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37
1
通過《巴黎倫敦落魄記》和30年代時所寫的隨筆文章，奧威爾發現自己有寫作紀實作品的非凡才能，這種才能得自艱苦生活，也伴隨著熱情。但他最想做一名有趣而且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小說家，一名當代狄更斯或者威爾斯，擁有一些勞倫斯式激情和喬伊斯式才華。他後來寫道：「一個我從未克服的困難是一個經歷很多的人熱切希望能寫到這些經歷……但除了把這些經歷改頭換面地寫成一部小說外別無他法。」在《牧師的女兒》（The Clergyman's Daughter，1935）中，他嘗試把有關流浪和監獄的素材（他在隨筆中已經更有效地用到過）變成小說。他塑造了一個很乏味的女主人公——面色蒼白、靦腆、壓抑和工作過度的多蘿西·黑爾——和沉悶而且鬆散的情節。老處女多蘿西逃離了父親及其寓所，去摘啤酒花，在特拉法加廣場露宿，然後找到一份教書工作。最後，她又回到枯燥的日常生活中，幹起平凡的工作，無法相信上帝，也無法用另外一種可以接受的信仰代替對上帝的信仰。然而奧威爾確實解決了一兩樁宿怨。這部小說的背景地是以南沃爾德為原型的奈普希爾，而他是在南沃爾德的家裡居住時寫的這部小說。克裡維太太——她是多蘿西憂傷旅程的最後一站，即那所破破爛爛的私立學校的所有人——是海斯鎮霍索恩斯學校那個為人吝嗇、不擇手段的業主的醜陋化身。
這本小說的風格與結構同樣不統一，從以奧威爾式口吻直截了當描述摘啤酒花工作，和對多蘿西陶醉於大自然中或避開一個年長傾慕者沃伯頓注意的勞倫斯式描寫，到「場景」一節——那發生在特拉法加廣場上的流浪者中，是對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中「夜城」一章差勁的模仿之作。例如，在喬伊斯的小說中，可敬的默爾文·塔爾博伊太太威脅要抽打布盧姆而激怒後者；在奧威爾的小說中，令人反感的陶爾博伊牧師像個調皮的學生般倒著背誦《主禱文》。無怪乎奧威爾說過在讀了《尤利西斯》後再讀自己的書時，他感覺「如同一個學了發音課程的太監，聲音能夠冒充男低音或男中音，但要是聽得仔細，還能聽到那種尖細的聲音跟原來一模一樣，未曾改變」。
奧威爾也明白呆板的老處女多蘿西和瀟灑開朗的沃伯頓之間的友誼不可信，他聲稱「虔誠的和不道德的自然相遇」，而不是表現出這點來，他想讓他們的友誼更具意義，但效果不彰。戈蘭茨也迫使奧威爾對這部小說做了多處改動，從而削弱了它。他被迫把「（沃伯頓）試圖強姦多蘿西」改為「（他開始）要跟她做愛，粗暴地，凶狠地，甚至是野蠻地」，這讓她最終對他的拒絕沒那麼可信。[1]
戈蘭茨出版社的審讀人諾曼·柯林斯儘管對《牧師的女兒》的缺點和這位有意讓自己得到如此不愉快體驗的怪作者持批評態度，卻對出版社的這位作家很感興趣，並認為讀者也會。柯林斯報告稱：「很清楚他經歷過無比艱辛的生活，大概現在還是。他無疑可以成為一個心理醫生亟欲分析的對象，他的作品中，幾乎存在每種主要的不正常心理，要麼是隱藏的，要麼完全展現出來。確實，這本書結構上的混亂說明了精神上的某種不穩定性。」
在給代理人及朋友們的信中，奧威爾防禦性地貶低了自己的書。他意識到它們的缺點，想讓評論者筆下留情。他沒有努力說服倫納德·摩爾把《巴黎倫敦落魄記》推銷出去，而說他「不認為它是一部佳作……請確保以筆名出版，因為我並不為它感到自豪」。他告訴亨利·米勒《緬甸歲月》根本不能「算是一本好小說，但景物描寫還不錯」——然後又急忙說多數讀者會跳過那些段落不讀。[2]他肯定為《牧師的女兒》感到慚愧，因為他稱它為「一團糟」和「廢品」，並向摩爾承認道：「它的立意不錯，可我把它寫壞了——不過它是我目前能寫出的最好作品。有些地方我不反感，可我擔心它在整體上很鬆散，而且很不真實。」他也承認這本小說「只是當練習來寫，我不該出它，但是當時我迫切需要錢，寫《保持葉蘭繁茂》時也是。當時我只是手裡缺部書稿，不過我快填不飽肚子了，必須拿出能掙一百鎊左右的什麼東西」。
奧威爾對他早期幾本書的看法都過於苛刻，但對他第二本小說的缺點倒說得很到位。《牧師的女兒》根本不及《巴黎倫敦落魄記》和《緬甸歲月》，如今很難讓人讀下去。他用的比喻不是他希望能給人以深刻印象的那種明喻，而是無意為之地變得滑稽、沉重和自憐，如多蘿西覺得「她的靈魂似乎已枯萎，直到它像肥皂托盤上被遺忘的一塊乾透的肥皂那樣可憐」。[3]寫到乏味的女性角色時，他總無法寫得得心應手，而且作為一個不信教的人，他對信仰危機和宗教生活下的壓力並不真正感興趣。對他而言，缺錢和失去尊嚴總比缺乏信仰更為重要。
2
1935年3月，奧威爾在愛琳·奧肖內西（Eileen O'Shaughnessy）的同學羅莎琳德·奧伯邁耶所辦的派對上認識了愛琳，當時他已出了《牧師的女兒》，仍在漢普斯特德的書店工作。陪愛琳走到公共汽車站後，他告訴羅莎琳德：「那就是我想娶的女孩！」愛琳·奧肖內西1905年出生於南謝爾茲（在靠近紐卡斯爾的北海之濱），父親是位海關稅務官。她從桑德蘭高中畢業後獲得了一項獎學金進入牛津大學聖休學院學英語，1927年獲得學士學位。大學畢業後，她做過一系列工作：在梅登海德的一間女子學校當教師，在妓女中做社會服務工作，給幾乎失明的（巧克力製作大王家族的）伊麗莎白·卡德伯裡夫人唸書，還在倫敦市維多利亞街上開過一間秘書社。
她也幫助其兄長勞倫斯·奧肖內西準備出版的作品。勞倫斯是位著名胸外科醫生，在哈利街開診所執業，而且是權威教科書《肺結核》的作者之一。他妻子格溫也是位醫生，女兒說她是個「身材纖弱的女人，性格文靜、溫柔、關心人……我記得她選擇無法出門的病人作為巡迴出診對象，讓他們過得愉快些，否則他們只能生活在枯燥之中。她不只是他們的醫生，還是他們的朋友、導師、心理醫生、顧問……我媽媽非常開明，還是個社會主義者」。
愛琳比奧威爾之前交往過的其他女孩都漂亮（赫彭斯托爾說她之前的那些長得確實不怎麼樣），而且是唯一上過大學的。奧威爾認識她時，她跟母親住在格林威治，正在倫敦大學的大學學院攻讀教育心理學碩士學位。莉迪亞·傑克遜是愛琳的好友，跟愛琳是同學，她出生於俄羅斯，後來以埃利莎維塔·弗恩（Elisaveta Fen）之名寫作。據她所言，愛琳不修邊幅，所穿衣服質地雖好，但式樣差。莉迪亞寫道：「她長得很有魅力，不過走路樣子很笨拙。她長得高而苗條，有那種通常被認為是愛爾蘭人的顏色：黑髮，淺藍色眼珠，面色細嫩，白裡透紅。」她又寫道在愛琳家過夜時，「當我看到愛琳穿著睡衣站在鏡子前凍得發抖時，她的瘦削打動了我，也奇怪地讓我感動。我憐惜她，不知道什麼樣的男人會對她那樣纖弱的身體產生慾念。」[4]
