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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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19日，正當奧威爾在沃靈頓村寫作《通往威岡碼頭之路》時，西班牙的法西斯派在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將軍率領下發動右翼政變，反抗民主選出的共和黨政府。此次叛亂引發了內戰，西班牙內戰成為全歐洲意識形態戰場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這次武裝反叛沒能佔領全國，而由武裝工人階層支持的共和派仍控制西班牙全境的三分之二，包括馬德里、畢爾巴鄂、巴塞羅那和巴倫西亞。共和軍（或稱共和派）和法西斯軍（或稱國民派）開戰，前者由農民及工人組成，由共產黨領導；後者得到了軍隊、地主和天主教會的支持，由佛朗哥領導。
奧威爾曾寫道，隨著戰爭的進行，希特勒的德國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開始干預，目的是消滅西班牙的民主，為將至的戰爭搶佔一個戰略要地，並順便在那些無助的人們頭上試用他們的轟炸機。俄羅斯人以撥少量武器換取了最大程度的政治控制。英國人和法國人只是不願正視，而他們的敵人取得勝利，盟友被消滅」。很快就變得明朗的是，即使共和軍得到俄羅斯技術人員、顧問以及國際縱隊志願者的幫助，仍無法打贏戰爭，除非英、法、美三國放棄中立政策，像德、意支持右翼那樣積極支持左翼。儘管共和軍在人數及裝備上都不如法西斯軍，他們還是與之打了三年仗。
奧威爾很快就成了幾千國際志願者中的一員，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幫助西班牙共和軍。小說家艾倫·賈德（Alan Judd）形容他為「一個勇敢的戰士，一個儘管不情願但是稱職的殖民地警察，情感上保守然而真誠，一個激進的批評者；一個摩托車手，一個藐視疾病及大衣的人。總而言之，有男子漢氣概」。他當時剛剛結婚，在農村住得雖然不舒適，但是快樂，而且正在寫作他的第一本擁有廣大讀者的書。他身體不好，特別想養一個自己的孩子。可是他願意為一個遙遠之地的外國事業犧牲一切。如果他戰死，將沒有什麼可以留給愛琳。12月底，他寫完那本書奔赴巴塞羅那後，其妻兄勞倫斯·奧肖內西評價奧威爾「有種勇士般的精神」。[1]
奧威爾試圖令其妻子、家人和朋友們放心，說他是作為一個觀察者和記者去西班牙，但他一直想打仗。《新英語週刊》中編輯過他作品的菲利普·麥裡特記得他曾斬釘截鐵地說：「這種法西斯主義，總得有人制止它。」他一到巴塞羅那就加入了民兵組織，似乎想以此抵消他幹過的警察工作，並清除他在緬甸時負上的內疚感。
跟康諾利、奧登和斯彭德形成對比的是，奧威爾計劃在西班牙待到最後，而那幾位只在西班牙漫遊幾周後就平安回家了。精於學習語言的他在離開英國前就為此次西班牙之行做準備並開始學習西班牙語。早在1932年，他就自薦當過翻譯，這次他也誇大了自己的西班牙語水平。他告訴倫納德·摩爾：「我精通法語，西班牙語也相當好。」實際上，據一個在西班牙時認識他的醫生所言：「奧威爾的西班牙語只有初級水平，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西班牙口語只能在咖啡館侍者面前湊合著用。」[2]儘管如此，他也學了一些加泰羅尼亞語，以他所知的對付著說。
他決心在西班牙打仗，可是去那裡時遇到了困難。他被英國共產黨書記哈里·波利特認為政治不可靠而拒絕了，波利特控制國際縱隊中的英國志願者，他大概從維克托·戈蘭茨那裡得到了警告，得知《通往威岡碼頭之路》中有對左派的抨擊。奧威爾轉而找獨立工黨，儘管他不是其成員。工黨由蘇格蘭工人領袖、國會議員基爾·哈迪（Keir Hardie）創建於1873年，那是在他與自由黨關係惡化後。成立後40年中，它跟工黨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但拒絕跟共產黨結盟或加入共產國際。伯納德·克裡克將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獨立工黨描述為「左傾，主張人人平等，是世俗化福音派和非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奇特的混合體」。獨立工黨不僅把奧威爾介紹給在西班牙與其關係最密切的盟黨馬統工黨（POUM）——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還給了奧威爾所需的證件。很具象徵色彩的是，他把家傳銀器當掉來裝備自己去參戰。當艾達前去用茶點時，愛琳不得已說那些銀器被送去刻圖案了。
奧威爾一直跟美國來的移居者亨利·米勒保持通信，他稱讚過米勒早期的小說，去法國南方時，專門在巴黎跟米勒見了面。在論及米勒的評論《鯨內》（1940）中，奧威爾記下了不關心政治、思想狹隘、享樂主義的米勒對他自己為意識形態獻身精神所做的反應：「他對西班牙戰爭絲毫不感興趣，只是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說那時去西班牙是笨蛋才會做的事。他能理解有人完全出於自私的動機——比如說好奇——去那裡，但從一種義務感出發摻和進去是十足的蠢行。」米勒後來回憶道：「奧威爾這人本身很不錯，但說到底我覺得他蠢。跟很多英國人一樣，他是個理想主義者，而在我看來，他似乎是個愚蠢的理想主義者。」儘管如此，米勒祝他好運並送了他一件皮夾克，那在前線用得上。奧威爾被震動了，從某種意義上說，米勒完全只關心自己的態度也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的見面有助於他確定自己當一個作家的目標。他覺得他的書要跟米勒的書形成對比，一定不脫離政治。奧斯特裡茲車站開出的「紅色」列車上擠滿了外國志願者，當它在法國南部緩緩行駛時，奧威爾再次確定了自己的信念。雖然聖誕節期間沒多少人在堅硬的土地上辛苦幹活，但「每個在田里幹活的農民都轉過身嚴肅地向火車致意，如儀仗隊般，一英里又一英里都是如此」。[3]
當時的西班牙邊境是開放的，奧威爾過境時未遇麻煩，一到巴塞羅那，他就向馬統工黨總部報到。馬統工黨以其革命熱情和浪漫烏托邦主義聞名，它「是反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異見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結合體，兩派於1935年聯合，目的是建立一個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先鋒黨」。它有四萬黨員，但沒能吸引主要的城市工會，而得到其支持是至關重要的。他們的目標是首先完成革命，然後取得戰爭勝利。據歷史學家所言，「該黨在戰爭開始時僅僅成立十個月，除了巴塞羅那（在西班牙東北部）沒有真正的根據地，其政治影響在全國是有限的」。「它被（斯大林派）對手稱為托派，卻被托洛茨基及其朋友否認並受到猛烈抨擊，馬統工黨……1936年7月時只有3000多一點民兵。」
對馬統工黨持批評態度的共產黨員當時在左派陣營人數最多，是最有群眾基礎的一支力量。他們想在完成革命之前——而不是之後——先打敗法西斯主義。他們擔心以沒收財產為特點的革命會導致中等階層、外國公使和英法政府不滿。歷史學家雷蒙德·卡爾曾寫道：「馬統工黨的『路線』如果得到貫徹——難以看出這樣一個小黨會有希望貫徹任何事——將帶來（軍事上的）慘敗。」事實上，如一個英國志願者所言：「在馬統工黨中，軍事觀念根本不存在。」[4]
奧威爾加入馬統工黨的民兵組織（不是正規軍）時，他對馬統工黨代表什麼所知極少。跟其他志願者一樣，他想當然以為他們的共同目標是打敗佛朗哥，對西班牙左派陣營內部林立的派系之間強烈的敵意一無所知。雖然他被這些無紀律、裝備差勁的部隊那無望改變的獨特性所吸引，但他不巧參加的這派不久就成了被打敗一方中的被打敗者。結果他獲得了關於共產黨殘酷打擊其政敵的親身體驗。如他後來對自己出乎意料的處境寫道：「我加入馬統工黨的民兵部隊純屬碰巧，我對馬統工黨的『路線』主要持反對意見，我也很直率地這麼告訴過它的領導人，但後來當他們被指控有親法西斯行為時，我盡我所能為他們辯護。」奧威爾對這個黨一無所知，反過來，該黨對他也是。據研究馬統工黨的歷史學家維克托·阿爾巴所言：「馬統工黨未意識到奧威爾是個特殊『例子』，他只不過是個英國志願者而已。我相信這正是他能看到和理解戰爭並對其解釋那麼多的原因。」[5]
2
正像在巴黎時有意避開移居那裡的外國人圈子一樣，奧威爾在西班牙也保持一個局外人角色：他未曾參加文學圈的聚會；也沒有跟其他作家如海明威、瑪莎·蓋爾霍恩、巴勃羅·聶魯達、拉法埃爾·阿爾伯蒂[6]等人見過面，那些人都住在馬德里市大道上的佛羅里達旅館；他未參加名聲更顯赫的部隊，如馬爾羅[7]的西班牙飛行中隊或吸引了絕大部分外國戰士的國際縱隊。但奧威爾像西裡爾·康諾利一樣，有著同樣的興奮感，康諾利在巴塞羅那待過幾周並寫道：「自由、智能、公正和志同道合的感覺無處不在，那些遲鈍加一貧如洗的人們對自由、教育的渴望得到極大增強，這都是必然會看到和理解的。」
