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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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緬甸歲月》在印度被禁，奧威爾還是在1941年8月找到了為戰爭出力的工作，即在英國廣播公司（BBC）東方部當講座節目製作人。除了在1942年不多的寫作收入（18篇文章掙60鎊，《保持葉蘭繁茂》帶來6鎊），他這時一年掙640英鎊。1925年以來，這是他首次比在緬甸當警察時掙得多。這是件辛苦的工作：一周上班時每天工作9個小時，星期六上午工作3小時。除文化、教育和政治節目，他還得提供新聞評述，目的是說服印度知識分子支持戰爭中的英方。當1942年1月緬甸陷落，日軍極有可能侵略印度時，這種宣傳變得更為重要。
8月份，他參加了在攝政公園貝德福公學舉辦的兩周速成培訓，內容是戰時宣傳。在這一「說謊學校」裡，包括詩人燕卜蓀、路易斯·麥克尼斯（Louis MacNeice）在內的新僱員聽了講座、觀看展示和上實踐課，並得到了「節目製作技術方面的指導，還隨之講授了技術及管理方面主要流程的簡介」。1927至1938年間擔任總經理的約翰·裡思爵士要求嚴厲，使英國廣播公司創下了準確公正的聲譽，但也把它變成了一個拘謹刻板的機構，他的道德影響一直持續到進入20世紀40年代後好幾年仍在。播音員播報新聞時穿晚禮服，禁談賽馬和賭博，僱員們如果離婚，就會被解雇。戰爭令許多波希米亞風格的作家進入這個十分古板的環境。
正如愛琳在審查處的工作影響了奧威爾對真理部的描述那樣，英國廣播公司內的許多方面也直接寫進了《一九八四》。波特蘭宮路55號的101房間是東方部舉行委員會會議的地方，他必須參加，而那些會議顯然令人厭煩。這個房間成了溫斯頓被折磨並被擊垮的地方。那裡有很多女清潔工，（奧威爾寫道）她們「坐在接待廳裡，等著分發掃帚，嘰嘰喳喳的說話聲比得上一處養鸚鵡的地方，後來她們又很好聽地合唱，掃走廊時一起唱歌」。她們變成了那個胳膊呈紅色的無產者婦女，她邊晾衣服邊唱歌：「她的聲音和著怡人的夏日微風向上飄揚，非常悅耳，飽含感情，有種半是快樂半是憂鬱的味道。」[1]
1942年6月，英國廣播公司進行擴建，奧威爾搬進了牛津街200號原彼得·羅賓遜百貨商店所在的臨時總部。據在那裡工作過的馬丁·愛斯林所言，那些很大的房間被分隔成「蜂窩的小間，彼此用薄薄的硬紙板隔開，播音室和食堂在地下室」，食堂的食物很糟糕，杯子坑坑窪窪，女服務員也很邋遢。馬丁·愛斯林又說：「那些老處女秘書好似反性同盟的成員，裝著大塊平板玻璃的商店櫥窗……用磚頭砌了起來，那些較高樓層的窗戶用褪色的遮光窗簾擋了起來。很難想像還有什麼比那種環境更沉悶、更令人壓抑。」後來，英國廣播公司的戰時食堂幾乎原封不動成了《一九八四》中所寫的食堂：「這是間天花板很低、人群擁擠的屋子，牆上由於人們身體的無數次接觸變得骯髒；金屬桌椅破破爛爛，間隔近得坐下時能互相碰到肘部；彎了柄的勺子，變形的托盤，粗糙的白杯子；所有東西表面都油膩，每條裂縫中都有污垢；還有劣酒、劣咖啡、帶金屬味的燉菜及髒衣服那發酸的混合氣味。」[2]奧威爾也會展示他那無產者的舉止，就是把茶倒進茶碟呼嚕呼嚕地喝。
奧威爾越來越古怪的性格給其同事留下了很深印象，包括燕卜蓀和約翰·莫裡斯，他們寫過關於奧威爾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那段時間的隨筆。這段時間，奧威爾極其勤奮，創作極豐。除了隨筆、小說、虛構的採訪和改編自漢斯·安徒生、阿納托爾·法朗士、奧斯卡·王爾德、H.G.威爾斯、伊納茲奧·西洛內[3]的廣播節目，他還寫了兩百篇新聞評論。他的秘書伊麗莎白·奈特回憶道：「為他工作是最理想的。他很有條理，而且隨和。他從不責備我，從不讓我感到有壓力，不會催我加班加點。他話不多，但不算難以接近。他的眼神活躍而且透著警惕」——他也經常看著她。
東方部儘管環境糟糕，但氛圍獨特，令奧威爾想起東方。「當我聽著辦公室裡印度人的尖嗓門時，」他說，「我往窗外看，因為沒看到搖曳的棕櫚樹而吃了一驚。」那裡的麻煩經常是以東方方式解決的。當特務機關發現把時事通訊翻譯成馬拉地語[4]的科薩裡當時或曾經是共產黨員時，英國廣播公司不得不解雇了他。但因為代替他的賈沙不會書寫那種文字，科薩裡通過為他捉刀而悄悄保住了原來的工作。奧威爾提到過「不管印度人在哪兒，總會搞出這種事」，不過他實際上佩服這種絕妙的解決辦法，既規避了官僚主義阻礙，完成了工作，又幫助了幹活的。奧威爾有次跟一位同事爭論時不自然地用了倫敦口音，有人透過薄薄的隔板聽到他說：「你是黑人……我是白人的事實，跟這一點關係都沒有。」[5]很奇怪的是，那位沒看到是誰的同事竟未回答：「可我不是黑人。」
