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壽命太長，有些人卻很早殞命。更有聽起來令人奇特的信條：要死得其時！
要死得其時——查拉圖斯特拉如是教導。誠然，生不逢時的人，又怎能死得其時呢？倒是願他從未降生過！我這樣勸告那些多餘者。但即便多餘者也把自己的死看得很要緊，連最空心的核桃也願意被砸開來。
——弗裡德裡希·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I.21
現代生物技術影響政治的第三條途徑是通過延長壽命，並由此產生人口統計和社會的變化。對美國來說，二十世紀最成功的醫藥成就之一是將人類的壽命延長，從1900年平均男性壽命48.3歲和平均女性壽命46.3歲，提高到2000年平均男性壽命74.2歲和平均女性壽命79.9歲。[1]這個改變，與許多發達世界的急劇下降的生育率一起，在全球政治層面造成了極大的人口下降，這些影響無疑人們已經能夠感知。基於目前的生育和死亡模式，2050年的世界將與今天截然不同，即便在這期間，生物技術沒有延長人哪怕一歲的壽命。然而，生物技術不會延長人的壽命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它還有可能引起一些其他的巨大變化。
隨著分子生物學的進展，老年醫學成為受到最大影響的領域之一，這是專門研究老齡化的學問。現在有許多理論競相解釋人為什麼會變老並死去，但目前還沒有就終極原因和產生機制達成共識。[2]其中一支理論從進化生物學演化而來，他們大膽宣稱，器官之所以老化和死亡，是因為過了生育期後自然選擇的動力幾乎不再傾向於支持個人的生存。[3]有一些特殊的基因可能仍然支持人類的生育能力，但在生命的後期階段也漸漸功能失調。對進化生物學家來說，最大的謎團不在於人類為什麼會死亡，而是諸如為什麼女人在絕經期後仍然有一段長的生命週期這樣的問題。不管如何解釋，這些生物學家相信，老化是許多基因共同作用的結果，並沒有一條簡單的捷徑可以阻擋人類死去。[4]
另一支理論從分子生物學發展而來，它所關心的是一些特殊的分子機制在人體內失去功能，由此導致死亡。人體內有兩種細胞：生殖細胞和體細胞；生殖細胞存在於精子和卵子中，數以萬億計的體細胞構成人體的其他部分。所有細胞通過細胞分裂進行複製。1961年，倫納德·海弗利克（Leonard Hayflick）發現，體細胞在總的分裂數目上有限制。隨著年齡的增加，體細胞的分裂會逐漸下降。
關於海弗利克極限的存在，有一系列的理論解釋。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不斷累積的細胞分裂的過程中隨機產生的細胞損害。[5]每次細胞分裂過程，煙霧和輻射等環境因素、化學上稱為「自由羥基」的激素和細胞廢物，會阻止DNA在細胞代際間的完美複製。人體內有一系列DNA修復酶監管細胞複製過程，當發現問題時就進行修復，但這些酶很難發現所有問題。隨著分裂過程的不斷持續，DNA損害在細胞內不斷累加，導致錯誤的蛋白合成及機能損壞。這些損害就是由老化而帶來的各種疾病的源泉，比如，動脈硬化、心臟病和癌症。
另一種解釋認為，海弗利克極限和端粒相關，它是DNA中附著在每一個染色體末端、還未能解碼的部分。[6]端粒好像電影膠片中的領導，確保每一個DNA都被完美地複製。細胞分裂包括兩條DNA鏈上分子的分離和在子細胞中的重新整合；每一次細胞分裂，端粒會越來越短，直到它不能夠再保護DNA鏈的末端和細胞；這些不斷縮短的端粒就是損壞的DNA，會停止生長。克隆羊多莉，是克隆了成年動物的體細胞而成，體內的端粒比正常新生羊的端粒要短，因此就不能像正常出生的羊活那麼久。
有三種主要的細胞並不受海弗利克極限的影響，它們是：精子、癌細胞和某一些干細胞。這些細胞能夠無限制複製的主要原因是一種叫做端粒酶的存在，它在1989年被首次發現，能夠阻擋端粒的不斷縮短。端粒酶是生殖系統綿延不絕在代際間傳承的動力，也是癌細胞爆炸性擴散的原因。
