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之一，汪精衛河內脫險經過。
這時在河內寄居朱培德夫人家的汪精衛大感狼狽，」艷電」剛剛發表，談和的對手已」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就表面看，很可能是日本軍部根本不贊成近衛的」第三次聲明」，因而逼他下台。倘或事實果真如此，適足以證明重慶的一般看法不錯，日本軍閥哪裡有解決中日問題的誠意？近衛聲明不過是他們分化中國領導階層的陰謀而已。
於是汪精衛急於想找由台灣轉道至河內的影佐禎昭；但影佐已經不在河內——因為國內發生政變，影佐趕回東京去了。
這一來，汪精衛不能不重新考慮出處了。不久之前，陳公博由昆明趕到河內，曾力勸汪精衛不要離開河內，不要跟日本人接觸；汪精衛預備承諾一半，暫住河內，現在看來，連這一半的承諾，都已無法維持。他必須立即作一個退步，便由曾仲鳴出面，分別向德、英、法三國提出入境簽證的申請。
汪精衛如果願到歐洲，正是政府所希望的，外交部早已替他預備了護照；財政部亦替他預備了旅費，但以汪精衛被通緝在案，決無主動向一名通緝犯致送護照、旅費的道理。至少要汪精衛自己有些表示才能從國家最高利益上去考慮網開一面。因此，當外交部自德駐日大使館獲得汪精衛想到歐洲的情報以後，蔣委員長決定派中央執行委員谷正鼎帶著護照與旅費，到河內去看汪精衛，轉達蔣委員長的意思：對汪不忍棄之不顧，勸他到歐洲去逛一逛，仍舊回來為國家服務。
去了十幾天，一無結果。汪精衛對中央開除他的黨籍這一點，怒不可遏，發了許多牢騷。他說：中央應該先討論他的和平主張。果真大家的意見，都認為應該抗戰到底，他當然也會尊重中央的決議。倘或仍舊獨行其是，才談得到違反紀律。現在的情形，猶如未經審判，遽爾判決，無論如何是不能令人心服的。
同時他對他那一系的」同志」，深表不滿，說他們不瞭解他的苦心和主張；不追隨他一起奮鬥，谷正鼎對這一點自然有所辯解，他說汪精衛與日本談和的具體內容，只有極少數的人知；這極少數的人諱莫如深，大家又何從去瞭解他的苦心與主張？至於」追隨」也者，只有不答；因為即使是用」人各有志，不能相強」這種最緩和的說法，只會傷感情，此行的任務，根本就沒有希望達成。谷正鼎唯有苦口氣心，極力用珍惜他個人在黨國的歷史與地位這些話去打動他，但汪精衛已懷有極深的成見，對谷正鼎的話，根本就聽不進去。
談到游歐的話，汪精衛表示不容第三者干涉。既然中央已經開除他的黨籍，他便有充分的自由，愛到哪裡就到哪裡，不勞他人關心。
當然，谷正鼎也跟曾仲鳴談過好幾次；曾仲鳴很坦率地說：「士為知己者死」。對於汪精衛，他唯有無條件服從。不過語其中隱約透露，這一次的與日本人合作，完全是陳璧君的堅持。而汪精衛之唯其命是從，是大家早就知道的；谷正鼎唯有歎口氣，黯然而歸。
平時政府已有情報，汪精衛尚未死心，要等到日本方面澄清態度。但繼近衛組閣的平沼騏一郎，是有名的國粹主義者，一向傾向德國；他上台的主要工作，便是解決日德意軍事同盟的問題。對於」日華事變」以及」近衛聲明」，並不太熱心；一切聽任軍部處理。
軍部的陰謀，在汪精衛脫出重慶，發表艷電，便已初步成功。一看汪精衛自陷絕地，上了圈套，正想冷他一冷，以便易於控制；恰好有近衛內閣總辭這個政變，正好藉以為藉口，將汪精衛乾擱起來。這一擱，搞得汪精衛上不巴天，下不著地，進退失據，痛苦萬分。除了緊催影佐禎昭，要求日本政府採取明確積極的措施以外，別無他法。