在巴塞羅那，工會掌權後，夢想已久的社會主義革命似乎已經來到。豪華酒店的餐廳被用作民兵食堂。中產階級的領帶及帽子和在酒吧、餐館、理髮店、擦鞋攤之類的地方付小費的做法及以第三人稱稱呼方式突然間全消失了，夜總會和妓院也被關掉。後來當上西德總理的威利·勃蘭特覺得這個城市的戰時艱苦生活被一種振奮人心的平等主義所調和：「你很快就會習慣幾乎沒有東西可吃，拿紅葡萄酒聊以充飢，頂多吃一些橄欖；很快也會發現，付小費和拍手叫侍者是不禮貌的做法。」國際縱隊中的一位英國志願者賈森·格尼也被那種普遍的理想主義深深感染：「令人激動的是那種樂觀主義的昂揚感覺：確信在人人自由平等的新社會中，當前社會上任何不對的無疑都會得到改正，而新社會就在前方。」雖然存在對教堂的令人震驚的褻瀆和迫害及殺害牧師、修女的行為，奧威爾仍陶醉於巴塞羅那的氛圍。他告訴康諾利西班牙之行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轉折：「我已經看到過精彩的景象，最終真正信仰了社會主義，而我以前從未這樣。」[8]在其餘生，他信奉的是社會平等及人格尊嚴。
獨立工黨在巴塞羅那的代表和奧威爾跟馬統工黨之間的聯絡人是約翰·麥克奈爾。麥克奈爾出生於紐卡斯爾，工人階層出身，是個熱誠的社會主義者，比奧威爾年長約十五歲，他在法國做過多年生意，會講法語及西班牙語。麥克奈爾和來自蘇格蘭的國會議員珍妮·李都記得奧威爾說過他要去西班牙參加民兵部隊，說他願意開汽車或做任何工作，也說他當過警察，知道怎樣使用步槍。他充分利用在沃靈頓村的開店經驗，在花名單上偽稱自己為「埃裡克：雜貨商」。但在1937年2月，馬統工黨的英語報紙《西班牙革命報》引用了奧威爾的話：「我已經想好我可以去前方打仗，這樣對工人更有用些。」幾個月後，這次在報紙上的小小宣傳——還有馬統工黨的出版物上奧威爾的照片——導致他被盯上。
就像法國那些農民向火車致禮一樣，在巴塞羅那，也有非常熱情的人群迎接志願參加共和軍者。可那些年輕人絕大多數無軍事經驗，在接受幾小時基本訓練後，他們組成了大大小小的分隊，很快被派去跟富於經驗的法西斯部隊作戰。在一篇回顧性隨筆中，奧威爾追憶了失敗一事的浪漫性，他描述了把列寧師中的戰友團結到一起時遇到的實際困難：「巴塞羅那的大型騎兵營房裡有過堂風很大的馬廄和鋪鵝卵石的院子，人們在冰冷的壓水井旁邊吃下糟糕的飯食，好歹有一杯葡萄酒勉強能嚥下去，穿褲子的女民兵劈木柴，點名是在大清早。」西班牙人一開始很不習慣看到外國人，他們以為那些在列寧軍營操練的英國人是俄羅斯人。有3000個英國志願者參加了西班牙內戰，其中一半受重傷，300人殞命。
作為一個伊頓公學畢業生和前警察，奧威爾習慣受到一定的尊重，他會說初級西班牙語，33歲的他比大多數志願者大了10歲左右，就自然負起了指揮之責。麥克奈爾對奧威爾的經驗和技能印象深刻，他曾提到：
他在軍營馬上取得了成功。他說標準的西班牙語，法語也夠用，因此能聽懂很多加泰羅尼亞語……在軍營的廣場上，他訓練大約50個年輕的新兵。他讓他們跑步、行軍；在沒有武器的情況下教他們進行步槍、拼刺刀訓練，只是用一根棍子代替武器……喬治跟他們最出色的一起跑步、行進。他們喊累時（直到他嚴加約束前，紀律都很鬆弛），他就讓他們休息五分鐘，而且不許抽煙。這讓他們吃驚，但喬治不為所動。有個英國人說：「我們進行的是英式軍訓，也就是前進、臥倒、跑步前進，然後再臥倒。那些西班牙人看到覺得很有趣，他們說：『你們不能趴著開槍，要站著開。』」師長看了奧威爾訓練那些西班牙青年的情形後樂觀地宣稱：「要是有一百個像他那樣的人，我們就能打贏這場戰爭。」[9]
1937年初，奧威爾在巴塞羅那僅僅待了7天後，就被派到西班牙東北部阿拉貢前線的阿爾庫維耶雷，軍銜為一等兵，手下12個人。很平靜地過了3周後，他去俯視薩拉戈薩的奧斯庫羅山加入了英國獨立工黨分隊，這支分隊是在他之後到來的，剛在巴塞羅那接受完訓練。斯大林的朋友、《消息報》戰地記者伊利亞·愛倫堡差不多在同期參觀了前線，並描述了這個荒蕪貧困地區的風景和氣候：
阿拉貢多石的紅色沙漠在眼前延伸。一小叢一小叢灰撲撲的橄欖樹點綴著那帶地方。夏日的炎熱令人無法忍受，冬天盡吹冰冷刺骨的寒風。偶爾會看到一個農民騎著頭小驢子趕路。飢餓的山羊在石頭縫裡拱著尋找熾熱的太陽未曬到的一片樹葉。村莊緊挨著光禿禿的山坡；房子和山丘是同樣顏色，影壁對路而建，讓那些房子看上去似乎已被廢棄。革命以一種令人鼓舞的方式發展到了農業集體組織，是它們在給養上協助阿拉貢前線的民兵。雷蒙德·卡爾曾寫道：「貨幣被廢除，零售業被禁止，咖啡、酒精和娼妓遭到排斥。終於，無政府主義天堂般的城市變成了現實。」但軍事上的勝利「取決於兩方面因素：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外部武器支援的程度和效果，以及稍微沒那麼重要意義上經過培訓的人員：第二看雙方在培訓能打仗的戰鬥力量上誰更迅速一些。到1937年，國民軍在兩方面都已佔了上風」。
馬統工黨的民兵隊伍具有無政府主義的特點，不擅打仗，而且裝備不足，有的只是既老且舊，偶爾還能造成災難的步槍和彈藥。大多數人用的是製造於1890年的德國長毛瑟槍，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就已過時。休·托馬斯描繪了阿拉貢前線的景象：「制服仍然沒有，不過人人都穿著燈芯絨及膝長褲和一件有拉鏈的外套。訓練仍是初步性質的，因為所有步槍都在前線；甚至那些步槍也陳舊而且用著不可靠，除了在馬德里前線部分地方，而大炮哪裡都緊缺。手榴彈可能在扔到的那邊爆炸，也可能在扔手榴彈者這邊爆炸。許多地方沒有地圖、測距儀、潛望鏡、望遠鏡和清潔材料。」[10]奧威爾記錄了前線生活的沉悶而不是刺激性：「塹壕生活的厭倦和動物性飢餓感，為得到零碎食物玩弄詭計，睡眠不足的人們樂此不疲地進行低俗的、嘮嘮叨叨的爭吵。」跟所有戰士一樣，他珍視相對和平及舒適的罕有時刻：「在那種夜晚，你可以睡在好的稻草上，腳沒濕，可以一連休息幾個小時，還有遙遠的槍聲，只要它確實是在遠方響，可以權當一種催眠曲。」
這段戰爭期間，儘管經常企圖推進戰線，但彈藥不足導致前線出現僵局。雙方都佔據了山脊上的一些據點，在缺少大炮、轟炸機的情況下，戰鬥局限於偶爾的偷襲和巡邏隊之間的交火。鮑勃·愛德華茲（後來當上了工黨國會議員）向獨立工黨在倫敦辦的報紙《新領袖》發回了宣傳性報道。為吸引更多志願者並喚起對共和軍事業的支持，愛德華茲用了脫離現實的英雄主義的口吻：「我們參加了幾起向佛朗哥的部隊防守嚴密的據點發起的進攻，一連好幾個小時在法西斯軍戰線內巡邏，襲擊過一兩處位於外圍、防守鬆弛的法西斯軍佔據的農場，我們不停地談論『西班牙政治局勢』。」但是和英國人並肩作戰的唯一一個美國人哈里·米爾頓做了更殘酷、更準確的記述：「我們這段前線安靜得像墳場。我們裝備極差。整團人主要是一幫小孩子，偶爾會自己人交上火。我們只有一次和敵人真正戰鬥過，那是我們打的第一仗，可謂糟糕透頂。我從來沒指望能從西班牙活著回來。」[11]
奧威爾本人也暗示了部隊的指揮官沒能從近代重大衝突中學到多少，並描述那裡的戰鬥是「1914—1918年戰爭的拙劣翻版，塹壕陣地戰、大炮、突襲、狙擊手、泥濘、帶刺鐵絲網、虱子和停滯不前」。塹壕裡的老鼠讓奧威爾心煩意亂，西班牙山區的嚴寒和經常發作的支氣管炎讓他受足了罪。他經常刮面——有時用的是葡萄酒，那比水還多。愛德華茲回憶了他那古怪的外表：「他闊步向我走來——有六英尺三英吋高——衣著是奇異的混合裝：燈芯絨馬褲，上面黏結著泥濘的卡其布綁腿和一雙大皮靴，黃色豬皮無袖上衣，一頂包頭護耳的黑褐色頭盔，還圍著編織的黃褐色圍巾，極長，在他脖子和臉上圍了一圈又一圈，一直圍到耳朵上，肩上扛了把德國步槍，腰帶上掛了兩顆手榴彈。」
為了在寒冷刺骨的夜間放哨時打發時間，奧威爾向自己一遍又一遍背誦吉拉德·曼萊·霍普金斯（Gerald Manley Hopkins，1844—1889）的《費利克斯·蘭德爾》（Felix Randal），這是一首對一個「寬肩膀、具有健壯之美」的鐵匠的輓詩，奧威爾稱之為「最佳英語短詩」。它是這樣沉重結尾的：
探視病者令其與吾等，吾等與其相為親密。 吾口中之言將汝安慰，觸摸使汝淚水乃止， 汝眼中之淚觸及吾心，孩兒，費利克斯，可憐乎 費利克斯·蘭德爾； 當汝更愛喧鬧之諸年，所慮將來其有何遠， 鑄打難製器具若等閒，儕輩之中最為強健， 曾為彼運貨灰馬釘掌，閃亮且踢踏作響，真乃好蹄鐵也！
諸多詩中，為何獨有《費利克斯·蘭德爾》在戰時安慰了奧威爾？在1944年評論霍普金斯的一本書時，他曾寫道：「藝術產生於痛苦，顯然霍普金斯是不快樂的，不僅因為他身體不好，還因為他不被認可是個詩人，被迫在沉悶的地方做著喚不起熱情的工作。」當奧威爾自己處於一個沉悶的地方時，對這位天主教徒有了同情和理解。
奧威爾也許受到夜間沉思這首詩的影響，而他也對他的同志們產生了影響。斯塔福德·科特曼是一個十幾歲的英國人，他認為奧威爾「不同於我們其餘的人」，這部分是因為他每天早飯後都寫東西，部分是因為他那種伊頓公學式口音。但科特曼承認「這個人能影響」他的同志們，擁有一種「平易近人的品質」——他在流浪漢和礦工面前已展示了這一點。「他是個天生的領頭人」，科特曼說，「你會尊敬他，他知道該說什麼話。」鮑勃·愛德華茲補充說：「他絕對無所畏懼。」[12]
