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他們來說，生病和存疑都是有罪的：一個人必須謹慎地前進。被石頭或人類絆倒的都是笨蛋！時不時地，只要一點點毒藥就可以做一個美夢。再多服一點藥，最後，就可以安樂地死去。
——弗裡德裡希·尼采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序言第5節
在二十世紀，作品既享受了極大讚譽又遭到了最壞詆毀的思想家非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莫屬。二十世紀中葉，弗洛伊德被認為是揭示了人類動機和慾望的最深層真理的大家。俄狄浦斯情結、潛意識、陰莖妒忌、死亡意願——任何博學人士想要在雞尾酒會上顯示他們的博學就必須要談到弗洛伊德的這些概念。但是二十世紀末，醫學界人士僅僅將弗洛伊德視為人類科學史上的一個小小腳注，他被定位成一位哲學家而不是科學家。這一觀點的推進，我們得感謝認知神經學的進展和神經藥理學這一新領域的開闢。
弗洛伊德主義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之上，精神的疾病，包括特別嚴重的疾病如躁狂抑鬱症和精神分裂症，本質上是心理因素引起的——它是大腦某個生理層面的精神功能失調的結果。但這種觀點被一種叫做鋰的藥物給推翻了，它由澳大利亞籍的精神病專家約翰·凱德（John Cade）1949年後在治療躁狂抑鬱症精神患者時偶然發現。[1]許多這類型的病人竟然奇跡般康復，此後的二十年，藥物治療取代了弗洛伊德的「談話療法」。鋰藥的發現只是神經藥理學領域一系列爆炸性研究和發展的序幕，二十世紀末「百憂解」和「利他林」這兩種藥物的發明再一次推動了這一浪潮，儘管到現在對後兩種藥的社會影響還處在瞭解的初期階段。
治療精神藥物的誕生與發現「神經遞質」的革命，在時間上幾乎重合——神經遞質的發現極大地推進了有關大腦和思考過程的生化知識。[2]相比之下，弗洛伊德的理論簡直就像是原始人偶然發現正在發動的汽車，並在發動機罩都沒能打開的情況下，試圖去解釋它的內在構造。原始人也許會發現腳踩踏板和汽車發動間的某種聯繫，並且設想有一種設備在連接著兩者並且將液體轉化為輪胎的動力——這也許是因為在籠子裡放了一隻巨大的松鼠或者一個小矮人。但他們可能對碳氫化合物、內燃機、閥門或活塞這些實現能量轉換的東西一無所知。
現代神經科學的進展，事實上已經能夠讓我們打開發動機罩並且輕輕地拆解引擎。這一系列神經遞質，比如血清素、多巴胺、去甲腎上腺素等，控制了神經突觸的相互碰撞和神經在大腦中的信號傳遞。這些神經遞質的水平和互動的方式直接影響了我們感觀的快樂、自尊、害怕或者相關的感受。這些遞質的水平受環境所影響並且與我們的個性非常相關。在基因應用工程面世前，我們關於大腦化學知識的瞭解和控制它的能力將會是行為控制的重要依據，它們會產生深遠的政治影響。我們現在已經處在這場變革之中，不需要耍科幻場景的花樣來推演它的進展。
常用來服用的抗抑鬱藥物主要有，禮來公司（Eli Lilly）研製的百憂解，或其他相近的藥物，比如輝瑞公司（Pfizer）的左洛復和史克必成公司（SmithKline Beecham）的帕羅西汀（又名賽樂特）。百憂解（或氟西汀），是一種所謂的選擇性血清素再攝取抑制劑，正如它們的名字所顯示的那樣，阻擋了神經突觸對血清素的再吸收並且有效增加了大腦的血清素含量。血清素是關鍵的神經遞質：在人體或靈長類動物中，血清素水平過低與衝動控制能力下降和針對不恰當目標的不受控制的進攻性有關係，在人類中會產生抑鬱、進攻性或自殺的結果。[3]
這也就不足為奇——二十世紀晚期，百憂解和其他相關藥物掀起了一種文化現象。彼得·克雷默（Peter D. Kramer）的《傾聽百憂解》（Listening to Prozac）以及伊麗莎白·沃澤爾（Elizabeth Wurtzel）的《我的憂鬱青春》（Prozac Nation）都將百憂解奉為給性格帶來奇跡改變的聖藥。[4]克雷默舉了一個他病人的例子。苔絲，長期受到抑鬱症的困擾，陷入與已婚男子的一系列的自虐性的關係當中無法自拔，工作也走入了死胡同，服用百憂解幾周後，她的性情完全改變：放棄了自虐性的情感，開始與其他男人約會，完全改變了交際圈，越來越自信，工作的管理風格也越來越少妥協。[5]克雷默的書很快成為暢銷書，並且極大地推廣了這種藥物和它的大眾接受度。今天，百憂解或者相關的其他藥物已經被超過280萬的美國人服用，相當於整個國民數量的10%。[6]因為更多的女人受到抑鬱和低自尊的困擾，百憂解也成為女權主義者的一個象徵：苔絲從一段屈辱的關係中重獲自由的故事在許多其他被檢測出有血清素再攝取抑制劑障礙的女性身上重演。
