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939
1
1937年12月底，即將寫完《向加泰羅尼亞致敬》時，奧威爾收到了一份工作邀請，發出者是印度北部勒克瑙《先驅報》的編輯德斯蒙德·揚。揚被奧威爾的殖民地警察背景和他「傑出的」小說所打動，想請他來寫社論和書評。他在信中寫道：「如果您剛好想得到一份增加收入的工作，給您留下些空閒時間以便寫作，而且也許能讓您得到一些寫作素材的話，不知道您會否考慮前來當首席作者？」他解釋說這份支持「地主和既得利益者」、由英國人擁有的報紙政治上走溫和路線，贊同印度國大黨對印度自治的要求——但只是在遙遠的將來。
奧威爾動心了。勒克瑙距其出生地莫蒂哈里只有250英里（在其西邊），這份工作能帶給他一年360英鎊的固定收入，足以讓他和愛琳在那裡舒適地生活。它將讓他以一種很不一樣的身份重返印度，也給他一個抨擊大英帝國和宣傳印度獨立的機會，而且能得到一些寫作素材以寫文章在英國報紙上發表。這份工作也有浪漫的吸引之處：他知道19世紀80年代時，吉卜林為阿拉哈巴德的《先驅報》工作過。在《將當國王的人》（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中，吉卜林描寫了在酷熱的夜晚出版報紙的情況：「印刷車間比辦公室涼快一點兒，所以我坐在那兒，鉛字辟里啪啦地響，貓頭鷹在窗邊叫著，那些幾乎全身赤裸的排字工人抹去額上的汗要水喝。」
1月份，揚致信英國印度事務部的艾歷克·喬伊斯，請他多瞭解一些奧威爾的情況並得到對其任命的許可，喬伊斯也將審查奧威爾的資格。1938年2月12日，奧威爾告訴喬伊斯：「除了為《先驅報》工作，我去印度的目的還有對社會、政治情況盡量有更清晰的瞭解……以後我肯定會就此題材寫本書。」揚被奧威爾自成一派、思想獨立的寫作所吸引，但《先驅報》也需要一個聽話的記者。2月份，喬伊斯和奧威爾見了面並精到地評估了其性格，他告訴揚奧威爾會難以駕馭，不應該讓他抱太大希望：「布萊爾熱心於工作一年。無疑能力出色，但大概喜怒無常，做事不按規矩……大概持過激觀點，另外性格絕對倔強，發生觀點衝突時會引起麻煩。」
奧威爾也考慮了這份工作邀請的不利一面。它帶來的薪水只及他在緬甸時的一半（儘管比他在英國多掙一倍），而且那種悶熱氣候對其健康也不利。他已經花了很多時間及精力將沃靈頓村那間村舍收拾得能住，而且在堅持和辛苦寫作了那麼久之後，他終於成了一名有人約稿的作家和書評作者，那時離開英國似乎不合適。他告訴過傑克·考曼他的矛盾感覺：「它會是件很令人討厭的工作，我很少這麼不情願去做一樣事，但我覺得這是一次機會，可以看到有意思的事，如果不去，我會後悔得直罵自己。」[1]
這個問題被一件戲劇性事件解決，突然使他去印度一事落空。奧威爾對健康一直不放在心上，工作起來欲罷不能，吃得不好，過著艱苦生活，冬天不願戴帽子、穿大衣，也不想看醫生。3月8日，他以前患的三次肺炎和在西班牙受的傷終於湊到一起將他擊倒，那天開始有內出血，他肺部以前的一處舊病灶出血導致咯血。愛琳嚇壞了，因為「出血似乎要永遠持續下去」。奧威爾可能仍不瞭解他病情的嚴重性，只是不當回事。一周後，他告訴康諾利：「這段我又咯血了，結果而言，這種情況總是不嚴重，但吐的時候讓人擔心，我要去肯特郡一間療養院做透視……這是個不去印度的好理由，我從來就不想去。」
勞倫斯·奧肖內西為奧威爾作了檢查，決定用救護車送他去肯特郡愛裡斯福德的普雷斯頓豪爾療養院，勞倫斯在那裡當咨詢及胸外科醫生，它是由英國退伍軍人協會開辦的，其側樓全以部隊裡的英雄命名。3月15日，愛琳曾寫道：「每個人都認為一定得把埃裡克送到一個必要時能採取真正積極治療措施的地方——可以止血的氣胸療法或輸血以代替出的血……誰都怕為去那一趟的即時風險負上責任，但我們互相支持。」
儘管奧威爾身高幾乎有6英尺3英吋，但此時的他極其瘦削，體重只有159磅。透視顯示「存在不規則和大面積陰影，那常常是肺部其他健康區域吸入血的結果」。6月，愛琳在給丹尼斯·金—法羅的信中寫道：「他當然從不相信他『病』了，但在頭兩個月中，他的兩側肺像是得了癆病（肺結核），那可能很大程度上無藥可救。」有種診斷是「左肺支氣管炎，右側有不特定的纖維化」。雖然不像肺結核那樣嚴重，支氣管炎——那是支氣管的一種慢性病毒感染——限制了肺活量，會導致肺部疾病或腦膿腫。但對此似乎又有些疑問，奧威爾很有可能兩種都有。他提到過「一側肺的舊病灶不管怎麼樣至少已存在十年，以前一直未能發現」，他告訴斯蒂芬·斯彭德和伊馮娜·達韋他得了肺結核。他的醫療報告上清楚寫著：「確診肺結核。」[2]