在一位不像伊麗莎白那樣熟悉他的印度同事巴哈杜爾·辛阿眼裡，他看來「不愛交往，專注於工作」。他的工作最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因為他給人以「那種總是不耐煩的印象。……他幹這件工作，但是不用心，沒多少熱情」。馬爾科姆·馬格裡奇提到奧威爾回憶起英國廣播公司的很多荒唐之處，然後「笑了起來：那是種刺耳、嘶啞、近乎咆哮般的笑聲，發自喉嚨深處，很有其人特點，很可愛」。森迪·威爾辛經常在食堂碰到他，並在他離開英國廣播公司後接手其工作，她也同意庫斯勒的看法：「他的待人接物令人難以親近，但同時你能感覺到他內心的熱情。」藝術評論家赫伯特·裡德（Herbert Read）做過幾次戰時廣播講座，他宣稱：「我的天，奧威爾是個喪氣鬼！」[6]
奧威爾利用其在文學圈的聯繫和他關於履行愛國義務的呼籲，請到了一些文學界著名人士來英國廣播公司做廣播講座：T.S.艾略特、E.M.福斯特、迪倫·托馬斯、康諾利、斯彭德，萊曼、裡德和普裡切特等。他曾努力想掃除官方障礙，以便請87歲的蕭伯納來談談易卜生[7]，他爭辯說「上這種節目時，他發表不適當評論的機會不是很大」。但他的上級不放心請這位口不擇言的人，蕭伯納自己也覺得「過了做那種事的階段」。奧威爾和艾略特共進過幾次午餐。1943年1月，他請艾略特來家裡吃過飯，並建議他留下過夜，以免在燈火管制及空襲中走回家。
1942年在英國廣播公司所拍的一張照片上，奧威爾和燕卜蓀站在向印度廣播的一群播音員旁邊。艾略特和幾個印度人（包括錫蘭詩人泰木比姆圖）都圍坐在一張桌子前，手裡拿著稿子，頭頂有一個錄音話筒。奧威爾也單獨照過相。在一張有名的照片上，他坐在一個黑色話筒前，那個話筒安在一張反光的桌子上。他前面的頭髮很高，兩邊剪得較短，穿著一件灰色法蘭絨襯衫和羊毛衫，外罩一件厚實的羊毛外套，打著起毛的領帶（保守派從來不打這種），胸袋裡塞著的一塊手帕飄在外面，就像一朵揉皺的花。他的鬍鬚修剪過，臉龐瘦削，上面有很深的溝紋，但眼神明亮而且活躍。
奧威爾在英國廣播公司試驗了他的想法。他關於埃德蒙·布蘭登[8]、傑克·倫敦和喬納森·斯威夫特的講座是他關於布蘭登的《板球之國》（Cricket Country）的書評、他為倫敦的《熱愛生命》（Love of Life）所寫的前言和他關於《格列佛遊記》（在他眼裡，它比「其他任何作品都更重要」）所寫評論的雛形。但他的所有材料都必須為印度聽眾簡化，今天讀起來非常枯燥。他的廣播討論有一些荒唐可笑（「奧威爾：第一首詩是……更像是首歌謠。燕卜蓀：事實上，它猛烈抨擊了軍國主義心理。奧威爾：有可能，但我是說……」），還有一些是無意為之的滑稽——奧威爾：「可惜威爾弗雷德·歐文不能來讀這一篇，他被打死了。不過我們今天請來了埃德蒙·布蘭登。」[9]
不管什麼樣的幫助，只要能得到，奧威爾都需要。他的朋友喬治·伍德考克認為他「對廣播節目製作瞭解得很膚淺，他自己的聲音（被那處彈傷削弱）細得讓他無法成為一名能給別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播音員」。約翰·莫裡斯同意「他講話糟糕並且結結巴巴；甚至在私下的談話中，他表達自己意思的能力也很差，會經常費力尋找適當的用詞。他每週一次的廣播講座寫得漂亮，但播音時，他的聲音枯燥而且單調」。勞倫斯·布蘭德1943年9月被派往印度調查有誰收聽廣播及哪位播音員最受歡迎，結果在認可率上，奧威爾的成績較差。前《泰晤士報》編輯威克姆·斯蒂德的認可率是76%，小說家J.B.普雷斯特利（J.B.Prestley）68%，福斯特52%，格雷格太太（她處處霸道，引起了不少麻煩）20%，奧威爾本人與其宿敵金斯利·馬丁打成平手，都是16%。
布蘭德發現，即便奧威爾的聲音極具魅力，仍是幾乎無人收聽他或者別人的播音。3億印度人中，只有12.1萬人擁有收音機（僅佔0.04%），只有幾千人真的調到英國廣播公司波段。廣播的對象是少量學生及知識分子，但這些人通常都是反英的，對他們的宣傳有敵意，甚至對輕娛樂性質的節目也不感興趣。不管怎麼樣，就像布蘭德令人洩氣的報告所述，那些節目「幾乎收聽不到，因為信號很弱。極少學生能聽到收音機。相當多文學界人士和教授在英國廣播公司忙於對印度廣播，但幾乎無人收聽他們的節目或者能夠收聽」。[10]
因為英國廣播公司的人事檔案仍未開放，奧威爾的上級對其評價如何不得而知，但他形容那種氛圍「介於女子學校和瘋人院之間」。在付出很大努力卻一無所獲後，他聲稱「我們現在所做的毫無用處，或者說比毫無用處還要糟糕」。他抱怨為尋找合適的廣播材料費盡心思，痛惜播送質量之惡劣（「因為某些技術故障，完全播得一團糟，主要是刮擦的噪音」），也後悔被迫為了宣傳目的撒謊。儘管如此，英國廣播公司還不算一無是處。戰時，因為節錄《我的奮鬥》，它仍然經中立國瑞典向希特勒支付版稅。