愛德華茲1937年4月30日發表在《新領袖》上的報道讀起來像是男孩所讀週刊上刊登的冒險故事，奧威爾曾著迷於讀那種故事。「『衝啊！』奧威爾喊道。站在胸牆前面的是埃裡克·布萊爾高大的身體，他在槍林彈雨中冷靜漫步向前。他躍向胸牆，腳下絆了一下。天哪，他們打中他了嗎？不，他跳過去了。」另外一個民兵中的英國人本傑明·萊文斯基說：「他很聰明，很有邏輯，很勇敢，但我為他擔心。他長得那麼高，而且總是站著。」他拒絕隱蔽，勇敢到了魯莽的程度，似乎覺得自己刀槍不入。
3月底，奧威爾因為一個感染得很厲害的傷口患了血毒症，無奈接受了手部外科手術，並在蒙弗洛萊特的醫院住了十天，就在前線後方。他住院時，韋斯卡附近挨了兩顆大炸彈，距醫院只有兩英里。這兩顆炸彈聲音極大，房屋也為之搖晃，那些恐慌的病人嚇得躲到了床下。他在那裡時，那些「practicantes」或稱護士助手以一種同志般的關懷，偷走了他的照相機和大部分值錢物。
在獲准回巴塞羅那休假和因為對阿拉貢前線無所作為的狀況感到灰心時，奧威爾第二次想加入共產黨領導下的國際縱隊。在1937年7月的一篇書評中，他稱國際縱隊是「單薄的一隊受苦的和常常裝備糟糕的人，他們站在野蠻和至少相對正派之間」。但他未意識到他加入國際縱隊的企圖跟他和哈里·波利特的見面一樣，是天真和徒勞無功的，注定因為他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聯繫而不可能成功。關於他的申請有份警方報告，日期為1937年4月30日，現藏莫斯科黨中央檔案庫。這份報告說明奧威爾當時仍未意識到左派各政治派別間的敵意，也說明那些共產黨懷疑他企圖滲透進他們的部隊，他也不智地使即將殘酷打擊馬統工黨的有關負責人警覺起來。這份報告寫道：「布萊爾詢問過他和馬統工黨的關係是否可能影響他加入國際縱隊的機會。他希望去馬德里前線戰鬥，而且說在他幾天內辦好離開馬統工黨的手續後，將正式申請加入我們。」[13]假如他真的加入國際縱隊，肯定會被視為「政治不可靠者」而被槍斃。
3
奧威爾在西班牙時的指揮官喬治·柯普成了他的好友，此人也是《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所寫的英雄。喬治的父親是一位醫生，在歐洲各地都有關係，他母親的娘家姓紐曼，來自敖德薩，他們的獨子喬治1902年出生於彼得堡。10年後，這家人移居布魯塞爾。喬治會說8種語言，在比利時、瑞士學習過土木工程，但離開大學時未得到學位。（他後來發明了一種得到廣泛應用的煤切割技術）他服過兵役，但軍事能力不突出。他在1925年認識了比利時籍的吉爾梅恩·沃諾特並與其結婚，兩人生了4個男孩和1個女孩。他於1934年離婚，妻子得到了孩子的撫養權。
如同很多僱傭兵和冒險家（馬爾羅是最著名的一個例子），柯普對自己的過去精心編織出了一個神話，從而抬高了自己。一位荷蘭記者伯特·戈瓦埃茨最近發現：「柯普不是一個有過部隊經驗的比利時土木工程師，其真正國籍是俄羅斯，而且從未在部隊服過役（是個比利時軍隊預備役軍官而已）。另外，他也不是像奧威爾所相信的，是個學成畢業的工程師或忠誠的丈夫兼父親。柯普聲稱他是因為為西班牙共和國製造違禁軍火而被迫逃離比利時，這似乎也不真實。」戈瓦埃茨在研究過柯普的生涯後總結道：「總而言之，奧威爾那著名的識人才能在這個非常、非常奇特的人面前遭到慘敗。」然而奧威爾在西班牙和柯普並肩作戰時，是無法發現這一真相的。無論如何，相對於柯普在西班牙內戰和二戰時法國抵抗運動中表現出的令人讚歎的英雄主義——在戰鬥時或牢中——柯普編造的神話絕對無關緊要。
對富於色彩、具有英雄氣概的柯普，有關照片和描述展現的，是個身高六英尺、敦實、粗脖子、紅臉膛的人：令人敬畏、警惕，長相凶狠。那些照片和描述也說明他是《一九八四》中精悍有力的奧布蘭的原型：「雖然長得很魁梧，但他的舉動仍有非凡的優雅之處……溫斯頓的心裡湧起了對奧布蘭的欽佩之情，幾乎是崇拜……當你看著奧布蘭那壯實的肩膀和堅毅的臉龐時——十分醜陋而又十分文雅——你無法不相信他是不可擊敗的。」[14]
1937年2月，當奧威爾在柯普的指揮下打仗時，愛琳來到了巴塞羅那，在獨立工黨的辦事處當麥克奈爾的秘書。雖然有一些理想主義者當護士、記者和打字員，但在西班牙的外國女性仍極少。斯塔福德·科特曼筆下的愛琳是「一個無比鎮靜的年輕英國婦女，她為獨立工黨代表團六個人高效率地管理事務及經費，『就像一個令人愉快的女教師』」。另外一個英國志願者對她和奧威爾的關係做了評價，稱她「是個很膽小的女孩，對他崇拜得五體投地，願為他做任何事」。3月中旬，她被許可去前線塹壕探望丈夫，為期3天。如她在4月份告訴倫納德·摩爾的，她在那裡時，「法西斯軍進行了一次小型炮擊，機關鎗響了很久」。這次進攻令她興奮而不是害怕，她覺得「這次探望很有趣——的確如此，我從來沒這麼開心過」。[15]
有幾張快照可以讓人對他們在西班牙的生活略有認識。在1937年1月所拍的一張照片上，奧威爾（比他的同志們高出一頭）排在一個不整齊的軍事小分隊後面，正在走出巴塞羅那列寧軍營鋪鵝卵石的院子。在另外一張照片上，他坐在一條凳子上，是在前線附近一幢粉刷過的房子裝有柵條的窗戶下。他的同志們都面向照相機在吃盤內盛的飯，而奧威爾（脫了皮靴，手裡拿著根雪茄）正側著身子在熱烈爭論什麼。韋斯卡之圍時，他坐在一塊犁過的遼闊田地裡，在一棵孤零零的樹下和旁邊3個戰士分享一鍋熱騰騰的燉菜。愛琳去探望時，他的同志們（一部分戴著頭盔）在一堵沙袋壘成的胸牆後排成一隊。他們在三腳架上支起了一挺機關鎗，槍口對著敵人方向。因為過度曝光而面目模糊的奧威爾穿著亨利·米勒送給他的皮夾克，比別人高出一頭，黑色頭髮、臉色蒼白、身穿黑色衣服的愛琳坐在他腳前。
4
當然，奧威爾不可能知道早在1936年12月，甚至在他奔赴西班牙之前，斯大林就已命令加泰羅尼亞的共產黨首領消滅馬統工黨。馬統工黨的書記安德烈·寧一度跟斯大林的頭號敵人托洛茨基有聯繫，此時成了斯大林最想捕獲的獵物。儘管馬統工黨未曾追隨托洛茨基，它還是被扣上了托派政黨的帽子，其報紙《戰鬥報》也因為無情揭露大清洗審判的殘暴性而使斯大林必欲除之而後快。蘇聯的大清洗審判始於1935年，後來被蘇聯政治警察特務在西班牙重演，輪到馬統工黨成為受害者。斯大林的傳記作者解釋了其目的和失敗之處：「他把政治警察特務、搜捕異端及清洗專家和軍事指導員一起派到了西班牙，他們在共和軍中建立了自己的恐怖統治。」斯大林想粉碎無政府主義革命，目的是「避免得罪英法政府。但是誰的面子他也沒保住，而且得罪了每一方」。
愛琳去了前線後一個月，奧威爾4月下旬休假時，形勢依然很正常，共產黨與馬統工黨仍是盟友。5月1日，愛琳告訴其兄長，當通常過著艱苦生活的奧威爾過了4個月必需品匱乏的生活後，他在去巴塞羅那途中狼吞虎嚥地吃東西：「喬治在這裡度假。他到達時完全衣衫襤褸，幾乎赤著腳，有點兒邋遢，深棕膚色，看上去氣色很好。之前的十二個小時裡，他在火車上一直喝茴香酒及用茴香酒瓶裝的麝香酒、白蘭地，吃巧克力。」
5月3日，他仍在巴塞羅那休假時，共產黨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爆發了戰鬥。電話局本來由跟馬統工黨有鬆散聯繫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Anarchist-Syndicalist）聯盟——勞動者國家委員會控制。共產黨控制的人民警衛隊對電話局的管理不滿，企圖將之奪取。當無政府主義者拒絕交出並向入侵者開火後，戰鬥迅速蔓延到整個巴塞羅那市並引發了一場全面戰事，這座城市因此癱瘓。共產黨那邊的實力更強，而且有機關鎗。馬統工黨的人數很少，只有60桿步槍，他們為支持無政府主義者被迫參戰。保衛馬統工黨總部時，奧威爾在波利羅馬電影院樓頂高度緊張地待了3晝夜。在一篇發表於報紙上的文章《巴塞羅那的目擊者》（Eye-Witness in Barcelona，1937年8月）中，他解釋了那種混亂兼危急的情形：「我們以為（我們全是）我們只是在抵抗人民警衛隊陰謀發動的政變，他們靠武力佔領了電話局，如果我們不表現出戰鬥的意願，他們可能佔領更多工人們的大樓。」
威利·勃蘭特解釋了這場戰爭中的戰爭如何導致對馬統工黨的迫害和最終消滅：
另外一場荒唐的內戰始於5月3日，幾天內導致幾百人喪生。現由共產黨控制的地方政府佔領了工團主義者管理的電話局，即電話、電報交換台，以此控制巴塞羅那市。不同意這種做法的人被詆毀、迫害和殺害。他們包括當時跟無政府主義者為同盟關係的馬統工黨黨員，其領袖在蘇聯秘密警察的黑名單上位居前列，如安德烈·寧。阿爾貝·加繆[16]稱寧被拷打和殺害為「20世紀悲劇上的一個里程碑」。西班牙權威歷史學家伯內特·博洛頓描述：「5月事件以後的幾周、幾個月內，加泰羅尼亞所發生的——這裡以前是CNT—FAI（極左西班牙無政府主義黨）的權力中心——除了消滅農業集體組織，是隨意捕人、在秘密監牢裡關押、拷打、綁架和刺殺。那種CNT—FAI在革命高潮時有過的自發性的、無針對性的恐怖，此時讓位給西班牙共產黨更精心佈置、更有針對性、因此更可怕的恐怖。」一位獨立工黨的志願者弗蘭克·弗蘭克福企圖為共產黨的迫害行為辯護，偽稱馬統工黨在阿拉貢前線秘密協助法西斯軍（參見附錄2）。