來自馬薩諸塞州理工學院的萊昂納德·瓜倫特（Leonard Guarente）發現酵母中卡路里數的限制可以延長壽命，它通過一種名叫SIR2（沉默信息調節因子2）的單個基因進行運作。SIR2基因可以限制在酵母細胞中產生核糖體廢物，而這些廢物導致了細胞的死亡；低卡路里的食物限制了細胞的複製，但是對SIR2基因的功能卻非常有益。這也許可以從分子的角度解釋，在實驗室裡以低卡路里數餵養的老鼠為什麼比其他老鼠長命40%。[7]
以瓜倫特為代表的生物學家認為，也許有一天人類可以通過相對簡單的基因途徑來延長壽命：雖然不太可能讓人食用這些低卡路里限制的食物，但也許可以通過其他的方式來增強SIR基因的功能。以湯姆·柯克伍德（Tom Kirkwood）為代表的研究老年病學的專家則直白地斷言，老化是一系列在細胞、器官和人體整體基礎上的複雜的過程，並沒有單一的、簡約的機制可以控制老化和死亡。[8]
如果說有一條基因的捷徑可以通向永生，那麼人類已經透過生物技術正在探尋。傑龍生物醫藥公司已經能夠克隆人類的端粒基因，並申請了專利；與這些高端的細胞科技一起，他們正在積極投入研究胚胎干細胞。干細胞是胚胎的組成部分，存在於人類早期發育階段，此時人類還沒有發育出各種器官和組織。干細胞有發展成人類任何細胞或組織的可能，因此有潛質能夠培育出全新的人體器官，代替老化過程中逐漸被淘汰的部分。與從其他人身上所捐獻、用於移植的人體器官相比，通過干細胞克隆的器官在基因上幾乎一致，因此可以避免人體免疫系統產生的對移植器官的排異。
干細胞研究是當前生物技術研究的前沿之一。它同時也由於採用胚胎中的干細胞而備受爭議——因為在實驗過程中胚胎必然會毀壞。[9]這些胚胎通常來自「存放」於體外受精診所的多餘胚胎（一旦成功，干細胞系可有不受限的複製）。出於對干細胞研究可能會鼓勵流產和人為毀壞胚胎的考慮，美國國會禁止國立衛生研究院對任何損害胚胎的實驗提供資助[10]，這使美國的胚胎研究主要集中於私人部門。2001年，布什政府曾考慮加大禁止力度，美國為此還掀起了一場激烈的公共辯論。最後，當局決定允許對此類研究提供政府資助，但是僅限於目前已在運作的60家左右的研究干細胞的機構。
現在我們還無法預知，生物技術是否會找到延長壽命的捷徑，比如，服用一劑藥就可以多活十年或二十年。[11]即便這一切不會發生，現在仍然可以非常確定地展望，所有生物醫藥研究的累積性影響將會不斷推進人類壽命的增加，它將延續過去一個世紀努力的趨勢。因此，現在來探討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景況或社會後果並非時機不成熟，這些在人口統計學的趨勢上已悄悄上演。
十八世紀初，歐洲幾乎一半的孩子未到15歲便夭折。據法國人口統計學家讓·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e）所述，活到52歲已是莫大之幸，因為只有一小部分人群可以做到，這些人可以非常正當地稱呼自己為「倖存者」。[12]大多數人在40或50歲可以達到高產的頂峰，因此過早死亡讓大部分的人類潛能白白浪費。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83%的人已經能夠活到65歲，超過28%的人可以活到85歲。[13]