有如此療效享譽盛名的藥物受到大量的攻擊並不是一件新鮮事。許多研究表示，百憂解並不像傳說中那樣有效[7]，克雷默是在刻意誇大療效。到現在為止，反百憂解的最大的文集是彼得·布利金（Peter Breggin）與金傑·羅絲·布利金（Ginger Ross Breggin）的《再談百憂解》（Talking Back to Prozac）[8]，以及約瑟夫·格倫穆倫（Joseph Glenmullen）的《事與願違的百憂解》（Prozac Backlash）[9]，他們認為百憂解有一系列的副作用，而它的製造者一直在試圖掩蓋。百憂解要對這些副作用負責，比如體重增加、不明抽搐、記憶喪失、性功能失調、自殺、暴力和腦損傷。
將來也許百憂解也會步安神藥氯丙秦的後塵：由於引進時未被發現的長期的副作用，不再被視為特效藥。但將會有更為難解的政治和道德問題出現，如果百憂解是完全安全的，或者其他將來會發明的新藥被證明和廣告上說的一樣有效。因為百憂解據稱可以影響最核心的政治情感——自我價值感，或曰自尊。
自尊是一個時髦的心理學概念，美國人一直在強調要有更多的自尊。它指向人類心理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每個人對於被承認的需求。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蘇格拉底說人的靈魂有三個部分：慾望、理性和thymos——這個希臘詞通常被翻譯成激情。激情（thymos）是人的性格中驕傲的一面，它需要其他人承認他的價值觀和自尊。它不是一種可以通過物質和標的來滿足的慾望——大多數經濟學家將效用作為人的動力的源泉——但它是一種主體間的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地位的承認。實際上，經濟學家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指出，我們理解的許多經濟利益只是一種地位承認的需要，他稱之為地位性物品（positional goods）。[10]也就是說，我們想要一輛捷豹汽車，並非因為我們如此喜愛靚車，而是因為我們想要完勝鄰居的寶馬。這種被承認的需要並不僅僅限於私人用品；它也可以是要求別人承認他的神或神聖感，或者他的民族，他的正義感。[11]
多數政治理論家已經認識到承認的重要性，尤其是它對政治的關鍵性作用。君王之間為了土地或金錢開戰；他們通常並不只是為了土地或金錢。他追求的是對他的支配權或主權的承認，證明他是王者之王。對承認的需求常常超越經濟利益的計算：諸如烏克蘭和斯洛伐克這樣的新國家，如果仍然依附於大國會更為富有，但它們追求的並不是經濟福祉，而是它們自己在聯合國的旗幟和位置。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哲學家黑格爾認為，歷史進程的最根本驅動力來自「尋求承認的鬥爭」，歷史以兩位競爭者爭奪誰是主誰是僕的原始的「血腥戰鬥」開端，最後終結於現代民主的出現，因為它讓每一位公民都得到了自由和平等的承認。
黑格爾相信，「尋求承認的鬥爭」是人類獨有的現象——事實上，這也是某種程度人之為人的核心意義。但這一點上，他錯了：人類尋求承認的慾望的生物學基礎也存在於其他物種身上。許多物種的成員都會將自己分成不同的支配等級（比如「啄序」一詞就來自雞群）。觀察人類的近親大猩猩，特別是黑猩猩，對地位等級的爭鬥看起來和人類非常相像。靈長類動物學家弗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觀察荷蘭黑猩猩馴養地，他在書中詳細描述了馴養地黑猩猩之間的地位鬥爭，他意味深長地將他的書取名為《黑猩猩的政治》（Chimpanzee Politics）。[12]雄性黑猩猩會組成聯盟、暗地謀劃和背叛彼此，當它們在領地內的地位受到或沒有受到同類的承認時，它們明顯表現出來的情感非常像人類的驕傲或憤怒。