事實上，跟《一九八四》中的溫斯頓·史密斯一樣，奧威爾也憎恨宣傳，憎恨自己的工作。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他一針見血地評論道：「戰爭最令人反感的一點是所有戰爭宣傳、所有叫囂、謊言和仇恨無一例外全來自那些沒在打仗的人。」1942年4月，因為厭惡於雙方的宣傳，他在日記中寫下了一段用詞尖刻的話：「你可以永永遠遠把謊話說下去，但最明顯的謊言是那些謊言儘管無人真正相信，但對之也沒有強烈反感。我們全被淹沒在污穢中……我覺得知識分子式誠實和公正的判斷力已從地球表面徹底消失……就沒有人抱有堅定信念和公正態度了嗎？實際上還有很多，但他們都沒有權力，所有權力都掌握在偏執狂手中。」[11]
1942年夏，他難得地休假去釣魚，住在塞弗恩河附近伍斯特郡卡羅恩德的一個農場上。他被那裡寧靜、不受戰爭影響的特點和食物充沛所觸動，他寫道：「除了飛機、鳥叫和割草機割乾草聲，沒有別的噪音，除了提到在幾所農場上幹活的意大利戰俘，不會提到戰爭……儘管飼養有困難，但有夠多的豬、家禽，處處有鵝和火雞，每頓飯都有奶油。」
1943年8月，因為對在英國廣播公司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感到灰心，奧威爾告訴赫彭斯托爾：「我肯定要離開，大概在三個月內。那樣到了1944年某個時候，我可能再次接近是個人，也能寫些嚴肅的東西。目前，我只是個在一隻很髒的皮靴踐踏下的橘子」——這幅殘酷的意像在其隨筆及《一九八四》中都一再出現過。相對這種在一個巨大的官僚機構從事基礎性但是摧毀靈魂的工作，他過於獨立和直言不諱。儘管他覺得自己已做到把「我們的宣傳變得和如果以其他方式進行比較，稍微沒那麼令人反感」，但他在英國廣播公司就像在緬甸，以理想主義開始，以幻想破滅告終。[12]
2
私人交往上，奧威爾表現得親切溫和；他熱衷政治，在論戰性作品中，他表現得極其好戰。[13]像庫斯勒那種敏感的作家會因為其批評而受到傷害，這一直讓他吃驚，他也一直未能理解為何猛烈的混戰會妨礙——或者排除——友誼。他也擁有那種不可思議的能力，能和他以文字攻擊過的人結為好友。赫彭斯托爾在奧威爾照他鼻子上打了一拳後，仍延續了他們的友誼。斯蒂芬·斯彭德、亞歷克斯·康福特（Alex Comfort）、喬治·伍德考克和（後來的）朱利安·西蒙斯全在受到其文字批評後，又跟他發展了較好的個人關係。
因為斯彭德屬於奧威爾認為的那個矯揉造作的文學圈，曾數次受到奧威爾的嘲弄。在關於西班牙內戰一事寫給南希·丘納德的那封怒氣沖沖的信中，他說：「告訴你的娘娘腔夥計斯彭德我保存著他戰時勇敢行為的標本，當有一天他為寫了那些東西羞愧難當時……我會好好臊臊他。」斯彭德在去療養院看望過他以後，對那種突然的轉變困惑不解，他在1938年4月的信中寫道：「你對我的攻擊我一點也沒讀到過，可是我不明白你為什麼在對我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攻擊我，然後同樣不明白為什麼當你仍對我一無所知，只是跟我見了一兩次面後，會收回那些攻擊的話。」
奧威爾在1942年1月寫給《黨見評論》發表的《倫敦來信》中挑起了最具敵意的論戰。他指責道：「和平主義客觀上親法西斯」，因為它削弱了盟軍一方而幫助了敵人。他特別抨擊了為那份反戰小報《現在報》（Now）撰稿的作者。他稱亞歷克斯·康福特（Alex Comfort）——詩人、小說家和醫療生物學家，後來因為《性之快樂》（The Joy of Sex，1972）而出名——為「一個無恥一族的『純粹的』和平主義者」，並說朱利安·西蒙斯的寫作「帶上了曖昧的法西斯主義特點」。這年9月號的《黨見評論》上，又延續了這次「和平主義與戰爭」論爭，亞歷克斯·康福特克制而冷靜地做了回應。他影射了奧威爾在西班牙內戰中扮演的角色，並稱他為「匹夫之勇為左翼知識分子資產這一原則的鼓吹者」，他指責奧威爾「攻擊與其意見相歧的知識分子」，和做出「幾乎（英國）每個三十歲以下的作家一隻腳已經踏在濕滑的法西斯斜坡上」的不當結論。奧威爾則粗暴地回應道，和平主義或法西斯主義者那幫人寫作「思想上不誠實的宣傳品，將文學批評降格到互相舔屁股」。
這場論爭也發展到了1943年6月的社會主義報紙《論壇報》上，當時康福特和奧威爾以諷刺詩形式互相抨擊。奧威爾突然但又具有其人特點地從辱罵態度轉為友好可親。在給康福特的一封私信中，奧威爾為自己激烈反對和平主義的態度道了歉並稱讚了康福特的詩，那似乎打動了他：「我們在《論壇報》上的爭執中，恐怕我對您很粗魯，但您自己對一些人也不是特別客氣。我只是做了一個政治的和也許是道德上的回應。您的稿子作為一首詩要好很多。」[14]