延長壽命，這只是截至二十世紀末發生在發達國家人類的一部分故事。另一個明顯的發展是生育率的大幅下降。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的總和生育率（即一個婦女一生中平均生育的孩子數）在1.1到1.5之間，遠遠低於更新換代所需要的2.2。不斷下降的生育率和持續增加的壽命一起大大改變了發達國家的人口年齡分佈。1850年，美國的中間斷年齡是19歲，1990年上升到34歲。[14]本世紀初也許變化不大，但到2050年，美國的中間斷年齡會上升到40歲；這個變化在日本和歐洲會更顯著，因為它們的移民率和生育率更低。由於缺乏預期的生育率的提升，人口統計學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根據聯合國的數據預估，德國的中間斷年齡是54歲，日本是56歲，意大利是58歲。[15]應當注意的是，這些估算並沒有將人類壽命延長包括在內。如果生物技術所允諾的老年醫學的進步成為現實，那麼，發達國家中一半的人群將處在退休或更老的年紀會成為板上釘釘的事實。
到現在為止，對發達國家人口「灰色化」的討論還僅僅限於由此帶來的社會安全可靠性考量。但這個隱約現身的危機足夠現實：以日本為例，二十世紀末，退休人口與工作人口的比例是1:4；現在這一代中，退休人口與工作人口的比例下降到1:2，甚至更低。此外，還有一些值得我們注意的政治影響。
在國際關係領域[16]，有一些發展中國家像發達國家一樣，已經出現低生育率和不斷下降的人口——接近或成功跨越了人口轉型；而世界上大多數貧困地區，如中東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仍然維持著高漲的生育率。這意味著，除了單純的收入和文化差異之外，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分界線又多了年齡的選項，日本、歐洲、北美的中間斷年齡已經接近60歲，而它們的不發達鄰居中間斷年齡剛剛好20歲。
此外，發達國家的選舉投票人群將會更多地依賴女性，一來是老齡女性通常比男性長命，二來是女性參與政治的長期社會轉型。因此，二十一世紀的政客們將不得不對這一些突兀的老年女性恭敬相待。
這些因素會對國際政治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尚未可知，但是基於過去的經驗，男性與女性、年輕人與老齡人對待外交和國家安全的態度有著迥然的差異。舉個例子，美國女性更不願意美國捲入戰爭，這一點上，男女的差異在7至9個百分點；女性也更不願意支持國防開支和對外使用武力。1995年洛普公司（Roper survey）受芝加哥外交關係委員會委託的調查顯示，一旦朝鮮襲擊美國，49% : 40%的男性傾向於美國干預，30% : 53%的女性傾向於干預；54%的男性認為需要在全球保持不可匹敵的軍事優勢，女性只有45%的比例支持這一看法。進一步說，女性更不認同訴諸武力解決衝突的正當性。[17]
關於使用武力，發達國家還會面臨其他的阻礙。很顯然，老年男性，特別是老年女性不可能服務於軍事組織，因此能夠入伍的軍人數量將會縮小。在這樣的社會中容忍年輕人在戰爭中犧牲的意願也很低。[18]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預估，在當前的生育趨勢下，2050年的意大利，只有5%的孩子有親戚（如兄弟、姐妹、姑嬸、叔伯、表親等）。人們的親緣關係主要是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以及自己的孩子。這樣纖細的代際線會大大增加人們對支持戰爭和為戰爭犧牲的猶豫。
由此，這個世界將會分成兩派，北方世界的政治主調由年老的婦女來設定，而南方的政治則由托馬斯·弗裡德曼（Thomas Friedman）所稱的非常強大的憤怒的年輕人主導。9·11對世貿中心的襲擊正是出自這樣的年輕人。當然，這也並不意味著北方將無法應對南方的挑釁，或者南北矛盾不可調和。生理並沒有全然決定命運。只是政治家必須在由基本的人口構成的事實框架下工作，其中的一個事實就是許多北方國家會面臨著人口縮減和老齡化的問題。