當然，人類尋求承認的鬥爭肯定比發生在動物間的情況更為複雜。人類，擁有記憶、學習能力和強大的抽像推理能力，可以將這場尋求承認的鬥爭延展到意識形態、宗教信仰、大學的終生教職、諾貝爾獎和數不清的其他榮譽上。值得注意的是，對承認的需要有著生物學的根源，它與大腦中血清素的水平息息相關。研究已經顯示，居於等級底端的猴子血清素的水平很低，相反，當一隻猴子贏得了雄性的統治地位，它的血清素水平很高。[13]
正是基於這個理由，像百憂解這樣的藥物才有如此政治性的後果。黑格爾說整個人類的歷史進程就是由一系列不斷重複的尋求承認的鬥爭推動的，這有一定的道理。基本上人類的進步都是人並不滿足於他所受到的承認程度的副產品；人就是通過鬥爭或者獨立的工作來獲取承認。換句話說，地位是需要爭取的，無論是通過攀龍附鳳還是通過你的表兄梅爾，你都要弄個工頭來當。克服低自尊的常規或廣為道德上接受的做法是與自己和他人爭競，努力工作，有時需要忍受一些痛苦的犧牲，最後得到提升，所作所為被承認。在美國流行心理學看來，自尊是一種應有的權利，不管值不值得，美國人都必須擁有自尊。這就降低了自尊的含金量，讓追尋自尊顯得弄巧成拙。
現在，美國製藥行業迎面而來，通過類似左洛復和百憂解這樣的藥物來提升腦部血清素水平，為人提升自尊感。這種被彼得·克雷默形容為「操控性格」的能力帶來了一些有意思的問題。如果每個人都在頭腦中增加一些血清素，是否人類爭鬥的歷史就可以避免呢？如果愷撒或拿破侖能夠時不時地服用一片百憂解，他們還覺得有必要征服歐洲大陸嗎？假設果真如此，歷史會變成什麼樣？
這個世界上的確存在著大量的臨床性抑鬱症患者和自我價值觀比應該擁有的要低的人。對他們而言，百憂解和相關的藥品是上天送給他們的禮物。但是血清素水平低並不能清晰地從病理上給出界定，百憂解藥品的存在打開了一條通道，克雷默稱之為「美容性藥理學」：也就是說，服藥不是為了治療的目的而是僅僅讓自己感覺好上加好。如果自尊感對人類的幸福如此重要，誰不想多要一些呢？打開這條依賴藥物的通道，某種程度上與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裡所說的索瑪（Soma）有著令人不安的相似性。
如果百憂解成為幸福藥丸的代表者，利他林也能夠扮演社會控制的公開工具。利他林[14]是哌醋甲酯的商用名，它是與甲基苯丙胺非常相近的興奮劑，後者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被俗稱為「速度」的街頭毒品。它現在被用來治療「注意力缺陷多動失調症」（ADHD），這種病多發於無法安靜待在教室上課的小孩身上。
「注意力缺陷失調症」（ADD）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被列入美國精神病學會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一書，這是關於精神疾病的官方權威書籍。在該書的後來版本中，將此病更名為「注意力缺陷多動失調症」，把「多動」作為一個衡量的標準。將ADD以及隨後將ADHD列入手冊本身就是一個有意思的進展。儘管研究了幾十年，卻沒有人能夠弄清楚多動症的起因是什麼。人們只是從症狀上確定了它的存在。手冊將多動症的臨床症狀列了以下幾條：難以集中注意力、運動神經過於興奮。診斷醫生常常只能根據患者的表現做出主觀的評估，也許這些症狀常常起伏不定。[15]
因此，也難怪精神病學者愛德華·哈洛韋爾（Edward Hallowell）和約翰·雷提（John Ratey）在《分心不是我的錯》（Driven to Distraction）一書說：「如果你一旦理解了這病的症狀，你會看到人人都有這個毛病。」[16]據他們統計，1 500萬美國人也許患有某種形式的多動症。如果這個數據是可靠的，那麼美國真的在經歷一場擁有令人震驚的患病者數量的流行病。
