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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卿本佳人 第09章 長沙浩劫

「兩大方案一把火;三顆人頭萬古冤。」

不爭氣的就在一個星期以前,長沙發生大火——是湖南省主席張治中的主意,如果日軍進攻,採取」焦土戰術」,燒光長沙再撤退。根據計劃,將士兵編成了3人一組的無數」放火隊」,如見市內起火,一起對重要目標動手。11月12日那天,南門外傷兵醫院失火,」放火隊」以為是信號到了,紛紛縱火,事先既無疏導措施,軍警之間的聯繫又不夠;大火燒到天亮,長沙成了一座空城。

4天以後蔣委員長由設在南嶽的統帥部,到長沙慰問居民,目擊心傷,忍不住墮淚;想設一個茶會招待留在長沙的外僑,哪知道連茶葉都買不到。

當然,這件案子是非嚴辦不可的。長沙警備司令,」復興社」的中堅分子酆悌;警備第二團團長徐昆;湖南省會警察局長文重孚,判處死刑。張治中卻不知是何神通,竟得無事。於是出現了抗戰其中最有名的一副嵌上」張治中」三字的諧聯:「治積何存?兩大方案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顆人頭萬古冤。」橫額是:「張皇失措」。

長沙大火案,在當時對民心士氣的打擊,確是很大,有不少人的內心中,因此而有一個問號,這樣愚蠢不負責任的將領帶兵,能打勝仗嗎?尤其是為此案而特組的高等軍法審判庭,」三堂會審」以後,對罪魁禍首的張治中,僅不過由政府方面予以」革職留任,責成善後」的行政處分,令人誤以為原來軍法中也有」刑不上大夫」的觀念,興起無限的悲憤與失望。

當然,延安趁此機會作了振振有詞的抨擊。而汪精衛亦資以為口實,大作文章,字裡行間起有這樣一種意味:「你們看,照這樣的情形,還能打;還不該談和嗎?」這種語氣,自然是能打動人心的;問題是,即使沒有長沙大火案,汪精衛在陳璧君的全力主張之下,脫離重慶另組日本所希望的」新中央政權」,亦已成為定局。

成為」定局」的日子,可以定為11月30日——重光堂會談以後,雙方人馬,各奔前程,梅思平、高宗武及情報司的科長,擔任正式通譯的周隆庠經香港飛往重慶;影佐禎昭及今井武夫,則徑返東京,帶去3個書面文件;一個口頭協議。

3個文件以《日華協議紀錄》為主,日本方面所希望的締結」日華防共協定」;承認」滿洲國」;以及承認在」經濟提攜」方面,日本有優先權等等,都包括在內。唯一可使」新中央政權」自炫為成就的」日本於兩年以內撤兵」這一條,軍部一看就把它塗掉了。

口頭協議是由紙上作業化為具體行動的步驟,首先是日汪雙方認可《日華協議紀錄》;然後,汪精衛於12月5日前後發表離開重慶,到達昆明,此時日本政府應該發表一個聲明,汪精衛緊接著通電響應,與國民政府斷絕關係,並要求國民支持他的」和平運動」。此外還帶回去一個樂觀的估計,在中國的黨政要人中,極可能還有幾個人,追隨汪精衛的行動;包括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在內。

這些文件與協議,經過軍部及內閣五相會議研究以後,作成一個《日支關係調整方針》的文件,提經11月30日所召開的御前會議裁定,立即就進入行動階段了。

在汪精衛這方面,12月2日由高宗武通知東京,汪精衛已承認《上海協定》——《日華協議紀錄》;預定12月10日到達昆明,隨即取道河內,轉飛香港。過了四五天,又派周隆庠到香港跟西義顯接頭,說汪精衛可能由昆明直飛香港;也可能一到香港就會要求日本予以」政治庇護」。現任日本駐港總領事中村豐一,不太熟識;希望能在12月10日以前,調派熟悉中國情況,並為汪精衛所相熟的,外務省調查部長田尻愛義,接替中村豐一。