在與喬治·伍德考克的激烈爭論中，奧威爾前後表現得跟與康福特那次完全一樣。伍德考克是個無政府主義者、評論家和《現在報》編輯，1912年出生於加拿大，在英國長大，戰後又回到加拿大教書。他在《黨見評論》上發表回應文章，指責奧威爾背棄了自己的舊觀點和朋友：前帝國警察現在反對起帝國，但又回到「他的帝國主義忠誠上去……（以英國的宣傳）愚弄起印度群眾，反戰者這時反對他的和平主義者同行，馬統工黨的民兵攻擊他的無政府主義朋友」。針對伍德考克破壞他名聲的企圖，奧威爾令人信服地為自己做了辯解，最後他問道：「在指責我不真誠之前，為什麼不去瞭解我正在（英國廣播公司）幹什麼？」
奧威爾是個有騎士風度的論敵，他對公平合理和基本上要得體的感覺令他在意識到其指責不公平時，會將其收回。「我在《黨見評論》那場論爭中恐怕回復得很粗暴。」他在1942年12月告訴伍德考克，「被攻擊時我總會這樣——不過，我希望雙方都沒有惡意。」伍德考克那年初在英國廣播公司跟奧威爾見過面，他描繪了其臉龐如何反映了他的性格：
奧威爾身材高大，瘦骨嶙峋，帶著疲倦的哥特式特點，他臉上深深的直到嘴角的垂直溝紋使那一特點更為突出。他唇上一道窄窄的黑色短髭，更顯得他嘴唇很薄；那似乎是一張生硬的，幾乎是無情的嘴巴，直到他微笑起來，然後一種不期然的親切會使他整張臉生輝。他相貌上總體的憔悴感因為深陷的眼窩更加突出，眼神總是非常悲傷。[15]當奧威爾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和參加政治論戰，而愛琳1942年春天從新聞審查處被調到食物部工作時，他們在戰時倫敦接連搬了幾次家。1941年4月，那間位於查德福德郡的條件惡劣的公寓租約到期，他們搬到了一個好一些的地方，位於聖約翰伍德道（他參加的地方軍部隊也駐紮在該區）艾比路附近朗福德街111號一幢新樓房的5樓，有電梯。差不多15個月後的1942年夏，他們再次搬到了一個大一些的地方——但很冷——梅伊達谷區基伯恩大街附近莫蒂默彎道10A號一樓的公寓和地下室。他以地下室作為木工房，還在後院養雞。
奧威爾十幾歲的外甥亨利·戴金去莫蒂默彎道看望過他們。他記得愛琳很不整潔，穿了件上面落了些煙灰的黑色舊外套。她熱情歡迎他來，和藹可親，他很喜歡她。她和奧威爾似乎深深相愛。奧威爾下班後從不休息，要麼匆匆吃完飯就去地下室他的書房裡，要麼穿上一套整潔的制服去地方軍值班。
1944年6月28日，他們在莫蒂默彎道住了兩年後，那座樓因為被炸而沒法再住，伊內茲·霍爾頓（Inez Holden）把自己位於貝克街附近喬治街106號的公寓借給他們住。奧威爾和伊內茲同屬於戰時倫敦的藝術圈。伊內茲1904年出生於一個上等階層家庭，1940年通過弗雷德裡克·沃伯格認識奧威爾，當時這兩位作家計劃以一本書的形式推出他們的戰時日記。安東尼·鮑威爾50年代當《笨拙》雜誌編輯時，發表過她的短篇小說，稱她「非常漂亮，美麗得時髦……（她）講起話來滔滔不絕，很擅長模仿別人，會閒聊些高尚和非常精彩的話題，跟她在一起極有趣」。她曾是社交圈的美人，一度是奧古斯塔斯·約翰[16]的眾多情人之一。在她1933年接受一次引起嚴重後果的手術後，她的體重增加了，美貌不再。40年代時，她和漢弗萊·斯萊特有過很長一段不愉快的戀情。西莉婭·佩吉·古德曼（庫斯勒的妻妹，也是伊內茲的表妹）形容斯萊特「相貌堂堂，有知識分子氣，聰明絕頂」。他當過西班牙國際縱隊的軍官，是英國地方軍的一名上尉，當過高雅的《論戰》雜誌（Polemic）的編輯（西莉婭·佩吉在那裡當他的助理），奧威爾向這本雜誌投過5篇重要的隨筆。1945年，在評論伊內茲的《去划船》（To the Boating）時，奧威爾稱她為一個不均衡的作家，但認為她「在幾個短篇小說中，達到了此種文體寫作上的最高水平」，她那幾個短篇有著「精確的細節和特別生動的對白」。[17]
1940年，伊內茲把奧威爾介紹給了詩人、小說家斯蒂維·史密斯，後者是個古怪然而可愛的女人，當時做秘書工作，跟一個姨媽住在倫敦北部郊區。在小說《假期》（The Holiday，1949）中，斯蒂維以伊內茲為原型塑造了洛佩茲；後來她曾形容伊內茲「為人極好，非常風趣……很有意思，根本不合群，總讓我笑得很厲害」。在那部戰時出版的小說中，洛佩茲辦了一個派對，奧威爾被以巴茲爾·泰特的名字寫了進去，那是個左翼伊頓公學畢業生，在西班牙打過仗，厭惡中產階級價值觀。斯蒂維大概言過其實地告訴過編輯諾拉·斯莫爾伍德她跟奧威爾「有親密關係」，馬格裡奇又傳播了這個傳聞，說奧威爾和斯蒂維在一個公園發生了關係，但（據安東尼·鮑威爾所言）「那是個誤解，喬治想得到她，但沒能成功（她太聰明了）」。
奧威爾在英國廣播公司的工作擴大了他在倫敦的朋友圈，讓他有了更多有外遇的機會。他向伊內茲示過情，但當時她跟斯萊特有染。[18]英國廣播公司內流傳過關於他和一位秘書有短期外遇的傳言，那可能是伊麗莎白·奈特，她崇拜他，並和他有密切的工作關係。要麼是漂亮的森迪·威爾辛，她經常跟他在食堂見面，並在他離職後接手其工作。另外一個秘書威尼弗雷德·貝德韋爾也不無可能。（她的名字聽上去像是《保持葉蘭繁茂》中虛構出的一個小說家——《幾乎是處女》的作者巴巴拉·貝德沃斯。）後來，他跟在《論壇報》他的秘書薩莉·麥克尤恩有了段更為認真的感情。因為她，愛琳和奧威爾「大吵了一架」。