還有一個情景很可能會讓這些不同世界產生交集：移民。上面討論的歐洲和日本人口的下降並沒有考慮移民的因素。但這不大可能，因為發達國家也需要經濟增長和維持增長的人力。這也意味著這一南北分立的局面會在每一個發達國家重演：一個不斷老齡化的本土人群中混居著文化迥異身強力壯的移民人群。美國和許多說英語的國家對同化不同文明的移民很有經驗，但另一些國家，如德國和日本則未必。歐洲已經能見到反移民運動趨勢的上升，如法國的國民陣線、比利時的弗拉芒集團、意大利的倫巴第聯盟、奧地利的約爾格·海德爾自由黨等等；人口年齡結構的分化，加之壽命的延長，為未來社會衝突的滋長奠定了基礎。
通過生物技術而產生的人口壽命的延長也會對社會的內部結構造成深遠的影響。其中最顯著的影響是如何管理社會等級結構。
人類，在本性上與靈長類一致，都是對社會地位敏感的動物，從很小就開始熱衷於建立五花八門的社會等級結構。[19]這種等級分明的行為模式是天生的，即便在強調人人平等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等現代理念下，它依然倖存（人們只要稍稍觀察前蘇聯和中國的政治局，就能瞭解按照嚴格的等級排序的領導體制）。這些等級結構的特性隨著文化的演進不斷在改變，傳統的等級結構強調體能的優勢或世襲的社會地位，而現代的等級更看重人的認知能力和教育程度。本質上，等級的特性依然保存著。
如果我們觀察一下周圍的社會，你很快就能發現許多等級結構都與年齡相關。比如，六年級生認為自己比五年級生更為優勝，如果他們同時休息，六年級生就會佔據操場；獲得終身教職的教授認為自己比還沒有獲得終身教職的更有權威，並嚴格地控制著進入這個令人敬畏的學術圈的門檻。以年齡為評判標準的等級社會將年齡與體格健壯、學習能力、豐富的閱歷、敏銳的判斷力、卓越的成就等等優秀品質相關聯。然而，過了特定的年紀，年齡與能力之間的關聯開始往反方向發展。在人類歷史上，當壽命只有40—50週歲時，人類可以通過自然的代際交替來解決這一問題。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步入老齡期，十九世紀末，強制退休年齡開始流行。[20]
壽命的延長會對現存的大部分以年齡為特質的等級結構產生肆虐性破壞。傳統上，這些等級結構屬於金字塔狀，前任的去世會讓下一輩競爭者躋身高位，同時，人們普遍認同的65歲退休的人為限制也支撐了這一金字塔的維持。然而，當人們普遍都能工作到60、70、80甚至90歲時，這些金字塔結構就會擴張成為梯形甚至是長方形。以往一代人取代一代人的自然趨勢會被三、四甚至五代人共存的場景所取代。
在威權體制中，領導人的任期不受憲法限制，壽命延長的後果對這些國家的代際替換產生了負面的影響。只要佛朗哥、金日成和卡斯特羅體格仍健康，社會就沒有辦法去更換他們，所有的政治或社會變革一直要等到他們去世後才能實施。[21]將來，隨著技術發展使壽命進一步延長，這些社會將會長期被困擾在領導人的臨終看護狀態，這個狀態不是以往的幾年，而是數十年。
在更為民主和/或選賢任能的社會裡，會通過制度化的機制移除已經過了黃金期的領導、老闆或CEO。但這一問題並不能僅僅通過想當然而得到解決。
問題的核心是，所有處於社會等級頂部的人都不想失去權力或地位，他們會盡可能地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來保全地位。因此，人們應當盡早地將與年齡相關的能力下降提上日程，防止再捲入置換領導、老闆、運動員、教授或董事會成員的麻煩。諸如強制退休年齡這些非人格化規則存在的好處是，避免在一個人年老力衰時，機構還要對他做出詳細的評價以確認他是否還適合工作。當然，這些非人格化規則也會對儘管年邁卻依舊有出色能力適合工作的人產生歧視，也正因為此，這類規則在美國很多職場中被廢止。
現在對於年齡有著政治正確的限制：年齡歧視也與族歧視、性別歧視和同性戀歧視一道，加入了被禁止的行列。在由年輕人主導的社會，比如美國，對老年人的歧視是存在的。但從另一方面考慮，代際替換也有合理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它能對社會進步和變遷產生相當的激勵。