治療方法包括更充分的休息和注射鈣及維生素。直到塞爾曼·瓦克斯曼1944年發現鏈黴素之前，對肺結核缺乏有效的治療方法。醫生可以要麼盡量不告訴病人實情，要麼狠心實話實說，但他們只能緩和病症，而不能將其預防或治癒。20世紀30年代，肺結核病人仍遵循托馬斯·曼[3]在《魔山》（1924）中描述的療法：休息療法，適當飲食及新鮮空氣。住在療養院可以防止病人把病傳染給他人，教會他們遵循個人衛生準則，減輕他們心理及身體上的壓力，並讓醫生得以研究這種病。但是如那本後來的標準教科書（勞倫斯·奧肖內西是作者之一）所言，長時間休息、特殊飲食和變換氣候在治療上並無多大意義：「沒有什麼特殊地方或氣候能防止肺結核發展或治癒它。」據當時進行的一項研究介紹，不住院反而常常更有利於健康：「通過對住在療養院、家裡和不治療的病人所做的調查對療養院不利，調查結果發現不住療養院的早期患者在確診後4年的治癒比例為54%，而住療養院的治癒比例只有31%。」[4]
奧威爾的病不可避免讓愛琳承受了極大壓力，而她一直有被傳染上的危險。她不僅要管理村舍，還要艱難地飼養那些牲畜，全靠她一個人。每隔兩周，她都要從沃靈頓村經由倫敦去肯特郡鄉間梅德斯頓北邊的愛斯福德療養院，那一趟下來費事、困難而且花錢。奧威爾「因為待在一處用作取人性命的地方感到沮喪，但除此之外都很好」。他在那裡住了五個半月，靠研究植物和玩填詞遊戲度日。身體好些後，他可以在那裡的廣闊庭院裡散步，活動不劇烈地釣幾次魚，甚至可以乘公共汽車到羅徹斯特和梅德斯頓。
幾個有意思的訪客來看望過他。信奉社會主義的作家約翰·斯其茲（John Sceats）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出版後不久，於1938年4月去看望過他。斯其茲留下了一份記述，寫到奧威爾十分悲觀的政治觀及強烈反對與德國開戰：
當時在他看來，離他要麼被法西斯，要麼被戰爭把他投入（英國）的集中營（因為反戰）只有幾個月時間；不管未來怎麼樣，他認為他將被禁止繼續寫作。他當然反納粹，但（當時）接受不了進行一場反對德國的戰爭：實際上，在跟馬克斯·普洛曼（他那天下午來訪）談話時，他暗示他會以無論何種適當的秘密方法，跟他聯手反對此種戰爭。雷金納德·雷諾茲（Reginald Reynolds，1905—1958）的來訪展開了一段重要的友情，奧威爾可能是在獨立工黨圈內與其結識的。雖然雷諾茲是個和平主義者，但其性格及政治觀跟奧威爾驚人相似。作為一個獨立工黨社會主義者，他熱情鼓吹印度獨立，支持西班牙共和派中的非共產黨一方，強烈反對跟德國打仗。跟奧威爾一樣，雷諾茲「對易於接受的成規棄若敝屣，並以某些新穎做法代替之，因為他非常在意」。他也把個人的慎言與狂熱的理想主義結合起來，「讓人們不易瞭解和明白他，他把自己包裹起來，十分確信他事業的正當性」。雖然當時的雷諾茲似乎是健康的，可他也患了結核病。1945年8月，他在自己的病床上寫信給奧威爾說：「我星期一晚上不得不突然住進來，因為我一直在咯血。」[5]
他們的個人怪癖也相似。奧威爾諷刺過雷諾茲有意為之的社會主義者裝束（在獨立工黨的暑期學校裡過於明顯）——「不穿襪，穿便鞋、非常破舊的燈芯絨褲子和顏色鮮艷的開領襯衫」——在《通往威岡碼頭之路》和《上來透口氣》都諷刺過，在後一書中，主人公保靈嘲笑了那些信奉「素食主義、簡樸生活、詩歌、早餐前去蹚露珠」的怪客。那些段落被雷諾茲的妻子——小說家埃塞爾·曼寧（Ethel Mannin）善意借用，將她的下一本小說《蹚露水》（Rolling in the Dew，1940）獻給了奧威爾，她寫道：「獻給對留鬍鬚、喝果汁、穿便鞋、早餐前去蹚露珠者深惡痛絕的奧威爾。」雷諾茲也沒有一味拜倒在奧威爾腳下，他指出奧威爾「有他自己按良心辦事的姿態，就是通過同情和理解他自己（不是很準確）概念中的體力工人，生活在其出身階層之下……令他看上去衣衫襤褸、不修邊幅」。
他們之間顯然有很多話題可談，雷諾茲證實了斯其茲對奧威爾政治觀的描述，那受到其肺病和戰爭之無情一面的影響。雷諾茲也強調了他的幻滅感和低沉情緒：「是個現實主義者，他身上找不到一點令狂熱者為顯然無望的事業滿懷希望工作的那種神秘性。奧威爾已經透過他疲憊的雙眼看透這個世界……在他看來，很多有關的人們及我們在其中生活的時代的有趣之處，都不過顯示了兩者的總體墮落。」就像傳記作家詹姆斯·博斯韋爾筆下受折磨的塞繆爾·約翰遜[6]：「他身體受到疾病折磨，令他常焦躁不安；還有種與生俱來的憂鬱，其雲翳使他想像力的亮度受損，也為其全部思考行為蒙上一層悲觀色彩。」[7]
他們的友誼一直持續到奧威爾去世。1942年，奧威爾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時，他講究技巧地推掉了雷諾茲關於做一次廣播講座的提議。「我知道土壤肥力和保存糞便的重要性，」奧威爾寫道，「可是我恐怕抽不出時間。」但在奧威爾寫作《一九八四》時，他們確實合編了一套文集《英國小冊子作家》（British Pamphletters，1948）。「他忙得沒時間做這項工作，」雷諾茲寫道，「所以由我挑選和編輯那些小冊子、加歷史方面的註解及闡釋、找合適的政治漫畫、校對和干其他辛苦活。他為第一卷貢獻了一篇具有他作品特點和啟發性的前言，五千字左右，那一卷的時間跨度從伊麗莎白女王到法國大革命。」[8]
2