影佐聽命於軍部，當然不可能有什麼個人的主張；只勸汪精衛稍安毋躁。這樣度日如年地過了個把月，汪精衛決定派高宗武到日本去作嚴重的交涉。
所謂」嚴重的交涉」，就是要從日本人那裡得到一個確實的答覆，日、汪合作謀求和平，到底採取什麼方式？
事實上，日本方面，亦有同樣的疑問。因為汪精衛的話很漂亮，他跟影佐禎昭說：他不離開重慶，無法發表公然主張和平的」艷電」。至於」和平運動計劃，是準備以國民黨員為中心，組織一個和平團體，用言論來指摘重慶抗日理論的錯誤；宣揚和平是救中國、救東亞的唯一方法。逐步地擴大和平陣營。企圖使重慶轉變方向。」他這些論調，是否是由衷之言？不得而知。不過汪系的兩大將，顧孟余與陳公博，都在香港，陳公博以醇酒婦人寄托內心的苦悶；顧孟余自始不聞不問，但據說暗中堅決反對汪精衛的言論，在香港、重慶還有這樣一個傳聞：艷電是林柏生與梅思平擅自發表的。顧孟余將林柏生找了去，嚴詞詰質；說到激動之處，出手打了他一個嘴巴。照此看來，汪精衛即會想有進一步的行動，亦必然有所顧忌。
可是，陳璧君的行蹤卻很可疑，頻頻於河內香港之間，表面上彷彿是為了來向陳公博勸駕；骨子裡跟周佛海、梅思平接觸頻繁，而林、梅二人都是熱衷於實際行動的。
介乎行動與非行動之間的高宗武，態度亦很微妙；最初他只是同意影佐禎昭的一個與板垣完全相反的看法，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應該避免演變為」反蔣行動」；到後來慢慢有跡象發現，」高宗武路線」的中心不是汪精衛，想由汪過渡，最後促成由蔣委員長出面來主持和平。
因為有如此紛起的意見在，日本軍部越發覺得等待是比較最聰明的辦法；所以高宗武在日本、在香港、在上海，與已正式組成」梅機關」，負責對華中特務活動的影佐禎昭，雖一直在交涉，卻始終並無確切的答覆。
平時谷正鼎奉令第二次作河內之行，送去了汪精衛及隨行人員的護照；汪精衛表示決定赴歐洲。但陳璧君與周佛海、梅思平所作的活動，不知他是真的不知道還是故意」放煙幕」，總之重慶方面所得的情報，日本內閣五相會議，已決定支持汪精衛組織」新中央」，將由興亞院自掠奪的」鹽餘」款中，按月發出巨額費用，作為活動費用。
於是，汪精衛身蹈危機，只要走錯一步，便有粉身碎骨之厄——制裁汪精衛的專案小組人員，已經佈署停當；如果谷正鼎在3月20日離去以前，汪精衛有履行他的諾言的誠意表現，自然無事。但汪精衛沒有！於是3月21日深夜，河內高郎街的血案發生了。事後傳說：汪精衛的錢都以曾仲鳴的名義，存入法國銀行；被刺以後，他還簽好了提款的支票，方始送醫，以致失血過多而死。當然此事的真相已無可究詰。
東京方面，在第二天就接到了河內總領事的詳細報告，當天就召開」五相會議」，決定派影佐禎昭將汪精衛轉移至」安全地點」。影佐又推薦了一個助手犬養健；他是犬養毅的兒子，也是高宗武的同學。
於是影佐與犬養租了一艘5500噸的貨船」北光丸」，帶了軍醫、憲兵軍曹等等，都化裝為盲人，上了」北光丸」直駛海防。此外，日本外務省派了一名書記官矢野征記由香港轉河內，作為影佐與河內總領事的聯絡官。但就在」北光丸」自日本出海時，重慶的《大公報》，登出一則消息，說日本政府支持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已進入實際行動階段。
這個消息是高宗武所洩露的；別人不知道，有個名叫一田的日本人卻知道。一田是一名中佐，由陸軍省派至香港，化裝為賣蚊煙香的商人，專門負責與高宗武聯絡。關於影佐租北光丸赴海防的情形，已由一田告訴了高宗武；其中有一個很特殊的細節，只有他跟高宗武知道，由這一點，即可以證明消息是由高宗武所洩露的。