當時繼宇垣一成為外相的是,曾任駐華公使而升格為大使的有田八郎。他對這個西義顯轉過來的要求,相當興奮,親自安排將在休養中的田尻愛義自河原溫泉召回東京,由陸軍派專機飛往廣州;換乘炮艦於12月10日到達香港履新。但是,汪精衛卻還留在重慶。

原來汪精衛從重慶脫走,有個先決條件,就是必須在蔣委員長不在重慶的時候;當時根據」南嶽軍事會議」的決定,開始部署第二時期的抗日戰爭。蔣委員長認為日軍利於速戰速決,現在經過中國18個月的堅忍不屈,敵人」驅兵深入」,到了孫子所謂」鈍兵挫銳,屈力殫貨」的地步;上駟亦成下駟。加以日軍進入長江上游地區,進入孫子兵法中所說的」掛形」與」險刑」之地,正是依照我們預定的戰略,陷敵軍於困境而莫能自拔的地位。

今後一方面要誘敵深入,相機殲滅;一方面更要在敵後展開大規模的游擊活動。因此,他在南嶽軍事會議結束後,即由衡陽轉桂林,指揮設置行營。策劃華南的抗日戰爭,預計總要12月10日以後,才能回到重慶;哪知蔣委員長由於桂林的工作順利,12月7日飛回重慶。這一下,自然是將汪精衛鎮懾住了。

接到汪精衛延期脫出重慶的報告,近衛大感狼狽。因為這件事已經上奏昭和;同時為了配合汪精衛的行動,而又要掩飾預先勾結的痕跡,近衛預定發表的第三次聲明,不經由記者招待會,而用在」大阪公會堂」發表演說的方式去透露。由於汪精衛的臨事中變,對於昭和無法交代;」大阪公會堂」的演說亦無法發表,豈不得已只好裝病,取消大阪之行。同時托宮內省大臣松平恆雄,向日皇作了解釋。

這只是應付了眼前的窘境,對於汪精衛究竟能不能如雙方約定那樣,順利展開行動?近衛深恐受騙;有田的信心亦大為動搖。這件事,在日本高層政治圈內,知道的人並不算少;如果鬧出一場笑話,不僅顏面有關,而且極可能爆發倒閣的風潮;所以近衛在那幾天,真有食不甘味之感。在重慶,蔣委員長召集黨政兩方面重要人士,重申」我不言和則日本決不能亡我」的看法,也昭示了」自力更生、獨立奮鬥」的決心。在這次重要的會議中,汪精衛不敢公然談和,不過他的詞令一向很巧妙,意在言外而見仁見智可作多樣解釋;他說:「敵國的困難,在如何結束戰爭;我國的困難,在如何支持戰爭。」意思是,如果我國肯結束戰爭,困難即可解除;同時由於這也是解除日本的困難,因而可以爭取到比較有利的條件。但從另一方面看,亦可說只要我國能設法支持戰爭,則日本的困難即無法解除,終必拖垮敵人而後已。由於這撲朔迷離、莫衷一是的兩句話,更使得日本外務省的」專家」,大起警惕,認為汪精衛可能是跟蔣委員長在」唱雙簧」,愚弄日本,行一條緩兵之計。

到了12月14日,近衛接到通知,汪精衛決定在18日那天,脫出重慶;據說,這一次一定不會變卦了。

決定12月18日這個日子,是不難理解的,第一、蔣委員長定在這一天飛到西安去主持軍事會議;第二、正好是星期日,利用各機關休假,聯繫一定不夠迅速周密的空隙,利用脫逃。所以汪精衛不但通知了日本,而且特派一名副官到成都,通知新任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陳公博,務必於18日趕到昆明。

12月17日星期六,汪精衛親自打電話給交通部次長彭學沛,要他預留幾個最近飛往昆明客機的座位,彭學沛的政治背景,本就屬於汪系,自然唯唯稱是;立刻通知歐亞公司照辦,而且將機票送到了汪公館。但第二天得到消息,西安方面天豈不好,蔣委員長決定延期兩天飛西安。

這個意外的變化,為汪精衛帶來了極大的難題;他跟陳璧君、曾仲鳴關起門來反覆商量,終於決定冒險也得走!因為事機非常緊迫了,如果他打電話給彭學沛預留機位一事;或者陳公博如約徑飛昆明;或者日本方面有何配合的行動,在在可使密謀敗露。再一次失信於東京,整個計劃也就完蛋了。

