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1941
1
很久之前就預期會來的戰爭於1939年9月打響，趁此機會，愛琳投身於與戰爭有關的工作，從而脫離了沃靈頓村的艱苦生活，她搬到倫敦並在英國政府新聞審查處得到了一份工作。那是一份官僚和文書性工作，但比起照顧沃靈頓村的店舖，更便於她發揮所長。她跟母親及嫂子住在格林威治的一幢舒適的住宅裡（她也常常在過夠鄉間艱苦生活時去那裡調劑一下），每兩周去沃靈頓村那間村舍裡過週末。她兄長勞倫斯離家參加了皇家陸軍醫療隊。奧威爾仍然喜歡村子裡的生活，所以一個人留在那裡。
但是到了1940年4月，他開始為愛琳擔心，也厭倦了與雞和山羊相伴的寂寞生活。「我想叫她別幹了，」他在給傑弗裡·戈爾勒的信中寫道，「因為它們讓她累得要命，還有我們也無法在一起。」傑克·考曼那個月去看望過他，他對過部隊那種艱苦生活的渴望與他自己糟糕的體格形成了對比，考曼感歎道：「他拿著把鋤頭站在那兒，樣子很虛弱，臉上皺紋很深，胸肺功能差得令人難過。他穿的燈芯絨褲子使他的腿看上去似乎很粗壯，跟他瘦削的軀體形成了對比……他以他那種無精打采的語氣說話，除憂鬱地輕笑外從不大笑，說什麼都帶著疲憊。他談話的主題還是過艱苦生活——那聽著奇怪，因為他的體格決定了他不該那樣。談何艱苦生活和戰鬥！這個話題被提起好幾次，而我一直難過地看到他多麼需要愛和休息。」奧威爾的婚姻生活曾兩次被戰爭和疾病打斷，他和愛琳似乎也不是完全合拍。他的主要作品都是在很大壓力下完成的，經常沒有時間去愛和休息。
1940年6月初，在敦刻爾克撤退中救護傷員時，勞倫斯·奧肖內西胸部被彈片擊中而犧牲。這一悲劇事件給奧威爾的婚姻又投上一層陰影。愛琳與兄長感情頗深，對他岩石般的堅強有依賴性，這令她深受打擊。在悲痛首次襲來時，她忍不住比較了兄長和丈夫的愛。她告訴莉迪亞：「如果我們在世界遙對的兩端，我給他發一個『馬上來』的電報，他會來的，但喬治不會。對他來說，工作佔第一位。」愛琳的朋友注意到她陷入深深的憂鬱之中。「她兄長死後，」莉迪亞說，「她似乎少了些能量，沒那麼精神了。我覺得她總是疲憊。她忽視了自己的健康，也許患了某種貧血症。」托斯科·法弗爾那年早些時候跟奧威爾夫婦見過面，他回憶道：「我們說話時，她坐在院子裡似乎陷入沉默，一動不動……愛琳不只看上去疲憊，而且穿著既無生氣，也不整齊。瑪麗（瑪麗·法弗爾）想讓她也加入談話，可是沒用，瑪麗說她似乎完全變得沉默寡言。」
愛琳似乎也歡迎戰爭帶來的十分混亂的狀況，那讓她從沃靈頓村裡壓迫著她的職責中解脫出來，有時也能讓她暫時不再憂鬱。萊蒂斯·庫珀在其小說《黑色伯利恆》中，關於那個以愛琳為原型的工作辛苦、具有奉獻精神的角色，她寫道：「你能察覺安不僅習慣了目前的戰爭，而且從根本上說也習慣了戰爭的概念……安和克利斯托弗的生活舒適度和行軍的士兵們的生活舒適度相若，有吃有睡的地方就行，他們把自己的一切都跟同為打仗出力的人們分享。」安為完成辦公室工作總是加班到很晚。「她為她那出色但古怪的丈夫以及他們的朋友做飯和搞清潔，通常洗東西一直洗到午夜。」
1940年1月，奧威爾告訴傑弗裡·戈爾勒：「既然我們已經處於這場操蛋的戰爭中，就必須打贏它，我願意出份力。」但他體檢不合格，不能參軍，也發現他難以找到任何正式工作。5月份，隨著那段不動手的「假戰爭」結束和德國入侵挪威，倫敦受到了真正威脅時，許多人離開首都去鄉下躲避，總是逆流而動的奧威爾卻離開沃靈頓村搬到了倫敦，他和愛琳換過幾處不舒適的公寓。（莉迪亞·傑克遜及其朋友租了他們的村舍。）這就是他的參戰方式——分擔危險。如他曾這樣告訴朱利安·西蒙斯：「戰爭在進行時，我一定要留在這兒。當人們被狂轟濫炸時，我不能一走了之。」[1]在他10月份——戰爭爆發一年後——所寫的戰時日記中，奧威爾記下了他疲憊和憂鬱的心情。那時，他們顯然已處於一場艱苦的長期戰爭中，他提到：「每天早晨，在用一年前的舊報紙生火，在灰飛煙滅之際瞥見一條條樂觀的標題時，那種沮喪感難以言說。」
然而戰時的艱苦生活適合奧威爾的性格。當他不戴帽子，腳蹬橡膠靴，身穿一件很大的戰壕雨衣，手戴大號防護手套，圍著條長長的羊毛圍巾在倫敦東奔西走時，幾個朋友注意到他身上隱約有種軍人之風。極其糟糕的戰時食物讓他吃得很開心，吃那種食物，讓他和前線戰士及後方平民同甘共苦。盤子裡的菜越差，他就越來越有精神。令朋友們不快的是，他一邊大口吃著煮過頭的鱈魚和苦味的蘿蔔纓，一面受虐狂似地評論道：「我從來沒想到這兩樣在一起這麼好吃！」他甚至吃愛琳留著喂貓的鱔魚，還覺得很好吃。斯蒂芬·斯彭德和西裡爾·康諾利去普雷斯頓豪爾療養院看望過他，他們記得他「很沙啞的聲音。聽著奧威爾在自言自語中夾雜著許多不著邊際的推測，你會覺得從某方面來說，那很有英國特點，就像走在一條下著毛毛雨的街上」。漢弗萊·斯萊特（Humphrey Slater）簡潔地總結說他是「可怕的老喬治」。[2]
奧威爾相信，或說希望戰爭帶來的劇變會引發他首次去巴塞羅那時瞥到的社會革命，他也說起過駐紮在麗茲酒店的紅色民兵。如V.S.普裡切特所言，奧威爾「很喜歡戰爭，因為他不僅把它視為和納粹的戰鬥，而且是和統治階級的戰鬥」。康諾利也認為：「在大轟炸下，在炸彈、壯觀場面、瓦礫、物資短缺、無家可歸者和革命情緒日益高漲的跡象中，他特別自在。」
儘管對戰爭十分投入，但隨著其預言可怕地得到實現，他也能從周圍的破壞景象中得到一種美學上的愉悅。在戰時日記中，他把擊毀一架敵機比作擊中一隻獵禽，還記錄了倫敦著火的驚人場面：
今早我頭一次看到一架飛機被擊落。它從雲層中慢慢掉下來，頭朝下，就像頭頂上的一隻鷸鳥被擊中。 我們坐在康諾利的頂樓公寓裡看聖保羅教堂那邊的大火和河邊某處一個油罐冒起的濃煙，斯萊特（漢弗萊·斯萊特）坐在窗邊說：「這正像在馬德里——很讓人懷念。」 ……我主要被火焰的規模和美麗所打動。[3]隨著報紙及出版業戰時被大幅削減，小雜誌被停掉，出書變得越來越不容易。因為戈蘭茨出版社為《鯨內集》（Inside the Whale）僅預付20鎊，奧威爾不得不比以前更辛勤地寫作隨筆及書評（僅在1940年，他就寫了75篇文章），但一周只能掙5英鎊。從1941年到1946年，他為紐約的左派但是反斯大林的《黨見評論》（Partisan Review）主持過一個名為「倫敦來信」的專欄，在社會主義派的《論壇報》（Tribune）上發表多篇文章，也為康諾利的《地平線》雜誌寫過一些屬於他最好作品之列的長篇隨筆。國內稅收局催他交稅時，他從來懶得拆信。「有什麼用？」他問法弗爾，「我這兒實在搾不出什麼油水。」