許多觀察者已經發現，政治變革通常發生在代際之間——從進步時代到新政時代，從肯尼迪時代到裡根主義。[22]這並不神秘：同一世代出生的人會一同經歷主要的社會事件——如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性解放等。一旦人們的價值觀和偏好受這些事件的影響而成型，它們就只會在新環境中做出微調，想要從整體上改變難上加難。比如，在南部的艱難時期長大的黑人，很難不將一個白人警察看成是種族分離壓迫機制下不值得信任的代理人，他可能不會考慮這在北部人們的生活中截然不同。那些經歷過大蕭條的人會對孫輩大手大腳的花費感到不安。
學術生活也與政治生活一樣。在經濟學領域有這樣的一個傳說，每經歷一次重要學術人物的葬禮，經濟學就會有一次新的進展。這樣一個事實真實得讓人難以置信。每一個基本範式的流行（比如，凱恩斯主義或弗裡德曼主義）都奠定了一代科學家和知識分子看待問題的方式，但這一視角的形成並不是如許多人認為的那樣，基於客觀的證據，而是仰仗於發明這一範式的人是否依然活著。只要這些經濟學大人物依然佔據以年齡分界的權力機制，比如同行評議理事會、終身教職評定委員會或信託基金委員會，這些基本的範式就會穩固得不可動搖。
因此，完全有理由認為，隨著平均壽命的延長，政治、社會及學術的改變會變得更為緩慢。隨著三四代人在同一時間段工作，更為年輕的團隊將永遠沒有形成自己見解的機會，他們只會聚集成渴望訴求被聽到的少數群體，代際間的更換不再具有決定性。為了適應這種變化，這樣的社會有必要建立強制的培訓機制和到了一定年齡向下流動的體制。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一個人想要憑借自己二十幾歲所學的知識和教育水平來應對接下來的四十年，已經幾乎不可能；那些認為工作技能保持五十年、六十年或是七十年不變的人更是荒謬得可笑。已經年邁的專家需要從社會等級中退出，不只是為重新獲得培訓，並且為從底層上升的年輕人讓出發展空間。如果不是如此，代際間的福利將會和等級、種族衝突一樣成為分裂社會的分水嶺。未來，隨著壽命越來越長，讓老齡人為年輕一代讓位將會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社會需要訴諸一些非人格化、制度化的「老年歧視主義」來使之得以實現。
壽命延長是否會產生其他一些社會影響還大大取決於老年醫學革命的進展，也就是說，隨著人們壽命的增長，老年人是會繼續保持著體力和智力上的活力，還是社會將變得越來越像一個巨大的看護療養院？
發現任何能打敗疾病、延長壽命的方式，對醫學界是毫無疑問的喜事。對死亡的恐懼是人類最深沉和最持久的擔憂，因此，對任何能夠推遲死亡的醫療技術進展表示歡呼，理所當然。但人們不僅關注壽命的延長——也關注生命的質量。理想狀況下，人們不僅希望能夠活得更久，也更希望人的能力能夠盡可能延伸到死亡降臨的那一刻，以使人不必要經歷死亡前的虛弱期。
儘管有一些醫療技術提升了老齡人的生命質量，但是許多技術卻只是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延長了壽命卻增加了依賴。比如，阿爾茨海默症，它使人腦的一部分失去功能，產生記憶喪失，最終導致老年癡呆；人們患上這些病症的可能隨著年齡的增加比例顯著提高。阿爾茨海默症的發生，65歲人患病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一，85歲的患病率是六分之一。[23]發達國家不斷增長的阿爾茨海默症患者人數就是壽命延長的直接後果，醫療技術只是延長了身體的健康，卻沒能延長對神經性疾病的抵抗力。