當然，也可以有一個更為簡單的解釋，也就是多動症並不是一種疾病，它只是鍾形曲線尾端所描述的人類正常行為的分佈。[17]人的幼年時期，特別處在兒童期的小男孩，從生理上就不具備能力安靜地坐在桌旁聽老師講課，這一時期應該是更多的玩和到處走，並從事與體力相關的一些活動。是人類越來越多地要求孩子們靜坐教在室，以及家長和老師越來越少陪伴孩子做他們感興趣的事情，助長了我們對這一病症在逐漸加重的印象。用勞倫斯·迪勒（Lawrence Diller），一位批判「利他林」的醫生作家的話來說：
我們似乎形成了這樣的印象，多動症是一個包羅萬象的病症，它包含了由各種生理或心理原因導致的兒童行為障礙。「利他林」可以解決這麼多疾病的功能可能鼓勵人們將多動症的範圍不斷擴展。[18]
利他林是一種中樞神經刺激藥物，它與一些禁止使用的藥物相關，如甲基苯丙胺以及可卡因。它的臨床療效和可卡因非常像，延長注意力集中時間、產生一種愉快感、提升短期的能量爆發並允許注意力更加聚焦。實際上，在動物實驗中，動物自主選擇利他林或者可卡因兩種藥物時並沒有出現明顯的傾向性。這兩種藥物也同樣能增加人的注意力集中、專心及能量聚集水平。如果使用過量，利他林會產生和甲基苯丙胺、可卡因同樣的副作用，比如失眠或體重下降。這也是為什麼醫生在開利他林處方時，會要求孩子間歇性服用。如果兒童只是少量服用利他林，不會產生藥物依賴；但是如果大劑量服用，它的上癮程度和可卡因是一樣的。美國禁毒署也因此將利他林列為「第二級」處方藥，要求精神科醫生開具一式三份的處方，並控制利他林藥物的總體產量。[19]
利他林產生的心理愉悅被越來越多的人使用，用禁毒署的話來說就是「濫用」，而這些人本沒有多動症。根據迪勒的觀察，「利他林，不管對小孩或大人，有沒有多動症，都會有效」。[20]上世紀九十年代，利他林在高中和大學校園被廣泛使用，因為學生發現它可以讓他們學習更有動力、上課精力更集中。威斯康星大學一位醫生說：「自習室變得和醫務室一樣。」[21]以百憂解出名的伊麗莎白·沃澤爾描繪了一天服用四十片利他林而被迫上急診進行解毒治療的經歷，在那裡她也遇到了偷吃孩子藥丸的母親。[22]
利他林的政治後果說明了我們試圖理解性格和行為的想法的貧乏，也為我們展示了基因工程投入應用的可能後果，到那時，它將擁有更為強大的行為增進功能。那些堅信自己受多動症困擾的人，通常絕望地認識到自己無法集中精力或在某些生命特徵中表現不佳，正如他們常常被告知的那樣，是神經性的原因，而不是性格缺陷或意志薄弱。同性戀者也如出一轍地指出行為的根源在於「同性基因」，輕巧地將自己為此應當擔負的個人責任摘取掉。正如最新一本支持使用利他林的暢銷書的書名所道出的，「不是任何人的錯」。[23]
當然，有些人多動的症狀和無法集中精力的情況特別嚴重，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會認為生理是這些行為的主要決定因素。那麼，對於那些只是15%的行為處於無法集中精力狀態的人呢？這其中有基因的原因，但很明顯他們也能為自己的精力不集中和多動做出一些努力。相關培訓、性格特徵、意志強度和環境因素都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將這種類型的人歸類於多動症患者模糊了治療和增進之間的分界。但這恰恰是多動症不斷醫療化的支持者所強調的。
也是在這一點上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支持者。[24]首先是自顧自的家長和老師，他們不再願意像傳統的方式那樣花時間和精力來約束、轉移、陪伴和培育有注意力困難的小孩。父母越來越忙、老師工作繁重，他們願意通過醫療捷徑來讓自己的生活更為輕鬆一些，這可以理解；但這並不意味著這是正確的選擇。這一觀點的重要代表者是美國的CHADD，即多動症兒童和成人患者組織，這是一個非營利的自助組織，成立於1987年，成員多是有多動症兒童的家長。CHADD將自己視為多動症及其治療的最新進展的支持和信息交流場所，他們大力倡導將多動症列為一種「殘疾」，讓多動症兒童患者有資格接受《殘疾兒童教育法案》（IDEA）下的特殊教育。[25] CHADD尤其關注如何讓多動症兒童不因病情而受到歧視。1995年，他們發起了一項運動，要求重新將利他林分類到第三級處方藥，這樣禁毒署就可以放寬對藥品生產的整體控制，並極大地降低開利他林處方和獲得利他林藥物的門檻。[26]