現金的嚴重短缺意味著奧威爾可以——真正說來是被迫——恣意滿足自己對不舒適生活的偏好。1940年5月，他和愛琳搬到倫敦後租了一處陰暗而且很糟糕的兩居室公寓，就在貝克街附近查福德路18號多塞特郡會館大樓的樓上，下面有幾間店舖。上4樓沒有電梯，還得跟別的租客共用一間浴室。但在他們破破爛爛的財產和廉價的二手傢俱中間，他們仍把為其珍視的瑪麗·布萊爾夫人肖像掛了起來。像契訶夫一樣，奧威爾的性格及作品都屬於理想主義。他脾氣暴躁、行為古怪，但仍讓人覺得可愛。他和愛琳都放棄了自己的一部分配給，以便別人——他們不認識的人——能多吃點。萊蒂斯·庫珀曾寫道：「她和喬治總在過艱苦日子，總在離家躲炸彈，總處於困境，但又總在幫助別人，從未因為所處困境而煩惱。」他們奇怪地會吸引炸彈，但除非真的炸中他們的房子，他們從未太擔心炸彈。跟在西班牙時那樣，愛琳（就像奧威爾）對危險無所謂，甚至為之興奮。奧威爾在戰時日記中寫道：「格林威治挨了很多炸彈，其中有顆是在我和E通電話時炸響的。交談突然出現了停頓，然後有一陣叮裡匡當的聲音。我問：『怎麼了？』E說：『就是窗戶塌了。』」每當有一顆炸彈衝他們而來時，他們躺在床上，他貼著愛琳能感覺到她的心跳加快。他依賴於愛琳，把她比做「一根好用的舊枴杖」，這話出自他口，已經算是高度讚揚。1940年6月，跟以往一樣，他對自己糟糕的身體和戰爭的危險心中有數，但仍對自己及生活目的持積極態度：「儘管身體糟糕，沒有子女，可我仍有那麼多活下去的理由。」[4]
2
戰爭的危害給他們的婚姻帶來很大壓力：分居，基本食品及日用品緊缺，經濟緊張，住房糟糕，繁重的工作，大轟炸帶來的震動，還有在愛琳這方面，1940年兄長和1941年母親相繼去世。小說家安東尼·鮑威爾在戰爭即將結束時成為他們的朋友，他說愛琳儘管能幹，但「總是一副在操持家務壓力下吃不消的樣子，那種家務向來不易操持。她可能在性情上有點太在乎奧威爾，他自己時時陷入憂鬱，讓她太容易感染上同樣的心情」。
在這種戰爭氣氛下，倫敦人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他們在生活中感情更為充沛，情事上相當自由。奧威爾告訴西莉婭·古德曼（她在1945年成為其好友），戰時他和愛琳彼此不忠過。他對她情事的態度似乎是放任自流，她則會嫉妒他的。他跟英國廣播公司和《論壇報》的秘書有染。誰是愛琳的情人則未有確切證據，不過有兩位可能是，即卡爾·施尼茨勒和喬治·柯普，他們都是歐洲大陸人。施尼茨勒是個德國難民，1943年前一直被拘禁，後來當了一名電氣工程師。他和愛琳是在格林威治她哥哥家認識的，有時去沃靈頓村並和愛琳一起去療養院看望奧威爾。莉迪亞認為他愛上了愛琳，但很瞭解他的戴維·阿斯特相信他們只是普通朋友。[5]
喬治·柯普顯然喜歡愛琳，他曾開車送她去阿拉貢前線看望奧威爾，在從法西斯的監獄死裡逃生後給她寫過信。在土倫康復後，他加入了法國外籍軍團，又英勇地參加了另一場戰爭。在他1940年9月8日寫給愛琳的一封長信中，柯普詳述了其冒險經歷（也許有所誇大）：「我記得你曾祝我『打場好仗』——那麼，我做到了。我在埃納河、馬恩河、塞納河、榮納河都打過仗，在榮納河那裡，我最終受傷被俘。你肯定聽說過——大概吧——那些可憐的法國步兵的命運，他們被背叛，沒有坦克和飛機，以一敵三十，打了場毫無取勝希望的仗。」
據柯普所言，6月15日，他向一個德國兵開槍以警告法國人有卡車及坦克正逼近其軍營。作為報復，他的左前臂和左肺被打穿，最終失去一個拇指，另外兩個手指也喪失功能。他被送到一個法軍急救中心，在那裡極差的條件下，病人不久就從700減少至300。他形容了那種讓病人不省人事的方法，即一腳踢在太陽穴上（「這會讓埃裡克感興趣」），以便醫生不用麻醉劑動手術。逃離醫院後，柯普好不容易到了里昂，在那裡他感到洩氣。他憎恨地說，打勝仗的德國兵這時佔有了所有女性：「那些女人都成了勝利者的戰利品。」
想到愛琳時，柯普的信變得熱情洋溢。像個美食家的他描述了甘美多汁的甜瓜、鳳尾魚餡餅和知道她會喜歡的巧克力蛋卷，他也描述了處處長著金松樹的法國風景，那令他想起從巴塞羅那去聖母山的沿途。他告訴她：「我想有一天帶你到這兒看一看。」他計劃去英國參加戴高樂將軍領導下的自由法國運動，在信末感情洋溢地寫道：「我想我沒必要告訴你能看到你、聽到你的聲音，還有看到希望都安好的家裡每個人時，我會多麼高興，你全知道。你甚至知道我要送給你什麼樣精心挑選的三色堇。愛你的，喬治。」這封感人而親切的信屬於歐洲大陸風格，而不是英國的，喬治在信中表達了對愛琳的熱烈感情，這部分是出於他們以往的同志情誼，部分是因為他在兩次戰爭中感受到的孤獨及痛苦。愛琳對他的感情有無超過熱忱的友誼則不得而知。
養好傷後，摧不垮的柯普在法國工業生產部當了名顧問工程師。他在1943年7月重新露面，並暗示說：「那不是份全職工作，沒能阻止我完成別的職責，那跟我的工作區別很大。」這些秘密職責包括潛入敵人後方（就像希臘神話中的奧德賽匿身羊腹下那樣，他抓著火車的底部），為英國海軍情報部門偵察德軍情況。由於被出賣給德國秘密警察，英方在1943年安排他逃出法國。奧威爾曾告訴他：「如果你離開法國，來我們家吧。」柯普接受了邀請，住到了格林威治的奧肖內西家。[6]
奧威爾永遠不能期望能創造與柯普相若的英勇事跡，但當英國地方軍1940年6月成立後，他馬上就加入了，而且在倫敦北部的聖約翰伍德區一直服役到1943年因病退伍為止。他渴望打仗，曾告訴詩人燕卜蓀[7]：「我手裡有這個國家一半人夢寐以求的東西，即一張（免服兵役的）黃卡……可我不想要。」在聽說伊夫林·沃（也出生於1903年，參戰時年紀已經太大）在突擊部隊服役時，他曾問保守黨黨員安東尼·鮑威爾：「為什麼左派不能那樣做？」他最想做的，是「死於戰鬥中並享受到先殺死別人的滿足感」。
在地方軍並無多少殺敵機會，這支軍隊的主要職責是「接手警戒之責並向正規軍輸送士兵與入侵的德國人或者去國外打仗」。這支新部隊成立之初頗不順利。自願參加的人很多，但是「沒有組織，沒有訓練設施，最重要的是沒有武器……在地方軍成立後幾個月裡，它不僅在外表上，而且給人的感覺很滑稽，因為他們扛著木頭步槍操練，或者用不存在的輕機槍練習巷戰」。1941年7月，「倫敦地區地方軍的首次集合暴露出了交通上令人擔憂的不足，和對部隊基本紀律的完全漠視」。[8]誰都明白，如果在戰鬥中遇到德國士兵，他們會被消滅掉。