1937年5月初，奧威爾跟美國小說家約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見了面，後者當時正為共和軍拍攝一部紀錄片。多斯·帕索斯寫道奧威爾「臉上有種病態憔悴的樣子」，「已經患上後來致死的肺結核」。他們兩人討論周圍籠罩的政治恐怖時，多斯·帕索斯驚訝於奧威爾對局勢的冷靜掌握：「奧威爾提到我們都知道的真相但並未強調……『複雜啊……在貝弗爾，我們的人想知道是不是該向無政府主義者進攻。而在其他一些地方，他們是與其站在一起的……你也瞭解西班牙。』奧威爾似乎對全部局勢都理解，也許對他知道多少仍心有餘悸。」
經過5天戰鬥——其間有1000人受傷，400人喪生——巴倫西亞的共和國政府派來的安全部隊恢復了巴塞羅那的秩序。幻想破滅的賈森·格尼曾寫道，到8月份，社會革命被鎮壓了，奧威爾在前一年12月所看到的理想主義被根除：「街上的人少了許多，那些有樂隊和旗幟的遊行隊伍不見了，高漲的革命熱情不見了，每個人都似乎只管自己的事。大多數店舖和餐館關了門，連夜生活也被禁止。」[17]
5月10日，在戰鬥的政治意義明朗化之前，奧威爾回到了韋斯卡前線。他被擢升為少尉，率領一支30人的小分隊，其中一半英國人，一半西班牙人。10天後的5月20日早晨5點鐘，他被狙擊手射出的一顆子彈打中喉部。喬治·柯普給愛琳的兄長勞倫斯·奧肖內西寄了一份對傷口的合乎科學的準確描述，並且配上了精確的示意圖：
子彈剛好在喉部下方進入，距垂軸稍偏左，從脖根背部右側出。口徑是常見的7毫米鍍銅西班牙毛瑟槍子彈，從175碼以外射出。相距如此遠，但仍有每秒600英尺左右的速度，而且溫度灼熱。在其衝力下，埃裡克仰面跌倒。出血不嚴重……未觸及關鍵器官；子彈從氣管與頸動脈之間徑直穿過。哈里·米爾頓看到奧威爾被擊中，他提到過「那顆子彈的速度烤焦了傷口的進口處。我用胳膊攬著他的頭，把手放到他脖子下面時，發現那兒有一攤血」。[18]他被送往巴巴斯特羅的師部醫院，然後在脫離危險期後，乘火車經萊裡達和塔拉戈納被送到了巴塞羅那郊區的莫林療養院。
「很討厭的是我受傷了，」6月8日，他在醫院給康諾利的信中輕描淡寫地說，「傷口不算很嚴重，一顆子彈穿過喉部，當然本來會打死我的，但只是讓我右臂神經疼並讓我幾乎發不出聲。」據柯普所言，他的聲帶受損後一星期，「埃裡克能發出任何人們可以發出的聲音，但是微弱，還帶著特別老的福特T型車特點剎車般的噪音，很刺耳，兩碼外就聽不到他的話」。奧威爾曾被告知他的喉部「破了」，而且已永遠失去發音能力。到6月10日，愛琳通知兄長說奧威爾部分恢復了發音能力，胃口也好，但奧威爾為其軍人生涯到此結束和巴塞羅那政情的災難性轉變而悲哀：「我想埃裡克好多了，雖然他自己覺得沒有好轉。他的發音能力肯定恢復得很慢，但他經常用手臂，儘管時不時仍然很痛。他吃得跟別人一樣多，能到處走，也能在不長一段時間裡很有效地做一般的事。他極為沮喪，而我覺得挺有希望。」這一事件引起了一個奇怪的說法，熱情支持西班牙法西斯派一方的詩人羅伊·坎普貝爾（Roy Campbell）聲稱在「古怪的幻想中，是他坎普貝爾在西班牙戰爭中打中了『喬治·奧威爾』的頸部，沒用別的，而是一把橙木製的弓」。[19]
5
奧威爾養傷時，馬統工黨受到了蘇聯警察的追殺。在西班牙開過救護車的理查德·裡斯5月在巴塞羅那見過愛琳，她形於言表的恐懼令他驚愕：「她沒有跟我出去吃中午飯，因為要是被看到和她在一起，對我就太危險了……在愛琳·布萊爾身上，我首次看到一個人生活在政治恐怖下的表現。」愛琳有充分的恐懼理由，與奧威爾的關係令她有生命危險。部分是不想讓警察跟蹤，她一直待在大陸旅館。6月18日，她的房間受到了共產黨的搜查，他們抄走了奧威爾的很多資料。但或是因為拘於禮節，或是出於騎士風度而沒讓她一個外國女人起床，他們未能發現她藏在床墊下的最關鍵的資料。在這次考驗中，愛琳始終保持著非凡的冷靜。
西班牙共產黨的特務從愛琳所住的旅館房間抄走的日記對奧威爾很不利，俄羅斯內務部在巴倫西亞所做的《關於間諜及叛國呈法庭報告》就是以此為基礎，報告的完成日期是1937年7月13日——是在奧威爾逃離西班牙後3周。此份報告總結了他在西班牙的活動，如果他被捕，審訊者是用得上它的。報告中說埃裡克和布萊爾都是獨立工黨黨員。埃裡克是英國獨立工黨在西班牙的聯絡人，他被要求匯報黨員們的消息。作為一個馬統工黨特務的獨立工黨黨員，他在韋斯卡前線和馬統工黨一起作戰。愛琳利用馬統工黨執委會的「證明信」（由柯普簽發）於5月13日參觀了前線。布萊爾夫婦都住在馬統工黨的法爾考旅館中，埃裡克還參加了5月的事件，當時馬統工黨跟西班牙共產黨戰鬥過。最具誹謗性的，是關於布萊爾夫婦兩人都是「狂熱托派分子」的不實之詞。
現藏莫斯科黨中央檔案庫，日期為1937年7月7日的另外一份報告中間接提到了《通往威岡碼頭之路》（3月8日出版，當時奧威爾已在西班牙），說明西班牙共產黨很熟悉他：「『（獨立工黨中）現在最突出和最受尊重的是埃裡克·布萊爾，此人是個小說家，寫過幾本關於英國無產階級生活的書。』但『他的政治理解力很低』。」歷史學家詹姆斯·霍普金斯總結說那份報告「指控他在5月份巴塞羅那的戰鬥中扮演了一個很積極的角色。這跟他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的記述相矛盾，在那本書中，他說自己是個被動和困惑的旁觀者，不曾捲入實際的戰鬥……通過把他貼上托派分子標籤，西班牙共產黨實際上發出了他的死刑令，如果他留在西班牙……短期內，馬統工黨的每個追隨者要麼喪命，要麼被關進監獄，要麼像受傷的奧威爾那樣亡命」。[20]
奧威爾此時再次發現自己受到了前盟友的攻擊，捲入了後方鬥爭。從莫林療養院出院後，他從蒙松的醫院那裡拿到了退伍文件，然後去了巴巴斯特羅的前線（那裡的指揮官必須在他的退伍文件上簽名），之後於6月20日回到巴塞羅那，發現馬統工黨已被宣佈為非法，其領導被逮捕，警察正在搜捕該黨所有黨員。在接下來的三天裡，儘管身體因為受傷而仍然虛弱，他在被毀的樓房中躲藏了三天，睡覺也在那裡。
令他震驚的是他的很多同志或被關或被殺，他告訴麥克奈爾：「這真他媽可怕……這些混蛋（警察）從背後向我們的人開槍。」那些共產黨連受傷的馬統工黨黨員也抓；探監時，奧威爾看到過一個十歲大的孩子和兩個被截肢的人。在《鯨內》中，他除了提到在緬甸的經歷，還提到在西班牙的經歷，他憤然寫道：「我看到過被害人的屍首——我不是說戰鬥中被打死，而是被害的。」[21]
在奧威爾和愛琳自己就處於被捕和處決的危險時，他們發現柯普於6月20日被捕。為營救他出獄，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去探監，甚至去過警察局，以取回一份可能解救柯普的文件。正如柯普一年多後給愛琳的信中所說：「我真的欽佩你們在躲藏時所做的，你們找過馮內奇少校的秘書、警察局和莫卡（咖啡館）裡那些突擊隊；那是大膽之舉，如果成功地讓我擺脫麻煩就最好了。不管怎麼樣，那極其勇敢，是英雄行為。」柯普剛好在奧威爾回到巴塞羅那那天被捕（安德烈·寧在同日被害），他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在被關押的18個月裡，受盡折磨，只是沒有被真正槍斃。他患了壞血病和血毒症，被拷打，體重下降了98磅。1939年8月11日的《獨立新聞報》描述了他所受的未能擊垮其精神的殘酷虐待：
喬治·柯普到西班牙時，是個精力充沛、身材魁梧的年輕人，容光煥發、身強體健。今天當他從長期磨難中出現在世人面前時，消瘦、虛弱、佝僂的他拄著枴杖，行動緩慢。他身上遍佈傷痂、青腫之處及疾病留下的印跡，他是在斯大林派「契卡」的地牢裡、在監獄船上潮濕、空氣不流通的船艙內和勞改營內患病的……柯普拒絕（在供詞上）簽字後，他們把他關進一個煤倉，無光線、不通風、無食物，大老鼠在他腿間跑來跑去。他在黑窯裡待了十二天，一個人看不到，一個人的聲音也聽不到，直到一天有個聲音說：「今天晚上我們要槍斃你！」……被捕前僅七天，他還在前線最後一次打仗，當時是人民軍的少校，在第29師負指揮之職。1938年12月18日，柯普從法國土倫港發了一封電報：「獲救但可謂已半死——喬治。」奧威爾對他堅強和不事渲染的堅忍精神敬佩有加，如果被抓到和拷打，受傷而導致身體虛弱的他肯定會死在獄中。
在西班牙的經歷令他們兩人的幻想破滅。柯普寫道：「當然很難讓一個人為不再信仰的某一事業冒生命危險和承受我在西班牙受過的罪。」在給赫彭斯托爾的信中，奧威爾記述了自己不風光的逃亡：「我們一開始是民主的英勇保衛者，後來卻溜過邊境，而警察正前腳後腳追捕我們。」[22]6月23日，躲藏三天後，奧威爾、愛琳、約翰·麥克奈爾和斯塔福德·科特曼從英國領事館拿到旅行文件並登上了去法國的火車。他們裝作一般旅遊者在餐車上逗留，兩個特務在車上尋找可疑的外國人時，他們逃過了檢查。過了邊境後，他們快樂地互相擁抱，奧威爾和愛琳在法國海濱的巴紐爾充分休息了三天。
但這次沒有農民向他們敬禮。他的西班牙經歷中最令人沮喪和幻想破滅的，是有人說服工人出於意識形態原因背叛其盟友，並散佈關於馬統工黨的謊言，而且英美左派知識分子也接受了。這激怒了他，他決定盡其所能揭露這一背叛行為。
6
當奧威爾以受傷戰士身份從西班牙回到英國後，其傳奇故事開始流傳。在英國的知識分子圈，他為自己確立了名聲，此時成了一名有鮮明特色的人物。他與伊頓公學校友和上等階層朋友保持著友誼，但也形成了工人階層形象，那似乎是為了維持他跟礦工及工人的關係。他的習慣衣著是肘部有防磨損皮補丁的粗花呢外套，黑色襯衫，起毛領帶和鬆鬆垮垮的法蘭絨褲子。他成了一個古怪的「人物」，個性跟政治立場一致，他是以一種冷峻、諷刺而且有意識的方式樹立起這個形象的。