高宗武雖不承認，日本方面已經開始懷疑；及至矢野將赴河內，高宗武勸他不要去；此外，他又托人帶了一封信給犬養健，只有一句話：不必與汪精衛會談。因此，從影佐到達河內開始，日本便對高宗武器了戒心了。
在河內，影佐一行借住一名盲人家；前面就是日本領事館。平時外務省已通過同盟通信社的關係，指派他們的」越南特派員」大屋久壽雄，與汪精衛取得聯絡；所以在影佐於4月18日到達河內的第二天，就見到了汪精衛；同行的還有犬養及矢野，由周隆庠擔任翻譯。
汪精衛告訴影佐，兩三天以前，鄰屋的3樓搬來一家人家，形蹤可疑，好像是重慶派來的人；越南當局對他個人雖無惡意，不過對政治活動採取封鎖政策。他如留在河內，很難與上海及香港方面的」同志」取得聯絡。
「那麼，」影佐問說：「汪先生的意思想到哪裡？」
「我幾經考慮，認為以上海為宜；此外，則是香港或者廣州。但香港的英國官吏監視極嚴，陳公博、林柏生在那裡無法活動。廣州雖然是中山先生跟我關係最深切的地方，但已為日軍所佔領，如果我去廣州，中國人以為我的和平運動，是在日軍保護之下進行的。至於上海，那裡雖為世界最有名的暗殺之地，但畢竟是我們中國的國土，我願意冒險在上海發表我的和平主張，使全國國民諒解我的愛國誠意。」
「到了上海，請問汪先生願意住在什麼地方？」
「未經日軍佔領的租界上。」汪精衛答說：「周佛海、梅思平已經到了上海，開始工作了。」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離開越南。」影佐問說：「這件事只有請汪先生自己跟越南當局談判。」
「當然。」汪精衛答說：「我正在研究談判的方式，總以避免刺激越南當局為主。在我想，越南對於我的留在此地，必然感到煩惱；如果一旦我想要離開，他們斷無不贊成之理。」
「再請問汪先生，預備怎麼樣離開？」影佐自動報告：「敝國政府已準備了一條5000噸的貨船，專供汪先生使用。」
這件事，汪精衛早已知道，他的本意還不想坐日本船，所以立即答說：「謝謝對我的好意，不過我已經租好了一艘法國小船。」
影佐頗感意外，當即提出警告：「重慶對汪先生已下令通緝，航行途中，需要非常小心。這艘船的噸位有多大？」
汪精衛也不知道；回頭問了問周隆庠，方始笑一笑說：「這條法國船是760噸。」影佐更感詫異；犬養和矢野則是相顧驚愕，都不知道該怎麼說了。
「謝謝各位的關心！我也知道坐這樣一條小船，非常危險，不過我戰後第一次到上海，坐了日本的船去，會使人發生很大的誤解。」
「可是，」影佐再一次強調，」安全問題，必須認真考慮。」
其實，汪精衛又豈能不考慮他自己的安全；早已想好辦法，此時才說：「我預備在海防上船以後，一路航行，請你們的船，跟在後面；萬一發生意外，彼此可以用無線電聯絡。」
影佐還在思索；矢野已開口問說：「這是不是汪先生已經決定了的辦法？」
「是的。我想，這樣有備無患，比較妥當。」
既然如此，關於技術上的問題，應該找事務人員來商量；矢野便說：「請汪先生去休息吧。一切事務上的細節，可否請辦理總務的來商量一下？」
這件事陳璧君的弟弟，在法國學航空的陳昌祖負責；當時便由汪精衛親自將他喚了來，作了介紹，彼此展開細節上的研究，當然，最主要的是，要設想各種可能發生的危險情況，以及因應之道。這是件很麻煩的事，所以談了兩個小時，才大致就緒。
告辭時，汪精衛特來打開一個房間，裡面沒有人，卻有陳設，最令人觸目的是，床上放著一束用黑絲帶紮住的鮮花。不用說，這就是曾仲鳴捨身護汪之處。