奧威爾對水平很差的頭頭極為憤慨，他們在拉幫結派習氣下打想像中的仗。那些軍官大部分都是六十多歲，死硬而且傲慢，只知道打陣地戰。地方軍接受了一位將軍的訓話後，奧威爾說：「那個屢見不鮮的年邁昏庸之人實際上是個老朽，做了番我聽過的最乏味的講話。」更糟糕的是，他自己那一排的指揮官以前是個莫斯利的法西斯派黑衫黨成員。地方軍以熱忱的業餘戰士為基礎成立後，他們往滑膛槍的彈藥摻做蠟燭用的油脂，並用水泥塊來練習投手榴彈。兩年後，在一次緊急集合中，他們仍是不可救藥地準備不足：「集合連隊和分發彈藥花了四個半小時，讓他們進入戰鬥位置還需一小時。主要是受到瓶頸所限，即拒絕發放彈藥，而讓每個人都去總部領取。」
裝備及訓練皆不足的地方軍肯定讓奧威爾想起在列寧軍營操練馬統工黨的志願軍，他天真地希望他的小隊會成為一支脫胎換骨的民兵力量。他參加了在奧斯德利公園舉辦的一項課程，由湯姆·溫特林厄姆和漢弗萊·斯萊特（他們都在西班牙打過仗）講授，內容是如何進行巷戰、徒手搏鬥、伏擊坦克、運用打了就跑的游擊戰術。被提拔為軍士後，奧威爾手下指揮20人，其中包括他的出版人弗雷德裡克·沃伯格。
奧威爾一直喜歡玩炸藥，小時候就開始拿炸藥做試驗。愛琳的一個朋友驚稱：「你知道他做炸彈，大概是汽油燃燒彈。」她也引用愛琳曾怒氣沖沖抱怨的話：「我能忍受往壁爐台上擱炸彈，可我受不了床下邊放一挺機關鎗。」地方軍給了他一個很好的機會，來進行他一生中最震耳欲聾的爆炸。據沃伯格所言，他們有座栓塞式迫擊炮，那是絕佳的反坦克武器，「原本的設計是在400碼距離內非常準確地投擲重50磅的塑性炸藥」。當奧威爾把錯誤種類的炸彈放進去並下達開炮命令後，那個握持迫擊炮的人門牙全被打掉，另外一人則整整一天一夜不省人事。[9]奧威爾軍士對手下人造成的危險顯然比對看不見的敵人的威脅更大。
3
經濟總是窘迫的奧威爾願意寫任何種類的新聞報道，從1940年10月到1941年8月，他為《歲月潮汐》（Time and Tide）雜誌寫了26篇影評，這是一份政治上獨立的週刊，由一位威爾士煤業大亨的女兒朗達小姐主編。他思想上過於認真，因而難以喜歡流行電影，而寫影評並不適合他，他在1941年8月加入英國廣播公司後，就放棄了這項工作。在《保持葉蘭繁茂》中，戈登就不願意「坐在有墊的座位上，在溫暖、帶有煙味的黑暗中，讓銀幕上閃爍不定的濫編劇情令你漸漸忍無可忍」。在《一個書評家的自白》（1946）中，奧威爾曾抱怨道：「電影評論者甚至不能在家工作，而是必須參加上午十一點的內部試映，除了一兩次明顯的例外情況，意料之中的是他會出賣自己的名譽，僅換得一杯劣等雪利酒。」
奧威爾寫過影評，這是他職業生涯中少有人知的一面，但他寫時折射出了他對盟軍1939至1941年大敗的焦慮。納粹入侵波蘭，挪威、丹麥、比利時、荷蘭及法國被佔領，敦刻爾克撤退和對英國（始自1940年8月）的空襲，南斯拉夫和希臘被征服，航運業被德國潛艇摧毀及列寧格勒之圍——這些事件導致歐洲大陸幾乎全在希特勒控制之下，英國有亡國危險，而美國尚未參戰並扭轉局勢，開始使局勢對盟軍有利的斯大林格勒戰役和阿拉曼戰役還是在很久以後的1942年11月，在當時是難以想像會出現的。在影評中，奧威爾特別提到戰爭開始後兩天被魚雷擊沉的「雅典娜」號客輪，上面有1400名乘客，俄羅斯的坦克戰，還有韋弗爾將軍1941年2月在利比亞及阿比西尼亞取得的大捷[10]。逃避現實的娛樂也能鼓舞起士氣，但奧威爾沒有心情欣賞其多少具有的好處，他憎惡《里斯本一夜》（One Night in Lisbon），怒火中燒地寫道：「真是爛透了！真是令人作嘔、敗壞精神的垃圾！當幾千輛坦克正在波蘭平原上作戰，疲憊的飛機製造工人溜進煙草鋪低聲下氣地要一兩根廉價煙卷時，誰竟敢以這種色彩表現戰爭？」
奧威爾對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電影不感興趣，而且不像其同時代人格裡厄姆·格林和詹姆斯·艾吉[11]，他甚至很少提導演的名字。他看重的，主要是電影的政治、社會和道德內容、其宣傳價值、反映戰爭進展的方式以及英美兩國電影業之不同。奧威爾評論的主要是電影劣作，他的影評通常簡短而且公式化：以一句評論開始，討論劇情、簡評電影和提及演員陣容，著重褒揚英國資深性格演員。他喜歡嘲笑這種新媒體的技術缺陷，曾評論諾埃爾·康沃德[12]的《有苦有甜》（Bitter Sweet）中十分糟糕的早期染印法令演員的臉變成「蛋白加粉紅色……裝飾性品紅和中毒般的綠色」。就像在《上來透口氣》中那樣，奧威爾毫不掩飾他對美國流行文化及其對英國人生活所產生的影響的不屑。喬治·庫克爾[13]的《快樂的特裡克塞樂太太》（The Gay Mrs. Trexel）令他反感而且惱火，稱其「缺少像樣和有智慧的人生觀」。[14]
美國文學中時常出現暴力的現象也令他反感，後來他在關於偵探小說的評論《拉弗爾斯和布蘭迪什小姐》（Raffles and Miss Blandish）中探討了這一現象。他的反感之情讓他在看到一部好作品時也未能欣賞。在奧威爾看來，拉烏爾·沃爾什[15]的匪幫片《崇山峻嶺》（High Sierra）代表著虐待狂、崇尚霸道和手槍戰的本質，而且與多愁善感和反常的道德觀令人反感地相結合。他寫道：「鮑嘉是個大人物，他拿槍柄往別人臉上砸，眼看著匪徒同夥被燒死，然後輕描淡寫地說：『他們只不過是小地方來的。』但是他對狗和氣，當他陷入對一個身患殘疾、對其過去一無所知的女孩的『純潔』愛情中時，那按說是非常感人的。到最後他死了，但顯然指望我們會同情甚至崇拜他。」奧威爾忘記了自己的暴力傾向和殺死幾個和尚還有在死前幹掉幾個納粹兵的渴望，他忽視了鮑嘉的精湛演技和他所扮演的情感複雜的角色——一個正直的罪犯，自有一套榮譽準則。
查理·卓別林的《大獨裁者》（The Great Dictator）挑戰了奧威爾對好萊塢的偏見，卓別林通過荒唐的喜劇表達嚴肅觀點的做法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稱讚「關於與衝鋒隊作戰的宏大場面在感人程度上少一些（或許是多一些），因為可憐的猶太家庭的悲劇與（鬧劇式）幽默混合到了一起」。他描述了小個子猶太人理髮師怎樣被錯認為托馬尼亞的獨裁者興格爾，並說這部電影中的偉大一刻發生在當那個理髮師被納粹高官包圍，等著他發表慶祝勝利的講話時：「查理沒有講那些人期待他會講的話，而是做了番宣揚民主、寬容和公認得體標準的講話……這是我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聽到過的最有力的宣傳之一。」