於是,他以第二天成都中央軍校總理紀念周要作演講為藉口,在班機起飛之前3分鐘,到達機場,除了汪精衛,只有陳璧君與曾仲鳴;行李亦很簡單。汽車直接開到機艙門口,昂然登機——當時為防敵機襲擊,政府所預定的客位,是何人使用,照例保密,連航空公司都不知道,派在機場的保密人員,一看是汪精衛,自然也不敢阻止。就這樣輕易地飛到了昆明。

哪知到了昆明,一下飛機,便知不妙。原來當陳璧君決定接受日本的意願以後,便隻身飛往昆明去活動;由於昆明與法屬安南接界,所以雲南的法國留學生很多。而雲南的主政者,不論是誰,在國際關係上,幾乎毫無例外地,傾向法國。這樣,龍雲以次的雲南有力分子,在政治路線上接近曾久居法國的汪精衛,是毫不足奇的事。

活動的結果,十分順利;汪精衛兩次的行期,都曾預先通知龍雲。只要他一到昆明,龍雲立即發表」反蔣擁汪」的通電;而且估計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亦極可能響應。但就在第一次沒有走成,到第二次終於走成的10天之間,龍雲經過仔細算計,認為追隨汪精衛行動,是件」前程有限,後患無窮」的傻事。尤其是日本的」興亞院」於12月16日正式成立,充分顯示了日本軍閥以殖民地看待淪陷區;倘或日本真的想求和,根本不必有此一舉。

龍雲的變卦,當然不必預先告知汪精衛;同時,汪精衛的自重慶脫出的時機,以蔣委員長何時出巡而定,既然西安之行,延期兩天,在龍雲看,汪精衛就絕不敢悄然潛行,所以根本未到機場去迎接。

這一來使得陳璧君大為緊張!以汪精衛的地位以達昆明,竟冷冷清清地沒有地方要員去接機;再遲鈍的人也會在心裡浮起一個問號,這是怎麼回事?

幸而雲南省政府經常派得有交際人員,在機場送往迎來;一見這位不速之客,上前致禮,一面打電話報告龍雲;一面派一輛汽車將汪精衛一行3人,接到賓館。剛剛坐定,龍雲派了代表來了。

代表是龍雲同父異母的弟弟盧漢。首先為龍雲致歉,說是因為抱病,未能到機場迎接;然後代達了龍雲的意思;汪精衛最好趕緊回重慶!

汪精衛夫婦一愣;然後表示,希望跟龍雲見一次面。盧漢以醫生叮囑,必須絕對靜養作為托詞,婉言謝絕了汪精衛的要求。同時暗示,對於汪精衛一行的安全,恐怕很難負責。

這一來,汪精衛陷入進退維谷的窘境;最使人擔心的是,陳公博竟然未到。不過,汪精衛夫婦深知龍雲還不致於出賣他們;只是昆明為當時唯一的」國門」,中央情報人員在昆明的很多,時間稍久,紙包不住火,等軍統或者中統的人一登門拜訪,事情就糟不可言了。

因此,汪精衛作了一個決定,盡快離開昆明;目的地當然是河內。好在用曾仲鳴的名義,有6筆款子存在法國銀行;到得河內,即或一時跟日本方面接不上頭,潛隱個一年半載,生活亦不成問題。

於是12月19晚上,汪精衛夫婦及曾仲鳴,悄然踏上滇越路的火車;當然,這是獲得龍雲暗中協助的。第二天,蔣委員長專機飛西安;陳公博先因氣候不好,未能成行,這天也趕到了昆明,但已失去了最後挽留汪精衛的機會。

也就是這一天,重慶才漸漸傳出消息,說汪精衛夫婦已秘密離開重慶,行蹤不明;汪系的政要,奔走相告,黯然失色,但連最接近汪精衛的甘乃光都莫測高深,推測是為了共產黨問題,跟蔣委員長發生意見上的衝突。