4月20夜間，越南總督府接到巴黎的訓令，同意汪精衛離境；他雇的那條船」哈芬號」，亦已取得離開港口的許可。為了安全起見，」哈芬號」上的中國水手，全部解散，另外僱用安南籍的船員。此外還要準備食物、清水，需要3天至4天的時間。因此，周隆詳與影佐約定，4月25一早開航，中午在離海防5海里的一個無人島的海面，與」北光丸」會合前進。
但是，那天中午，」北光丸」由中午到黃昏，無線電不斷發出約定的密碼搜索，始終聯絡不上。影佐大為焦急，要求船長繼續發電；不久收到回電，但非來自」哈芬號」，而是海防海軍司令部的警報；如再發出意義不明的電碼，將派驅逐艦採取行動。」北光丸」無奈，只好放棄搜索，向東航行。
東面便是海南島，」北光丸」從海南島南面穿過這段海域，需要3天半的時間；這3天在影佐的感覺中，比3年還長。到了4月29，是昭和天皇的生日，日本人稱之為」天長節」，一早，船長備酒慶祝。犬養便問：「、哈芬號為何聯絡不上？是不是出事了？」
「是不是出了事，現在還難以判斷；因為這條船的船齡大了，無線電陳舊，性能不佳；距離稍遠，就無法通報。」
「那麼，」犬養建議，」我們是不是可以停下來等一等呢？」
「停下來不是辦法。」船長答說：「以我推斷，哈芬號的噸位太小，每小時只能走8海里；這幾天海上的風浪太大，哈芬號極可能採取北面航線，那就怎麼樣也聯絡不上了。」
船長指點海圖，一看就明白了，」哈芬號」如從海南島以北，雷州半島以南的瓊州灣穿過；由於南面陸地的屏障，風浪當然要小得多。但是，海南島中部的五指山，擋住了強風，同時也隔絕了電波，這可能是兩船無法聯絡的真正原因。
明白了這一層，犬養的信心大增；瀕於絕望之境的影佐，亦萌生一線希望，中午未到，便與船長集中在無線電室；一過中午，」北光丸」便將越過海南島，到達東經111-的位置；遼闊的海洋中，將無任何障礙阻隔兩船的無線電波。
1分鐘、1分鐘地數著，到了下午3點鐘，一直臉色凝重的報務員，突然出現了驚喜之色：「聯絡到了！」
果然，如船長的判斷，」哈芬號」是取道瓊州灣。當時約定在汕頭附近的碣石灣會合。
於是」北光丸」以全速前進，當夜到達碣石灣；一直等到第二天中午，」哈芬號」才到，將周隆庠與陳昌祖接到」北光丸」，才知道開船就遲了好幾個鐘頭；及至開航，不是濃霧，便是大風，這條小船居然能與」北光丸」會合，真是邀天之倖。
「哈芬號太危險了！性命等於是撿來的。」周隆庠說：「汪先生已經同意改坐北光丸到上海。」
影佐心裡得意，他在想：汪精衛一生三翻四覆，開頭都有他的一套理想；似乎特立獨行，表現了中國讀書人的起節。但他的理想，往往經不起考驗，極容易為環境所支配，現實所屈服，譬如這一次說不坐日本船到上海；其實要堅持亦不難，大可在汕頭暫住，自己另外安排交通工具；可是，他並沒有這麼做。照此看來，只要汪精衛一上了這條船，就不怕他不就範。
但汪精衛卻自以為還大有可為；在」哈芬號」做了一首七律：「臥聽鐘聲報夜深，海天殘夢渺難尋。舵樓欹仄風仍惡，鐙塔微茫月半陰。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淒然不作零丁歎，檢點平生未盡心。」
詩的題目叫《舟夜》。汪精衛向來」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失意得意不知在大海中度過多少個」舟夜」，所以說」海天殘夢渺難尋。」