戰時跟愛琳同在食物部工作過的萊蒂斯·庫珀（Lettice Cooper）也認為她有魅力，描述了她那略微有些茫然和精神恍惚的特點：「她中等身材，有點兒聳著肩，很漂亮，長著喬治所說的『貓臉』、藍眼睛和幾乎是黑色的頭髮。她走路很慢，看上去似乎總遊蕩著進入一個房間而沒有明確目的。她的手腳長得小，但很勻稱。我從來沒見過她手忙腳亂，卻總按時完成工作。」有位親戚記得她曾邊做蘋果餅邊抽煙，並心不在焉地把一點煙灰掉到了麵團裡。
誰都喜歡愛琳。她文靜、有趣、和氣、興趣廣泛，笑聲歡暢且具有感染力，有內涵、要求嚴格、非常聰明。她的性格在其所寫的信中得到了體現：有趣，性格平和，包容，具有自我犧牲精神，有膽量。萊蒂斯·庫珀在其小說《黑色伯裡恆》（Black Bethlehem）中，把愛琳寫成了心腸好、富於同情心的安（就像奧威爾的姐姐瑪喬裡）：「跟她說話時，她答話前通常會看你一分鐘，然後很慢地回答，就好像你對她說的任何事不僅需要仔細考慮，而且極為重要……人們遇到難題時常找安。她的朋友經常打電話給她說她們想離婚、懷孕或神經衰弱，或是跟丈夫或情人吵架。」西裡爾·康諾利覺得她討人喜歡：「非常漂亮，完全配得上當他的妻子，他很為她自豪。」[5]
愛琳的朋友覺得奧威爾不會照料自己，需要一個女人來照料他。在莉迪亞看來，他看上去很不整潔，衣著單調，面容看上去疲憊、不健康。跟赫彭斯托爾不同，奧威爾在勞福德路上公寓展現的廚藝未能打動莉迪亞，她說他做的飯「幾乎沒法吃」。但不久就接過做飯之職的愛琳覺得他的言行有趣，她是唯一一個跟他非常親近的人，甚至帶上了他的說話語氣。
他們首次見面後沒幾周，愛琳告訴莉迪亞奧威爾向她求婚了。
「他怎麼說？」 「他說他不是真正有資格，可是……」 「你怎麼回答他？」 「沒什麼……只是讓他繼續說。」 「你怎麼辦？」 「不知道……你看，我告訴過自己到了三十歲，我會接受第一個向我求婚的男人。嗯……明年我就滿三十了。」在奧威爾向她求婚之前，愛琳似乎未遇到過認真的求婚者，她可能覺得莉迪亞對奧威爾看法一般，所以心懷戒意地不願承認她已墜入愛河。她知道他沒錢，長得不英俊，而且顯然身體也不好。奧威爾貶低自己，堅持說他不是真正夠資格。愛琳裝作只是接受了首次求婚，但是跟他心心相印，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而他喚起了她性格中熱情、慈愛和母性的方面。1935年秋天，在跟愛琳約會半年左右後，奧威爾在給赫彭斯托爾的信中寫道：「你對愛琳的看法沒錯。她是我很久以來遇到過的最好的女孩。我買不起一枚戒指，除非買沃爾沃思連鎖店裡那種廉價的。」
在過去兩年中，愛琳一直在攻讀碩士學位，而且已經完成了所要求的全部課程及考試，也選定了論文主題：如何在學生作文中利用想像力。但她還得查閱資料，訪談學生，然後寫論文。她想獲得學位，然後從事專門職業並找到一份能帶來滿足感的工作。愛琳肯定提起過自己去掙一份薪水以貼補他那微薄的收入，這樣會有好處，但許多方面都很傳統的奧威爾不想讓妻子養活他。據凱·埃克瓦爾所言，他一般情況下不清楚女人的需求——他自身的需要及興趣才居首位。他想結婚並在鄉下生活，幾乎一點也不考慮愛琳的職業。
出於一時大為樂觀的心情和靠著因為《通往威岡碼頭之路》從戈蘭茨出版社預支的100英鎊，奧威爾說服了愛琳嫁給他。他的書平均每本賣3000冊，那讓他一年掙150英鎊左右——比過他眼裡的舒適生活所需的少得多。不過他另外還計劃搬到一個鄉下村子裡——赫特福德郡的沃靈頓村——在那裡，他們可以靠他的寫作收入過花銷不大的生活，開一個雜貨店，養牲畜，吃自己所種的東西。他曾自豪於自己流浪時一周靠幾先令活下來，這時他又有了一個極好的機會，可以滿足他對過儉省生活的不同尋常的渴求。
愛琳似乎不在意舉行一場天主教婚禮，所以宗教懷疑者奧威爾跟她在沃靈頓村的聖瑪麗教堂結了婚（這是間建造於14世紀的聖公會教堂），時間是1936年6月9日。他在給伊頓同學金-法羅的一封信中寫道：「寫這封信時我不時看一眼時鐘，另外也看祈禱書，在過去幾天裡我都在研究這本書，希望讓自己挺過婚禮上的可憎之事。」出席婚禮的只有親屬：艾達和阿芙利爾母女（但理查德和瑪喬裡沒來），奧肖內西太太，勞倫斯和格溫。
在村內的酒館吃完午餐後，「喬治的媽媽和妹妹把愛琳領到了樓上，對她說她們感到很對不起她，因為她承擔了某種責任，她明白，但不介意」。漢弗萊·戴金形容愛琳是「一個漂亮的女人，有道德（不是熱情），令人放心。我不記得她過分擔心過缺錢，當然，她總寵著埃裡克」。[6]他們沒有度蜜月，親屬們走後，他們就開始修葺那座村舍。他們會種菜、飼養雞和山羊（在後面散發著臭味的棚子裡養），並且開他們那間小鋪子，而奧威爾仍繼續寫書和隨筆。
愛琳喜歡過簡樸生活，未對小小的不方便之處大驚小怪。但沃靈頓村的生活結果證明是艱苦的。這個村子在白爾多克東邊3英里，倫敦到白爾多克的公共汽車一周僅開兩趟，兩地相距35英里。村內約有75個村民，有教堂、莊園主宅第、20多座村舍和一排10間房的村務會房屋，其周圍是種植小麥和大麥的開闊田地。
奧威爾具有這種選擇居住於最簡陋、最不適地方的自我懲罰式本能，令他不可能住進靠近某個宜人市鎮的漂亮村子裡一幢令人愉快的住宅。他們那座有300年歷史的村舍有上下兩層，被稱為「鋪子」，它非常小，也非常狹窄，是座用板條和灰泥建起的建築，處處狹小。前門裝得不好，橡木樑低得容易碰到頭，房頂是醜陋的波紋鐵屋頂，下雨時總是響聲極大。沒有電力，油燈只能提供暗淡的照明，燒丁烷氣不足以供熱。室外廁所在菜地的盡頭，冬天會結冰，別的時候用也根本談不上舒服。
萊蒂斯·庫珀覺得那座村舍幾乎像二戰時被轟炸的倫敦那樣，住著不舒服而且有害健康：「洗水池會堵塞，便攜式油爐不好用，廁所的塞子拔不出來，樓梯處很暗……他們把一堆堆書隨意放在樓梯上，所以有很多陷阱，灰塵也很多。」愛琳告訴她「有一隊隊老鼠一個挨一個爬到書架上，老是把瓷器碰掉」。在把這座村舍免收租金（條件是飼養那些牲畜）給《阿代爾非》的工人階層作者傑克·考曼住時，奧威爾就它那令人卻步的缺點充分警告了他一番：「太他媽糟糕了，不過多少還能住。有一間房內有雙人床，另外一間有張單人床……冬天下大雨時，廚房容易進水……你可能記得，起居室的壁爐會跑煙……上面可以煮水，可是當然根本燒不熱。」[7]考曼雖然過慣了艱苦生活，可是也發現那裡的生活過於難挨。愛琳認為那座潮濕而多煙的村舍令奧威爾生病。婚後不久他就病倒了，她幹上了最令人反胃的活，包括在化糞池倒灌時清潔整座廁所。奧威爾喜歡過這種自尋折磨的生活，但是干了大部分活的愛琳卻受罪很大。
雖然他們過著斯巴達式的生活，但是當愛琳把一罐果醬放上桌時，奧威爾堅持把果醬倒進盤子再體面地端上桌。愛琳覺得那特別有意思，莉迪亞說：「如奧威爾告誡過她的，他們要像工人階層那樣過日子，但是她發現喬治講究的禮數還真不少。」在漏雨的屋頂下，跑煙的爐火邊，「那裡有家傳的銀器，一幅先祖瑪麗·布萊爾太太的肖像，餐時紅酒，菜園裡收穫的蔬菜和調味芳草，舊銅燭台，卷毛獅子狗『馬克斯』」。馬克斯毛色灰白，中等身形，機靈無比，喜歡坐在窗戶台上留意難得出現的路人。