支持多動症醫療化的第二大力量來自醫療產業，特別是像諾華公司（Novartis，即從前的汽巴—嘉基[Ciba-Geigy]）這樣一些生產利他林和相關藥物的公司。百憂解的生產者禮來公司花了一大筆錢為百憂解——該公司的主要收入來源——可能產生的消極副作用正名，諾華公司也是。諾華公司在生產限令後，大力提倡重新將利他林列為第三類處方藥品，並通過散佈產品逼近短缺的消息使得產量大量增加。1995年，諾華公司超越了它的預期目的，但由於諾華公司沒有兌現承諾捐助CHADD組織近90萬美元資金這一消息的曝光，重新分類利他林的努力宣告失敗。
對於像「多動症」這種情況的病症的醫療化有著非常重要的法律和政治後果。在現行的美國法律下，多動症被列在「殘疾或類似疾病」名下，這讓它的患者可以享受兩個法令的益處：1973年《職業病康復法》的第504條和1990年通過的《殘疾人教育法》；前一個法案禁止對殘疾人士歧視，後一個法案給被認定為殘疾且正在接受教育的個人提供接受特殊教育的額外費用。多動症能被添入《殘疾人教育法》，是CHADD和其他醫療倡導組織跟全國教育協會（全國教師組織）以及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持久鬥爭的結果。全國教育協會並不樂見因擴大的殘疾名單而導致的預算增加，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則擔心黑人的孩子更多被認為有障礙，並因此接受比白人孩子更多的醫療救助。1991年，在CHADD和其他父母組織的緊密的信件和遊說活動後，多動症最終被添加到官方的殘疾目錄。[27]
由於被添加到官方的殘疾目錄，多動症兒童患者因此可以在美國境內的學校接受特殊的教育服務。多動症學生患者可以要求正常考試外的時間延長，學校為避免被起訴也接受了這一妥協。根據《福布斯》雜誌的記載，惠蒂爾（Whittier）法學院就被一名多動症學生起訴，因為它僅僅在一小時的正常考試時間外多提供了二十分鐘。為了避免訴訟風險，學校妥協了。[28]
許多保守分子抱怨，在現行《殘疾人教育法》對於殘疾定義的不斷擴展下，預算也水漲船高。但更為嚴重的阻礙在道德層面：通過將多動症定義為殘疾，社會已經事實上將由生理和心理因素共同引起的病症歸咎為生理應當作為主導因素。本身應當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個人被告訴他們不需要如此，社會上非殘疾的那部分人要開始調整資源和時間，讓這些殘疾人士獲得某些補償，而事實上他們自己至少要部分地對這些行為負責。
像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這些團體的擔憂是，在少數種族社群中超量使用如利他林之類的精神藥物會合法化。在美國，由於行為障礙，給極幼齡的小孩（學前或更小的兒童）開取精神藥物（主要但不限於利他林之類的藥物）的數量已經有大幅的增長。1998年對密歇根州醫療補助計劃患者的一個調查顯示，4歲以下被診斷為多動症的兒童，有57%被開取了一種或一種以上的精神藥物。[29]一項特別的研究顯示，在一個大型的中西部醫療補助計劃中，2—4歲兒童有超過12%的人服用了精神刺激類藥物，接近4%服用了抗抑鬱藥，該調查結果的公佈曾引起了一場小的政治風波。細讀這些報告的字裡行間就會發現，在這些主要是少數族群的醫療補助計劃中開取精神類藥物的幾率，比更好一些的醫療保險計劃多得多。[30]
這樣，在百憂解和利他林兩種藥物中形成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平衡。百憂解主要用於缺乏自尊的女性；它可以提高血清素增加一種雄性感。利他林則主要用於由於天性使然而不能安坐於教室的小男孩。兩種藥物一起輕輕地把兩性推向雌雄共體的中性性格、容易自我滿足且屈從於社會，這正是現在美國社會中政治正確性的結果。
生物技術革命的神經藥理學浪潮已經劈頭蓋臉地席捲而來，這是第二個原因。現在已經能夠生產類似索瑪（Soma）的藥物，也有能夠對小孩進行社會控制的藥丸，這些藥丸比早期的兒童自然社會化和二十世紀弗洛伊德式的談話式治療方式更為有效。這些藥物的使用者遍佈全球，人數成千上萬；對於這些藥物潛在的長期性健康影響人們還爭議不休，但是幾乎沒有人討論，這些藥物的使用正在潛移默化地挑戰我們往常對認同和道德行為的理解。