交通部次長彭學沛,當然知道汪精衛是去了昆明,但目的何在;今後動向如何,他亦莫名片妙。

再下一天,12月21日,美專校街17號汪公館常客中,關係尤其密切的少數人,終於獲得了比較確實的消息;汪精衛的侄子汪彥慈,分別用電話把他們約了去,說汪精衛是在昆明;汪公館的人都走了,他第二天將接踵而去。至於汪精衛出走的原因,他的看法跟甘乃光一樣。此外重慶行營秘書羅君強,更特別強調這一點,他說:「蔣先生最近要寫一起有關國民黨根本理論的文章,主張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請汪先生執筆。汪先生不肯,這就是兩人意見參商的一例。」事實上這是羅君強造謠放煙幕;他當然知道汪精衛的出走,並非由於反共。

平時第三次近衛聲明,已配合汪精衛的行蹤,在12月22日發表,但幾乎沒有人知道,這個聲明與汪精衛有什麼關係。到了12月24日,報紙終於發佈了消息,說汪精衛旅行昆明,舊疾復發,已赴河內就醫,一時不能回渝。這一下,整個重慶便都在談論汪精衛了。

彼此傳聞印證,有幾件小事可以確定汪精衛的出走,是早有預謀的,一件是12月初,汪公館就將用了好多年,由南京跟到漢口,再跟到重慶的女傭遣散了;一件是汪精衛的若干政治路線不同,但常有來往的熟人,在這一個多月中,曾經在個別不同的時機下,很自然地收到了汪精衛親筆簽名的大照片;再有一件更耐人尋味:12月12,重慶行營舉行紀念周,由林主席親自主持,才到重慶只有4天的蔣委員長發表演講,異常誠懇動人,以致當場有人痛哭失聲。及至快散會時,汪精衛亦趕來聽講,穿一套簇新的藏青嗶嘰中山裝;汪精衛只著西裝或長袍,從未穿過中山裝,所以他這天的一身打扮,使人留下一個極深刻的印象;也許這就是他的目的。

當然,蔣委員長已知道汪精衛在幹什麼。他在12月21於陝西武功旅次,接到龍雲報告汪精衛行蹤的密電,隨即折返重慶,決定給汪精衛一個懸崖勒馬的機會,所以不說破真相;不過在12月25西安事變脫險紀念日,蔣委員長設宴招待中央委員,即席作了一篇極精彩的演說。

蔣委員長說:宋明亡國,亡的不過是朝代,並非民族。元朝、清朝以非漢族人主中華,最後為漢族所同化。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是我們戰勝敵人最有力的精神武器。

宋、明兩朝的軍事和經濟力量,都足以抵抗外患而有餘,但到頭來還是亡國了!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少數當國人物的精神上,深受外寇的威脅,以致雖有兵而不能用,雖有抵抗的潛力而不能發揮。這些歷史上的教訓,在此時此地,尤當記取。

現在的抗戰是全民族的抗戰,並無朝代之可亡。我們的精神如果能夠不受敵人威脅,就一定可以發揮潛在而深厚的人力物力,支持長期抗戰,求得最後勝利。

顯然的,這番話是針對汪精衛而發。在座的人,對」現在的抗戰是全民族的抗戰,並無朝代之可亡」這句話,感受特別深切;因為屈服於日本,並不是改朝換代,在歷史上只是一時的興廢。日本是真正的異族,而且在文化程度上,又非」五胡」可比;亡於日本,不能希冀日本亦會漢化;那就真到了萬劫不復的地步了。

此外聽到蔣委員長這番演講的人,也都還有這樣的一個感覺,他只是指出汪精衛的思想錯誤,替他可惜而並無責備之意;當然是希望他能迷途知返。但輿論卻不似蔣委員長那樣寬宏,批評一天比一天嚴厲,《新華日報》尤其尖銳,共產黨的同路人也大為憤怒,有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人民陣線」開會聲討,有人報告,說汪精衛已到了上海,日本軍隊以108響禮炮歡迎。這自是馬路傳聞,但離事情實質卻是不遠。