儘管奧威爾相信電影在技術上有弱點，比起啞劇來，沒有更統一化，給人「一種印象是用小段繩子綁到一起的」，他覺得這部電影很感人，因為他理解了卓別林的獨特才能，「他有那種力量，能代表普通人的精華，代表普通人心中存在的對正派根深蒂固的信念——不管怎麼樣在西方是如此。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其中民主幾乎到處都在退步，超人控制超過四分之三的世界，自由被見風使舵的教授們曲解，對猶太人的迫害受到和平主義者的辯護……卓別林的魅力在於他有重申事實的力量，事實就是『民聲即天聲』，巨頭全是害人蟲，這種事實被法西斯掩蓋，而且很具有諷刺性的是也被極權主義所掩蓋」。[16]
4
戰時日記中，奧威爾把自己寫評論文章時的下筆千言與寫書時的殫精竭慮做了對比。對其重要著作，他一般至少重寫三次，個別段落會修改多達十次。戰爭初期，他出了兩本薄薄的書，收入幾篇寫法巧妙的闡述及評論文章。《鯨內》（Inside the Whale）由戈蘭茨出版社於1940年3月出版，其中包括三篇隨筆（評論）：一篇關於查爾斯·狄更斯，一篇關於男孩所讀週刊，還有一篇關於亨利·米勒的同題文章。《獅子與獨角獸》（The Lion and the Unicorn）1941年由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出版，這是一篇關於設想在英國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隨筆長文。在《英格蘭，你的英格蘭》（England，Your England）的開首一節，他闡述了英國的國民性。
儘管奧威爾那篇評論是最早對狄更斯進行批評性研究的文章之一，但如今仍因其清新、廣度和啟發性而頗具價值。它寫得明晰、生動且完全不用術語，在不長篇幅內做了大量表述。奧威爾熱心閱讀各種長篇小說，對狄更斯的生活及著作、對他那個時代的社會及政治歷史的掌握令人歎服。他的評論（就像書中另兩篇）觸及了一個關鍵問題：什麼是小說的「寓意」？它與作者的生活有何關聯？它如何反映政治背景？一個小說家應否有政治目標？三篇文章都微妙地具有自傳性質，它們探究了奧威爾生活、閱讀的諸方面，列明他自己作為一個作家的寫作目標。
文章一開始，奧威爾就提出了一個驚人斷言，說狄更斯是個「很值得偷竊的作家」。他曾被左派及右派拉到自己的陣營，但他兩個陣營都不屬於。接著奧威爾提出了關鍵問題：「他的社會、道義及政治立場究竟如何？」狄更斯無政治宏圖，他筆下的主要人物大都取材於他自己所屬的城市中等偏下階層，他筆下的貴族角色是漫畫式的，底層社會角色不是罪犯就是滑稽人物。他從未描寫過工作，而他筆下主人公的理想是安安穩穩居家過日子。那麼，為何狄更斯是位偉大作家？
奧威爾聲稱解決社會不平等有兩個可能途徑：革命或道德說教。革命者認為可以通過改變制度來改進人性，而狄更斯那樣的道德家相信只有人們的心意轉變，世界才會改變。奧威爾引用《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中的話來揭示狄更斯害怕暴民的歇斯底里性，並認為革命總會帶來對權力新的濫用。奧威爾寫道：「總會出現一個新暴君等著接替舊的——一般說來不是特別壞，但到底仍是暴君。」這一看法也成了《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潛在的主題。奧威爾堅持認為狄更斯應有一個政治目標，並且列出了狄更斯作為思想家的一些缺點，但接著又改變了自己的論點，說這些顯而易見的缺點實際上是優點：「狄更斯不是大家所接受意義上的革命作家，但要是認為僅對社會進行道德批評可能沒那麼『革命』，那也未必——而革命說到底，意味著徹底改變。」
奧威爾以令人難忘的警句表達了他的深刻見解，認為狄更斯細緻入微的描寫「全是片段，全是細節——糟糕的建築，滴水嘴卻很精緻——只是當他塑造一個到後來被迫在行為上前後矛盾的人物時，才比這更差」。狄更斯是個道德家，他「總在說教，這是其創造性的最終秘訣」，因為「你只有在能夠關心的情況下才能創造」。奧威爾自我反省式的結語把狄更斯寫得栩栩如生，並讓我們看到其精神與我們的相通：「這張臉屬於一個總在與什麼做鬥爭的人，但他公開鬥爭，不曾害怕，這張臉屬於一個通常都在憤怒的人——換而言之，他是個19世紀的開明派，一個自由思想者，一個被所有那些正在爭奪我們的靈魂、冒著臭味的破正統派以同等仇恨所仇視的人。」
在奧威爾看來，狄更斯遠不止是個小說家。他提到狄更斯開拓了把一個小孩作為受害者來寫的主題，描寫了狄更斯童年時在一間黑色塗料廠幹活對其留下的傷害，並且花了較長篇幅討論他兩部最具自傳特點的長篇小說《大衛·科波菲爾》（David Copperfield）和《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他清晰記得他是九歲時讀到《大衛·科波菲爾》的，當時他以為那本書一定是個小孩寫的。在他寫作《如此歡樂童年》時，那兩本小說影響了他如何回味起他在預備學校度過的日子。他也是被迫進入一個難挨和令其羞辱的環境，害怕丟臉和失敗。奧威爾筆下的溫斯頓·史密斯涉足人世時，是個父母雙亡、身心受創的孩子，他之所以被奧布蘭的魅力所獲，部分也是因為他沒有父親。
在《男孩週刊》（Boy's Weeklies）這篇有趣的社會學分析文章中，奧威爾又回味起了另外一種童年時的讀物——如《寶石》（Gem）和《磁石》（Magnet）——那些讀物在男孩中流行了三十多年。他首先說明了那些故事的基本套路：裡面的男孩永遠不長大，性完全不得被提及，追求高檔物品可恥，所有外國人都滑稽，英國無論何時都正確，總能打勝仗。接著，他譴責了精心為之，但此前尚無人注意到的宣傳特色。那些週刊的小讀者「看到他們想看到的，但那些是裹在錯覺中讓他們看到的，他們未來的僱主認為那些錯覺適合他們，即：認為我們時代的主要問題不存在，自由資本主義完美無瑕，外國人都是無關緊要的喜劇人物，大英帝國以廣濟天下為己任，而且永世不墮」。在這些虛假的右翼色彩故事中，時鐘有意停在了1910年：「大不列顛如日中天，誰也沒聽說過衰退、繁榮、失業、獨裁、清洗或集中營。」