為避免病情再度惡化，奧威爾被建議前往一個氣候溫暖乾燥的地方過一個冬天。1938年夏，馬克斯·普洛曼的妻子告訴富有的小說家L.H.邁爾斯（L.H.Myers）奧威爾將於9月1日出院，之前邁爾斯去療養院看望過他。跟理查德·裡斯一樣，邁爾斯也對自己不勞而獲的收入感到慚愧，他通過多蘿西·普洛曼向奧威爾隱名贈送了三百英鎊。奧威爾和愛琳在法屬摩洛哥度過了那個冬天，而傑克·考曼在他們寓居國外時照料那間村舍。
阿諾德·本涅特[9]筆下的邁爾斯「瘦削，膚色深，寡言，有點兒矯揉造作，但顯然心地善良」。奧威爾喜歡邁爾斯，認為他「是個令人愉快的人，也是文筆精緻、一絲不苟的作家，但缺少活力」。奧威爾有時去這位朋友位於漢普郡的鄉間住宅住，後來他就邁爾斯的政治信仰及慷慨性格寫道：
他對英國統治階層極盡挖苦，並說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因為他們對德國的（同情）態度而實際上是不可靠的……他的本能是屬於一個自由主義者的，但覺得支持蘇聯是其義務，因此要排斥自由主義。我認為其搖擺是出於繼承了一大筆收入，無疑，從某一方面說他為此感到慚愧。他生活得非常簡樸，不斷把金錢贈予他人……是個溫柔可親、思想開明的人。[10]從療養院出院後，奧威爾在倫敦只待了一天，然後和愛琳直接去南安普頓登上了英國的半島和東方公司的「斯特拉瑟登」號班輪（當時西班牙內戰仍在激烈進行，他們不得不乘船前往摩洛哥，以避免走伊比利亞半島）。他們訂了到直布羅陀段航程的二等艙，然後渡過海峽到了丹吉爾，接著又登上去馬拉喀什的火車並於9月14日到達。他們在宏大旅館住了一周，然後在一位韋萊太太的家裡寄宿了一個月，後來租下了離市區三英里、緊挨一個椰棗大種植場的西蒙別墅，馬拉喀什是北非商隊路線的交叉點，氣候絕佳，據說是摩洛哥最漂亮的城市。庫圖比亞清真寺及其兩百英尺高的宣教塔是市內最高最醒目的建築，整座城市、博物館、王宮、花園和露天市場的迷宮無不在其俯視之下。冬天時頂部白雪皚皚的阿特拉斯山脈高高聳立，成了椰樹、粉紅色建築和土建高牆攝人心魄的背景。這個城市的生活中心是巨大的吉馬弗那廣場，擠滿了賣吃的、說書的、代寫書信的、巫醫、牙醫、神秘主義者、演雜技的、打鼓及跳舞的等等。
愛琳告訴她母親，他們的別墅「完全獨立，除了外屋住著幾個侍弄別墅周圍橘子園的阿拉伯人……有間很大的起居室、兩間臥室、一間浴室和一間廚房」。跟在沃靈頓村一樣，那裡「沒有烹調用具，但我們會有一些盛著木炭的小罐子和一個煤油爐」。奧威爾和愛琳都疲倦、虛弱、不開心，也生著病。愛琳在經過西班牙的痛苦經歷後，在她的法國身份證照片上，她看上去面色蒼白而且疲憊。在馬拉喀什時可能由愛琳所拍的一張照片上，瘦削的奧威爾穿一件短袖襯衫，上面有幾隻蒼蠅（一種本地特色），小指上戴著一枚圖章戒指，嘴裡叼著一根煙，坐在一張以禾稈當墊的椅子上，後面又墊了個枕頭，他正在桌前埋頭寫作他的下一部小說《上來透口氣》。他在休息時去給那頭面上有白斑的黑羊中的一頭擠奶——他總是得養幾頭羊——那些羊都用鏈子拴著，其主人是一個身穿黑袍、剃光頭的阿拉伯人。
奧威爾對摩洛哥風景如畫、旅遊業等方面不感興趣，而對社會及經濟狀況、農業耕作方式及城市貧困感興趣。他討厭所看到的種種。他在馬拉喀什待的幾個月讓他能夠評價英國和法國的殖民主義，他覺得跟摩洛哥比起來，緬甸似乎是個天堂。那些村民住泥巴牆圍著的簡陋的小茅草屋。市內的舊阿拉伯區有著迷宮般的集市，駱駝和驢子到處都是，很有外國風情，但因為灰塵及貧窮打了折扣。衰敗的殖民地環境和一場歐洲大戰將至的威脅令其心中充滿悲觀。對環境，他有著小說家的本能感覺，知道將發生什麼事。
愛琳也覺得馬拉喀什是個「糟糕的居住地。有一些漂亮的拱門卻散發著很難聞的氣味，還有臉上長滿癬的可愛的小孩子，另外還有蒼蠅」。他們在一片墓地後望著太陽落下時，奧威爾病態地堅持說那裡「到處有看不見的蟲子」，他們就沒看日落走了。將至的炸彈、饑荒和集中營讓他思前想後，他的陰鬱情緒讓愛琳也沮喪起來。奧威爾認識了幾個駐紮在附近的法國外籍軍團士兵，令他吃驚的是，那些人對迫近的歐洲危機毫不關心。
在給瑪麗·考曼的信中，愛琳不安地寫道：「他在這兒的身體比我見過的還要糟糕。這個國家現在或者不管怎麼樣是個令人情緒低落得幾乎無法忍受的地方。」埃利莎維塔·弗恩解釋道：「那不是個特別好的主意：那種炎熱乾燥的氣候再加上空氣中的沙塵對喬治的肺有刺激……他們倆1939年春天回到英國後，身體都沒能變得更強壯、更好。」
1月底，為避開炎熱和灰塵並讓奧威爾從寫小說中休息一下，他們在泰德特待了一周。那個村子在馬拉喀什東北約65英里，位於阿亞特拉斯山區5000英尺高處。道路自沙漠起盤旋而上，路兩旁的山坡上點綴著夾竹桃和低矮的橡樹。道路通到一個風景秀美的地方，四面景色可觀，臨近山間溪流有座中等規模的旅館。「這地方極好，」奧威爾在給傑弗裡·戈爾勒的信中寫道，「有石灰岩大峽谷和積滿凍雪的溝壑，還有個帶泥建平頂小屋的柏柏爾人村莊。」[11]
但在泰德特，這對夫婦遇到了另外一種問題。愛琳的朋友萊蒂斯·庫珀說過：「我想喬治不是那種想一直處於結婚狀態下的男人。」他專注於自己的工作，比一般人需要更多獨處，也需要得到別的女人的自由。他對很易得到而且通常長得漂亮的柏柏爾族女人非常動心，他在《摩洛哥日記》中形容她們「極其引人注目，她們通常膚色很白皙，有時白得以致臉頰上現出紅色，黑色頭髮，眼睛特別好看。沒一個戴面紗……所有女人下巴上都刺花紋，有時兩邊面頰上都是。比起大都是羞怯的阿拉伯婦女，她們大膽得多」。