他們的鋪子裡有櫃檯、磅秤、燻肉切片機和幾個裝麵粉、食糖的容器及放其他常備商品的貨架。奧威爾活像威爾斯的《波利先生的歷史》（The History of Mr. Polly）中那個小個子鋪主，他學會了怎樣捆紮成包，很像《上來透口氣》裡的喬治·保靈：「使用燻肉切片機、切火腿、給刀開刃、掃地、掃掉雞蛋上的灰塵但避免打破……擦窗戶、用眼估一磅奶酪、開包裝箱、把一扁塊黃油拍打成形等。」然而，顧客主要是來買糖果的小孩子，他一周開舖的利潤只有兩便士。奧威爾不能讓店裡備貨充足，因為這個小村子裡來買東西的人很少，大多數在趕集日去白爾多克買東西，然後去看一場電影，那是他們社交活動中的固定部分。
奧威爾找到了放棄中產階級體面生活和拒絕向財神鞠躬的又一途徑，那讓他在那座村舍中的生活有了種理想主義色彩，如他曾懷舊地告訴傑克·考曼：「我和愛琳剛結婚那陣子，當時我在寫作《通往威岡碼頭之路》，我們的錢少得以至於有時幾乎有上頓沒下頓，但我們發現可以精神昂揚地吃土豆什麼的對付著過。」[8]雖然幾乎一貧如洗，他們仍能一周只靠五英鎊勉強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他們吃的一部分靠自己種，鋪子裡進的食品雜貨可以打折扣買到，至少能勉強過自給自足的生活。
奧威爾很喜歡那座村舍，這也考驗了朋友們對友情的忠誠，他們幾乎受不了週末來一次所受的艱辛。有客人時，那座非常小的村舍似乎被撐大了，就算在6月，裡邊也寒冷刺骨。金-法羅是無畏的——他獲得過劍橋大學和普林斯頓的獎學金，在得克薩斯州的油田盲目開過油井，當上了美國女繼承人黑茲爾·古根海姆的第三任丈夫——剛結婚就去了沃靈頓村一趟，發現伊頓公學裡的那個胖小子變成一個皮包骨頭的人。他也注意到奧威爾缺乏自信的舉止：「他走出來用他那古怪的聲音沙啞、低沉地說非常歡迎……樣子非常厭倦且略微有些歉意……他被曬成了深棕色，穿著鬆鬆垮垮的舊燈芯絨褲子和灰顏色襯衫……我們吃了不熱乎的午飯和一些很好吃的泡菜，布萊爾和他妻子為之很自豪。」
《阿爾代非》雜誌的另一位作者馬克·本尼也和理查德·裡斯一起去過沃靈頓村，他們發現奧威爾在津津有味地過著僧侶式貧困生活。他當時一直想把壁爐火升起來，卻發現煙囪有毛病。迎接他們時，他身上落了一層煤灰，並被一團煙霧籠罩著。煙囪上因為少了幾塊磚引起了煙倒灌。裡斯和本尼找了幾塊石頭想堵住那個洞，但奧威爾遺憾地搖了搖頭。那幾塊花崗岩石頭來自幾塊舊墓碑，不能用：「他覺得不該做」這種褻瀆之事。壁爐火一直未能升起來，本尼納悶奧威爾是尊重傳統呢還是腦子有點不正常。裡斯被這種有趣的較真逗樂了，覺得他們「看到了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展示，說明怎樣一方面在不便中艱難度日，一方面又堅持嚴格行事」。
傑克·考曼多次去沃靈頓村跟奧威爾見過面，覺得他非常沉默寡言，注意到他身上、姿態、口音還有「冷冷的天生優越感」中的伊頓氣質。雖然過著鄉間生活，在室外幹活，即使在那時，奧威爾的身體仍很虛弱，「臉上溝紋深陷，胸肺功能差得讓人心疼」，「說話平板沉悶，除了憂鬱地略微吃吃而笑，從不大聲笑」。他在村裡以受過良好教育的「聰明佬」知名，但不是真正瞭解怎樣開舖子和養牲畜。不過，他確實還算知道得夠多的了，能就如何為他的另一頭「聖羊」穆麗爾配種向考曼建議：「不管怎麼樣，別讓它去找尼古拉家那頭垮掉的老廢物，那頭羊干了二十年，真的是干趴下了。」
在沃靈頓村時所拍的一張照片上，奧威爾跪在一片草地上，正用一個金屬罐盛著拌碎的羊食喂臉上有黑白花斑的穆麗爾，他頗為正式地穿著格子呢外套，打著領帶。另外一張照片上，他穿著肥大的褲子，手放在臀部，領帶沒塞進扣著的馬甲裡，手帕垂在口袋外面。他站在沃靈頓村教堂墓地那些傾斜的墓碑旁，不自然地盯著遠方。
奧威爾喜歡動手，熱心園藝和木工。他的另外一項消遣活動是釣魚，從在亨裡和伊頓那段的泰晤士河裡釣淡水魚，到在朱拉島上的湖裡和周圍的海裡釣鱒魚和龍蝦。他在食物、飲酒和居住享受方面趣味傳統，寧願住在農村，不喜歡現代城市生活。他在為《二十世紀作家》所寫的小傳中寫道：「除了工作，我最喜歡做的是園藝，尤其是種植蔬菜。我喜歡英國式烹飪和啤酒、法國紅葡萄酒、西班牙白葡萄酒、印度茶葉、濃烈的煙草、燭光和安樂椅。我不喜歡大城市、噪音、機動車、電台、罐頭食品、中央供暖系統和『現代』傢俱。我妻子的愛好與我的幾乎完全吻合。」
雖然過的是與外界隔絕的艱苦生活，但他和愛琳結婚後的半年是他平生最快樂的一段時間。時常對奧威爾心懷嫉妒的赫彭斯托爾驚訝地發現她釋放了他禁錮已久的情感。他去拜訪時，奧威爾和愛琳「舉動中顯然透著愛意，互相愛撫著，就算沒坐到對方膝上，不管怎麼樣也是坐在同一張扶手椅上」。傑弗裡·戈爾勒說：「他非常確信沒人喜歡他，因此易於動怒……我本來會說他是個不快樂的人……一個很孤獨的人……直到遇見愛琳。」[9]
他們的田園浪漫曲被戰爭及疾病打斷後，先是愛琳，繼而是奧威爾，不得不獨自待在那裡飼養牲畜，他們從未再次享受到早先的親近及幸福感。理查德·裡斯重複了奧威爾那些女友的看法：「他從來並非不體貼人，但他會那樣的……有時不為別人著想。」斯蒂文·朗西曼記得奧威爾在伊頓公學時的本性，認為「他肯定是個很難相處的丈夫，我認為他並非真正需要妻子」。莉迪亞·傑克遜很喜歡愛琳，後來有了討厭奧威爾的理由，她認為「他對她太不重視了。我想任何一個男人都會珍惜這樣一個妻子——長得很漂亮，非常聰明，談話詼諧風趣，廚藝一流」。莉迪亞認為她感到孤獨，思想上有孤立感，因為「奧威爾的工作不需要她幫助，表現得根本不願意跟她討論他的工作。埃裡克跟她哥哥很不一樣，她哥哥變得依賴她的協助」。萊蒂斯·庫珀認為奧威爾對自我的專注和他們一直擔心他那虛弱的胸肺，而忽視了愛琳纖弱的體質。醫生擔心他可能把病傳染給她，「她經常接受肺結核檢查，結果總是陰性。她需要很多照顧，但喬治做不到」。[10]
跟艾達和阿芙利爾一樣，梅布爾也說起過奧威爾並非特別好的結婚對象，她記得愛琳說過（這是件怪事，因為梅布爾曾是他的情人）「她覺得奧威爾婚前性生活太多了」。她大概是說過了段時間，他變得疲倦和性冷淡。在奧威爾臨終前寫的最後一本文學筆記中，有一則特別刻薄，也有很強的揭示性，是用第三人稱寫的。這則對愛琳的話和他們婚姻中的性愛方面揭示甚多：
