感情的高貴風度，接受了我的意見。他伸出雙手，說道：「好吧！那麼就按照你的意見辦吧！我完全接受。但是，您不要認為在這種危急關頭我是出於個人原因而破壞必要的聯合的。現在，留在內閣中與你們共事的人只有我一個了，你一定要清楚地知道，我不僅僅是你們的一個同僚，還是一個被你們包圍的俘虜。」
一個小時之後，內閣成立了。狄福爾告訴我在新內閣中讓我擔任外交部長的那天，是1849年6月2日。
就這樣，這個組建過程極其艱難和費事的內閣成立了，但它的壽命注定不會太長。在內閣成立之前的那段時間，巴羅是整個法國最忙碌的人。由於他對國家利益很上心，他願意盡一切可能將內閣組建好。同時，由於他有著與誠實可信的品行緊密聯繫的政治野心，他願意積極爭取使自己成為新內閣的領導人。為此，他不停地穿梭在各個政治派別之間，有時找到多數派，有時找到我們，有時又找到他認為最穩健的共和派，向各派提出令人感動的勸告和哀求。此外，他隨時準備拉攏任何人，他明白，在政治事務上沒有永遠的朋友或敵人，友誼不會長存，仇恨終將化解。他的心就好像是一隻破碎的瓶子，盛不住水。看著他為了組建內閣而四處奔波，我覺得他就像一隻到處尋找自己孩子的老母雞，由於太過匆忙，以至於來不及分辨找回來的是不是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