在跟愛琳一起生活和從肺病康復時，奧威爾似乎不太可能接觸到柏柏爾女人。但是他因為寒冷的山間空氣恢復了精力，後來告訴過兩個人在這裡有過的私情。哈羅德·艾克頓——奧威爾告訴過他緬甸女人的可愛之處——讓人們對奧威爾性格中的色慾一面難得地略有所識：「人們很難把肉體滿足與這個面色蒼白的苦行之人聯繫起來，但他承認跟某些摩洛哥女孩在一起時，他體驗過那種少有的極樂感覺。」他也稱讚了她們的純樸、魅力和坦率的肉慾。奧威爾的好友托斯科·法弗爾曾寫道：「他發現自己越來越被阿拉伯少女所吸引，以致最後告訴愛琳他必須得到一個那樣的女孩，一次為限。愛琳同意了，他就得到了他的阿拉伯女孩。」愛琳可能同意奧威爾去找一個妓女，但那一定讓她不開心，而且損害了他們的婚姻。
1938年12月，他在信中告訴康諾利他為何不喜歡摩洛哥：「在我看來，它似乎是個乏味透頂的國家，沒有森林，幾乎沒有野生動物，那些多少靠近一個大城鎮的人完全被針對遊客的騙局再加上貧窮所敗壞，那把他們變成了一個乞丐和古董販子的種族。」他的隨筆《馬拉喀什》（1939）中包括一系列生動的印象：蒼蠅橫飛的葬禮、挨餓的阿拉伯人，卑劣的猶太人，絕望的農民，年老的搬運工，被殘酷使喚的驢子及品質很差的士兵。這些簡單的場景揭示了法屬殖民地艱難的經濟狀況，讓他加強了對殖民主義的抨擊，這種經濟狀況使被殖民者在道德、社會和政治意義上降到無關緊要的地位：「當你看到人們是如何生活，特別是看到他們多麼容易死去時，總難相信自己是走在人類中間……那些有著棕色皮膚的人幾乎是看不見的。」[12]
3月下旬，他們在卡薩布蘭卡坐上了「安國丸」號輪船，儘管日本侵略了中國並支持納粹德國，那是因為6.10英鎊的船票比英國的半島和東方公司班輪票價便宜很多。他們在3月30日到達倫敦後，得知佛朗哥打贏內戰，控制了西班牙。幾千個共和派分子逃離西班牙，留下的有幾千名被逮捕並遭到處決。這條消息證實了奧威爾對歐洲前景的最大擔心。
3
回到英國後，奧威爾仍對別的女人感興趣。1938年，他在療養院住院時，愛琳知道他寂寞，就力勸朋友莉迪亞·吉伯托維奇·傑克遜去看望他。莉迪亞1899年出生於俄羅斯，曾受教於列寧格勒大學，1925年來到英國，後來跟劍橋大學的一名法律講師結婚，4年後的1935年與其離婚。她跟愛琳同在大學學院學習心理學，後來成了一名兒童治療學家。她以埃利維莎塔·弗恩為筆名寫作，1951年翻譯了企鵝版《契訶夫戲劇集》並為其作序。她是個深膚色的漂亮女人，像芭蕾舞演員一樣梳馬尾辮。她比愛琳更精力旺盛、見多識廣，擊劍、滑雪、馬術樣樣精通。
在其自傳《一個俄羅斯人的英國》中，莉迪亞寫道，奧威爾曾將她置於一個難堪境地，那是當他們坐在草地上時，他突然擁抱了她。她忠於與愛琳的友誼，根本沒覺得奧威爾有吸引力——「他糟糕的身體甚至引起了我輕微的反感」——她可能也擔心被傳染。但她知道他不開心、沮喪，而且當時沒跟妻子在一起，那讓她難以拒絕而傷害其感情。她不想表現得像是故作正經或小題大做地把他推開，而是採取了一種有修養的做法，允許他擁抱並親吻了她。她當時考慮得很少：「我當時相信他很愛愛琳，我根本無法和她相比。」
莉迪亞本想好意待之，卻讓奧威爾誤會了她的感情。3月1日，他悄悄地從馬拉喀什給她寫了一封信，讓她為他回英國有所準備：「我想你想得很多，不知道你是否想到過我。我知道把這種事寫進信中是魯莽之舉，不過你會聰明地把它燒掉，不是嗎？我很盼望見到你。」在摩洛哥養病後，他似乎感覺好了一些，慾望更強了。到達倫敦的那天上午，他把《上來透口氣》的原稿交給了倫納德·摩爾後直接去了莉迪亞的公寓，但發現她不在。他留了張便條，要她第二天上午待在家裡，但她再次設法躲開了。奧威爾又惱怒又困惑，他又留了張責備語氣的便條：「你今天上午故意不按我說的待在家裡……我按了三次門鈴。你在生我的氣嗎？我的確在摩洛哥給你寫過兩封信，我想你沒有給我寫信……也許我們可以約時間見面——除非你不願意。」
奧威爾堅持要求見面，他到了南沃爾德後，他們終於在4月份見了面。莉迪亞的不快因為同情心而消弭了，她無法讓自己對他「不親切」。她想好意相待時，他卻再次誤解了她的感情，堅持要跟她發生關係。她仍對愛琳忠誠，拒絕當他的情人。「他無疑一相情願地認為我讓他吻我是因為我喜歡。我不喜歡……（他是）一個病人，對他能否吸引女人失去自信，需要讓自己放心，需要安慰……我是這樣看待他為何堅持把我們的關係看作你情我愛那種關係的，不過從頭到尾，我都抗拒把它變成戀愛關係。」