至少對發達國家來說，現代醫療技術拓寬了兩種不同的老人年齡段。[24]第一個老齡段從65歲到80歲左右，這一時間段人們可以期望自己過上健康有活力的生活，他們能盡力地利用社會資源發揮自己的長處。許多關於延長壽命的樂觀的談話都在這個年齡段中，事實上，這個年齡段已經成為人們對壽命延長的實際期待，這也是人們津津樂道的現代醫學技術的令人驕傲的成果。這一年齡段面臨的主要難題是工作時間對退休生活的介入：簡單地從經濟理由推論，社會將萌生強大的壓力，要求延長退休年齡，並盡可能讓65歲以上的老人處在工作狀態。這當然並不意味著社會災難：年邁的工作人員可能需要重新培訓，並且要接受某種形式的職位向下流動，但大多數老年人還是會願意接受重新為社會做貢獻的機會。
第二個年齡段問題就更加突出。這個年齡段的老齡人已經80歲，體能已經完全下降，逐漸回歸到了如同小孩的依賴狀態。社會普遍不願意多談這個階段，對此也缺乏經驗，因為它超越了多數人珍視的個人自主的理念。第一個和第二個老齡段人數在不斷增加，它們共同衍生了一個新的社會狀況：當人們接近第一個年齡段的退休年紀時，他們的父母依然健在，還依賴他們的照顧，這會限制他們選擇的可能。
不斷增加的壽命是否會產生社會影響將取決於這兩個年齡段的相對大小，而相對大小又取決於未來生命延長技術進展的平衡性。最佳的境況是技術能夠同時推遲身體和智力兩方面的老化進程——比如，通過從分子層面破解所有體細胞老化的原因，從而延緩身體機能的老化進度。這樣，身體和智力的老化將會在同一時間發生，只不過發生得更晚；那麼，處在第一老齡段的人數會增加，而第二老齡段的人數則會顯著減少。最壞的境況是高度不平衡的發展，比如，人類找到了保存機體健康的方法卻對延遲智力惡化無能為力。干細胞研究可能會讓人體器官重新生長，正如在第2章開始威廉·哈茲爾廷所描述的那樣。但如果沒有平行的方式治療阿爾茨海默症，這項看起來偉大的發明只不過是能比現在更為長久地保持人的植物人狀態罷了。
第二個老齡段人數的爆炸性增長將標誌著國家「養老看護之家」場景的形成，這個階段，人們已經能夠活到150歲，但是生命的最後50年都依賴著看護人而存活。當然，現在還不能預測，到底是這一階段，還是讓人更為愉悅的第一個老齡段將成為主流。但如果沒能夠從分子層面發現延緩死亡的捷徑，僅僅知曉老化是一個逐漸累積的大面積的生理體系的破壞，那麼我們沒有足夠的理由認為未來技術的發展將會比過去做得更好，同時延緩體力與智力層面的老化。現在醫療技術僅能保持人體存活而缺乏生命質量，這是加重自殺率和安樂死的重要原因，它也讓傑克·凱沃基安（Jack Kevorkian）這樣的協助自殺和安樂死的醫生成為近年美國和其他地區的重要公共議題。
將來，生物技術的發展將迫使我們在壽命延長和生命質量之間進行選擇。如果這個選擇被廣為接受，它將會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但是兩者之間的取捨是非常艱難的：智力的點滴變化，如短時記憶能力的喪失或對信仰的更固執地堅持，本身很難進行衡量和評價；而前文所提到的政治正確的要求使得真實坦誠的評估更為困難，不僅有年邁親屬的個人需要面對，試圖形成公共政策的社會也需要面對。為了避免對老年人產生歧視的隱喻，或者吐露任何他們的生命質量低於年輕人的言辭，將來撰寫老齡化問題的人會被迫持續不斷地保持樂觀心態，預測醫療進步將會既延長壽命又增加生命質量。
這一現象可能在性慾上更為明顯。有一位研究老齡化的作者寫道：「阻擋老年人性魅力的無疑是那些我們每個人都會經歷的洗腦式的說法，認為老年人性誘惑力極少。」[25]老年人缺少性誘惑力真的只是因為洗腦的緣故嗎？！很不幸的是，按照達爾文進化論的依據，性別吸引力與年輕度息息相關，特別是對女人來說。進化過程產生性慾主要是為了繁殖的需要，過了生育黃金期，人類幾乎沒有「適者生存」的壓力保持性吸引力。[26]這個結果意味著，在人生的後50年，發達社會的人們將進入「後性慾」時代，大多數的人將不再把性愛放在必須要做的清單裡面。