百憂解和利他林只是精神治療類藥物的第一代。將來，大眾希望通過基因工程一步步成為事實的想像，可能會通過神經藥理學更快地得到實現。[31]一系列叫「苯二氮」的藥物或許已經能夠應用並影響伽瑪氨基丁酸（GABA）系統，減少焦慮，幫助人在高度清醒時保持放鬆不覺疲累，短時期內提供足夠的睡眠，沒有任何使用鎮靜劑的副作用。乙酰膽鹼系統增強劑可以用來提升人學習新事物的能力，獲取新知識和增強記憶力。多巴胺系統增強劑可以用來提升耐力和動力的持久度。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可以與其他藥物一起影響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系統，並在不同的神經遞質系統相互作用的地方造成行為的改變。最終，人們將可能操控人體內生的鎮靜系統，使得痛覺不再那麼敏感，興奮的閾值不斷升高。
我們也許並不需要等到基因工程的投入或人造嬰兒的誕生，神經藥理學領域的進展已經可以讓我們看到政治力量不斷推動新的醫藥技術的跡象。在美國，大量的精神治療類藥物被廣泛使用，這本身就昭示了在基因工程時代會出現的三個強大的政治趨勢。第一，普通人希望自己的行為可以盡可能地從醫療角度解釋，以逃避自身行為的責任。第二，強大的經濟利益集團會不斷施加壓力推動這一進程。這些利益集團包括社會服務的提供者，如教師或醫生，他們更傾向於使用生理治療的捷徑，使行為干預複雜化；還包括生產這些藥物的醫藥公司。第三，由於企圖將一切都醫療化，人們會傾向於不斷擴展醫療的領域，使之囊括更大範圍的病症。現在，你可以隨處找到一位醫生，他們會認為一個人的不開心或抑鬱是一種生理疾病；不用多久，這種「生理疾病」就可以讓更大的社會群體意識到這是一種應當獲得法律認可的殘疾，從而獲得公共干預的補助。
我在百憂解和利他林這兩種藥物上如此饒舌，並非因為它們本身是不道德和有害的，而是因為這是即將發生的事情的徵兆。也許不久後，這兩種藥物會因為超出預期的副作用而被淘汰。但即使這樣，它們也只是會及時地被更為複雜、藥效更為強勁和目標更為明確的其他精神藥物所取代。
「社會控制」這個詞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右翼分子的幻想，即政府使用「改變思想的」藥物讓人順從。在可預見的將來，這種擔憂似乎擺錯了地方。社會控制更可能被社會參與者而不是政府來實施——比如，父母、老師、學校系統以及其他因為利益攸關而在意人們如何行為的人。民主，正如托克維爾所指出的那樣，有可能導致「多數人的暴政」，用大眾的觀點取代真正的多元性和異質性。在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這卻變成了「政治正確」；我們有理由擔心，在不久的將來，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是否會成為實現某些「政治正確」目的的更為強大的新生物學捷徑。
神經藥理學也為我們指出了可能的政治反饋。像百憂解和利他林之類的藥物幫助了許多無助的人。這些人由於重度抑鬱或者過度興奮等生理因素不能夠擁有正常的生活。也許除了山達基教徒（Scientologist，編按：山達基教是1950年代創立於美國的一個新興信仰體系，關於該教存在較大爭議；山達基教反對精神藥物），沒有人想要對這種有明顯治療作用的藥物進行明令的禁止或限制它們的使用。我們應當擔憂的是這樣的情形，即或出於「美容性藥理學」的目的服用此類藥物以提升本來正常的行為，或出於另一行為更受社會青睞而想通過藥物改變正常行為。
像多數社會一樣，美國也將這種保留寫進藥物管理法中。但我們的法律往往前後矛盾且缺乏深思熟慮，更別提它薄弱的執行力。以「搖頭丸」為例，它是亞甲基二氧基甲基苯丙胺（MDMA）的俗稱，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擴散速度最快的違法藥丸之一。搖頭丸是一種和甲基苯丙胺非常相似的精神刺激劑，一度風靡歌舞廳。根據美國國立藥品濫用研究所的統計，所有12個年級的人中有8%，即340萬人在一生中至少服用過一次搖頭丸。[32]
搖頭丸在化學成分上與利他林相似，藥效上則更像百憂解。它能夠刺激大腦中血清素的釋放，產生強烈的精神愉悅感，並改變一個人的性格。下面是一則搖頭丸服用者的故事：