愛琳猜度奧威爾還有另外一個女人，她沒有懷疑莉迪亞，而認為過錯方是布倫達·索克爾德。愛琳「懷著深深的沮喪感和對丈夫的怨氣」去了莉迪亞的公寓，告訴莉迪亞從摩洛哥回來後，「他們的關係一直很和諧」，但接著就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愛琳相信原因是「有個女教師什麼的，村裡人看到過他跟她見面。那件私情之所以持續下去，是因為她拒絕跟他發生關係。如果她同意了，它很早就會結束」。莉迪亞因未被懷疑而鬆了一口氣，但想到會傷害愛琳讓她很害怕，就跟奧威爾斷絕了關係。1948年5月時，奧威爾住在另外一間療養院，前所未有地病得更厲害也更孤獨。他在給莉迪亞的信中感歎道：「我很想再次見到你，前不久的一天夜裡，我多麼希望你在我身邊。」但這一次她完全避免糾纏進去。[13]
在奧威爾悄悄去找莉迪亞的間隙，他還去南沃爾德看望了家人，並安慰正患腸癌、忍受病痛的父親。「我爸爸就要去世，可憐的老人，」他告訴傑克·考曼，用了一個板球的比喻，也提到父親對自己的影響，「他81歲了，所以是打了幾局好球，可是當某個你從小就認識的人去世時，會留下一個多麼難以癒合的空洞啊。」第二個月，當全家人都病倒時，愛琳急忙從沃靈頓村趕了過來，她不得不應付又一次醫療危機。「埃裡克的爸爸一病不起，而且很厲害，他媽媽得了靜脈炎。我急忙趕去照料，就像他們說的，盡些應盡的孝順義務。埃裡克在門口迎接我，他發燒到了華氏102度。」6月28日，理查德·布萊爾去世，享年82歲。奧威爾小時候很少見到父親，從緬甸回來後才開始瞭解父親。在奧威爾流浪的那幾年中，父子又疏遠了，此後再未親近過。但就像梅布爾·菲爾茲所寫的，奧威爾「總想讓他爸爸為他驕傲……他一直傷心於沒能達到他爸爸的期望」。就像維多利亞時期小說中的一個場景或一個關於浪蕩子的喻世故事，奧威爾在父親彌留之際得到了他的讚許，父子達成了互相諒解。6月25日，在一篇名為《喬治·奧威爾先生的成功》的熱情洋溢的書評中，拉爾夫·施特勞斯（Ralph Straus）稱《上來透口氣》為「一本傑作」。奧威爾告訴倫納德·摩爾老理查德·布萊爾在聽到此消息後不久死去：「很高興的是他最近不像以前那樣對我失望了。很奇怪，他最後清醒的時刻是聆聽我在《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的一篇書評。……我姐姐帶來了這份報紙並讀給他聽，一小會兒後，他就昏迷過去，再也沒有醒來。」奧威爾告訴理查德·裡斯「他自己合上了父親的眼睛，並按照傳統做法，在他的眼瞼上放置一枚一便士硬幣」，但給這段故事加上了一段他典型的坦誠及嘲諷性轉折：「葬禮後，他對於怎樣處理那兩枚硬幣左右為難。『到最後，我走到海邊把兩枚硬幣扔進大海。你認為有人會放回口袋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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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他這本《上來透口氣》（Coming Up for Air，1939），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結尾一段中，奧威爾把戰爭的可怕與童年時在那裡待過的安寧、綠色、宜人的泰晤士河谷做了對比：
這裡仍是我從小就瞭解的英國：鐵道路塹裡長滿野花，毛色發亮的高頭大馬在深厚的草地上吃草、沉思，舒緩的河流柳林夾岸，榆樹上蔚然團團綠雲，村舍院子裡種著飛燕草……全在睡著的英國中酣眠，我有時擔心我們將永遠不會醒來，直到被炸彈的轟響驚醒。「夢遊者」是希特勒形容德國人時創造的一個詞，奧威爾說它「用在英國人身上更合適」。這部小說從頭到尾回應著這種看法，奧威爾一再點明其論點：英國往昔的美好生活已經消失，被一種現代化、高效的，然而又無趣和醜陋的大眾文明所取代；我們被惰性和自滿麻痺，但戰爭不可避免，它將把昔日殘留一掃而光。書中第一人稱敘述者喬治·保靈預言道：「那都是即將發生的。包括所有你已置之腦後的，那些令你害怕不已的，那些你告訴自己只不過是個噩夢或發生在國外的事情：炸彈、領食物的隊伍、膠皮警棍、帶刺鐵絲網、囚衣、標語、大面孔、從臥室裡往外嗒嗒射擊的機關鎗等等，那都是將要發生的……逃無可逃。」
保靈是奧威爾首次刻意塑造出的一個代表性人物，也是他筆下最吸引人的主人公。他選擇描寫了一個中等偏下階層的保險代理人：一個肥胖、健談、滿不在乎的角色，他跟泡酒館的人關係融洽，人們永遠也不會把他和奧威爾混淆。他家住在一幢質量低劣的住宅裡，位於乏味的倫敦郊區，妻子愛嘮叨，滿腦子考慮的是錢，兩個孩子惹人生氣。小說開始是1月的一天早晨，他決定不告訴妻子他在賽馬賭博中贏了錢。45歲的保靈感覺自己掉進了一個陷阱，滿懷憤慨，但當他忙碌時，他個人的怒氣讓位給了總體上的不祥之感，處於「一種先知先覺的精神狀態下，在此狀態下，我能預見世界末日，這樣想著也多少有點兒興奮感」。儘管處於交通和人流的紛擾之中，他似乎是「夢遊者之城中唯一一個醒著的人」。
3月份，保靈決定把贏來的那筆錢用於回下賓非爾德一趟，他一戰前在那裡度過了田園詩般的童年。6月份，他溜開了一周，但幻想卻完全遭到破滅，只能垂頭喪氣回家。他對當前感到沮喪，在已經消失了的過去和毀滅性的未來之間進退失據。