「舵樓欹仄」是指重慶和蔣委員長；日軍猖狂便是」風仍惡」。對」舵手」雖無譴責之意，但已肯定了掌舵極難。不過在他認為已發現了一線光明——近衛是他的」鐙塔」；可惜」鐙塔」上的光，不是越來越強，無端跳出來一個平沼，成了浮雲掩月之勢。
「良友」自是指曾仲鳴；」百年沉」是指元朝——統一中國的元世祖忽必烈即位於1260年；至1368年元亡，歷時106年。他的意思是，眼前恰如宋之亡於元；一定要亡於日本了！因而用了」重見」的字樣。
這當然是正好經過」零丁洋」的感觸；但他自負比文天祥有辦法，不必作」零丁洋裡歎零丁」之歎。至於」檢點平生」，」未盡」之」心」就是從未真正滿足過領袖慾；這一次大概可以」滿足」了。
平時周佛海早已到達上海，展開活動；羅君強在這年初春，公然跟他一個姓魏的長官要了600元旅費，飛到香港，作了周佛海的主要助手。當時日本方面跟周佛海聯絡的是西義顯；因為高宗武最初赴日的任務，對蔣委員長有所報告時，都由周佛海經手轉呈，而西義顯對高宗武的情況非常清楚，所以由他跟周佛海聯絡，最適當不過。
4月初，西義顯坦率地告訴周佛海，日本方面對高宗武已失去信心；以爭取蔣委員長來主持談和的」高宗武路線」，已遭拒絕。問周佛海今後的和平運動，應該如何做法。
在影佐禎昭已上了」北光丸」，專程赴河內去接汪精衛時，西義顯這話無異明白表示，日本已決定扶植汪精衛。事實上這也在周佛海估計之中；今後如何做法，在陳璧君幾次到香港，在九龍鬧區尖沙咀的住宅中，與周佛海、梅思平籌議已熟，此刻是向日方表明態度的時候了。
周佛海說：「採取言論的和平運動，為汪先生的原案；但我以為，只有言論，尚感不夠。應該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以政府的力量，推行和平工作。」
這就是所謂」周佛海路線」；實際上是」陳璧君路線」。甚至也可能是」汪精衛路線」——汪精衛夫婦對他們的追隨者，唱了一出」雙簧」，汪精衛採取」言論的和平運動」：陳璧君私下表示應該採取」實際行動的和平運動」。而對外則由周佛海作陳璧君的化身，提出」組府」的」周佛海路線」，藉以掩護汪精衛。
周佛海對西義顯的具體說明是如此：「如果日本政府能忠實履行近衛聲明，我們亦可成立強有力的政府。但近衛的這份聲明，份量還嫌不夠；對最重要的撤兵問題，竟避而不談，評價值已大為降低。倘能恢復我們所提原案，並忠誠付之實行，則庶幾中日事變可以解決。現在汪先生既已出面主持，應飛往東京，直接徵詢日本最高當局的意見；如果認為條件不能接受，仍可返回民間的和平運動。如果日軍能保證並尊重我們政治獨立，即應毅然到南京組織政府。這是我個人的意見，準備向汪先生建議，請他接受。」
如果汪精衛肯作東京之行，便有」朝拜」的意義在內；僅在宣傳上便可獲致鉅大的利益，所以日本方面毫不考慮地表示」歡迎」汪精衛到日本訪問，有了這個承諾，周佛海的活動便更積極了。
由於」興亞院」撥來的」關余」，每月有300萬之多；經費寬裕，易於結客，周佛海拉攏的人很多。但比較重要的，只有4個，一個是無錫人趙正平，」維新政府」的」教育部長」；他是民初陳英士任滬軍都督時的幕僚。周佛海與他的侄子，地方自治專家趙如珩在日本同學；趙正普通過這層關係，與周佛海接上了線。
第二個是岑春煊的兒子岑德廣；由他的關係，又拉攏了一批清朝末年達官貴人的子弟，如楊士氣的侄子楊毓恂等人。第三個是大夏大學的校長，章太炎的侄女婿傅式說；他是」日本通」之一，浙江溫州人，與梅思平小同鄉。