搖頭丸的服用者總是描述最初的高潮是他們人生中最快樂的經歷之一。珍妮，20歲，住在紐約上城區的一名大學生。我們在她12月訪問華盛頓時相識。她看起來非常精緻，臉上有一種鄉村音樂公主的迷人表情。她對我說，一年前她第一次服用搖頭丸。搖頭丸對她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決定以後生個孩子，」她非常坦誠地說，「在這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成為一名母親，我認為我不會是一個好母親，因為小時候受過父親肉體和精神上的虐待。但那會我意識到，『我會很愛我的孩子，我會好好照顧他們』，自此以後，我的想法沒有改變過。」她也坦承，服用過搖頭丸後，她開始原諒她的父親，她意識到「這個世界上沒有壞人」。[33]
其他對搖頭丸的描述讓人覺得，這個藥能提升人的社會敏感度，增進人與人之間的聯繫，讓人注意力更加集中——這些都是讓社會更加認可的藥效，和百憂解的作用驚人的相似。但是，搖頭丸在美國是禁藥，嚴禁銷售和購買，而利他林和百憂解卻可以由醫生依處方開取。為什麼會有這些不同？
一個很明顯的答案是，搖頭丸對身體有害，而利他林和百憂解似乎沒有。在國立藥品濫用研究所的網站上，有關搖頭丸的介紹是：這種藥會產生心理層面的傷害，比如迷糊、抑鬱、睡眠障礙、嗜藥、深度焦慮以及妄想症；生理層面的傷害有：肌肉緊張、非自願的牙齒緊閉、嘔吐、視線模糊、加速的眼部運動、虛弱、打寒戰或出汗；實驗顯示對猴子的腦部造成了永久的損傷。
關於利他林和百憂解的文獻，事實上也充斥著類似的副作用的例子（除了猴子腦部永久性的損傷）。有些人認為區別只是在服用劑量的差別：如果服用過量，利他林同樣會產生嚴重的副作用，這也是它需要在醫生指導下服用的原因。但這就提出了一個疑問：為什麼不將搖頭丸列為第二級藥物呢？或者換句話說，為什麼不尋找比搖頭丸副作用小的其他類似藥物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直指「藥品犯罪化」問題的核心。對於沒有明顯治療效果，而僅僅是增加快感的藥物，人們的態度非常矛盾。人們非常擔憂大量生產此類藥物會損害人的正常功能，發生類似海洛因和可卡因的情況。但同時人們也發現難以找到證據為這種「矛盾」正名，因為這首先得取決於人們對「正常功能」的判斷。我們禁止吸食大麻，但其他兩種讓人們產生良好感覺的藥物酒精和尼古丁卻繼續通行，如何說明這種禁令的正當性呢？[34]為避免這種正名的困難，使用是否對人體有害這一標準簡單多了——對會讓人上癮、削弱人的生理功能、產生長久的非預期的副作用的藥物進行明令禁止。
換句話說，人們不願意基於它們是否有損於精神的立場——或者，用當前的醫療術語，僅僅基於心理的療效來做出明晰的判斷。如果明天一家醫療公司宣稱能生產出一種真正的赫胥黎式「索瑪」藥物，能夠讓你持續的快樂和保持社會聯繫，但沒有任何壞的副作用，尚不可知人們是否會據理力爭地要求不服用它。在左翼和右翼陣營都有許多的自由派認為，應當停止對他人精神和內在情形的擔憂，只要不影響到其他人，讓人自由地選擇他想要服用的藥物吧。即便古板的傳統主義者認為「索瑪」並不是治療性藥物，但精神科專業的存在仍有賴於，斷言「不開心」是一種疾病，並繼多動症之後將它列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中。
因此，我們並不需要等到基因工程啟動時，才能夠看到增加智力、提升記憶、增進情緒敏感度和性慾，以及減低攻擊性和通過各種方法來操控人的行為等等問題。這些問題已經隨著當代精神藥物的產生而來臨，並會和將來噴湧的其他藥物一道為人們帶來極大的痛苦緩解。
[1] Peter D. Kramer, Listening to Prozac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3), p. 44; see also Tom Wolfe』s account in Hooking Up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pp. 100-101.