保靈想逃離這個摩登時代，卻發現他的伊甸園已永遠失去。從某一層面上說，奧威爾觸及了一個普遍性主題，即維庸在《往年之雪何在？》（Ou sont Les Neiges d'antan？）中表達的痛切感。另外，它是本關於「英國現狀」的政治性小說，是對沉睡者發出的一聲呼喊，要他們去制止對鄉村的破壞、社會的衰退和逼近的戰爭。
這部小說具有自信的風格和前後一致的語氣標誌著它和奧威爾的早期作品明顯不同。保靈大段大段的沉思是巧妙地以說話方式寫出的，其思緒似乎散漫蕪雜，實則全圍繞一些揮之不去的想法：工作纏身、對婚姻不滿、缺少吸引力、正在變老、肥胖、戴假牙、悲哀地自認沒有哪個女人會多看他一眼等等。
保靈列出了一系列對比：當今交通及城鎮的無計劃擴張和往昔河畔的寧靜；他在快餐吧吃到的倒人胃口、以代用物所制的香腸和他母親以前的家制食物；那時和現在的他。保靈認為這個世界跟他一樣，也發生了變化，都向著更糟糕的方向，但他仍是那同一個男孩，依然充滿潛力：「我俗，感覺遲鈍，能融入周圍環境……但我內心還有些別的，主要是過去的一些遺留……我是胖，但內在的我是瘦的。」[15]
但這部小說的結構及風格更得益於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保靈就是奧威爾筆下的布魯姆，是個平常的俗人，性格親切，具有單口相聲演員自嘲的那種幽默感。跟喬伊斯一樣，奧威爾用了不斷重現的主題來使這部小說保持緊湊：保靈三次釣魚未遂；他過去的外遇和目前想對妻子不忠卻未能成功；報紙上關於殘肢的聳人報道以及轟炸受害者的屍塊；常常在頭頂飛過並最終轟炸了下賓非爾德市場的黑色飛機。保靈腦子裡有很多溺水的幻象——浸沒於恐懼之中，上來透口氣，在污染中艱於呼吸等——這些與水有關的主題也將這本小說統一起來。
特別在關於童年的那些懷舊章節中，聽上去，保靈的口吻跟奧威爾在「信筆所至」專欄及關於英國大眾文化的隨筆中表現出來的親切、嘲弄、有說服力的語氣很像。在《唐納德·麥克吉爾的藝術》（The Art of Donald McGill，1940）中，奧威爾列出了明信片漫畫的常見套路：所有女人都謀劃只使女人得益的婚姻；所有丈夫都怕老婆；中年人都是酒鬼；裸體主義可笑；防空襲做法愚蠢；私生子和老處女有趣——而保靈對這些幾乎全都贊同。
這些成見有助於刻畫保靈的性格，但接近奧威爾自己的想法。《通往威岡碼頭之路》中有很多同樣的諷刺：單調乏味、死氣沉沉的住宅群，難以找到未受污染、裡面有魚的溪流，性情溫和、無頭腦的社會主義者和古怪的素食主義者、嗜好健康食品者、飲果汁者、穿便鞋者、裸體主義者和同性戀之流。保靈先知先覺的語氣跟奧威爾的一樣，而他對女人的厭噁心理——這本小說中的所有女人都要麼是心胸狹隘，要麼已經衰老、冷淡，要麼缺乏興趣——洩露了奧威爾自己對婚姻的不滿、因為不忠的內疚和因為愛琳不開心的自責。在此背景下，保靈的肥胖似乎隱喻了奧威爾自身的疾病。保靈這樣說其妻希爾達：「有時，她將我拿獲的方式讓我幾乎相信有通靈這回事，不過她在我有那事沒那事時總是一樣懷疑我，我多多少少總是被懷疑。老天作證，過去幾年……我可一直夠清白的了。你要是長得和我一樣胖，想不清白都難啊。」保靈的自憐影射了奧威爾對莉迪亞徒勞的追逐。
對保靈受傷及其一戰時長期在一處廢棄據點讀書的描寫讓人想起奧威爾在西班牙及緬甸的經歷。保靈對於詩意細節的敏銳眼光，關於教堂裡的氣味及噪音的回憶，對殘酷、恐怖和令人厭惡的事物的感覺，對虛假和做作的憎惡，那全屬於奧威爾。當朱利安·西蒙斯提到儘管奧威爾發揮了想像力，但保靈還是有點與其創造者過於相似時，奧威爾回答道：「當然你在這點上完全正確，就是我自己的性格經常影響講述者的性格。」在承認這部小說具有挑起爭論的目的後，他又說：「無論如何，我不是個真正的小說家，那種特有缺陷在以第一人稱所寫的小說中都有，永遠不該那樣寫。」[16]
《上來透口氣》是一部過渡性作品，它集中了奧威爾30年代的貧困小說中探索過的主題，預示了接下來的10年中他將寫出的政治諷刺作品。這本小說的故事背景地和中心主題早在《巴黎倫敦落魄記》中就出現過，在那本書中，他描寫過在下賓非爾德流浪和在塞納河裡釣魚。《保持葉蘭繁茂》跟《上來透口氣》有很多相似之處：戈登·科姆斯托克相信我們的文明正在滅亡，整個世界不久將被炸個粉碎；他對婚姻的惡評和想像無數戰戰兢兢的奴隸向金錢之王座頂禮膜拜等等。跟戈登同在一處寄宿居住的旅行推銷員弗萊克斯曼和保靈一樣，有著同樣出色的幽默感、矮胖身材和適度虛榮心，他也額外花錢以躲開妻子。缺乏活力的科姆斯托克家跟希爾達·保靈死氣沉沉的娘家相似，就像保靈的朋友——牛津大學教師波提歐斯一樣，他們完全生活在過去，不關心政治，被左派讀書會狂熱的演講者取代。聽了那位演講者術語連篇、為挑起仇恨德國人而做的演講，保靈想到「所有的正派人都已癱瘓，是已死的人和活著的大猩猩，除此兩種什麼都不是」。他告訴來開會的一個小伙子上次戰爭「只不過是個操蛋的爛攤子而已，要是再來，你別參加」。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D.H.