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中間斷年齡為60、70或更高歲數的時候，因此，對這種未來社會的生活會如何，人們仍抱有許多未解之謎。這樣一個社會的自我意象會是什麼呢？如果你在機場的報刊亭駐足，你會發現雜誌上的封面人物都在20出頭，那正是大多數人青春靚麗、健康狀況極佳的時候。在人類多數的歷史時期裡，封面人物都反映了一個社會的中間斷年齡，雖然不僅僅限於展示美貌和健康。未來幾代後，當年輕的20歲僅成為人口中少數的一群，雜誌的封面會變成什麼呢？當現實社會變得極端老齡化，人們仍然會傾向於認為社會是年輕的、動態的、性感的、健康的嗎？隨著年輕文化走向終結衰落，人們的偏好和習慣都會改變嗎？
一個人口的平均人數向第一老齡段和第二老齡段傾斜的社會，將會對生與死的意義產生深遠的影響。幾乎到目前為止的人類歷史，人們的生活與認同不是與生育緊緊捆綁在一起，就是為了賺取支持自己與家庭的資源。賺錢養家與努力工作讓個人深深陷入社會責任的網絡，這個網絡中個人幾乎失去控制力，也常常是掙扎和焦慮的來源，但仍會贏得豐沛的滿足感。學習應對這些社會責任的過程塑造了一個人的道德觀和性格。恰恰相反的是，處在第一老齡段和第二老齡段的人們對家庭和工作只有被稀釋的責任；已過了生育年齡的他們，主要與祖先或後輩聯繫在一起。處在第一老齡段的人也許會選擇工作，但是工作的責任感和由工作所帶來的強制性的社會限制將由一系列可供自由選擇的工作崗位所取代。在第二老齡段的人既不會再生育，也不會再工作，事實上，你會見到資源與責任的單向流動：流向他們。
這些並非意味著處於老齡段的人們一下子被御去了責任或不再有約束；它意味著生活將逐漸空虛化和更加孤獨，因為對許多人來說，是這些有責任感的聯繫讓生活有奔頭。當人們剛從努力工作和奮鬥的生活方式上退下來，它可能是一段明快的退休時光；但如果它將延續二三十年甚至未知何時結束，就變得毫無意義了。對第二老齡段的人來說，雖然延長了卻越來越具有依賴性和失去勞作能力的壽命是否會愉快和充實，目前還難下定論。
人們與死亡的關係也將由此改變。死亡極有可能不再是生命自然和不可避免的過程，而是一個像小兒麻痺症和麻疹一樣可以預防的疾病。如果是這樣，接受死亡將會是一個愚昧的選擇，面對死亡也不再是一個充滿尊嚴或崇高情操的行為。那麼，當生命可以無限向前延伸時，人們還會願意為了別人犧牲自己的生命嗎，或者人們還會諒解為別人犧牲生命的行為嗎？人們是會緊緊抓住因為生物技術進展而得到延長的性命，還是覺得無止無境的生命充滿空虛並且不可忍受呢？
[1] See https://www.demog.berkeley.edu/~andrew/i9i8/figure2.html for the 1900 fig-ures, and https://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lgeos/us.html for 2000.
[2] 對這些理論的綜述，可參見Michael R. Rose, Evolutionary Biology of Ag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60 ff; Caleb E. Finch and Rudolph E. Tanzi, 「Genetics of Aging,」 Science 278 (1997): 407-411; S. Michal Jazwinski, 「Longevity, Genes, and Aging,」 Science 273 (1996): 54-59; and David M. A. Mann, 「Molecular Biology』s Impact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Aging,」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15 (1997): 1078-1082.