1944年6月，在漢普斯特德燕卜蓀家參加完一個派對後，喝了很多酒的奧威爾跟英國廣播公司的一個熟人離開。在他們攔不到出租車時，他「堅持走路送她回家，很大程度上是在她不情願的情況下，因為她年輕而且對他不放心。後來在走過（陰暗無人的）希斯公園時，他過於糾纏不休地向她示愛，甚至有些粗暴」。在她未能去倫敦赴約時，他寫過一封信責備她（那封信現在找不到），想讓她因為失約而抱愧。[19]
1941年8月，伊內茲·霍爾頓捲入了奧威爾與H.G.威爾斯的一次有名的公開爭吵中。奧威爾在那月的《地平線》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隨筆《威爾斯、希特勒及世界國家》（Wells，Hitler and the World State），文中他批評威爾斯的《通向新世界的指南》（Guide to the New World，1941）大大低估了希特勒的力量，因為威爾斯天真地幻想自己的理想化世界國家能夠出現，並因為他錯誤地將科學等同於常識。總而言之，威爾斯「（1920年以來）一直將其才能浪費在無謂的事情上」，跟現代世界的殘酷現實完全無接觸。似乎是想讓他這種自己所稱的「弒親」（一個少有人用的弗洛伊德式用語）行為沒那麼過分，他也對威爾斯標新立異的作品多有贊語。當你的父母在「有系統地扭曲你的性生活，那些笨頭笨腦的老師在引用拉丁文句竊笑之際，這位極其出色的作家能告訴你諸星球及海底居民的事」。
為了修好，奧威爾請威爾斯在朗福德道吃飯，一起參加的還有他的同事燕卜蓀和伊內茲·霍爾頓（她住在漢諾威台地與威爾斯家住宅相連的一套公寓裡）。當威爾斯摔下一本為這次碰頭專門帶來的那本《地平線》雜誌並說「我想跟奧威爾解決這件事」時，兩人「大吵了一架」。奧威爾認為威爾斯關於希特勒會很容易被打敗的信念有損戰爭工作，威爾斯指責奧威爾是個失敗主義者，但在燕卜蓀向他指出奧威爾曾去西班牙參加過艱苦的戰鬥後，他收回了這項指責。伊內茲寫道：「奧威爾帶了些威士忌和鼻煙讓大家一起享用，盡量保持氣氛友好。他從來不會變得粗魯或者無禮，不過大家都認為他寫到紙上時，並不是同樣有禮貌。H.G.那天晚上過得愉快。」他一直待到很晚才走，並告訴燕卜蓀那個晚上他過得開心。據聽過奧威爾對辯論一事說法的邁克爾·梅耶所言，當威爾斯先是說他不能吃任何豐盛的一餐，然後痛快大吃一頓，最後還消滅了一個葡萄乾糕餅時，就變得有些不愉快了。一周後威爾斯在信中大發脾氣：「你明知道我病了，在節食，可你有意不停勸我吃喝。」[20]不管怎麼樣，兩位作家都滿意於解決了他們之間的衝突，怒氣似乎平息了。
當奧威爾在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稿《重新發現歐洲》（The Rediscovery of Europe）1942年3月19日在《聽眾》雜誌上發表後，兩人之間又起不和。在這篇隨筆中，他再次批評威爾斯有著錯誤的想法，並稱那些想法在當時是危險的。奧威爾引用《哈姆雷特》中的話寫道：「用我不喜歡的一個詞來說，他的基本『寓意』是科學能夠解決人類繼承的所有痛苦，但人們現在太盲目，以至於看不到他們自身的力量可能做到什麼。」3月27日，威爾斯以私信形式言辭激烈地做了回應，稱奧威爾為「一個自高自大的托派分子」，並憤然寫道：「我根本不會那麼說——去讀讀我的早期作品吧，你這個混蛋。」在4月9日致《聽眾》雜誌的一封公開信中，威爾斯多了些節制，他反對奧威爾「愚蠢的歸納」，抱怨他「告知你們的讀者說我屬於那代可鄙的、目光狹隘的作家，那些作家相信『科學』將免除世界上越來越多的痛苦」。威爾斯的傳記作者不承認奧威爾之所以進行批評的實情，而是寫道：「奧威爾無疑歪曲了他的意思，那時的威爾斯有病，如果別人暗示他的想法過時、執迷不悟和前後不一致，他會比以前更為敏感。」威爾斯和奧威爾的辯論風格迥異：威爾斯在私下更粗魯，而奧威爾則會公開那樣。
1942年夏，艾達和阿芙利爾從南沃爾德移居倫敦。阿芙利爾進了一家金屬薄板廠工作，而艾達在塞爾弗裡奇百貨商店當售貨員。1943年3月19日，67歲的艾達心臟病發作，在漢普斯特德新區醫院去世。跟他父親死時一樣，奧威爾在她去世時陪伴在側。她留下了不多的560英鎊遺產。
4月份，22歲，剛從牛津大學畢業的邁克爾·梅耶在迪恩街恰爾達什餐館（庫斯勒喜歡來這一間）跟奧威爾見了面。梅耶注意到奧威爾臉上那深陷的溝紋、懶洋洋的說話態度、一望可知的粗製衣服、普通髮型、虛弱而尖銳的聲音（跟健談的馬爾科姆·馬格裡奇一起在人聲嘈雜的午餐環境下，奧威爾因此難以插話），還有他在快步走一段路後會大口喘氣。