奧威爾以其穿著、舉止、手制捲煙和無產者標新立異的外表，使其不止與裸體主義者及同性戀者，而且和中產階級衣著及舒適環境區別開來。其個人風格成為左翼知識分子一種可以接受的標準，在英國的大學、中學裡被廣為模仿。他的執著可能被嘲弄甚至滑稽地模仿，正如康諾利所說，奧威爾「連擤鼻涕時，都免不了就手帕工業來一番說教」，但其人格面貌是真心努力向工人伸出手並與其團結。他那不修邊幅的苦行主義、理想主義、自我犧牲、真誠及獨立性最終與其文學作品相一致。他的朋友彼得·昆內爾說過，奧威爾雖然對衣著的政治含義敏感，但也能愉快對之：
有天晚上我們在西裡爾·康諾利家見了面，因為那天晚上晚些時候我必須參加一個更正式的場合，剛好打著條黑領帶，所以引起了這位社會主義先知的注意。「這麼說你還在穿階級敵人的制服嘛。」他帶著微微嘲弄的笑容說……奧威爾那長而臉頰深陷的面容表現了他性格本質中的和氣一面。細細一條軍人式短髭緊貼他緊繃著的嘴唇上方。他的鼻子尖而挺拔，耳朵很大，下巴長得顯眼，大而不規則，額寬而且有深深的皺紋。[23]馬爾科姆·馬格裡奇稱奧威爾的「無產者的奇裝異服」突出了他古怪的個性，即「一絲不苟地捲紙煙、嘶啞的笑聲和愁眉苦臉的表情以及和藹的性情」。約翰·莫裡斯（John Morris）是少數幾個不喜歡奧威爾的人，不覺得他有友善的一面。莫裡斯說他的眼睛結合了「仁慈和狂熱」，他強調了奧威爾身上被其瘦削身形強化的聖徒的、犧牲性的一面，那將成為奧威爾傳奇的重要部分：「奧威爾總讓我想起沙特爾大教堂[24]正面那些人像：他又高又瘦的身材有種受苦的哥特式特點。他經常笑，但不笑時，他那有皺紋的臉龐讓人想起一個石頭所刻、風化得很厲害的中世紀聖徒那顏色灰白的苦行形象。」但朱利安·西蒙斯寫道，奧威爾仍有貴族式口音，那是準確無疑的伊頓式拖腔，「他的言談與其新聞寫作一樣，結合了傑出的洞察力、常識和驚人斷言」。[25]
諾埃爾·安南[26]在強調他那聖徒式形象的同時，說奧威爾「保持著一個出語尖刻、冷峻、嚴格律己、抱有克己理想主義的左派人士的形象……（他）以合乎道德的社會主義立場表達意見……他是我們這個時代第一個聖徒，與眾不同，精力旺盛，獨立自主，不倒向哪一方」。馬格裡奇有番著名的表述，稱奧威爾從西班牙回來後，「他喜歡過去，討厭現在，恐懼未來」。奧威爾從來未能——也許從未想過——解決他難以捉摸的性格中的矛盾之處：伊頓畢業的無產者、反殖民主義的警察、中產階級流浪漢、保守派無政府主義者、批評左派的左派、作風嚴謹的私通者、和氣的獨斷專行者。
奧威爾發現，他不在英國時，內莉姨媽租住的沃靈頓村那間村舍已破敗得很厲害。他馬上著手修葺並開始寫作關於西班牙的作品。在倫敦新聞界有些名氣的康諾利也一直跟奧威爾保持通信，這次找到他並邀他共進午餐。他們從伊頓公學畢業後就再未見過面，而康諾利對奧威爾在過去十五年中的變化感到震驚。三次肺炎發作、登革熱、血液中毒和一處槍傷已把那個胖乎乎的學生變成了一個瘦削、面有皺紋、飽經風霜的人：「他的問候是典型的，長時間然而很不友好的盯視，和那種特有的喘著氣的笑聲。『哎，康諾利，我看得出你穿得比我強多了。』我無話可說，因為我被從他臉頰直到下巴深陷的溝紋驚呆了。我肥胖、抽雪茄的樣子肯定也讓他吃了一驚。」奧威爾讓康諾利為他自我放縱的安逸生活略感內疚。
儘管奧威爾依然靦腆、拙於言辭，而且覺得自己缺乏吸引力，但他對女士仍有很大影響。「他來了，」康諾利寫道，「一副憔悴、非常疲倦、衣著不整、冷漠的樣子，對那些女人有極其奇特的影響。她們都想結識他，跟他聊天而開心得花枝亂顫。她們完全沒料到會遇到一個那樣的人，在某方面觸動了她們……這個來自荒野的施洗者約翰式人物。」[27]
有魅力和交遊廣闊的康諾利把奧威爾介紹給在他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幾個人：斯蒂芬·斯彭德、《企鵝新寫作》編輯約翰·萊曼、《觀察家報》編輯戴維·阿斯特極其漂亮的秘書索妮亞·布勞內爾。康諾利為《保持葉蘭繁茂》和《動物農場》寫過褒揚性的書評，還在其編輯的雜誌《地平線》上發表過很多奧威爾的最佳隨筆作品。奧威爾投桃報李地評論過康諾利的書，但對那些書的缺點總直言不諱。他抱著濃厚興趣打開康諾利的第一本小說《岩石塘》（The Rock-Pool，1936），覺得寫作手法老練而且嫻熟，卻又認為主題索然無味。接著，他字斟句酌地揭示了他和老朋友之間的道德分歧：「那些所謂的藝術家，他們靠著依賴他人所得到的，過著放浪形骸的生活，即使僅存在想法去寫他們，也揭示了精神上的某種不足。」他稱《被禁止的運動場：1927—1944年隨筆》（The Condemned Playground：Essays，1927—1944，1936）「是本寫得聰明，讀著有趣的書」，還提到了「讓他成為具有如此可讀性的作家的城市享樂主義」。在評論一望即知是以筆名出的《不平靜的墳墓》（The Unquiet Grave，1944）時，奧威爾再次提到他們觀點上的顯著區別：「『帕林努魯斯』憑其古典文化背景、宗教懷疑主義、旅行、空閒、鄉間房屋和講究的飲食，自然在衡量現代社會時沒有熱情，有時甚至是純粹的貴族性輕蔑。」[28]在奧威爾看來，肥胖的康諾利很不幸已被懶散、自憐自哀和對奢侈生活毫無節制的愛好嚴重弱化了。
7
在西班牙的半年是奧威爾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經歷，強化了他對政治的理解，加深了他對天主教和共產黨的敵意。這次痛苦經歷也強化了他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啟發他寫出了他到那時為止的最佳作品《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而且預示了他將寫出的最後也是最有影響的一些作品。如他在《我為何寫作》（1946）著名的一段中所寫：「1936年以來，我所寫的每一部嚴肅作品都是直接或間接反對極權主義，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整個過去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將政治性寫作變成一種藝術。我的出發點總是感到黨派偏見和不公。」
和那顆狙擊手的子彈在他身體上留下的傷口比起來，西班牙在奧威爾精神上留下的傷口要大得多。回到英國後，儘管他那麼勇敢，仍對未來感到沮喪，對政治行為的本質，他的態度更悲觀、更抱以深深的懷疑。1937年10月，當時在西班牙內戰中，共和軍似乎已經失敗，他告訴康諾利：「看到事情的發展太讓人傷心了，據說總共死了一百萬人，可是顯然將死得毫無意義。」但是他有一項使命。如果他被捕和處決——他幾乎如此——就不會再有誰擁有那種認識、技巧和權威身份來講述共產黨在西班牙背叛行為的真相。加繆雄辯地解釋了那種經歷對像奧威爾這樣的理想主義者意味著什麼：「在西班牙，人們認識到一個人可以是正義的，但仍會被打敗，學到武力能消滅精神，另外有時勇氣並不能以帶來勇氣作為補償。無疑正是這點，說明了全世界為何有那麼多人認為西班牙之劇是場個人意義上的悲劇。」[29]
1937至1939年任西班牙共和政府總理的胡安·內格林戰後流亡，跟奧威爾在倫敦見過面，他提供了一份少有的西班牙人對奧威爾的弱點及力量的看法。他認為奧威爾：
是一個正派、正直的紳士，因為過於嚴格的清教徒精神而帶上了偏見，天生有種幾近幼稚的坦誠；十分嚴謹然而盲目地易於輕信；病態性地具有獨立自主傾向（一個英國人！）；然而對他自願兼本能地加入的那個群體，他懶散地服從，對其氣氛沒有判斷；他也如此極度真誠和具有自我否定精神，乃至一旦認識到自己錯了時，會毫不遲疑地改變看法。就是他，在英國左翼人士可悲地被蒙蔽時，揭露了西班牙內戰的真相。
塞西爾·戴-劉易斯1935年的一首詩作表現出了英國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崇拜態度，詩中問道：「為何我們全是，看到一個共產黨人時，感覺渺小？」英國小說家拉爾夫·貝茨（Ralph Bates）在西班牙打過仗，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承認「在有關馬統工黨的活動上，他一直受到他妻子的誤導，而她是個忠誠的斯大林派」。左派中的絕大多數作家在反抗英國的社會及經濟不公時，都鍾情共產黨路線，乃至對一個糟糕得多的等級體系寄予厚望。奧威爾把俄國革命時的共產主義理想與強制農業集體化、大清洗審判、在西班牙消滅反對黨的行為和後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對那些理想的背叛劃清界限。為了說明那些盲目信徒是如何追隨斯大林災難性的政策，奧威爾講了一個故事：一個共產黨強硬分子開會時上廁所，回來後投下忠誠的一票時，卻發現在他離開期間，黨的路線已經突然改變。知識分子亟於相信俄羅斯共產黨跟德國納粹不共戴天。在關於阿瑟·庫斯勒的一篇評論中提到希特勒掌權那年時，奧威爾寫道：「1933年以來，幾乎所有左翼分子的罪過在於想反納粹，卻不想反對極權主義。」[30]