[3] Michael R. Rose, 「Finding the Fountain of Youth,」 Technology Review 95, no. 7 (October 1992.): 64-69
[4] Nicholas Wade, 「A Pill to Extend Life? Don』t Dismiss the Notion Too Quickly,」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2, 2000, p. A20.
[5] Tom Kirkwood, Time of Our Lives: Why Ageing Is Neither Inevitable nor Necessary (London: Phoenix, 1999), pp. 100-117.
[6] Dwayne A. Banks and Michael Fossel, 「Telomeres, Cancer, and Aging: Altering the Human Life Span,」 Journal of the Medical Association 278 (1997): 1345-1348.
[7] Nicholas Wade, 「Searching for Genes to Slow the Hands of Biological Time,」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6, 2000, p. Di; Cheol-Koo Lee and Roger G. Klopp et al.,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of Aging and Its Retardation by Caloric Restriction,」 Science 285 (1999): 1390-1393.
[8] Kirkwood (1999), p. 166.
[9] 對干細胞進行討論的其中一個樣本，可參見Eric Juengst and Michael Fos-sel, 「The Ethics of Embryonic Stem Cells—Now and Forever, Cells without En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84 (2.000): 3180-3184; Juan de Dios Vial Correa and S. E. Mons. Elio Sgreccia, Declaration on the Production and the Scientific and Therapeutic Use of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Rome: Pontifical Academy for Life, 2000); and M. J. Friedrich, 「Debating Pros and Cons of Stem Cell Research,」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84, no. 6 (2.000): 681-684.
[10] Gabriel S. Gross, 「Federally Funding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Research: An Administrative Analysis,」 Wisconsin Law Review 2000 (2000): 855-884.
[11] 老年人治療法的一些研究策略，可參見Michael R. Rose, 「Aging as a Target for Genetic Engineering,」 in Gregory Stock and John Campbell, eds., Engineering the Hu-man Germline: An Exploration of the Science and Ethics of Al-tering the Genes We Pass to Our Childr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53-56.
[12] Jean Fourastie, 「De la vie traditionelle a la vie tertiaire,」 Population 14 (1963): 417-432.
[13] Kirkwood (1999), p. 6.
[14] 「Resident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Percent Distribution and Median Age, 1850-1996, and Projections, 2000-2050,」 www. doi.gov/nrl/statAbst/Aidemo.pdt.
[15] Nicholas Eberstadt, 「World Population Implosion?,」 Public Interest, no. 129 (Feb-ruary 1997): 3-22.
[16] 有關這一議題，參見Francis Fukuyama, 「Women and the Evolution of World 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77 (1998): 24-40.
[17] Pamela J. Conover and Virginia Sapiro, 「Gender,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nd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 (1993): 1079-1099.
[18] Edward N. Luttwak, 「Toward Post-Heroic Warfare,」 Foreign Affairs 74 (1995): 109-122.
[19] 對此更為細緻的討論，參見Francis Fukuyama,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pp. 212-230.
[20] 俾斯麥建立了歐洲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保障體系，他將退休年齡設定在65歲，當時歐洲幾乎很少有人能活到這個歲數。
[21] 這一觀點由弗雷德·查爾斯·伊基爾所提出：Fred Charles Ikle, 「The Deconstruction of Death,」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62 (Winter 2000/01): 87-96.
[22] 代際變化的主題，尤其參見Arthur M. Schlesinger, Jr.s,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6); 亦可參見William Strauss and Neil Howe, The Fourth Turning: An American Prophecy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1997).
[23] Kirkwood (1999), pp. 131-132.
[24] Michael Norman, 「Living Too Long,」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14, 1996, pp. 36-38.
[25] Kirkwood (1999), p. 238.
[26] 關於人類性行為進化，可參見Donald Symons,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exu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