一貫熱情的奧威爾為他點了糕餅、小圓麵包和滿滿地浮著茶葉的濃茶。他本能表現出的禮貌讓梅耶放鬆下來，也讓他忘記了他們之間的年齡差別。思想獨立而且清醒的奧威爾跟庫斯勒和麗貝卡·韋斯特[21]一樣，談論起精闢的政治見解。他極為正直，那種能「予人啟發」的特點似乎體現了他在關於西班牙的一首詩中寫到的透明精神。梅耶因為他們的友誼感到興奮，又把奧威爾介紹給了格雷厄姆·格林。這兩位左派小說家都上過公學，但格林是個天主教徒，也是個共產黨員。這兩位謙虛而親切的人都小心避開容易引起爭論的話題，而是談論書本及文學生活。他們相處得十分融洽，在那間酒館從晚飯後一直待到打烊時間。格林當時在艾爾和斯保茨伍德出版社工作，他請奧威爾為倫納德·梅裡克如今已被遺忘的小說《彭尼·哈珀的立場》（1911）寫一篇前言。但格林離開了那間出版社，那套叢書停出，那本書也不曾再版。1948年7月，奧威爾為《紐約客》（New Yorker）評論格林的小說《問題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其主人公是個殖民地警察）時，指出了它的致命缺點：「如果（斯考比）相信有地獄，他不會僅為了兩個神經質女人感情不受傷害而冒著落入那裡的危險。」[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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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24日，在提前兩個月通知的情況下，奧威爾辭去了英國廣播公司的工作。他明確地說自己沒有一點不滿，也不反對英國廣播公司的方針。實際上，他覺得那裡待他不薄，也給了他相當大的自由。他之所以離開，是因為覺得他把自己的時間和公眾的金錢浪費在一件毫無希望完成的任務上，無任何成效。《觀察家報》的艾弗·布朗聽說他即將離職，就邀請他作為戰地記者去阿爾及爾和西西里島。然而就像那次勒克瑙《先驅報》之事一樣，他糟糕的身體令他無法接受。11月底，在英國廣播公司浪費兩年時間後，他當上了社會主義週報《論壇報》的文學編輯。他加入了全國記者協會，會員證上，他的樣子很不整潔，很需要修修面。他一年掙500英鎊（比在英國廣播公司少掙150英鎊），但一周僅工作3天，他利用這種新得到的自由來寫作《動物農場》。
《論壇報》編輯部位於斯特蘭德大街，這份報紙面向的是中產階級讀者，著重報道外交政策，風格來自充滿激情的安奈林·貝文，他也是工黨中的異見派領袖。貝文出生於1897年，父親是威爾士的一個采煤工人。他13歲離校開始在煤礦工作。奧威爾在為《觀察家報》所寫的一份傳略中寫道，貝文「想的和感覺的都像工人，生性和氣，但也會突然發怒，言語粗暴」。雖然奧威爾跟貝文關係融洽，也高興於在戰爭期間找到一份好工作，但他跟這份報紙並未自然而然形成那種親近關係。在《通往威岡碼頭之路》和《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他都批評了左派，在《上來透口氣》中也嘲弄了左派讀書會。他的同事喬恩·金奇（在漢普斯特德的書店認識的一個朋友）、托斯科·法弗爾和伊夫林·安德森（是個德國難民，跟一個英國人結婚）全是猶太人，而且跟貝文一樣，都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奧威爾則認為猶太復國主義對阿拉伯人不公平。
奧威爾直言無忌的專欄及評論觸怒了很多讀者，一些著名作家也寫信抗議。小說家安東尼婭·懷特（Antonia White）反對他（長期）對天主教的批評，堅持說有很多人確實相信個人之永生。傑拉德·佈雷南（Gerald Brenan）——他在一戰中獲得過軍功勳章，還寫作了《西班牙迷宮》（The Spanish Labyrinth，1943）一書——覺得像奧威爾這樣的平民過著安穩的生活卻批評軍國主義，實則想讓士兵依其暴力和有時屬虐待狂的衝動行事。[23]
如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時那樣，奧威爾吸引了一些著名作家的稿件，發表過福斯特、康諾利、斯彭德和赫伯斯·裡德等的作品。接任《論壇報》的文學編輯時，他發現抽屜裡「塞滿了幾周前就該處理掉的信件和手稿，馬上又把抽屜關上」。他有種很不好的習慣，就是對那些他很清楚永遠不應發表的稿件來者不拒，他不忍心退稿。他肯定記得戈登·科姆斯托克在詩作被拒稿時的憤怒感覺：「幹嗎他媽的說得轉彎抹角？幹嗎不直說『我們不想發表你的破詩，只發表跟我們同在劍橋上過學的夥計的詩，你們這些無產者站遠點兒』？」