除夕下午,路透社從香港來的消息,震動了重慶,那就是汪精衛發表了所謂」艷電」!這一來,真面目盡露,原來第三次近衛聲明,是為汪精衛而發;事先早有勾結,鐵案如山,許多政要,內心雖早存疑,但總往寬處去想,汪精衛一生負氣,本心無他。那知道」佳人」居然」作賊」;汪系中人,無不痛心疾首。瞭解汪精衛家庭情形,以及民國以來,汪精衛何以不斷反覆的見人就說:「有了東窗定計的王氏,才會有秦檜。」對汪精衛之落水,正不妨作如是觀。

民國28年元旦,中央黨部團拜以後,隨即召開臨時緊急會議,討論汪精衛和他的」艷電」。由林主席主持。

就在這」國人皆曰可殺」而且國民黨中常會已正式決議:汪精衛」危害黨國,永遠開除黨籍,並撤除其一切職務」;以及政府正考慮下令通緝時,有個人膽子很大,公然支持汪精衛的主張。這個人就是羅君強。

他說:「照現在的情形,抗戰下去,中國必然愈戰愈弱,共產黨乘機得勢,日漸強大;為了防止共產黨為患,非早日與日本講和不可。」又說:「共產黨現在借汪問題,拚命宣傳肅清動搖分子,和民國十五六年宣傳肅清反革命分子,打倒昏庸老朽一樣,目的都在分化國民黨、削弱國民黨。這一點大家應該注意到。」

他的話當然也有一部分人響應;共產黨確是對此事件反應激烈,首先是郭沫若發起討汪肅奸會;繼而有金滿城大呼肅清汪派」餘孽」。不過,蔣委員長早就採取了防範的措施,透過甘乃光向汪系人士表示,處分汪精衛實在出於不得已,」平時與汪精衛接近的朋友,儘管安心工作,不可灰心,更不可猜疑。」因為如此,彭學沛兩次請辭交通部次長——由於他有幫助汪精衛脫出重慶的嫌疑——都被慰留了。

但汪系人士都覺何應該勸汪精衛勿為己甚,其中有一個汪精衛的廣東同鄉,寫了一封信,請在香港的林柏生,轉交汪精衛,提出7點疑問,其中至少有5點觸及核心,可說是汪系人士共有的困惑:

第一、」艷電主和乃響應近衛廿二日之演說,是近衛演說之後,始有談和的可能,而近衛演講之前,先生已先行離渝;離渝與主和,是否兩事?

第二、」如確認和談有益國家,以先生之地位與責任言,應向中常會或國防最高會議正式提出,即使勢有不許,亦可於離開國境之後,用函電向中央建議,何以艷電徑行在港發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第三、」民十六,先生反對清黨,清黨與特別委員會,均以維護黨紀為理由,以後先生對黨事主張,亦多如此,致有黨紀先生,之雅號,何以此次發表艷電,對於黨紀竟毫未顧及?先生何以自解?

第四、」廣州、武漢方相繼淪陷,此時突然發表艷電,影響士氣與民心甚大,結果,予敵以更大之征服機會,先生何以竟未注意及此?

第五、戰不能無備,和亦非空言可致;先生主和,有無具體計劃?」

這些疑問,事實上已含著深刻的分析;由」第一」點看,汪精衛與近衛早已通了款曲,」第三次聲明」與」艷電」,不過是桴鼓相應的雙簧;而」離渝」與」主和」,顯然亦是」一事」。

由」第五」點看,汪精衛不會徒托」空言」,而是有一套計劃的;而且,他不能在事先提出;一提出來,追根究底,未經黨國同意,擅自跟日本軍部及內閣接觸,豈能逃得了」私通敵國」的罪名?

哪知就在黨國元老吳稚暉親自起草,開除汪精衛黨籍的決議文發表的第三天——民國28年1月4日,突然由東京發出一個誰也料想不到的電訊,說近衛內閣垮台了。

近衛的垮台,是受陸軍凌逼的結果。當」二二六事件」以後,恢復」軍相現役制度」,陸軍的勢力急劇膨脹,駐德陸軍武官大島浩少將,與納粹的外交主持人李賓特羅甫,起開兩國外交當局,私下談判,達成了日德兩國簽訂防共協定的結論;由軍部向廣田內閣提出,在1936年12月25日正式簽訂,這樣重大的國際新聞,在中國並沒有引起多少人注意;因為那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報紙讀者,正傾其絕大部分興趣於蔣委員長自西安脫險的新聞之故。