此言甚是，但奧威爾對其論點闡述過頭了。那些週刊的目的是娛樂，很少有男孩會想讀到經濟循環或政治壓迫。儘管如此，他對大眾文化的新視點打開了嚴肅研究的領域，因而極具影響。如小說家、評論家戴維·洛奇（David Lodge）最近說，他還是個學生時，他著迷於讀「那些以聰明、易懂、不用術語的方式討論諸如漂亮的明信片、男孩看的漫畫書及通俗小說之類的隨筆。我會認為奧威爾影響了我寫評論文章時的努力方向」。[17]
《鯨內》一文中，奧威爾通過惺惺相惜地把自己與亨利·米勒進行對比，並和20世紀20年代與30年代的主流文學傳統進行對比，從而也將自己在當代文學中定了位。儘管米勒的《北迴歸線》（Tropic of Cancer，1931）似乎跟奧威爾的作品恰成對比，但其背景地也是他在《巴黎倫敦落魄記》中寫到的20世紀30年代的巴黎。跟米勒一樣，奧威爾跟經濟危機前巴黎那個風光的文藝圈沒有聯繫；儘管《北迴歸線》有淫穢和超道德的一面，但它代表了奧威爾可能也會寫及巴黎之墮落的那種小說。奧威爾覺得自己對米勒筆下整個氛圍非常熟悉。他說，當你讀這本小說時，「你一直會有這種感覺，即這些事情全發生在你身上」。奧威爾為米勒所受的創造淫穢作品的指責做了辯護，他說：「如果堆砌髒詞就能輕鬆賺錢，那麼有多得多的人都能發財。」（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奧威爾的那本《北迴歸線》在英國屬於違禁品，正當他為其寫書評時，兩個偵探突然來到沃靈頓村沒收了此書。）
米勒和奧威爾及20世紀30年代大多數作家都不一樣，不一樣在他有消極、無關政治的態度和儘管漠然，然而講究現實地接受世界現狀。在這篇評論的第二部分，通過討論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重要的英語作家們所傳遞的「寓意」，奧威爾解釋了米勒對當前文學使命的逃避。A.E.豪斯曼憤世嫉俗的特點和激烈的異教信仰、他所暗示的對性的厭惡和個人對上帝的不滿使他成為戰後最重要的詩人。但不久，他就被20年代更具試驗精神的作家所超越——喬伊斯、艾略特、龐德、勞倫斯——他們以一種人生的悲劇感替換了喬治時代[18]詩人對大自然的崇拜。此兩派從不同程度上說都是逃避者，豪斯曼和喬治時代詩人的作品令人想到工業前時代英國村莊裡的茅草屋頂和肌肉發達的鐵匠，而更為前衛的作家則把目光投向「羅馬、拜占庭、蒙帕那斯、墨西哥、伊特魯裡亞人[19]、潛意識、腹腔神經叢——無處不及，只是除了真正發生著事情的地方」。
20世紀30年代的奧登—斯彭德派詩人反感前一輩詩人悲觀和極端保守的觀點，而將文學引入嚴肅目標。到1930年，諸如宗教、家庭、愛國主義和帝國的傳統價值觀失去了意義。在對抗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中，英國的知識分子受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這些生活在自由主義和享有人身保護權國度的作家接受甚至寬恕了「俄羅斯政權的清洗及格別烏（秘密警察）之方面及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恐怖做法」，在那個五年計劃中，有成千上萬人被殺，因為他們不能理解其意義。奧登《西班牙》一詩中的短語「必要的殺人」「只有那些在其看來，殺人至多只是個詞語的人才能寫出……只能當你是那種在扣動扳機時總不在場的人時，奧登的超道德主義才有可能實現」。
據奧登的傳記作者所言：「關於這句奧登本人說過：『我不是為極權主義的罪行開脫，只是想說當每個正派人發現自己無法採取絕對和平主義立場時肯定會想到的……如果有正義戰爭這回事，那麼為了正義，殺人可以是必需的。』然而，也許是出於奧威爾的批評，他把那行詩改成了『自覺接受殺人事實中的罪過』。」在最後一節中，奧威爾又寫回了米勒，後者跟他一樣，對於現代文明即將被毀有著同樣感覺，但不願為此做任何事。奧威爾承認比喻性地待在鯨魚肚內是種不負責態度的宣言，具有吸引力，他甚至容忍這種態度，因為它畢竟表達了大多數人的感覺。但自己卻無法採取這一立場，因為正如他在預示《一九八四》的寫作主題時所說：「我們正進入一個極權主義專政時代——在這個時代，思想自由將首先是種死罪，然後成為一種毫無意義的抽像行為，獨立自主的個人將被消滅乾淨。」[20]
評論者對奧威爾政治和文學兼顧的分析反應甚好，他們也稱讚他明智和下筆一針見血。菲利普·馬雷特（Philip Mairet）認為他受到了馬克思的影響，說他「太認真而無法寫作，除非在他感興趣時；但他的性情太活躍，對任何事感興趣時，都必須也為之做些什麼，而不僅僅是寫它」。V.S.普裡切特稱讚那「清楚地揭示了一個活躍、獨特和不肯人云亦云的人」。昆妮·利維斯[21]是第一批讓人們認識奧威爾評論文章之獨特性的評論者之一，她在《細閱》（Scrutiny）中承認了奧威爾個人經驗的價值：「他在各階層和幾個國家中都積極生活過，他不是那些透過政治眼鏡看待文學的常見的空談派布爾什維克。」
宣傳性質的《獅子與獨角獸：社會主義及英國的天才》是探照燈出版社所出小冊子叢書中的一本，它提出瞭解戰時問題的社會主義性質解決辦法：將大工業國有化，限制收入，改革教育，給印度以自治地位，大英帝國總議會中要有有色人種代表，與法西斯列強受害國結盟。工黨政府1945年當選後，這些設想中的許多都得到了實行。
此書第一部分《英格蘭，你的英格蘭》（1941）後來曾單獨重印，成了一部獨立作品，此標題來自W.E.亨裡[22]的愛國詩《為了英格蘭》（For England's Sake，1892）：
我為你做過什麼， 英格蘭，我的英格蘭？ 有什麼我不會去做， 我自己的英格蘭？
奧威爾的隨筆分析了英國與眾不同的文化特點及階級結構，並把英國人信奉正義及客觀事實與法西斯敵人崇拜權力及恐怖主義做了對比。如在《鯨內》一文中那樣，通過闡釋英國人生活中的好壞兩方面，他也含蓄地暗示了自己的性格及理想。