勞倫斯曾絕望地寫道：「我太悲哀了，為了我的國家，為了這已有兩千年的文明巨浪正在崩潰，悲哀也難以存活下去。過去事物如此美麗，卻在感傷中一去不回，而新者不見出現……前方是漫長的冬季，到那時，所有景象都將不存，一切記憶盡會消逝。」《上來透口氣》正好寫於下次戰爭之前，而這場戰爭甚至更具破壞性。它開拓了勞倫斯的啟示性主題，並包括了一個明顯屬於政治性的預言。保靈感覺到腳下的世界正在破裂和瓦解，那些暫時待在英國這一平靜回水處的體面人是全然被動的。「可是東歐的新人類是最新型的人，用標語思考，用子彈交談，他們又當如何？」他警告道，「他們在追趕我們，不久就會追上。」[17]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評論道，1914年後出生的人都「無力快樂」。保靈對昔日的追尋動人地再現了那段具有絕對安全感的時光，並將其與他跟愛爾西·沃特斯那次在樹林做愛聯繫起來。她具有一種「極其溫順，極其女性化的氣息。一看到她，就知道她是那種可以擁入懷中，想對她怎麼樣就怎麼樣的女人。她渾身洋溢著女人味，非常溫柔，非常聽話」。他記得黃昏時跟她一起散步的感覺：「一九一三！天哪！一九一三！那種寧靜，那樣的綠水，還有壩上的嘩嘩流水！它永不再來。我不是說一九一三年永不再來。這種感覺要麼你曾經有過，用不著我來告訴你；要麼你從未有過，而且以後也不會有機會體驗。」後來，當保靈站在父母墳前時，頭頂飛過的一架轟炸機突然投下一道令人心悸的陰影，它象徵了這部小說的主題：過去已死，未來危險。
英國評論者對這部小說評價甚高，《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的評論者稱讚《上來透口氣》是部「警世之作」，「有著熱情洋溢而又無比誠實的想像」。奧威爾去世後的1950年，它才在美國出版，由於《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影響在前，其價值並未得到充分認識。歐文·豪（Irving Howe）[18]忘了這本小說的寫作年代，稱它「完全無出乎意料之外」。他指出奧威爾缺少「真正小說家的那種創造性」，他最擅長的是隨筆及新聞報道寫作。埃德蒙·福勒（Edmund Fuller）稱奧威爾為厭惡人類者：他「不單不喜歡，他完全是鄙視人類」。但愛爾蘭作家詹姆斯·斯特恩（James Stern）稱讚奧威爾關注普通人，並認為《上來透口氣》是「一部人物塑造上的傑作，一部驚人力作」。
也許是被保靈的輕鬆語氣所誤導，伊薩克·羅森菲爾德（Issac Rosenfeld）認為此書「未能寫出戰前生活的焦慮感」——然而難以想像還有哪本小說比它更焦慮，甚或更驚慌失措。但他提出了一個精到而且影響甚廣的觀點，即奧威爾「政治激進，感情保守」，表現在《上來透口氣》中：儘管這部小說中充滿對過去的懷念，奧威爾在思想上卻確信需要變革，在戰時新聞報道中，他曾期望由一個社會主義政府進行根本改革。
《上來透口氣》反對英國與德國開戰，但是當戰爭於這本小說出版後3個月爆發時，奧威爾改變了主意。10月30日，作家埃塞爾·曼寧——她與雷金納德·雷諾茲結婚，終生是和平主義者——對奧威爾給她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支持打仗而惱火：「親愛的埃裡克·布萊爾（因為您是那樣簽名的），您信裡的最後一段讓我吃驚……您希望身體夠好，以便參軍為打垮希特勒、法西斯主義什麼的出一份力……可您畢竟在《上來透口氣》中寫了那麼多啊，我不理解。」[19]在奧威爾看來，保衛危難之中祖國的愛國舉動比戰前所持原則更重要。他曾為西班牙而戰，如果能夠，他也將為英國而戰。
[1] 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德斯蒙德·揚1937年12月28日致奧威爾的信；《將當國王的人》，《路特雅·吉卜林最佳短篇小說選》，傑弗裡·邁耶斯所編（紐約西格奈特版，1987），第88頁；《全集》，11.121、11卷第122頁註解、11.123（1938年2月12日信件）。——原注
[2] 《全集》，11.128（愛琳1939年3月14日致傑克·考曼的信）；《全集》，11.127、128—129（愛琳致傑克·考曼的信）；據醫療報告，見謝爾登《奧威爾傳》第289頁；《全集》，11.165（愛琳致金－法羅的信）和11.190第2則註解（1938年11月8日醫療報告）；《全集》，11.130（1938年3月底信件）。——原注
[3] 托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國小說家，除《魔山》外，還著有《死於威尼斯》《布登勃洛克一家》等，獲得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1933年流亡國外後於1944年加入美國籍。