[2] Roger D. Masters and Michael T. McGuire, eds., The Neurotransmitter Revolu-tion: Serotonin, Social Behavior, and the Law (Carbondale, 1l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4).
[3] Ibid., p. 10.
[4] Kramer (1993); and Elizabeth Wurtzel, Prozac Nation: A Memoir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4).
[5] Kramer (1993), pp. 1-9.
[6] Joseph Glenmullen, Promc Backlash: Overcoming the Dangers of Promc, Zoloft, Paxil, and Other Antidepressants with Safe, Effective Alterative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p. 15.
[7] Irving Kirsch and Guy Sapirstein. 「Listening to Prozac but Hearing Placebo: A Meta-Analysis of Antidepressant Medicati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1 (1998); Larry E. Beutler, 「Prozac and Placebo: There』s a Pony in There Somewher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1 (1998); and Seymour Fisher and Roger P. Greenberg, 「Prescriptions for Happiness?,」 Psychology Today 28 (1995): 32-38.
[8] Peter R. Breggin and Ginger Ross Breggin, Talking Back to Promc: What Doctors Won』t Tell You About Today』s Most Controversial Drug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9] Glenmullen (2000).
[10] Robert H. Frank, Choosing the Right Pond: Human Behavior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1] 對歷史上認知角色的更大範圍的討論，可參見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p. 143-244.
[12] Frans de Waal, Chimpanzee Politics: Power and Sex among Ap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13] Frank (1985), pp. 21-25.
[14] 相關藥物包括dextroamphetamine (Dexedrine), Adderall, Dextrostat, and pemoline (Cylert).
[15] Dorothy Bonn, 「Debate on ADHD Prevalence and Treatment Continues,」 The Lancet 354, issue 9196 (1999): 2139.
[16] Edward M. Hallowell and John J. Ratey, Driven to Distraction: Recognizing and Coping with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from Childhood Through Adulthoo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17] Lawrence H. Diller, 「The Run on Ritalin: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and Stimu-lant Treatment in the 1990s,」 Hasting Center Report 26 (1996): 12-18.
[18] Lawrence H. Diller, Running on Ritalin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8), p. 63.
[19] 有關利他林爭議的一個精彩絕倫的處理方法，可參見Mary Eberstadt, 「Why Ritalin Rules,」 Policy Review, April-May 1999, 24-44.
[20] Diller (1998), p. 63.
[21] Doug Hanchett, 「Ritalin Speeds Way to Campuses—College Kids Using Drug to Study, Party,」 Boston Herald, May 21, 2000, p. 8.
[22] Elizabeth Wurtzel, 「Adventures in Ritali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 2000, p. A15.
[23] Harold S. Koplewicz, It』s Nobody』s Fault: New Hope and Help for Difficult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7).
[24] 關於利他林的政治爭議，參見Neil Munro, 「Brain Politics,」 National Journal 33(2001): 335-339.
[25] 欲更多瞭解，可參見CHADD網站：https://chadd.safeserver.com/about_chadd02.htm.
[26] Eberstadt (1999).
[27] Diller (1998), pp. 148-150.
[28] Dyan Machan and Luisa Kroll, 「An Agreeable Affliction,」 Forbes, August 12, 1996, 148.
[29] Marsha Rappley, Patricia B. Mullan, et al., 「Diagnosis of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nd Use of Psychotropic Medication in Very Young Children,」 Archives of Pediatrics and Adolescent Medicine 153 (1999): 1039-1045.
[30] Julie Magno Zito, Daniel J. Safer, et al., 「Trends in the Prescribing of Psy-chotropic Medications to Preschooler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83 (2000): 1025-1060.
[31] 我對邁克爾·麥圭爾（Michael McGuire）對本節的幫助深表感謝。
[32] 這些數據取自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網站：https://www. nida.nih.govlInfofax/ecstasyhtml.
[33] Matthew Klam, 「Experiencing Ecstas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21, 2001.
[34] 我承認，從心理療效的角度來說，酒精、尼古丁與大麻有必要進行區分。適當飲酒和吸煙不會損傷一個人的社會功能；事實上，人們相信適當飲酒對社交有利。而其他的藥物，都會產生與正常社會功能不兼容的高度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