就像在《巴黎倫敦落魄記》和《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那樣，奧威爾在這篇《英格蘭，你的英格蘭》一開首，就對一個從國外回到英國的人會注意到的聲音、氣味和事物現象精彩綜述道：「啤酒更苦，硬幣更重，草更綠，廣告更唬人。大城市的人長著略呈球狀的臉，牙齒不好，舉止文雅，跟歐洲大陸人不一樣。」接著他總結了英國人以揭示他們與其他國家之人的不同之處。他們在音樂或視覺藝術上缺少天分，不喜歡抽像思想、勢利、排外、虛偽、重視隱私權及個人自由，儘管其宗教信仰並非堅強，但很看重道德及守法。其溫和表現在厭惡戰爭及軍國主義，趨於支持弱勢一方。就像藝術上的遲鈍被傑出的文學所平衡一樣，他們的智能不足也被按本能行事的能力所平衡，所以溫和跟如鞭打及像絞刑這種殘暴行為相結合，個人自由和階級界限分別與財富、特權總體上的不平等相結合。
奧威爾想通過讚揚同胞的與眾不同之處和他們作為一個民族的美德，從而為戰爭中的他們鼓勁，同時，他也從一個社會主義者的觀點出發抨擊了本國政治制度。他提出英國參戰不是因為歷史意義上不可避免，或是因為獨裁者的侵略政策，而是因為英國統治階級的沒落和他們在20世紀30年代執行的導致嚴重後果的綏靖政策。就像那10年中的英國作家無視俄羅斯的現實，只因共產主義反對法西斯主義而支持其那樣，英國政治家接受了法西斯主義，因為它與共產主義為敵。英國（和法國）在西班牙內戰中嚴守中立，而讓德意幫助佛朗哥打贏內戰。英國統治階級在道德上無損，但「在其收入和原則之間搖擺不定」，「兩邊都極不討好」。奧威爾跟他那時的大多數作家都不一樣，他認識到法西斯主義和偽社會主義都是反民主的。
當帝國主義者隨著大英帝國的死氣沉沉而走向沒落時，知識界的觀念得自歐洲大陸，並以自己的國家為恥。奧威爾曾屬於這兩個集團，但在兩集團內都保持孤立。他明白大英帝國氣數已定，並歡迎殖民地獨立，但他對帝國經濟和軍事方面的事實都有所掌握，使他不會陷入「那些生活在觀念之中，跟具體現實少有接觸的人具有的情感淺薄」。跟那些世俗的死硬分子及勢利的知識分子不一樣，奧威爾為自己國家的文化感到自豪。在智能以及愛國方面，他堪稱典型。
1941年5月，此書出版後三個月，民主社會主義俱樂部請他去牛津大學演講。詩人菲利浦·拉金（Philip Larkin）回憶道：「我們把迪倫·托馬斯[23]安排到倫道夫酒店住，而把喬治·奧威爾安排在一間沒那麼好的旅館。我想那篇是我讀到的第一篇有見識的批評性隨筆。」[24]
5
奧威爾30年代初從距首都遙遠的南沃爾德搬到倫敦後，大大擴展了他的朋友圈，認識了裡斯、普洛曼和《阿代爾非》雜誌的一些作者（如赫彭斯托爾及塞耶斯等）。與此非常相似的是，當他10年後告別沃靈頓村的孤寂生活搬到倫敦後，又結識了一些重要的新朋友——托斯科·法弗爾、戴維·阿斯特和阿瑟·庫斯勒。倫敦正在被轟炸，卻將人們拉近，並營造了一種戰時的同志情誼。
親切、文雅、忠誠的法弗爾（1907—1985）出生於德國科隆，先後在瑞士和英國劍橋大學受教育，30年代跟信仰猶太復國主義的父母移居巴勒斯坦。二戰時，他在北非和意大利參加了心理戰。1945年，他接任奧威爾成為《論壇報》文學編輯，後來又為英國廣播公司工作。他在1940年1月通過沃伯格認識了奧威爾，兩人開始為探照燈出版社編輯一套叢書。他發現他們在文學及政治方面有很多共同興趣。法弗爾後來對他非常瞭解，寫過一篇關於他的觀察入微的回憶錄，另外就像朗西曼和赫彭斯托爾一樣，覺得在創造奧威爾作為一個小農場主、城市無產者和具有犧牲精神的理想主義者的傳奇中，奧威爾本人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對奧威爾所住的查格福德街上由馬廄改建的公寓與其會面的情形記憶猶新：「那是一間或兩間無裝修、條件很差的公寓，一副十分清貧的樣子。我看到的是一個非常高大瘦削的人，外表看起來比真實年齡顯老，眼神溫和，臉上有深深的溝紋，隱隱說明他在受苦。『聖徒』一詞是在他死後，由他的朋友及評論家中的一位（V.S.普裡切特）使用的，嗯，也許他有點兒那種特點。個人舉止上，肯定一點也沒有那種咄咄逼人的小冊子作者特點。他侷促不安，幾乎過於溫和，他自己是這樣，妻子也是……奇怪地有種超然物外的特點。」
戴維·阿斯特的父親是擁有《觀察家報》並且是普利茅斯選區保守黨國會議員的阿斯特子爵二世，他的母親——出生於美國的南希·阿斯特——是第一個被選入下議院的女議員，並在1919年接替丈夫成為國會議員。戴維1912年出生，曾受教於伊頓公學和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二戰時在皇家海軍陸戰隊服役。從1948年到1975年，他一直擔任《觀察家報》編輯。雖然他是在白金漢郡克萊夫頓的家族莊園裡非常奢華的條件下長大，但他使《觀察家報》成為「英國當代新聞界中最激進的自由派報紙，代表英國及全世界的壓迫者、少數派及被迫害者進行激烈鬥爭」。
他和奧威爾約在1941年12月相識，那是阿斯特請康諾利推薦一位「擅長寫政治」的作者之後。他們在英國廣播公司附近一間旅館共進午餐，兩人一見如故。阿斯特覺得他直率、不拘禮節、易於相處。「我們一拍即合。」阿斯特回憶道，「我覺得他跟我性情相似，馬上就能談到一起。」他們討論了奧威爾可以怎樣為《觀察家報》工作，而且他熱情支持印度獨立。他也成了阿斯特的好友和政治上的指導者，讓他「意識到戰後非洲的非殖民化問題」。阿斯特把奧威爾的《政治與英語》（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這是個思路清晰地思考和寫作的樣板——給報社裡每人發了一份。「抓住奧威爾，」庫斯勒曾經建議，「他永遠不會讓你失望」——他的確沒有。阿斯特說：「我真的喜歡他。他很讓人喜歡：真誠、正直、坦率。」[25]阿斯特克服了所有阻力——包括奧威爾不願求助——在奧威爾在世的最後幾年裡成了他的資助人，就像在其事業之初時的裡斯那樣。奧威爾跟庫斯勒的友情是兩個性情相反者之間的聯合，建立在他們在西班牙幾乎喪命的共同經歷基礎上，因為同為左派和反斯大林主義的立場，這種友誼牢不可破。庫斯勒來自中歐，是個猶太人，前共產黨員，四海為家者，享樂主義者，跟女人逢場作戲，也是工作狂、酗酒者和不安分的旅行者。他1905年出生於布達佩斯，在維也納學習過工程學和心理學，然後當上了德國烏爾斯坦報系的一名科學記者。他1931年加入共產黨，在俄羅斯待了一年，1938年脫黨。西班牙內戰期間，他作為倫敦的《新聞記事報》記者，在法西斯軍佔領馬拉加省後被關了幾個月。每天晚上，他都會聽到處決一批批共和軍戰士的槍聲，他自己一直生活在被槍斃的恐懼中。1938年2月，奧威爾在評論《西班牙實證》（The Spanish Testament）一書時寫道：「它在心理學上極具重要性——很可能是西班牙內戰所產生的最誠實和最特殊的文獻。」