關於女人的兩件重要事實……你只有通過結婚才能學到，那跟女人設法給人留下的關於她們的自身形象完全矛盾。其一是她們邋遢和不整潔到了不可救藥的程度。另外是她們可怕的、貪婪的性慾……在任何婚姻或固定的男女關係中，男方會懷疑女人總是伴侶中性要求迫切的一方。在他的經驗中，女人很是慾壑難填，不管做多少次愛，似乎從不感到疲勞……在任何連續超過一年或兩年的婚姻中，性生活被認為是一種義務，一種男方應向女方提供的服務。男方也懷疑在每樁婚姻中，總存在同樣的鬥爭：男人想逃避性生活，只在他想（或者跟別的女人）的時候才做，而女人的要求越來越強烈，越來越因為丈夫不夠威猛而看不起他。[11]奇怪的是奧威爾既然願意生活在最惡劣的環境中——為人所知的是他家裡亂七八糟，並非整潔和井井有條——但他竟然批評起女人邋遢和不整潔。同樣奇怪的是，這個請求過布倫達和薩莉跟他發生性關係，也懇求過埃莉諾跟他再去林間幽會的人，竟會指責女人性慾強烈、不知足。他的評論跟普遍的假定相悖，也與他自己的經歷相矛盾。這段具有揭示性的話肯定反映了他自己的婚姻狀況，而不是其他所有人的，由此可以弄清楚一件事，即愛琳的性慾比他強，而且隨著他因為肺病日益衰弱，他覺得自己無法達到她的性期望及需求。在他自己病得很重時，他回想往事，因為自己在道德和性方面的缺點責怪起愛琳來。
愛琳愛奧威爾，但肯定對婚姻的某些方面也感到失望。她失去了自己作為專業人士的職業帶來的滿足感，被迫忍受艱苦的生活條件、令人厭煩的餵養牲畜的工作、鋪子裡的單調生活，還有村內乏人交往的生活狀況，而奧威爾一直專注於自己的寫作。愛琳在思想和情感上沒有滿足感。當奧威爾開始厭倦於他們的性生活——雖然仍真心愛她——而她在性方面變得更執著於把他約束在自己身邊時，他開始追求別的女人。
3
1935年2月，奧威爾仍在漢普斯特德的書店工作時，開始創作他的第三部小說《保持葉蘭繁茂》（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1936）。它完成於1936年1月，是在認識愛琳後10個月時，當時他還住在勞福德路。奧威爾把大量的直接體驗寫進了這本小說。戈登·科姆斯托克那位長期受苦的姐姐於其中當侍者的茶室是以阿芙利爾在南沃爾德的茶室為原型，理查德·裡斯和《阿代爾非》雜誌被寫成拉韋斯頓和《基督之敵》雜誌——這很容易看出。奧威爾以自己的家庭來寫戈登的家庭，而戈登的工作地點是愛書人之角書店的翻版，只是更令人生厭。薩莉·傑羅姆工作的廣告公司變成了新阿爾比恩公司。戈登是奧威爾的一幅諷刺性自畫像，奧威爾把自己的許多想法及習慣賦予了他：他對文學野心家的憎恨，對沒錢的抱怨和拒絕讓他的女人分攤花銷。他和埃莉諾·雅克為鄉下幽會的遠足——後來是跟愛琳——啟發他寫出了戈登和羅斯瑪麗在鄉間艱難的遠足。
跟《牧師的女兒》一樣，這部小說的特點也是一個循環（戈登離開和回到廣告公司）。戈登的生活分為兩階段：他那次狂飲醉倒及坐監前後，那是他經歷中的最低潮。此書也是靠一系列諷刺性對比撐起來：他在麥基奇尼和奇斯曼書店的工作；他在威茲比奇太太和米金太太家的寄宿生活；他與弗萊斯曼和拉韋斯頓的友誼；他對姐姐和他的女孩的愛；他和羅斯瑪麗在鄉間與城市糟糕的約會。戈登是反常的：他寧願幹較差的工作，住更陰暗的房間；他跟拉韋斯頓和羅斯瑪麗親近，但發現更易接受弗萊斯曼和茱莉婭的幫助。那個抒情詩般的誘惑場景因為無避孕工具而失敗了，而那糟糕的一次（如某部維多利亞時期小說所寫，女孩子首次性行為就懷孕）導致了懷孕，成功得不可信。
長著深灰色頭髮的主人公戈登·科姆斯托克夢想成為詩人，他是詩集《耗子》（僅印250冊，而且未售完）的作者。在他努力創作一首諷刺詩《倫敦樂事》，抨擊將所有體面生活都破壞掉的錢神之際，卻面臨著自己想像力的枯竭。戈登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歸於徒勞，那也是奧威爾對自己缺乏創意詩作的自嘲：他上學時所寫的愛國詩模仿了吉卜林；《在鄰近老爺牌留聲機廠的某個被毀農場上所作》是格雷《墓園輓歌》（Elegy in a Country Churchyard）的一個荒涼城市版；《我原應當個快樂的牧師》模仿了諷刺性政治歌謠《佈雷牧師》（The Vicar of Bray，1734）；而小說中戈登的詩作是豪斯曼關於幻想破滅的四行詩及艾略特關於崩潰和腐朽幻象的蹩腳版本。
戈登也不夠正直和真誠、缺少榮譽感，而且嫉妒兼自憐，他在社交、藝術、性等方面的失敗感易使讀者對他敬而遠之。他對羅斯瑪麗自私而且不公平，不可救藥地依靠茱莉婭和拉韋斯頓過寄生生活，在侍者和僕役面前表現懦弱，不注意節儉而且好色、麻木不仁、薄情寡義、缺乏自尊及道德原則。奧威爾似乎在利用這部小說擺脫他性格中最為糟糕的諸方面。一再反覆出現的主題（「金錢、金錢，從來都是金錢」）說明奧威爾超脫實利主義和以金錢為基礎的社會。戈登能掙到一份不錯的薪水，但他拒絕了，然而又經常哀歎沒錢花，讓人聽著生氣。如果T.S.艾略特先是在勞氏銀行，後在法貝爾兄弟出版社工作的同時能繼續寫詩，也能堅持自己在藝術上不為所擾，戈登又為何不能屈尊撰寫廣告文案？到最後，當他結了婚並再次進入廣告公司時，我們覺得他做對了。對於詩歌，沒有他當然根本算不上重大損失。
這部小說儘管存在諸多缺點，但其真誠性不容懷疑，而戈登的戀愛奇怪地令人感動。羅斯瑪麗就要委身於他時（「可她心裡仍很害怕」，模仿的是D.H.勞倫斯），他自己——他視貧窮即便不等同於無能，也會是可恥的——卻退縮了：「他心裡也有些不情願，他沮喪地發現此刻真正想得到她的慾念竟如此微弱，金錢一事仍讓他心煩意亂。」雖然他滿懷痛苦，戈登就是那盆葉蘭（一種幾乎死不了的室內植物），從垂死變得長勢茂盛。這部小說結尾的用意是積極的。在面對要麼進腐朽的資本主義的真菌新阿爾比恩公司，要麼讓羅斯瑪麗墮胎的選擇時，他因為讓自己選擇了「得體、完全有人情味的生活」而暗自放下了心——如同奧威爾找到了愛琳。
（如格雷厄姆·格林一樣）奧威爾貶低了自己的第二、三部小說，不同意將其再版，如在給倫納德·摩爾的信中，他把《保持葉蘭繁茂》視為他在急需用錢時出的較差的小說：「我想我不能同意重印這本書，《牧師的女兒》也是。這兩本都寫得很糟糕，我寧願讓它們絕版。」（《保持葉蘭繁茂》1956年才在美國出版）在《我為何寫作》中，他曾強調：「當我缺乏政治目的時，寫出來的書總無一例外地沒有生氣，蛻化成華麗不實的段落、無意義的句子和裝飾性形容詞，而且總的說來，是自欺欺人之作。」在寫出那段話時，他想著的是這兩部小說。
即使奧威爾對這部小說持批評態度，以及它是一幅極度扭曲的自畫像，但令人吃驚的是，評論者稱讚它並做出了較高評價。我們如今認為是機智諷刺的地方，他們當作嚴肅的現實主義寫法來讀。理查德·裡斯提到了狄更斯、勃特勒、喬伊斯和勞倫斯的影響，熱情稱讚它「具有始終如一的嚴肅性和真正的氣勢」，並認為奧威爾對戈登缺點的描寫「根本說來態度誠實」。小說家威廉·普洛默（William Plomer）評論奧威爾「鉅細無遺地向我們展示了可悲的寂寞和過度自卑情結的種種極不愉快之處」。被奧威爾稱為「幾乎是英國唯一一個不讓我反感的小說評論家」的西裡爾·康諾利實事求是地稱這部自憐自哀的小說為「對貧窮赤裸裸地展示，令人痛心至極，也寫到貧窮的影響惡劣而且無孔不入。……它是以一種清晰和激烈的語言寫成，不時讓讀者覺得自己坐在牙醫的椅子上，鑽頭轉得正急」。[12]