奧威爾一回到沃靈頓村就開始工作，因為他在過去6個月中無任何收入。在《西班牙實話談》（Spilling the Spanish Beans）中，他記述了對馬統工黨的鎮壓。
他把這篇文章投給了英國主要的左派刊物《新政治家》，但是其編輯金斯利·馬丁拒絕刊登，被研究此雜誌的歷史學家稱為「令人驚訝的錯誤判斷」。馬丁然後請他評論弗蘭茨·博克努的《西班牙戰場》（The Spanish Cockpit），它也是基於親身經驗對那場內戰的記述。奧威爾同意博克努的看法，即共產黨在西班牙是股反革命勢力，「不擇手段消滅革命的遺留，無所不用其極」。雪上加霜的是，馬丁也拒絕刊登這篇評論。後來，馬丁在承認自己低估奧威爾形容的暴行時，仍為自己的退稿決定進行辯解。他爭辯說支持共產黨是有利的，因為無政府主義者不可能贏得戰爭，而俄羅斯是唯一一個支持共和軍的國家。
奧威爾對英國自由派報紙企圖掩蓋暴行的做法深惡痛絕。1937年8月，他告訴翻譯其作品的法語譯者伊馮娜·達韋：「他們認為要想打贏戰爭，就必須掩蓋西班牙的真實情形。」[31]後來和馬格裡奇在帕西街的一間希臘餐館吃飯時，奧威爾要換位置。他始終「緊盯著正在鄰近桌子上用午餐的金斯利；他說，看到這樣一張如此墮落的臉，會讓他沒胃口吃飯。」由於對《新政治家》掩蓋真相的企圖怒不可遏，在接下來的半年裡，奧威爾又在不同刊物上發表了三篇文章、兩篇評論和一封公開信。
他也猛烈抨擊了南希·丘納德，她是一個航運巨頭的女兒，曾三番五次趕時髦而且是虛情假意地請奧威爾給她所編的《作家在西班牙內戰中選擇立場》寫稿，這是本總體上支持西班牙共和派的小冊子。奧威爾一反常態地粗魯回應，表達了他的極端憤慨：
請別再給我寄這種操蛋的垃圾……我不是你那種像奧登和斯彭德一樣時髦的娘娘腔夥計。我在西班牙待了六個月，主要時間都在打仗。現在我身上有一處彈孔，我也不準備寫什麼保衛民主或者勇敢的某某人的胡扯文章……有可能是你……有錢、消息靈通……有意加入保衛「民主」（即資本主義）的騙局中，目的是協助鎮壓西班牙工人階級，以此間接保衛你那骯髒的小小分紅。在有過與《新政治家》打交道的經驗後，奧威爾知道堅定支持共產黨的戈蘭茨永遠不可能出一本由跟馬統工黨有聯繫和巴塞羅那5月暴亂的目擊者所著的書，所以把這本新書拿給了弗雷德裡克·沃伯格（Fredric Warburg）。沃伯格生於1898年，是沃伯格金融家族瑞典分支的後代，曾受教於威斯敏斯特公學及牛津大學基督教堂學院，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作為中尉參加過帕森達勒戰役。1936年，他從一個富有的舅舅那裡借5000英鎊買下馬丁·塞克出版社的全部股份，成立了自己的新出版社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他和奧威爾成為好友，還成為其出版人。
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的一次採訪時，沃伯格實話實說地描述了奧威爾的外貌（播出時頭兩句被刪掉），提到了他個人的沉默寡言和其作品具有自傳性揭示特點的矛盾，訪談的最後一句無疑指的是《向加泰羅尼亞致敬》：
他個子很高，藍眼睛眼神銳利，臉上極瘦，前額突出。他不修邊幅，不算太乾淨的衣服遮著他那令人同情的瘦削身子……他是個孤獨的人，極少披露個人的事情，儘管其個人生活經過加工被寫進了他的書中……他是個很冷淡的人，我認為他不曾流露出熱情，還認為他反過來不曾從朋友處感受過熱情……奧威爾從來不喜歡和任何屬於太有權勢或太成功的東西聯繫起來……他寫作不考慮是否受歡迎，也不擔心被憎惡。[32]8
斯塔福德·科特曼記得前線那裡相對平靜時，奧威爾每天早飯前都寫作。據沃伯格所言，他是1937年2月在塹壕裡開始寫《向加泰羅尼亞致敬》（1938）的，他把寫在廢紙和信封背面的筆記寄到巴塞羅那麥克奈爾的辦公室，愛琳在那裡把筆記打出來。這些紙張後來被西班牙共產黨警察從愛琳的旅館房間抄走。不管怎麼樣，寫那種東西有助於驅遣煩悶，記錄了他的直接印象並讓他開始寫作此書。
他是以一種怒火中燒的心情寫作《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他稱之為「我最好的書」。他反感於在英國報紙上讀到的謊言，決心揭露在西班牙所發生事情的真相。奧威爾不像其他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小說家——如海明威、奧爾丁頓和雷馬克[33]（奧威爾自己寫回憶錄時學的就是他）——未等上十年再出此書。如同馬爾羅的《人類的希望》（1937），他的這本書是以驚人的明晰及洞察力寫成，而當時西班牙內戰仍在激烈進行。如他在《我為何寫作》中所解釋的：「我剛好知道清白的人們受到了不實的指控，而在英國只有極少數人有條件知道這一點。如果我不曾為之憤怒，可能永遠也不會寫那本書。」[34]
就像他早期作品中那樣，奧威爾會因為和一位工人階級同志的實際接觸振作起來。在《巴黎倫敦落魄記》中，他「幫助過一個小販扶起翻倒的手推車。『謝謝，老兄。』他咧嘴笑著說。這是我生平頭一次被稱作老兄」。在《通往威岡碼頭之路》中，「我覺得，進入那座公共寄宿舍黑洞洞的門道，似乎是進入某個可怕的地下世界——比如說一條到處都是老鼠的污水溝」——可是有一個喝醉酒的碼頭工人在他頭側揮動手臂，含著眼淚喊：「喝杯茶，夥計！」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第一頁上，一個意大利民兵「從房間那頭走來握住我的手，力氣很大。奇怪，人們會對陌生人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似乎他的精神跟我的暫時成功跨過了語言、傳統的阻礙而相互溝通，一見如故」。[35]這就是奉獻和團結精神帶來的感情回報。
有位歷史學家最近提出加泰羅尼亞的工人對革命並不是很熱心，在此書開首一章，「奧威爾描述了一幅未必真實的工人階級天堂的景象……奧威爾告訴我們他對工人階級和工作本身的概念，多過革命頭幾個月裡巴塞羅那工人的情況」。但是他筆下據稱「理想化的」巴塞羅那之許多方面預示了《一九八四》中的一些方面，而且甚至在早期，就揭示了隱藏於表面之下的危險。工人穿著粗糙的工作服，政治宣傳畫無處不在，喇叭在高聲宣傳。建築處於破敗之中，街道上燈光陰暗，店舖破舊並且一半都是空的。除了煤、汽油，還有肉、糖、牛奶和麵包，要麼短缺，要麼完全得不到。老鼠——那些靠吃屍體並嚇壞奧威爾的「個頭巨大而臃腫的東西」——在此書中又蠕動又爬行又跑。從前線回來後，奧威爾就像被折磨之後的溫斯頓·史密斯，樣子像個稻草人。在馬統工黨被清洗那段期間，警方的探子無處不在，人們擔心被朋友舉報。還是像溫斯頓那樣，奧威爾（在醫院接受治療時）接受了多次電震療法。最糟糕的是官方對真相的封鎖和謊言的勝利。奧威爾相信「寫戰爭寫得好的書本幾乎都是從受害者角度寫的」，而那個旁觀者—受害者和真實的奧威爾比起來，更易於動感情，更天真，能力和勇氣都要差一些。書中的英雄不是奧威爾，而是更為堅毅、大無畏的喬治·柯普，他稱這場戰爭為「一場喜劇，間或有冷場」，而且「對不斷飛過低矮的胸牆打過來，近在他頭邊炸響的子彈毫不在意」。柯普在書中首次出現時騎著匹黑馬，居於一個縱隊的前列，他代表的是理想的軍事指揮官，在緊張的危急關頭和軍事行動中又出現過——向敵方胸牆那次成功的襲擊，進攻莫卡咖啡館和在巴塞羅那搜捕馬統工黨的全過程。在混亂的巷戰中，他「赤手空拳走向那些人，他們害怕得不知所措，手持上了膛的槍」，他也命令手下人引爆未響的炸彈以避免傷亡。柯普被捕後，奧威爾對其生平和性格寫了一份為其感到自豪的簡歷：「他是我的私交，我曾在他手下服役幾個月，跟他並肩打過仗，我瞭解他的歷史。他是個犧牲了一切的人——家庭、國籍、生計——只為來到西班牙與法西斯鬥爭……1936年10月以來就在前線，從民兵一直幹到少校，我不知道他參加過多少次戰鬥。而且他也受過傷。」[36]
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奧威爾把一次進攻和潛近一頭野生動物時的興奮感相提並論，並描述他如何用刺刀刺一個人但未能刺到。在關於西班牙內戰的一篇隨筆中，他也回憶了一個人如何「從塹壕裡跳出來在胸牆上毫無掩護地跑，衣服穿了一半，跑時兩手提著褲子。我忍住沒向他開槍……我來這裡是打『法西斯』的，但一個提著褲子的人不是個『法西斯』，他顯然跟我自己一樣，是同類動物，我不想向他開槍」。奧威爾知道得很清楚，那種人道主義考慮在打仗時是不合時宜的，為了打贏仗，他必須打死敵人。但又忍不住加進一種公平和正派（那是他喜歡的用詞之一）因素，在法西斯軍那邊顯然沒有，而在他自己這邊，在太過頻繁的情況下同樣如此。他確實相信「社會主義的真正目標就是四海之內皆兄弟」。在西班牙代表這一點的，是農民緊握的拳頭、那個沒系褲帶的人和在警衛室跟他握手的那個意大利民兵「透明的精神」。如馬爾羅曾就他虛構的主人公寫道：「他喜歡打仗是因為那種男性間的同志之誼和拜勇氣所賜矢志不渝的奉獻精神。」
柯普向敵人胸牆發起的進攻和奧威爾自己的受傷成為他在前線階段的高潮部分。被打中後，他寫出了在有那種可怕經歷時不帶感情，幾乎是「身後事般」的想法。他覺得他「身處爆炸的中央」。有響聲、閃光、震動——但很奇怪的是沒有疼痛。他覺得虛弱無力，似乎遭到了一次電擊；然後他身子扭曲、倒下並摔到了頭部。[37]很少有士兵在受這種傷後，還能活下來並準確講述被擊中的感覺。