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庫斯勒從一個法國拘留營逃出來，一番曲折後到了英國，在那裡他第三次被關押（他說本頓維爾監獄是他最喜歡的監獄）。1940年，他出版了傑作《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它描寫了莫斯科大清洗審判的受害者所受的心理影響。1941年1月（奧威爾要再過一個月才和庫斯勒相識），奧威爾評論此書時寫道：「儘管它是一本出色的小說，也是一份監獄文學，但其最具價值之處，很可能在於它是一份莫斯科『招供』的解釋，由一個從內部瞭解極權主義手段的人所寫。」庫斯勒知道流放和迫害意味著什麼，也理解——跟奧威爾一樣，但在英國很少有其他人理解——革命理想主義不可避免被權力的腐蝕性影響所毀。如小說家約翰·班維爾所言，庫斯勒「感情上是個標準的中歐人：背井離鄉，老於世故，有雄心，缺少自信，渴求經歷，參與政治，被絕望折磨」。[26]
在弗雷德裡克·沃伯格的安排下，奧威爾和庫斯勒1941年2月中旬見了面。庫斯勒完全瞭解西班牙政情和歐洲大陸各專制政權，這給奧威爾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評論了庫斯勒的書，並在幾項政治計劃中與其合作，他去朱拉島時，還安排庫斯勒接替他在《觀察家報》和《黨見評論》的工作。在評論朋友的作品時，奧威爾總抱著極為公正的態度。他在1945年11月時關於庫斯勒的戲劇《黎明酒吧》（Twilight Bar）寫道：「對白一般，而且總體說來，這齣戲顯示了有想法和把它以戲劇形式寫出來之間的差距。」奧威爾在12月拜訪他時，庫斯勒承認那齣戲劇很糟糕，但又問奧威爾為何不能把批評語氣稍稍軟化一些。奧威爾認為這得由庫斯勒負責，先是說他從未那樣想過，後來還是承認他也許有點過於苛刻。他在1941年寫了篇評論討論庫斯勒的作品，指出他寫作中非常突出的弱點（康諾利也是如此）：「人們只有在不想當然地以為人生目的是快樂時才能快樂起來，但庫斯勒幾乎不能接受這一點，（庫斯勒）身上存在明顯的享樂主義色彩」，那解釋了「他在與斯大林主義決裂後何以未能找到一種政治立場」。儘管他們的性情極不相同，奧威爾認同庫斯勒的反極權主義觀點。1946年3月，他們設法安排出版了一個波蘭語小冊子，揭露在1940年有超過1.5萬名波蘭士兵被殺害並埋在俄羅斯斯摩稜斯克附近卡廷森林的萬人坑中。據沃伯格所言：「他只能跟阿瑟·庫斯勒討論他的作品。」[27]
跟阿斯特不同，庫斯勒跟奧威爾首次見面時，覺得他很是咄咄逼人。庫斯勒不以為然地把他形容為「非常冷淡，一個真正的緬甸警官」。他根本沒想到他是個伊頓公學畢業生，而覺得他更像從教養院出來的。不過他一旦瞭解他後，奧威爾「是庫斯勒這位個性鮮明的中歐知識分子懷著同等程度的友情及欽佩相待的極少數英國人之一」。他曾經每週一次在愛麗捨餐館和奧威爾共進午餐，同在的還有法弗爾、朱利安·西蒙斯以及馬爾科姆·馬格裡奇。因為他們兩人都是悲觀主義者，庫斯勒覺得跟他在一起對自己更有激勵作用，而不是讓自己沮喪。他記得奧威爾說過：「躺在放了熱水的浴缸裡夢想拷打自己的敵人是多麼愜意。」[28]庫斯勒後來把自己和奧威爾的性格做了對比，他寫道，奧威爾「久病不愈令他易怒，常對蠢人發脾氣，但他內心也存在有待表現出來的無限仁慈甚至柔情。我對那心懷欽佩，有時是嫉妒」。1941年，當庫斯勒和康諾利、斯蒂維·史密斯[29]參加國際筆會午宴時，他精明地「以5瓶勃艮第紅葡萄酒打賭奧威爾5年內將成為一個暢銷書作家」——他當然打贏了這個賭。康諾利喜歡模仿庫斯勒濃重的匈牙利口音問：「最大的問題是：『誰將打贏戰爭？韋非（弗）爾、法非（弗）爾還是奧非（威）爾？』」[30]
[1] 萊特斯·庫珀，《黑色伯利恆》，第153—154、177、181—182頁；《全集》，12.6（1940年1月10日信件）；西蒙斯，《奧威爾——回憶》，第39頁；《全集》，12.277（1940年10月戰時日記）。——原注
[2] 喬治·伍德考克（George Woodcock），《透明的精神：喬治·奧威爾研究》（The Cystal Spirit：A Study of George Orwell，波士頓，1966），第13頁；斯蒂芬·斯彭德所言，見謝爾登《奧威爾傳》第325頁；1998年12月24日在英國劍橋對西莉婭·佩吉·古德曼的採訪。——原注
[3] V.S.普裡切特，《〈門口的出租車〉和〈熬夜〉》（倫敦企鵝版，1974），第407頁；康諾利，《黃昏的柱廊》，第341頁；《全集》，12.262和12.468（1940年9月及1941年4月戰時日記）。——原注
[4] 法弗爾，《喬治·奧威爾》，第109頁；奧威爾檔案庫所藏萊蒂斯·庫珀未發表打印稿《愛琳·布萊爾》；《全集》，12.452（1914年3月20日戰時日記）；《全集》，12.197（1940年6月24日戰時日記）。——原注
[5] 鮑威爾，《喬治·奧威爾》，第65頁；關於卡爾·施尼茨勒，參見《全集》18卷第98頁註解。——原注
[6] 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喬治·柯普1940年9月8日致愛琳的信；《全集》，15卷第175頁註解（柯普1943年7月26日致奧威爾的信）；對昆廷·柯普的採訪；邁克爾·柯普1998年12月9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原注
[7] 即威廉·恩普森（William Empson，1906—1984），英國詩人、文學評論家，曾任教於北京大學（1937；1947—1952）和西南聯大（1939），著有《詩歌》《七種類型的含混》等。
[8] 燕卜蓀所言，見格羅斯《奧威爾的世界》第94頁；鮑威爾，《喬治·奧威爾》，第65頁；《全集》，12.186（1940年6月戰時日記）；菲利普·齊格勒（Philip Ziegler），《戰時倫敦，1939—1945》（倫敦，1995），第107、103—104、106頁。——原注
[9] 《全集》，12.202（1940年6月30日戰時日記）；《全集》，13.249（1942年3月戰時日記）；帕特裡莎·多那休所言，見沃德海姆《懷念奧威爾》第119頁；弗雷德裡克·沃伯格，《所有作家一律平等》（All Authors Are Equal，倫敦，1973），第38頁；在S.P.麥肯齊的《地方軍軍事及政治史》（牛津，1995）中可以看到那種危險的栓塞式迫擊炮照片。——原注