私下的反應甚至更令人滿意。康諾利建議奧威爾：「需要多一點色彩，來減輕主人公的處境和自我憎恨所造成的一片壓抑感——要讓人們吞下藥丸，也必須有果醬送……它很能打動我。」但奧威爾不肯妥協：他的讀者（不管有多少）必須不帶果醬地吞下藥丸。1936年5月18日，安東尼·鮑威爾稱讚了《保持葉蘭繁茂》，他喜歡它更甚於《緬甸歲月》和《巴黎倫敦落魄記》，「雖然後者本身可以作為一種文獻」，他也提到「我所見過的評論者大都愚蠢透頂」。奧威爾也認為：「評論者都很糟糕，以至於通常而言，跟那些用意良好、但從來懶得瞭解你寫了什麼的蠢驢相比，我更喜歡那些發脾氣罵我的人。」傑弗裡·戈爾勒跟以前讀了《巴黎倫敦落魄記》後那樣，也寫信給奧威爾討論過這本小說。戈爾勒提到了金錢之神的《聖經》式象徵，他說：「自斯威夫特以來，我認為沒有哪本書肯定能讓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感到內疚而且心神不安。你犯了最嚴重的誹謗罪——嘲笑了我們的金錢之神。」
隨著奧威爾開始憑作品使他在文學及社會主義圈子有了知名度，他收到了去《阿代爾非》雜誌的暑期學校及對本地文學界公開演講的邀請。1935年10月，他以「一個窮困潦倒者的自白」為題在倫敦北部南伍德福德做了一次演講，他吃驚地發現聽眾達四五百人之多，其中很多大概是失業者，他們別無他事，高興於有這麼一個溫暖的避風港，還能聽到一次免費演講。一家本地報紙報道奧威爾告訴有共鳴感的聽眾，那些窮困潦倒者「跟社會上其他人是同樣的人，他們受環境所迫，過著這種悲慘的生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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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月，奧威爾辭去漢普斯特德書店的工作，當時他正在追求愛琳並已寫完《保持葉蘭繁茂》。接下來的兩個月，他去為他寫英格蘭北部工人階層生活狀況的書《通往威岡碼頭之路》收集資料。威岡之行是他流浪之旅的繼續，他再次穿上舊衣服以努力融入那種條件惡劣的地方。去北方的路上部分是步行，生活在窮人之中，尋找能找到的最糟糕的地方，承受最折磨人的體驗。而在短暫流浪的間隙，他也會退避到某個中產階級家庭來休息。
他於1月31日乘火車到了考文垂，接下來的4天裡，他繼續走路和乘公共汽車到了伯明翰、伍爾弗漢普頓和曼徹斯特，在曼徹斯特待了5天。2月份剩下的時間他都在威岡度過，在一間令人作嘔的牛肚鋪的樓上租了一間房，這家鋪子的業主因為《通往威岡碼頭之路》而留名，即布魯克家。他們的污穢甚至在奧威爾眼裡也太過分了：綠頭大蒼蠅趴在這間鋪子的櫥窗上成為裝飾，房內有成群的黑色甲殼蟲，一天早晨他看到早餐桌下有把滿滿的夜壺。奧威爾並未誇大其詞——一位威岡的居民說那裡確實是「一個骯髒的糟地方，特別骯髒的糟地方」，還有一個去過那裡的人記得桌面上鋪了「十幾層本地晚報當桌布用，浸透茶水和牛肚的油膩」。
20世紀30年代時，采煤業「遠超其他，乃最重要的工業，是唯一僱傭人數超過百萬的工業，總是階級鬥爭的象徵」。[14]事實上，威岡標誌著從煤礦通向運河的馬車道和鐵路的終點，在運河邊，煤被倒進駁船。威岡根本不是一個有著娛樂性碼頭的海濱遊覽勝地，不過是個醜陋的工業城鎮，世紀之交時成了雜耍劇院裡的開玩笑對象。20世紀20年代時，那裡的礦井被關掉，碼頭被拆作廢品賣掉。奧威爾筆下的通往威岡碼頭之路是無處可通的道路，代表一條死路，一場經濟災難。甚至現在，流經老碼頭的運河仍然緩慢、多泥和骯髒。他在威岡首次下了煤礦，那令他精疲力竭。後來他又下過兩次煤礦，地點是溫特沃斯和格萊姆斯。
這趟艱苦行程帶來了惡果，等他2月底到了利物浦時——那是在牛肚鋪上住了兩周和下了三次煤礦後——他虛弱的身體垮掉了。《阿代爾非》及獨立工黨介紹他去找的梅·迪恩納記得很清楚：
一大早……那是二月一個可怕的清晨，霜天霧地。他站在門口，一身奇怪的打扮：沒穿大衣，沒戴帽子，沒帶行李，穿一件破舊的外套。他站在那裡哆嗦著，實際上從頭到腳都在顫抖。咳，他垮掉了，不算徹底垮掉，但也差不離。我和丈夫就盡快讓他躺到床上，他病得很厲害，但不肯看醫生，所以我們在那種情形下盡了我們的所能。讓他喝了熱檸檬茶。不管怎麼樣，他後來好了些。你知道，他當時病得很厲害。照料奧威爾時，她覺得他非常沉默寡言，但是感覺敏銳，討人喜歡。
在利物浦康復後，他又去了謝菲爾德和利茲（他去利茲住在戴金家），然後在巴恩斯利又待了兩周。他和工人階層進行了多次有益的接觸，他拜訪家庭、工廠，參加公共會議。在巴恩斯利，他看到過奧斯瓦爾德·莫斯利對著一群聽眾長篇大論，深以為懼地見識了英國的法西斯主義。
1937年，W.H.奧登（奧威爾在《通往威岡碼頭之路》中稱其「可以說是個沒有膽量的吉卜林」）寫道，北部令人生畏的風景在他看來，比英格蘭最高的山峰還要美麗。從伯明翰到伍爾弗漢普頓令人沮喪的景觀烙在他心頭，他發現礦渣堆和可憎的機器事實上是他理想中的風景。奧登機智的詩人反語有意忽視了采煤在人力方面的成本和工業污染對空氣及自然景觀的毀滅性後果。奧威爾所乘火車從威岡碼頭開出後，除了包圍著城市貧民區並以含硫空氣吞沒那裡的「礦渣堆、噴吐煙霧的煙囪、鼓風爐、運河和貯氣罐」，別的什麼也看不到。謝菲爾德，這個歐洲最醜陋的城市「似乎是個清除了植物的世界，除了煙、頁岩、冰、泥巴、灰燼和污水別無他物」。他形容了那個無助無望、跪在「刺骨寒冷中，跪在貧民區後院泥濘的石板上拿根棍子捅下水管道」的女人，還有另外一個女人「一張疲倦的、骷髏般的臉龐」，「一副難以忍受的痛苦與落魄神態」，這些都說明了生活在此種環境下對人的影響。[15]奧威爾在3月底回到倫敦。他給康諾利寫信說他本想在北部待六個月或一年，但又不想離開愛琳那麼長時間。
從那些關於英國狀況問題的書中，奧威爾已經讀到過這些北部工業城鎮的情況。一個世紀前，在隨筆《憲章主義》（Chartism）中，卡萊爾[16]抨擊了中等階層對工業區工作情形的無知並提出了一些重要問題：「工人階級為何不滿？其經濟、道德、家庭及心理狀況如何？」《憲章主義》接下來是弗裡德裡希·恩格斯的《1844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恩格斯曾在曼徹斯特管理他父親的工廠），然後是本傑明·迪斯累裡[17]的《西比爾或兩國》（Sybil or the Two Nations，1945），然後是查爾斯·狄更斯的《艱難時世》（Hard Times，1854），其中對焦煤鎮做了令人震驚的描述。所有這些作品都指出英國的工人階級受到了殘酷剝削，而奧威爾的書延續了這種社會抗議傳統。
奧威爾解釋礦工必須自購所用工具，而且從礦口到采煤面那段辛苦行程所需的時間掙不到錢。他形容了「一隊彎腰屈膝的人」的樸實及渾身力氣，他們「全身都是黑色，在煤層下以驚人力量和速度使用巨大的鐵鍬」。通過對地球產生的地質學聯想，單揀出吃草奶牛的重要細節，以及對只用撐架撐著的一座大山進行描述的這種斯威夫特式才能，令讀者得以用一種極為獨特的方式看待採礦——還有階級壓迫之重：「在你頭頂，有大小尚可忍受的一座山；幾百碼結實的石頭、已滅絕動物的骨頭、燧石、活著東西的根系、綠草和吃草的奶牛——所有這些都懸在你頭頂，只靠跟你小腿般粗細的木頭撐架頂著。」[18]