奧威爾發出的政治信息不受英國左派的歡迎。出版後頭12年中，《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只賣出600本，奧威爾在世時，它賺的還不到作為版稅先付給他的區區150英鎊。對此書的評論（有幾篇由奧威爾的朋友所寫）不可避免受到了評論者政治觀的影響。傑弗裡·戈爾勒承認奧威爾有「個人和政治上清教徒般的正直」，稱讚了他對「一支革命派民兵部隊中的感情氛圍」所做的描寫，並稱此書「是本極其重要的作品」。約翰·麥克奈爾那篇具有宣傳口吻的評論強調了書中的同志情誼精神，肯定他所做的政治報道是可靠的。菲利普·麥勒（Philip Mairet）同意戈爾勒的意見，說「這本書很可能將獨自成為關於那場鬥爭的最佳現代文獻」（此觀點現在依然流行），但也提到奧威爾政治上的不成熟，「對革命存天真之心」。《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的書評作者認為奧威爾「對托派馬統工黨的辯護令人信服」，而且意識到左派中的鬥爭——奧威爾後來在《動物農場》中作了刻畫——是想立即革命的托洛茨基派和想先打贏戰爭的斯大林派之間的鬥爭。當然，到最後他們革命未能成功，仗也未能打贏。
道格拉斯·伍德拉夫（Douglas Woodruff）在走保守路線的天主教報紙《刻寫板》（Tablet）上發表了評論，稱奧威爾是個不理解法西斯主義者觀點的浪漫派，然而「得到了結論，即在西班牙，有危險的當然不是民主，而是對獨裁統治別無選擇」。V.S.普裡切特（V.S.Prichett）在為《新政治家》寫稿時，也遵循了編輯的黨派路線，他寫道「關於讓有創造力的作家遠離政治有很多有力論點，喬治·奧威爾先生就是這類作家中的一員」，並總結說奧威爾「對赤裸裸真相的喜歡是『反常的』」。（普裡切特後來稱奧威爾為「一代人的冷峻良心」，但在1938年，他似乎自己就缺少一種政治良心。）斯蒂芬·斯彭德原諒了奧威爾對「同性戀左派」的攻擊，將共產主義貶斥為「失敗了的神祇」。雖然斯彭德認為這本書中既包括常識，也有偏激之處，他仍稱「在所有的文字中，它對共產主義做了最嚴厲的譴責」。
《向加泰羅尼亞致敬》1952年在美國首次出版，那是在朝鮮戰爭期間。跟20世紀30年代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奧威爾對共產主義的反對在那時似乎有了說服力並受到歡迎。T.R.法弗爾稱奧威爾是個「浪漫、典型的英國人」，他把此書只有較低銷量的原因歸於「共產黨的詭計」，而不是書中不受歡迎的觀點招致左、右兩派都不滿。歷史學家休·托馬斯認為此書是對西班牙內戰最優秀的第一手記述，但也提到它局限在巴塞羅那和阿拉貢前線，而且只寫了馬統工黨的觀點。托馬斯做了番精彩的總結，解釋了為何馬統工黨儘管具有啟發奧威爾寫作此書的崇高理想主義色彩，卻注定會失敗：
如果共和派想有取得內戰勝利的希望，唯一政策是集中戰時生產，放緩革命步伐（以避免引起農民的反對），建立正規軍以代替民兵，而且——如果英法仍固守不干涉政策——確實能經常從俄羅斯人那裡得到武器供應。共產黨對這些政策的支持才導致其對共和派事業的主宰地位。無政府主義者和馬統工黨儘管有更突出的理想主義色彩，卻未能理解此類現實問題，他們落敗不可避免，相應的是共產黨得勢。[38][1] 《全集》，16.289（《西班牙回憶》，1944年7月16日）；艾倫·賈德對謝爾登的《奧威爾傳》的書評，發表於1991年11月17日《華盛頓郵報書評》；弗恩，《一個俄羅斯人的英國》，第417頁。——原注
[2] 菲利普·麥裡特所言，見克裡克《奧威爾傳》第206頁；《全集》，10.241；肯尼思·辛克萊—婁蒂醫生1999年1月9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原注
[3] 克裡克，《奧威爾傳》，第162頁；羅伯特·道斯，《中心左派：獨立工黨，1893—1940》（倫敦，1966），第194、197頁；《全集》，12.106；亨利·米勒所言，見《工作中的作家》（Writers at Work）第181頁；《全集》，16.403（1944年9月5日「信筆所至」專欄）。——原注
[4] 保羅·普雷斯頓，《西班牙內戰，1936—1939》（倫敦，1986），第177頁；羅納德·弗雷澤，《西班牙之血：西班牙內戰口述歷史》（1979年初版；紐約，1986），第341頁；皮埃爾·布魯埃、埃米爾·泰米納，《革命和內戰》（托尼·懷特翻譯，倫敦，1972），第71—72頁；卡爾所言，見格羅斯《奧威爾的世界》第69頁；肯尼思·辛克萊—婁蒂醫生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原注
[5] 《全集》，13.398（《和平主義論爭》，1942年7月12日）；維克托·阿爾巴1999年1月29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原注
[6] 瑪莎·蓋爾霍恩（Martha Gellhorn，1908—1998），美國記者、小說家，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1940—1945）；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1904—1973），智利詩人、外交家，著有《西班牙在心中》《詩歌總集》等，獲得1971年諾貝爾獎；拉法埃爾·阿爾伯蒂（Rafael Alberti，1902—1999），西班牙畫家、詩人，主要詩集有《熱情與形式》《有關天使》《致畫》等。
[7] 安德烈·馬爾羅（Andre Malraux，1901—1976），法國作家、政治家，二戰時法國抵抗組織的成員，1959年至1969年出任戴高樂政府文化部長，著有《征服者》《王家大道》《反回憶錄》等。
[8] 西裡爾·康諾利，《巴塞羅那》，選自《被禁止的運動場：1927—1944年隨筆》（The Condemned Playground：Essays，1927—1944，倫敦，1945），第186頁；威利·勃蘭特，《我的政治生涯》（紐約，1992），第102頁；賈森·格尼，《遠征西班牙》（Crusade in Spain，倫敦，1974），第49頁；《全集》，11.28（1937年6月8日信件）。——原注
[9] 《全集》，13.497（《西班牙內戰回顧》，1942）；約翰·麥克奈爾，《西班牙日記》，唐·貝特曼所編（蘭斯特郡斯托克港，70年代印刷），第14頁；弗蘭克·弗蘭克福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77頁；何塞·羅維拉所言，見謝爾登《奧威爾傳》第251頁。——原注
[10] 伊利亞·愛倫堡，《大戰前夜，1933—1941》（塔吉揚娜·捨普尼亞和伊馮娜·卡普翻譯，倫敦，1963），第138頁；雷蒙德·卡爾，《西班牙，1808—1939》（牛津，1966），第660、679頁；休·托馬斯，《西班牙內戰》（紐約，1961），第364—365頁。——原注
[11] 《全集》，13.498（《西班牙內戰回顧》，1942）；《全集》，12.246（1940年8月戰時日記）；鮑勃·愛德華茲，《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前言（倫敦佛裡歐協會版，1970），第7頁；哈里·米爾頓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82頁。——原注
[12] 《全集》，12.271（《反正是我的國家》，1940年秋）；愛德華茲為《向加泰羅尼亞致敬》所撰序言，第7頁；斯塔福德·科特曼所言，見詹姆斯·霍普金斯所著《進入火之中心：西班牙內戰中的英國人》（斯坦福，1998）第205頁；斯塔福德·科特曼和鮑勃·愛德華茲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81、79頁。——原注
[13] 本傑明·萊文斯基所言，見謝爾登《奧威爾傳》第260頁；《全集》，11.52（1937年7月31日書評）；霍普金斯，《進入火之中心》，第206頁。——原注
[14] 邁克爾·柯普1998年12月9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皮埃爾·柯普1998年12月22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1998年11月28日在切斯特菲爾德對昆廷·柯普的採訪；伯特·戈瓦埃茨，《喬治·柯普》，1985年8月24日《自由尼德蘭報》，在霍普金斯的《進入火之中心》第400頁第120註解中加以譯釋；第406頁第23註解；《全集》，9.182—183。——原注
[15] 斯塔福德·考特曼所言，見T.R.法弗爾《喬治·奧威爾：個人回憶錄》（George Orwell：A Personal Memoir，紐約，1982）第134頁；傑克·布蘭斯威特所言，見沃德姆斯《緬懷奧威爾》第84頁；《全集》，11.17（1937年4月12日信件）。——原注