[4] 喬治·凱恩，沃爾特·佩吉爾和勞倫斯·奧肖內西，《肺結核的病理、診斷、治療及預防》（1939年初版，1964年第4編，倫敦版），第428頁；F.B.史密斯，《1850—1950肺結核病休養地》（紐約，1988），第166頁。——原注
[5] 《全集》，11.129（愛琳1938年3月14日致傑克·考曼的信）；《全集》，11卷第228頁註解（約翰·斯其茲）；伊恩·黑爾，《深具見識之人》，雷諾茲的訃告，1958年12月26日《友人》，第1664頁；奧威爾檔案庫所藏雷金納德·雷諾茲1945年8月22日致奧威爾的信。——原注
[6] 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國作家、評論家、辭書編者，編有《英國辭典》，著有《長詩》《人類慾望的虛幻》等。
[7] 黑爾，《深具見識之人》，第1664頁；《全集》，7.228；雷金納德·雷諾茲，《我的生平及罪過》（My Life and Crimes，倫敦賈羅德版，1956），第212—213頁；詹姆斯·博斯韋爾（James Boswell），《約翰遜傳》（G.B.希爾和L.F.鮑威爾編輯，牛津，1971），4.427；奧威爾穿著一件襤褸到幾乎碎裂的外套的照片可以參見弗農·理查茲著《家中的奧威爾：隨筆及照片選》（倫敦自由出版社，1998）封底。——原注
[8] 《全集》，13.247（1942年3月26日信件）；雷金納德·雷諾茲，《我的生平及罪過》第214頁。——原注
[9] 阿諾德·本涅特（Arnold Bennet，1867—1931），英國小說家、批評家，著有《五鎮的安娜》《老婦人的故事》等。
[10] 阿諾德·本涅特，《日記》（紐約，1933），第755頁；《全集》，19.417（1948年8月7日）；《全集》，17.456（1945年底信件）。——原注
[11] 《全集》，11.199（愛琳1938年9月15日致其母親的信）；《全集》，11.206（愛琳1938年9月27日致瑪喬裡·戴金的信）；《全集》，11.249（愛琳1938年12月5日致瑪麗·考曼的信）；弗恩，《奧威爾的首任妻子》，第121頁；《全集》，11.321（1939年1月20日信件）。——原注
[12] 萊蒂斯·庫珀，《愛琳·布萊爾》，第5頁，奧威爾檔案庫所藏未發表打印稿；《全集》，11.325（1939年1月27日）；艾克頓，《一個美學家的更多回憶錄》，第153頁；法弗爾，《喬治·奧威爾》，第109頁；《全集》，11.253（1938年12月14日信件）；《全集》，11.417，420。——原注
[13] 弗恩，《一個俄羅斯人的英國》，第419頁；《全集》，11.336（1939年3月1日信件）；《全集》，11.348—349（1939年3月31日信件）；弗恩，《一個俄羅斯人的英國》，第431—432頁；《全集》，19.341（1948年5月24日信件）。——原注
[14] 《全集》，11.344—355（1939年3月19日）；《全集》，11.350（愛琳1939年4月9日致瑪麗·考曼的信）；梅布爾·菲爾茲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44頁；《全集》，19.365（1939年7月14日）；裡斯，《喬治·奧威爾》，第137頁。——原注
[15] 奧威爾，《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第231—232頁；《全集》，12.394（《獅子與獨角獸》，1941年2月）；《全集》，7.238、25、20。
在《上來透口氣》（7.20）中，保靈說：「我是胖，但內在的我是瘦的。你有沒有想到過每個胖人的內部都有個瘦人？」5年後，在《不安靜的墳墓》（1944年初版；倫敦，1961）第58頁，肥胖的康諾利（奧威爾寫保靈長相的靈感可能得自於他）借用此想法寫道：「被囚禁於每個胖人體內的是一個瘦人，他在猛打手勢想出來。」——原注
[16] 《全集》，12.191（1940年6月21日書評）；《全集》，19.336（1948年5月10日信件）；《全集》，17.143；19.336（1948年5月10日信件）。——原注
[17] 《全集》，7.169，7.160；D.H.勞倫斯，《書信集，第二卷，1913—1916》（喬治·茲坦魯克和詹姆斯·博爾頓編輯，英國劍橋，1969），第115頁；《全集》，7.168—169。——原注
[18] 歐文·豪（Irving Howe，1920—1993），美國著名評論家、文學教授，著有《寫作與大屠殺》《一個評論家的手記》等。
[19] 伯特蘭·羅素，《1944—1969年自傳》（紐約，1969），第115頁；《全集》，7.106—107；邁耶斯，《喬治·奧威爾：重要遺產》，第152—174頁；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埃塞爾·曼寧1939年10月30日致奧威爾信。——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