《通往威岡碼頭之路》跟《巴黎倫敦落魄記》一樣，由聯繫鬆散的兩部分組成。頭一部分（由統計數字支持）是對大蕭條時期工業工人可怕的社會及經濟狀況的個人化記述，第二部分也是更有趣的自傳性部分——因為奧威爾最擅長直接描寫關於自己的情況——描述了他如何選擇了從曼德勒到威岡的道路，談了其背景和家庭、教育、他在緬甸時的苦惱和選擇流浪的理由，並分析了其階級觀和政治信條。接下來除提出改善工人狀況的某些實際建議，也尖銳批評了社會主義（那激起很多敵意，為他在左派陣營樹敵很多）。
在關於社會主義的章節中，奧威爾懷舊地將工人階層的習慣、性情、堅忍和民主精神做了理想化描寫，而且美化了他們的家庭生活中「溫暖、得體、人情味濃重的氣氛」——如果（就像他自己童年時）當父親的處於有工可做的穩定狀態。
特別在用過下午茶後的冬日傍晚，爐火此時在敞口爐中發出光亮，閃動地映在鋼擋板上，當父親的僅穿襯衫坐在爐火邊的搖椅裡看賽馬結果，當母親的坐在另一邊做針線活，孩子們因為有了一便士薄荷糖而開心，那條狗懶洋洋地臥在破舊的墊子上烤火。不言自明，這幅快樂家庭生活的場景難以在大蕭條期間實現，跟那些令人揪心的照片形成了對比，特別是此書的左派讀書會版本上印的那張題為《人滿為患》的照片。
奧威爾的目標是把工黨中的極端者聯合起來，讓那些高雅的理論家和工人進行更近距離的接觸，但他也有意喚起讀者思考。在對知識分子社會主義者的批評中，他說中等階層認為「底層人身上有味」（這句話經常被有敵意的讀者歪曲，說它的意思是奧威爾認為底層人身上有味）。他稱社會主義宣傳者「乏味、空話連篇」，如威廉·莫裡斯、蕭伯納、亨利·巴比塞、厄普頓·辛克萊和沃爾多·弗蘭克等，也批評了調查方法跟他相反的比阿特裡斯·韋布[19]，說她是「參觀貧民窟的高傲的社會主義者」。這樣，他就摧毀了被左派視為神聖的幾個人物形象。
奧威爾忍不住以一種嬉笑怒罵、誇大其詞的方式抨擊了他極為反感的人——「男同性戀左派圈子」裡那些令人反感的太監式人物，他們追隨古怪的改革者愛德華·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1844—1929）。卡彭特是個社會改革者、回歸鄉村儉樸生活的先驅、同性戀宣傳者和像《中間之性》（Intermediate Sex，1908）這種書的作者，他對E.M.福斯特和D.H.勞倫斯都有重要影響。奧威爾總結了這種讓人一看即知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者的形象：他一頭卷髮，嘴裡引用馬克思語錄。這種人他在內莉姨媽在巴黎的家中、在漢普斯特德韋斯特洛普的交往圈子裡，還有在《阿代爾非》的暑期學校中都見過。在他所寫的最出名的一段中，他滔滔不絕地尖刻抨擊了「所有那些傲慢的女人、穿便鞋者、留連鬢胡、喝果汁的人們那令人生厭的團伙，他們聞到『進步』氣味就一哄而上，就像聞到有只死貓的綠頭蒼蠅……要是所有的便鞋和淡黃綠色襯衫能被收一堆燒掉，所有的素食主義者、禁酒主義者和巴結奉承的天主教徒能被送到韋林田園城市去悄悄練他們的瑜伽功該有多好」！[20]食素真的會影響社會主義事業嗎？奧威爾相信如此。食物怪客們未能致力改善社會，而是執著於為他們的生命增加痛苦的幾年，把自己與普通人隔離開來。很早開始，奧威爾就看出並鄙視後來我們所稱的「唯我」的一代。
在《通往威岡碼頭之路》中具有自傳性質的關鍵一節中，奧威爾解釋了他為何要去過窮困潦倒的生活，以及在北方時他為何住牛肚鋪的樓上而不是像樣的寄宿舍，為何他在冬天旅行時不穿大衣和帽子並在一個陌生人的門前垮掉：
我想讓自己沉下去，一直沉到被壓迫者中間，成為他們中的一員，跟他們一起對抗施暴政者……我可以到這些人中間，看看他們的生活怎麼樣，暫時覺得自己屬於他們的世界。我一旦到了他們中間並被他們所接受，我就應該能接觸底層，而且——這就是我所感到的：甚至在當時，我就意識到那是非理性的——我的部分內疚感便會離我而去。這些是奧威爾最與眾不同的動機：他渴望從內部，而不是從純粹理論性立場體驗各種狀況，渴望消除社會等級感和為被壓迫者鬥爭，並為其苦難極為痛心。他為向下層突圍感到興奮，他到了底層並知道他能承受，那種焦慮、解脫和消除內疚後的歡欣感覺他都一一嘗過。
閱讀查爾斯·狄更斯和T.E.勞倫斯[21]的作品有助於瞭解奧威爾想掉到最底層的動機。在《小杜麗》（Little Dorrit，1857）中，被囚禁於馬夏西監獄的海吉格醫生努力安慰威廉·杜麗別那麼著急，他解釋道：「別的地方，人們在心煩意亂、擔心、奔波，為這為那操心。可這兒一樣也沒有，先生。那些我們已全經歷過——我們瞭解過最糟糕的情形，我們已經到了最底層，不會再往下掉，而我們找到了什麼？安寧。」在《七根智慧之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中，勞倫斯承認：「我喜歡居我下層的事物，在向下冒險的過程中，我感到快樂。降級似乎有種確定性，是種最終的安全感。一個人可以攀升到無限高，但下面還有一個動物的層次，他不可能墮入那裡，會有一種可以在其上休息的滿足感。」跟勞倫斯一樣，奧威爾認為這種贖罪性經歷承載了一種文學價值，少了這些經歷，就不可能進行真正的寫作。
這種故意受罪和贖罪，這種消除世上罪惡的渴望讓他有了種宗教性使命。16世紀西班牙神秘主義者「十字架的聖約翰」寫到過尋找精神真理的路程，他的話似乎解釋了奧威爾為何選擇過艱苦生活：
總努力尋找最難者，而非最易； 並非最愉快者，而取最難忍者； 並非快樂最多者，而取歡樂最少者； 並非予人充分休息者，而取最勞人者。[22]
V.S.普裡切特[23]在稱他「可以說是聖徒」時，捕捉到了奧威爾的這方面。
維克托·戈蘭茨在1937年3月8日大膽出版了此書，首版印了2150冊。但他在左派讀書會版本上加了個前言，從而從奧威爾的螫刺中抽取了毒液，使社會主義和罪過脫鉤，減輕了讀書會成員的憤怒感。（但在威岡和謝菲爾德，奧威爾從未被原諒。）戈蘭茨曾稱讚奧威爾「對貧窮和壓迫有著強烈憤慨」，但驚駭於奧威爾把社會主義者描寫成「一幫愚蠢、討厭和虛偽的人」。戈蘭茨盲目拒絕相信斯大林使用殘酷手段達到工業化，並批評自己的作家犯了「古怪的用筆失檢的毛病，把俄羅斯[24]的政委說成『半是留聲機，半是歹徒』」。
有著戈蘭茨所加評論的左派讀書會版本銷售4.4萬冊（是市售版銷量的差不多20倍），使奧威爾的名字首次廣為人知。與他為自己以前的書感到慚愧形成對比的是，他為此書感到自豪。其贈書對像包括自己的父母、內莉姨媽、勞倫斯·奧肖內西和他最好的朋友——梅布爾·菲爾茲、理查德·裡斯、丹尼斯·柯林斯、傑弗裡·戈爾勒，另外還有他在巴黎的仰慕者亨利·米勒。