[10] 韋弗爾（Archibald Percival Wavell，1883—1950），英國戰地指揮官，在北非（1940—1941年）被德軍擊敗之前曾追擊意大利軍隊，1943至1947年任印度總督；阿比西尼亞是埃塞俄比亞的舊名。
[11] 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1909—1955），美國詩人、小說家、電影劇作家和劇評家，著有電影劇本《非洲皇后》《獵人之夜》，以及小說《家庭中的一次死亡》等。
[12] 諾埃爾·康沃德（Noel Coward，1899—1973），英國劇作家、演員、作曲家，擅長寫風俗喜劇，著有《漩渦》《歡樂心靈》等。
[13] 喬治·庫克爾（George Cukor，1899—1983），美國電影導演，作品包括《小婦人》《費城故事》及《窈窕淑女》等。
[14] 《全集》，4.78；18.302；12.545（1941年8月16日影評）；《全集》，12.512（1941年6月14日影評）；《全集》，12.304（1940年12月7日影評）。——原注
[15] 拉烏爾·沃爾什（Raoul Walsh，1887—1980），美國導演、劇作家，作品包括《巴格達之賊》《執行者》等。
[16] 《全集》，12.543—544（1941年8月9日影評）；《全集》，12.314—315（1940年12月21日影評）。——原注
[17] 《全集》，12.21、31、51、56；《全集》，12.74、72；戴維·洛奇1998年10月11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原注
[18] 主要是指1910—1920年間的英國文學風格。
[19] 蒙帕那斯是法國巴黎市中南部的一個區，位於左岸地區。該區的咖啡館長久以來作為藝術家、作家和知識分子彙集地而聞名；伊特魯裡亞是位於意大利中西部的一個古國。
[20] 《全集》，12.88—89、104、103—104，漢弗萊·卡彭特，《奧登傳》（波士頓，1981），第219頁；《全集》，12.110。——原注
[21] 昆妮·利維斯（Queenie Leavis，1900—1982），英國文學評論家，文學評論家F.R.利維斯的妻子，著有《小說和讀者大眾》《小說家狄更斯》（與丈夫合著）和《隨筆集》等。
[22] W.E.亨裡（William Ernest Henley，1849—1903），英國詩人、批評家及劇作家。
[23] 迪倫·托馬斯（Dylan Thomas，1914—1953），威爾士詩人，著有《死亡和出場》《詩集》等。
[24] 邁耶斯，《喬治·奧威爾：重要遺產》，第177—190頁；V.S.普裡切特，《說回約拿》（Back to Jonah），《新政治家及民族》，19卷（1940年3月16日），第370頁；《全集》，12.392、404、406；安德魯·莫申所言，見《菲利浦·拉金：作家人生》（紐約，1993）第45頁。——原注
[25] T.R.法弗爾，《一個作家的生平》，《世界評論》雜誌（World Reviews），第16卷（1950年6月），第18頁；理查德·科克特所言，見《戴維·阿斯特與〈觀察家報〉》（倫敦，1999）第2、121頁（戴維·阿斯特好意送了我一本此書）；對戴維·阿斯特的採訪。——原注
[26] 《全集》，11.113（1938年2月5日書評）；《全集》，12.359（1941年1月4日書評）；約翰·班維爾（John Banville）在對戴維·塞薩拉尼的《阿瑟·庫斯勒：漂泊者》所撰書評中所言，《倫敦書評》，1999年2月18日，第19頁。——原注
[27] 《全集》，17.409（1945年11月30日書評）；《全集》，16.399；弗雷德裡克·沃伯格所言，奧威爾檔案庫所藏英國廣播公司電視節目《通往左派之路》。——原注
[28] 伊恩·漢密爾頓（Iain Hamilton），《庫斯勒傳》（紐約，1982），第81、166頁；伊恩·漢密爾頓，對庫斯勒的採訪，第23頁，愛丁堡大學圖書館；阿瑟·庫斯勒所言，見科帕德《緬懷奧威爾》第169頁。——原注
[29] 斯蒂維·史密斯（Stevie Smith，1903—1971），英國女詩人、小說家，著有《人人過上了好日子》《黃紙上的小說》等。
[30] 阿瑟·庫斯勒與辛西婭·庫斯勒合著，《廣場上的陌生人》（Stranger on the Square，哈羅德·哈里斯編輯，倫敦，1984），第23頁；弗朗西絲·斯波爾丁，《斯蒂維·史密斯傳》（紐約，1989），第151頁；在倫敦對戴維·阿斯特的採訪。
奧威爾寫於一個猶太人也不認識前的《巴黎倫敦落魄記》中有許多反猶言論。其中有一個很讓人討厭的紅頭髮猶太人在巴黎開了間舊衣服店，買進時出價極低，並盡量詐騙顧客，還提到「揍扁一個猶太人的鼻子該是快事一樁」。他的俄羅斯朋友鮑裡斯很不願意跟一個「根本不知羞恥為何物」的猶太人同住，他講了一個長著猶大式連鬢胡的壞透了的老猶太人，他為自己的女兒拉皮條。他總結說「一個俄羅斯軍官的唾沫不值得浪費到猶太人身上」。第三個猶太人有一往英國偷運可卡因的妙計，他從受害人那裡得到了六千法郎，然後給他們化妝粉而不是可卡因，因此多賺一倍。（《全集》，1.16、34、124—126）。但是一到他開始認識猶太人朋友——在漢普斯特德認識了喬恩·金奇、羅莎琳·奧伯邁耶和邁克爾·塞耶斯；在西班牙認識了本傑明·萊文斯基、哈里·米爾頓；法弗爾和庫斯勒（他與後者在猶太復國主義和巴勒斯坦問題上意見不同）；在出版業認識維克托·戈蘭茨和弗雷德裡克·沃伯格，後來又認識A.J.艾爾、朱利安·西蒙斯和邁克爾·邁耶——他改變了態度，作品中沒有了對猶太人的敵意。在一篇評論關於1945年4月《當代猶太人檔案》上發表的《英國的反猶主義》的隨筆中，奧威爾警告：「反猶主義在抬頭，它被戰爭極大推動了，那些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和開明的人也未能免受影響。」——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