1943年12月到1944年4月，奧威爾為《論壇報》寫了80篇「信筆所至」（As I Please）專欄文章，這些專欄文章風格獨特、人情味足、富於新意、敏銳如一，是他對《論壇報》的最大貢獻。他曾寫道：「如果你登上格林威治公園裡的小山頂，你會因為正好站在零經度而微微感到興奮，也能審視世界上最醜陋的建築——格林威治天文台。」他評論個人廣告專欄中的徵婚廣告顯示了「大城市的人感到的那種殘酷的孤獨」。[24]翻閱那些新年榮譽榜上的相片時，他取笑了上層階級：「在那裡展示著極其醜陋和粗俗的臉龐。」他評論諸如拿破侖、希特勒（和斯大林）「趨於不屬於他們理想中的國家」。他譴責了「英國報界對最近華沙（反納粹）起義所採取的卑鄙和懦弱的態度」。然而戰後，他又鼓吹寬恕而不是懲罰。
在他發表於《論壇報》上，讀來最引人入勝的隨筆之一《關於普通蛤蟆的一些想法》（Some Thoughts on the Common Toad）中，他描述了兩棲動物的性習慣。他以這種令人反感的動物為寫作對象，結合了細緻的觀察、不尋常的事實和親切用筆，結尾以出人意料的滑稽筆觸寫道：「至少如果它是個公蛤蟆，它知道要摟住什麼東西，如果你給他一根棍子，甚或你的手指，它也會以驚人的力氣抓緊，過很長時間才會發現那不是個母的。」[25]
奧威爾常常在談話中形成想法，然後再寫出來。他曾在打字機上一口氣完成了幾達完美的一篇文章，伍德考克對此印象深刻。他的專欄把不起眼的文類變成了重要的文學作品。他不只宣傳了社會主義思想，並用歷史的眼光來寫當代政治事件，也（儘管他是個憂鬱的人）以有趣的題材使人們讀來開心，他也以一種親切的口吻把公共事務和個人感情結合起來。奧威爾從英國廣播公司脫身後，隨著戰爭勝利在望，他開始嘗試以一種新的幽默寫作，那種幽默在《上來透口氣》中偶爾出現過，也將為《動物農場》增添無窮魅力。
[1] 《全集》，13.5（編者按）；1998年在倫敦對馬丁·愛斯林的採訪；《全集》，13.354（1942年戰時日記）及《全集》，9.148。——原注
[2] 馬丁·愛斯林，《電視與電屏》，彼得·斯坦斯奇所編《論〈一九八四〉》（加利福尼亞斯坦福，1983），第127頁及對馬丁·愛斯林的採訪；《全集》，9.62。——原注
[3] 阿納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國小說家，著有《波納爾之罪》《苔依絲》等，獲得1921年諾貝爾文學獎；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1854—1900），愛爾蘭作家、詩人，19世紀末英國唯美主義的主要代表，著有《認真的重要》《道林·格雷的肖像》等；伊納茲奧·西洛內（Ignazio Silone，1900—1978），意大利小說家，著有《麵包與酒》《雪下種子》等。
[4] 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使用的一種主要語言。
[5] 伊麗莎白·奈特所言，見謝爾登《奧威爾傳》第344頁；奧威爾所言，見法弗爾《喬治·奧威爾》第122頁；《全集》，14.103（1942年10月15日戰時日記）；燕卜蓀所言，見格羅斯《奧威爾的世界》第96頁。
燕卜蓀這篇不長的隨筆儘管寫得極為巧妙而且極富洞察力，但其中至少有四處大的錯誤，對傳記作家來說是個雷區。奧威爾受雇於英國廣播公司期間，不是正在寫作《動物農場》；他不是「緬甸語編輯」；他沒有說過「工人階層身上有氣味」；他辭去英國廣播公司的工作不是因為妻子愛琳死後他得照料兒子。他於1943年11月離開英國廣播公司，1943年6月收養了那個孩子，而愛琳死於1945年3月。——原注
[6] 巴哈杜爾·辛阿所言，見克裡克《奧威爾傳》第284頁；馬爾科姆·馬格裡奇，《被浪費的時間記事》，2.78；森迪·威爾辛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126頁；赫伯特·裡德所言，見伍德考德《透明的精神：喬治·奧威爾研究》第26頁。——原注
[7] 易卜生（1828—1906），挪威劇作家、詩人，以社會問題劇著稱，著有《玩偶之家》《人民公敵》等。
[8] 埃德蒙·布蘭登（Edmund Blunden，1896—1974），英國詩人、傳記作家、評論家，著有《牧羊人》《戰爭的低音》等。
[9] 威爾弗雷德·歐文（Wilfred Owen，1893—1918），英國詩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代表詩作有《奇異的會見》《一個將死青年的頌歌》等。——譯注
《全集》，15.12（1943年3月4日信件）；《全集》，14.157（1942年11月2日《對斯威夫特的虛構採訪》）；《全集》，13.466（《聲音》，1942年8月11日）；《全集》，14.20（《聲音》，1942年9月8日）。——原注