評論趨於以黨派為界，意見不一。左派讀書會編委會的哈羅德·拉斯基提認為它受到了《艱難時世》和埃彌爾·左拉的《萌芽》（1885）的影響，貶低奧威爾的「宣傳」「是向生活舒適的人們發出的為社會主義所做的富於感情的辯解」。但在道格拉斯·格德雷因[25]看來，「這部出色的、令人不安的小說」解釋了社會主義政黨為何「在過去十年中正逐步失去支持」。1939年，傑弗裡·戈爾勒送了伊迪絲·西特韋爾[26]一本《通往威岡碼頭之路》，她不期然成了奧威爾的讚賞者，她讚揚了他對那間牛肚鋪的描寫：「開頭的駭人情景是無法超越的。他正為當代世界所做的，似乎是恩格斯在1840年至1850年間為世界所做的，但又有不同，奧威爾天生是個作家。」
1937年，歷史學家阿瑟·布賴恩特在為一個煤礦工人G.A.W.湯姆林森的自傳所撰前言中，從保守觀點出發抨擊了《通往威岡碼頭之路》。布賴恩特以居高臨下的口吻總結了此書，嘲笑了奧威爾對革命性劇變的呼籲：「它由一個年輕的文學青年所寫。他品味優雅，顯然讓自己在感覺不便的條件下在威岡和謝菲爾德過了幾周『對付的日子』。其第一部分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威岡和謝菲爾德是地獄般的地方，第二部分以極其熟練的技巧得出結論，即每個正派的男男女女一天也不能允許這種情況存在下去，應該馬上報名加入那些尋求以革命帶來變化的隊伍。」布賴恩特接著預見了奧威爾的觀點的局限性：「這種論點的薄弱之處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不管革命性變革希望達到什麼，伴隨其來的不僅是一場大屠殺……而且還有失去個人選擇的自由和民主政府的結束：俄羅斯和西班牙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27]《通往威岡碼頭之路》是奧威爾對社會主義革命信仰的最高點。
《通往威岡碼頭之路》1958年在美國首次出版後，有兩篇重要評論把它放在其歷史背景下評論。菲利普·湯因比[28]說它「讀起來像讀由一位富於同情心的人類學家帶回的一篇報道，他剛調查完婆羅洲某個受壓迫部落的情況回來」，並稱奧威爾是他這一代中最出色的記者。湯因比也批評了他的文學個性，提出他「過於有意識地把自己看作堅強而且真誠的人，認為自己已經確實找到了真理，而不是簡單地研究超凡脫俗的抽像概念」。《紐約客》（New Yorker）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書評，作者是德懷特·麥克唐納[29]——他在其《政治》雜誌（Politics）上發表過奧威爾二戰時的隨筆——他把奧威爾比做恩格斯、亨利·梅休[30]、傑克·倫敦和托洛茨基，並稱他的書是「我所知道的最佳社會學報告」。他除了讚揚奧威爾「在感情上同情並理解他在其中生活的人」，還特別讚揚了奧威爾感情豐富的「罵人技巧」，說那「結合了憤慨和有的放矢」。在奧威爾去世後發表的諸篇評論認可奧威爾是位好小說家，但更是位好記者。這些評論把重點從當時的政治問題轉移到這位觀點鮮明的人身上，從30年代的社會主義論爭轉移到奧威爾的理想主義和此書突出的自畫像性質上。
理查德·裡斯寫道，奧威爾從威岡回來後——他已完成了轉變——並開始寫作此書時，「當時，幾乎好像一輩子都在他體內跳躍的暗火突然熊熊燃燒」。如他在提到奧威爾心目中的英雄狄更斯時說，奧威爾變成了「一個總在與什麼抗爭的人，而且是公開抗爭，無所畏懼……他通常都是憤怒的」。[31]1935到1937年間，奧威爾引起了爭議，其作品廣為人知。他找到一條把個性與政治結合起來的有效途徑，發現了他的獨特風格，寫出了一本報道性的，具有獨創性和影響較大的書。他延續了《巴黎倫敦落魄記》那種寫作模式——通過受苦受難獲得經驗——並達到一個較高層次，從一個二流小說家向前跨出了巨大一步，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評論家。
[1] 《全集》，19.336（1948年5月10日信件）；《全集》，10.348（1934年9月初信件）；《全集》，3.300、299、41。——原注
[2] 霍奇斯，《戈蘭茨》，第106頁；《全集》，10.243（1932年4月26日信件）；《全集》，10.496（1936年8月26—27日信件）。——原注
[3] 《全集》，10.351（1934年10月3日信件）；《全集》，18.411（1946年9月28日信件）；《全集》，3.259。——原注
[4] 羅莎琳德·奧伯邁耶所言，見克裡克《奧威爾傳》第172頁；聖休學院的戴維·惠特克1999年3月29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凱瑟琳·奧肖內西·蒙丘爾1999年3月17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埃利莎維塔·弗恩，《一個俄羅斯人的英國：1926—1940年間回憶錄》（A Russian's England：Reminiscences of Years 1926—1940，英國沃裡克初版；英國保羅戈登版，1976），第343、345頁。
據弗恩所言，愛琳個子高，在萊蒂斯·庫珀看來是中等身材，在克裡克看來是小個子。愛琳的摩洛哥身份證上註明的身高比奧威爾低17公分，那麼她身高在5英尺6英吋左右——如弗恩所言，對一個30年代的女性來說相當高。——原注
[5] 萊蒂斯·庫珀所言，見謝爾登《奧威爾傳》第358頁；對簡·摩根和露西·貝斯特利的採訪；萊蒂斯·庫珀，《黑色伯利恆》（倫敦，1947），第153—154頁；西裡爾·康諾利所言，見克裡克《奧威爾傳》第173頁。——原注
[6] 埃利莎維塔·弗恩，《喬治·奧威爾的首任妻子》，《二十世紀》雜誌，168卷（1960年8月），第116頁（省略號原文即有）；《全集》，10.394（1935年9月24日信件）；對凱·韋爾頓·埃克瓦爾的採訪；《全集》，10.485（1936年6月9日信件）；埃利莎維塔·弗恩所言，見克裡克《奧威爾傳》第200頁；漢弗萊·戴金所言，見奧威爾檔案庫所藏T.R.法弗爾案卷。——原注
[7] 萊蒂斯·庫珀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116—117頁；《全集》，11.171（1938年7月5日信件）。——原注
[8] 埃利莎維塔·弗恩所言，見克裡克《奧威爾傳》第200頁；斯坦斯奇，《奧威爾：轉變》，第158頁；《全集》，7.99、11.222（1938年10月12日信件）。——原注