[16]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法國作家、哲學家，著有《局外人》《瘟疫》等，獲得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
[17] 伊薩克·杜伊徹，《斯大林政治傳記》（1949年初版；紐約，1960），第425頁；愛琳·布萊爾所言，見克裡克《奧威爾傳》第220頁；勃蘭特，《我的政治生涯》，第105頁；伯內特·博洛頓，《西班牙內戰：革命及反革命》（北卡羅萊納州查普希爾，1991），第498頁；湯森·勒丁頓（Townsend Ludington），《約翰·多斯·帕索斯：一個二十世紀的奧德賽》（John Dos Pasos：A Twenty Century Odyssey，紐約，1980），第373頁；格尼，《遠征西班牙》，第185頁。——原注
[18] 喬治·柯普所言，見克裡克《喬治·奧威爾閱讀指南》（Reader's Guide to George Orwell）第173頁第13註解（1937年5月31日）和《全集》，11.25；哈里·米爾頓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90頁。——原注
[19] 《全集》，11.27；《全集》，11.25（柯普1937年6月10日致奧肖內西的信）；《全集》，11.29（愛琳致奧肖內西的信）；赫彭斯托爾，《四位缺席者》，第204頁。——原注
[20] 裡斯，《為了愛或金錢》，第153頁；《全集》，11.31（現藏馬德里西班牙國家歷史檔案局）；霍普金斯，《進入火之中心》，第205—208頁。——原注
[21] 約翰·麥克奈爾所言，見沃伯格《紳士從事的職業》第237頁；《全集》，12.103。——原注
[22] 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喬治·柯普1939年1月10日致愛琳·布萊爾的信；《全集》，11.339頁註解；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喬治·柯普1938年12月18日致埃裡剋夫婦的電報；奧威爾檔案庫所藏柯普1939年8月12日致布萊爾的信；《全集》，11.53（1937年7月31日信件）。——原注
[23] 康諾利，《黃昏的柱廊》，第341頁；彼得·昆內爾，《習俗及性格》（Customs and Charters，波士頓，1982），第2頁。——原注
[24] 位於法國北部城市沙特爾，在巴黎西南方。此大教堂建於13世紀，以其彩色玻璃和對稱螺旋體著名。
[25] 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1912—1994），英國作家，以創作罪案小說著名，著有《謀殺之色》《自殺者》等。——譯注
馬爾科姆·馬格裡奇，《朗海姆日記》（Langham Diary），1963年10月6日《聽眾》雜誌，第18頁；約翰·莫裡斯，《一些人比其他人更為平等：對喬治·奧威爾的一則說明》（Some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A Note on George Orwell），《企鵝新寫作》40卷（1950），第90頁；朱利安·西蒙斯，《奧威爾：回憶》（Orwell：A Reminiscene），《倫敦雜誌》，第3卷（1963年9月），第38頁。——原注
[26] 諾埃爾·安南（Noel Annan，1916—2000），英國學者、傳記作家，著有《萊斯利·斯蒂芬》《我們的時代》等。
[27] 諾埃爾·安南，《我們的時代：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知識分子群像》（紐約，1990），第210—211頁；馬爾科姆·馬格裡奇所言，見格羅斯《奧威爾的世界》第172頁；西裡爾·康諾利所言，見《相遇》雜誌18卷（1962年1月）第56頁《喬治·奧威爾：幾封信》；康諾利所言，見奧威爾檔案庫英國廣播公司電視節目《通往左派之路》。——原注
[28] 《全集》，10.491（1936年10月12日書評）；《全集》，17.413（1945年12月2日書評）；《全集》，17.21（1945年1月14日書評）。——原注
[29] 《全集》，18.319（1937年10月12日信件）；阿爾貝·加繆所言，見弗雷德裡克·本森（Fredrick Benson），《武裝作家：西班牙內戰對文學的影響》（Writers in Arms：The Literary Impact of the Spanish War）（紐約，1967）第302頁。——原注
[30] 胡安·內格林所言，見赫伯特·馬修對《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書評，收入邁斯耶所編《喬治·奧威爾：重要遺產》，第149頁；塞西爾·戴－劉易斯，《跳舞之時》（A Time to Dance，倫敦，1935），第58頁；拉爾夫·貝茨，《進入火之中心》，第236頁；《全集》，16.394（《阿瑟·庫斯勒》，1944年9月11日）。——原注
[31] 阿德裡安·史密斯（Adrian Smith），《〈新政治家〉：一份政治週刊的肖像》（The "New Statesman"：Portrait of a Political Weekly，倫敦，1996），第246頁；《全集》，11.51（1937年7月31日對博克努的評論）；《全集》，11.71（1937年8月19日信件）。
鮮為人知的伊馮娜·達韋是在1937年8月開始與奧威爾通信的，她在二戰前就翻譯了《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不過直到1955年才在法國出版。紀德的傳記作者寫道「（1937年）作為一位阿維尼翁市婦女，她給紀德寫了一些熱情仰慕的信件」，最終成了他聰明、高效和辛勤工作的秘書。紀德說「她像天使一樣工作，因為她所做的一切都是愛的行為……她非常漂亮，富於情感，太明顯在世界上只有一個感興趣的對象」——紀德。但到了1947年，「她時刻要爆發的熱情開始讓紀德吃不消。」——艾倫·謝裡登，《安德烈·紀德：生活在現在的人生》（倫敦，1998），第59頁。——原注
[32] 馬爾科姆·馬格裡奇，《被浪費的時間記事》（Chronicles of Wasted Time，倫敦，1972），第1卷第175頁；《全集》，11.67（1937年8月3日至6日信件）；弗雷德裡克·沃伯格所言，見奧威爾檔案庫所藏英國廣播公司1963年2月19日的採訪，以及奧威爾檔案庫所藏英國廣播公司電視節目《通往左派之路》。——原注
[33] 理查德·奧爾丁頓（Richard Aldington，1892—1962），英國詩人、小說家、評論家和傳記作家，著有《英雄之死》及其續篇《人人都是敵人》等；埃裡希·馬裡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1970），德國小說家，1947年加入美國籍，著有《西線無戰事》《凱旋門》等。
[34] 《全集》，17.208（1945年7月1日信件）；《全集》，18.320。——原注
[35] 《全集》，1.130、5.141；喬治·奧威爾，《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紐約燈塔版，1952），萊昂奈爾·屈瑞林作序。《奧威爾全集》的編者犯了一個少見的錯誤，把第5章（和第11章）挪到了書末，但未能看出缺了第5章，第8章的政治討論就沒有意義，奧威爾的結論就失去了力量。我因此用的是《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美國版。——原注
[36] 邁克爾·塞德曼，《非奧威爾化的巴塞羅那》（The Unorwellian Barcelona），《歐洲史季刊》，第20卷（1990年4月），164期，第175頁；《全集》，11.416（1939年12月評論）；奧威爾，《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第32、99、129、209頁。——原注
[37] 《全集》，13.501（《西班牙戰爭回憶》，1942）；《全集》，16.42（《社會主義者可以快樂嗎》，1943年12月24日）；安德烈·馬爾羅，《阿爾籐堡的胡桃樹》，A.W.菲爾丁譯（倫敦，1952），第119頁；奧威爾，《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第185頁。——原注
[38] 邁耶斯，《喬治·奧威爾：重要遺產》，第121—151頁；V.S.普裡切特，《西班牙悲劇》，《新政治家及民族》雜誌，15卷（1938年4月30日），第734、7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