[10] 伍德考克，《透明的精神：喬治·奧威爾研究》，第7頁；莫裡斯，《一些人比其他人更為平等：對喬治·奧威爾的一則說明》，第90頁；《全集》，15卷第248頁註解（布蘭德的調查）；勞倫斯·布蘭德，《喬治·奧威爾》（倫敦，1954），第8頁。儘管奧威爾進行過幾百次廣播，但是很奇怪的是英國廣播公司檔案庫沒有他的講座錄音。——原注
[11] 《全集》，13.229（1942年3月14日戰時日記）；《全集》，13.470—471（1942年8月11日信件）；奧威爾，《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第65頁；《全集》，13.288—289。——原注
[12] 《全集》，13.381—382（1942年7月1日戰時日記）；《全集》，15.206；《全集》，14.214（1942年12月2日信件）。——原注
[13] 我在其他幾個作家身上也發現了這種奇特的混合性。詩人兼評論家傑弗裡·格裡格森（Gorffrey Grigson）、文學學者唐納德·格林（Donald Greene）和馬文·馬德里克（Marvin Medrick）都有不留情面的名聲，但本人卻既仁慈又有同情心。但溫德姆·劉易斯（Wyndham Lewis）在作品和本人身上都會表現得很粗暴。——原注
[14] 《全集》，11.67（1937年8月3—6日信件）；斯蒂芬·斯彭德所言，見克裡克《奧威爾傳》第243頁；《全集》，13.110—111；《全集》，13.395，399；15.165（1943年7月11日信件）。菲利浦·拉金認為奧威爾的詩《作為一名非戰人員致另一位》達到標準，將其編進了《牛津二十世紀英語詩歌集》（牛津，1973），第517—521頁。——原注
[15] 《全集》，13.395（《和平主義論爭》，1942年9月）；《全集》，14.214；伍德考克，《透明的精神：喬治·奧威爾研究》。——原注
[16] 奧古斯塔斯·約翰（Augustus John，1878—1961），英國著名畫家。
[17] 對亨利·戴金的採訪〔約翰·湯姆森的《奧威爾的倫敦》（倫敦，1984）第60頁上有朗福德路及莫蒂默彎道的照片；安東尼·鮑威爾，《讓球繼續滾》（Keep the Ball Rolling，1976—1982，倫敦企鵝版，1983），第131—132頁；西莉婭·古德曼，《回憶伊內茲·霍爾頓》，《倫敦雜誌》，9—10期（1993年12月—1994年1月），第33頁；《全集》，17.307—308。——原注
[18] 傑克·巴伯拉和威廉·麥克布萊恩，《斯蒂維·史密斯傳》（1985初版；紐約，1988），第116—117頁；第139頁；安東尼·鮑威爾，《1990—1992年日記》（倫敦，1997），第135頁；對西莉婭·佩吉·古德曼的採訪。——原注
[19] 《全集》，4.18（《保持葉蘭繁茂》）；西莉婭·佩吉所言，見謝爾登《奧威爾傳》第383頁；克裡克，《奧威爾傳》，第320頁。——原注
[20] 《全集》，12.540；伊內茲·霍爾頓所言，見克裡克《奧威爾傳》第293—294頁；邁克爾·梅耶，《透過一塊窗玻璃所看到的》（Words Through a Windowpane，紐約，1989），第66頁。——原注
[21] 麗貝卡·韋斯特（Rebecca West，1892—1983），英國女小說家、評論家，著有《黑羊與灰鷹》《法官》等。
[22] 《全集》，12.213；威爾斯所言，見彼得·劉易斯《喬治·奧威爾：通往〈1984〉之路》（紐約，1981）第5頁；諾曼·麥肯齊和珍妮·麥肯齊，《H.G.威爾斯傳》（紐約，1973），第431頁；1998年11月18日在倫敦對邁克爾·梅耶的採訪；《全集》，19.406。——原注
[23] 《全集》，17.311—312（《貝文傳略》，1945年10月14日）；1998年11月17日對邁克爾·富特的採訪；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安東尼婭·懷特1944年4月27日致奧威爾的信；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傑拉德·佈雷南1944年6月26日致奧威爾的信；《全集》，19.406。——原注
[24] 《全集》，19.37（1944年1月31日「信筆所至」專欄）；《全集》，16.46（1943年12月31日「隨我所欲」專欄）；《全集》，16.231（1944年5月26日「隨我所欲」專欄）。——原注
[25] 《全集》，16.55（1944年1月7日）；《全集》，16.272（1944年6月30日）；《全集》，16.363（1944年9月1日）；《全集》，18.238（1946年4月12日）。——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