[9] 《全集》，12.148（1940年4月17日信件）；赫彭斯托爾，《四位缺席者》，第146頁；傑弗裡·戈爾勒所言，見克裡克《喬治·奧威爾》第171頁。——原注
[10] 理查德·裡斯所言，奧威爾檔案庫所藏英國廣播公司電視節目《通往左派之路》；斯蒂文·朗西曼所言，見奧山康治《喬治·奧威爾》第10頁；弗恩，《一個俄羅斯人的英國》，第349頁；萊蒂斯·庫珀，《愛琳的布萊爾》，第5頁，奧威爾檔案庫所藏未發表打字稿。——原注
[11] 對阿德勒·菲爾茲和斯泰芬妮·菲爾茲的採訪；《全集》，20.204—205。——原注
[12] 《全集》，4.154、16.232（1944年5月27日信件）；《全集》，10.320、10.490（1936年7月23日所寫書評）；邁耶斯，《喬治·奧威爾：重要遺產》，第65—69頁。——原注
[13] 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康諾利1936年4月或5月致奧威爾的信；《全集》，第10卷48頁註解（鮑威爾致奧威爾的信）；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傑弗裡·戈爾勒1936年4月21日致奧威爾的信；《全集》，10.401（新聞報道）。——原注
[14] 克裡克，《奧威爾傳》，第184頁；A.H.P.泰勒，《1914—1945年英國史》（紐約，1965），第238頁。——原注
[15] 梅·迪恩納所言，見克裡克《奧威爾傳》第184頁；W.H.奧登，《冰島來信》（Letters from Iceland，倫敦，1937），第49頁；《全集》，5.17、98、15、58。——原注
[16] 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蘇格蘭散文作家、歷史學家，著有《法國革命》《英雄與英雄崇拜》等。
[17] 本傑明·迪斯累裡（Benjamin Disraeli，1803—1881），英國首相（1868；1874—1880），保守黨領袖、作家。
[18] 托馬斯·卡萊爾，《憲章主義》，《批評及其他隨筆集》（Critical and Miscellaneous Essays，倫敦，1888），3.259；《全集》，5.20—21。
1988年7月，我帶著一個用電池的燈，戴著防毒面罩也下到了煤礦964米深處。坐了一段傳送帶和礦車後，我彎腰走300米到了采煤面，那是在北諾丁漢郡的霍沃斯。礦口有送風設備，礦工仍然使用一種戴維燈的現代型號，煤礦裡面仍然極熱、多塵而且危險。已經蓋了浴室，礦工們可以乾乾淨淨地回家，那裡有嚴厲的警告，禁止他們在裡面小便。——原注
[19] 威廉·莫裡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國詩人、畫家、工藝美術家和社會改革家，著有《社會主義歌集》《烏有鄉消息》等；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1873—1935），法國作家、社會活動家、新聞工作者，著有《炮火》《光明》等；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re，1878—1968），美國作家、改革家，著有《屠場》《石油》、《龍齒》等；沃爾多·弗蘭克（Waldo Frank，1889—1967），美國作家、改革家，著有《假期》《世界之誕生》等；比阿特裡斯·韋布（Beatrice Webb，1858—1943），英國費邊社會主義者，社會活動家。
[20] 韋林田園城市在倫敦西北約36公里處，是根據19世紀末英國社會活動家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關於城市規劃思想建設起來的城市，始建於1920年。——譯注
《全集》，5.108、108、167、169、207。——原注
[21] T.E.勞倫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1888—1935），英國軍人、學者，以「阿拉伯的勞倫斯」著名，經歷極具傳奇色彩。
[22] 《全集》，5.138；查爾斯·狄更斯，《小杜麗》（1857年初版；牛津，1953），第63頁；T.E.勞倫斯，《七根智慧之柱》（紐約，1985），第564頁；引自安東尼·肯尼的《始於羅馬的一條道路》（A Path from Rome，牛津，1985），第68頁。——原注
[23] V.S.普裡切特（V.S.Pritchett，1900—1997），英國小說家、文學評論家，著有《活著的小說》《有影響的小說家》等。
[24] 應該注意西方人經常以俄羅斯稱呼蘇聯，後文也有這種情況。
[25] 道格拉斯·格德雷因（Douglas Goldring，1887—1960），英國作家、評論家，著有《聲譽》《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等。
[26] 伊迪絲·西特韋爾（Edith Sitwell，1887—1964），英國女詩人、文藝評論家，著有《門面》《黃金海岸習俗》等。
[27] 邁耶斯，《喬治·奧威爾：重要遺產》，第91—99頁；伊迪絲·西特韋爾，《1919—1964年書信選》（約翰·萊曼和德裡克·帕克編輯，紐約，1970），第62頁；阿瑟·布賴恩特為G.A.W.湯姆林森《煤礦工人》（倫敦，1937）所撰前言，第10—11頁。——原注
[28] 菲利普·湯因比（Philip Toynbee，1916—1987），英國小說家、評論家，著名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之子，著有《與古德曼先生喝茶》《傻老頭》等。
[29] 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cDonald，1906—1982），美國作家、編輯，著有《同美國格格不入》《人們之責任及其他政治批評論文集》等。
[30] 亨利·梅休（Henry Mayhew，1812—1887），英國小說家、記者、劇作家、社會學家，曾任《笨拙》週刊編輯。
[31] 邁耶斯，《喬治·奧威爾：重要遺產》，第115—118頁；德懷特·麥克唐納，《各種政治體驗》（Varieties of Political Experience），《紐約客》，第35卷（1959年5月29日），第137—146頁；理查德·裡斯所言，見奧威爾檔案庫所藏英國廣播公司電視節目《通往左派之路》；《全集》，12.56（《查爾斯·狄更斯》，1946年）。——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