第四個是富滇銀行上海分行的負責人袁硯公。他跟前面三個人不同，趙正平是過氣政客；岑德廣是紈褲」遺少」；傅式說雖為大學校長，而在學術界並無多大地位，號召力有限，而袁硯公是龍雲及雲南大老李根源的駐滬代表，他之參加」和平運動」，可能會影響雲南的穩定，因而為軍統判為制裁的對象，而且很快地被執行了。
但在中下層」幹部」方面，由於自正金銀行提來，整箱簇新聯號的交通銀行10元鈔票的魅力，到設在威海衛路太陽公寓的招兵買馬機構來登記的卻很不少，籌備」組府」的初期，足已夠用。但要錢有錢、要人有人，粉墨登場的初步條件，雖已具備；而且陳璧君在內，周佛海、梅思平在外，交相」勸駕」；汪精衛卻臨事躊躇，不敢輕發。因為過去在政治上的翻覆，畢竟是在國內；如今卻牽連到外敵！汪精衛不好貨而好名；清夜捫心，不能不想到」身後是非」。
陳璧君心裡雪亮，汪精衛要一個人來壯他的膽，這個人若非顧孟余，就應該是陳公博。顧孟余的態度很堅決，早有」割席」之勢；而且陳璧君於汪系人物，唯一所畏憚的也只是顧孟余，不敢自討沒趣。因此，集中全力在陳公博身上下工夫。
到了香港，陳璧君去看陳公博，談到組府問題，陳璧君表示汪精衛並無成見，決定召集一次幹部會議，以多數的意見為意見。陳公博便從」黨不可分，國必統一」的原則，談到汪精衛個人的利害，滔滔不絕地舉出不應」組府」的理由。
陳璧君一直不作聲；等他講完，平靜地說一句：「你自己跟汪先生去說。」
陳公博默然。於是陳璧君展開」攻勢」，極力相勸；說只有陳公博對汪精衛是有說服力，而這分」說服力」只有在促膝傾談時，才能發揮。
陳公博考慮了好久，終於還是拒絕了。
於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一方面由汪精衛打了電報；一方面由陳璧君再度作香港之行，向陳公博提出要求，如果他真的不願參加幹部會議，希望他派一個代表。
這時在香港能夠代表陳公博發言的親信，只有一個何炳賢。但是，何炳賢不願淌渾水，一口拒絕。
禁不起函電交馳，只是動之以情，陳公博便又再一次去挽請何炳賢作代表，仍然遭到峻拒。何炳賢的理由是：去也是白去；因為如果能有幾分之一的希望，勸得汪精衛懸崖勒馬，還值得去一趟，無奈汪精衛的至親，如陳春圃等人，已經在放空氣，說汪精衛在離開重慶之前，有一封信留給蔣委員長，中有」今後兄為其易，而弟為其難」的話；所謂」難易」，汪精衛的解釋是，在本位工作上堅持到底，大不了一死殉國，這一點容易做到；將個人的一切拋開，明知豈不可為而為之，這就比較難了。由此可知，汪精衛已經決定」組府」了；召開」幹部會議」，完全是表面文章。
此外有人為陳公博進一步指出，陳璧君只是利用陳公博。因為目前在汪精衛身邊得勢的周佛海與梅思平，都不是汪精衛的基本幹部；梅思平份量不夠，周佛海歷史甚淺，他是西安事變後，汪精衛由歐洲兼程返國時，奉蔣委員長之命到香港迎接，因為談得投機，才逐漸接近，過去並無淵源。既然如此，這個」幹部會議」所作成的決議，汪精衛是可聽可不聽的；換句話說：「組府」不」組府」，完全是汪精衛個人的事。
但如有」陳公博」之字牽涉在內，情形就不同了，即令是代表，即令是反對」組府」，總還有一句話好說：「當時幹部會議」，陳公博也派了代表參加的」。這個藉口可以使人產生一種錯覺：汪精衛的組府是陳公博他們都贊成的。
話雖如此，陳公博終於忍受不住情面的壓力，苦勸何炳賢為他去了卻一筆」人情債」。又說：不去有」默認」之嫌；去了，提出反對的理由，態度鮮明，是非自有公論。這個說法很有力；何炳賢終於同意，充當以陳公博代表的身份，參加了汪精衛的」幹部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