七七事變以後不久,日本派東鄉茂德出使德國,外相廣田弘毅表示,中日停戰問題,雖請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及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之中,但成功的希望不大;因而交付他兩個任務:一是全力敦促德國撤回駐華軍事顧問,並停止對華軍火供應,二是盡快承認」滿洲國」。第二年2月,李賓特羅甫接任德國外長;正當陶德曼的調停失敗以後,由於東鄉的活動,德國正式承認」滿洲國」,並撤回駐華軍事顧問,對華禁售軍火。東鄉茂德的任務,全部達成。

但日本軍部並不認為這是東鄉的成功,歸功於大島與李賓特羅甫的秘密接觸,而且決定繼續直接干預對德外交。5月間開始強化防共協定的談判,所謂」強化」即進一步結成軍事同盟,並擴大締約國的範圍,邀請意大利參加。

民國27年7月12日,日本與蘇俄在中國東北、朝鮮、蘇俄接壤交叉地點的張鼓峰,發生武裝衝突;關東軍出動一個師團以上的兵力,但遭到俄軍強有力的反擊。受了這個」張鼓峰事件」的刺激;近衛內閣的」五相會議」在7月15日決定:日德兩國可以締結對蘇軍事同盟;與意大利另訂以英國為對象的密約。但德國希望日德意三國共同締結盟約,在外交及軍事方面,攻守採取一致的態度。假想敵的範圍,由蘇俄擴大到對英法及美國,為內閣及元老所堅決反對;因此,德國仍舊透過大島向日本陸海相秘密接觸。結果是導致了東鄉與軍部的公開衝突。

結果是軍部鬥垮了東鄉,調任駐蘇大使;東鄉的遺缺,即由大島浩接替。日德意三國同盟的談判,自是加緊進行;但海軍方面亦反對此同盟以英法美為對象,尤以海軍省次官山本五十六的態度最堅定。

哪知陸軍方面堅持如故,使得近衛深感苦惱;他一直有個想法,唯有恢復政黨政治,才能抑制陸軍干政。不過政黨都已名存實亡;所以近衛又產生了新的想法,以國民輿論為後盾,對抗軍部的勢力。國民輿論的形成與表現,當然需要有個國民組織;進而以此組織為政治背景,成立政府,抑制軍部勢力,解決」中日事變」——這個想法,由於同時受到兩種刺激,突然變成強烈的衝動;促使他下了辭職的決心。

這兩個刺激,一是陸軍在日德意三國同盟的主張上,悍然不顧一切的反對意見,驕橫跋扈,幾於不可理喻。

再一個刺激,就是與中國謀和的問題,板垣的處處掣肘,已使他受夠了氣;但仍願聽任陸軍的擺佈是因為他自覺在」第三次聲明」中,提出」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與當年跟蔣作賓所談成的結論沒有什麼兩樣。在中國失去了那麼一大片土地以後,仍舊按當年的結論來談和,是相當」寬大」的條件;預期著蔣委員長會接受。至少,除了汪精衛之外,中國還有好些軍政要人會起而響應。

哪知汪精衛的」艷電」發表以後,立即被開除了黨籍;而且已經談妥會跟汪精衛一起行動的龍雲,亦竟變了卦。近衛的希望落空,亦是幻想的破滅,本已深感痛苦;加以元老、重臣的詰責,更覺難堪。

為什麼第三次聲明發表以後,重慶的反應大出意料?當他檢討這個問題時;有人告訴他:這完全是因為中國政府不相信日本軍部;認為」近衛聲明」只是軍部陰謀的一部分之故。近衛再從頭一項一項去研究,終於恍然大悟,中國的看法沒有錯;他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受了陸軍的愚弄,妄想利用他的聲明,作為瓦解中國民心士氣的工具。」近衛聲明」真的變成軍部陰謀的一部分了。

就在這雙重刺激之下,近衛決心辭職,一方面是隱然表示對陸軍的抗議;一方面準備去研究如何造成」國民組織」,作為他第二次組閣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