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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基因工程

到現在為止,所有生物都創造了超出自身之外的東西;而你們想成為這場大浪的阻礙甚至重返野獸時代而不願超越人類嗎?猿猴對人類來說是什麼?一個笑柄或者是一個讓人痛苦的羞恥。人類對於超人來說也同樣如此,不過是一個笑柄或是一個讓人痛苦的羞恥。你們一路從蟲進化成為人,但你們身上有許多東西仍然是蟲。你們從前是猿猴,即便是現在,人也仍然比任何一隻猿猴更像猿猴。

——弗裡德裡希·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I.3

前面三章所描述的後果都將不具意義,如果在生物技術中最為革命性的基因工程沒有任何進一步的成就。今天,基因工程被廣泛運用在農業生物技術的轉基因作物生產上,比如,Bt玉米(它能自己分泌殺蟲劑),或者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它對除草劑有抵抗力);這些轉基因作物在全球成為爭論和抗議的焦點。這項成果的下一個步驟很顯然將會被應用在人類身上。人類基因工程幾乎與另一種優生學的前景直接相聯繫。優生學一詞,讓人產生所有的道德聯想,意味著人類最終有能力改變人性。

儘管人類基因組工程已經完成,當前的生物技術已經能夠改變玉米或牛群基因,但遠遠還達不到重組人類基因的程度。有人甚至認為我們將永遠不可能擁有這樣的能力,對基因技術的終極猜想不過是野心勃勃的科學家和急功近利的生物技術公司言過其實的吹噓。對他們來說,改變人性永不可能,也將永遠不會出現在當前生物技術進展的日程上。對此,我們需要一種更為平衡的評價:這個技術會帶給我們什麼,它終將會面臨什麼樣的局限。

人類基因組工程是一個宏大的項目,由美國政府和其他政府共同資助,試圖解碼人類的基因序列,在更小的生物,如線蟲和酵母上,這已經成為了可能。[1] DNA分子組合而成的藏在細胞核中的46個染色體,組成著名的螺旋的、雙層序列的基因鏈的四個鹼基。這個基因序列形成一套數字密碼,用來合成氨基酸,並生成組成所有器官的蛋白質。人體的基因組有大約30億對鹼基,其中很大的一部分都沒有密碼,是「沉默基因」(silent DNA);其餘的部分則包含著生命的真實藍圖。[2]

2000年6月,人類基因組的排序提前完成了計劃,部分原因是官方資助的人類基因組工程與一家生物技術公司——賽雷拉基因工程公司之間存在的競爭性。圍繞這一事件進行的報道似乎在強調科學家解碼生命存在的基因秘密,但事實上,這個排序只是呈現給大家一本書的草稿,書寫的語言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懂。對於人體的DNA中到底有多少基因這樣一些基本的問題,科學家仍然不能確定。基因序列完成幾個月後,賽雷拉公司與國際基因組序列工程聯合發佈了一項研究,認為人類基因的數目大約在三萬到四萬之間,而不是從前預估的十萬個。在基因組學發展的態勢下,蛋白質組學也在悄悄萌芽,它們試圖發掘蛋白質的基因密碼,並且瞭解蛋白質如何形塑成為細胞所要求的獨特而複雜的形狀。[3]而在蛋白質組學之外,還有一項看似極其複雜以至於不可能的任務:瞭解分子如何發展成為組織、器官以及完整的人體。

如果沒有信息技術幾近同步的發展,人類基因組工程便無法記錄、分類、找尋和分析人體DNA中數十億的鹼基。生物學與信息技術的聯合產生了一門新的學科——生物信息學。[4]將來生物技術的進展將要取決於電腦是否能夠處理這些基因組和蛋白質組釋放的讓人腦焦頭爛額的數據,將來也將通過電腦建構一些現象的可靠模型,比如蛋白質的形塑過程。

對基因組中人類基因的簡單識別並不意味著人們能夠在此之上更進一步。過去二十年間,在囊胞性纖維症、鐮狀細胞性貧血症、亨氏舞蹈症、泰-薩克斯病等等病的基因起因判別上,科技有了很大的進步。但這些病症只是相對簡短的錯誤,究其病理,只是單個基因中的等位基因和密碼序列的錯亂。而其他一些疾病則是因為多個基因複雜的互動而導致的:比如,有些基因控制了其他基因的表達(或曰「激活」),有些基因與環境有著複雜的互動,有些基因能夠產生兩種以上的後果,而有些基因產生的影響一直要到器官的生命末期才能夠顯現。

談及更高層次的條件與行為,比如,智商、進攻性、性慾等,我們似乎只能從人類行為基因學中得知其有基因的根源,除此之外,沒有更多的相關知識。對於哪些基因負責哪些功能,我們一無所知,但我們猜測,這樣的因果關係相當複雜。以生物集團(BiosGroup)創始人和首席科技官斯圖亞特·考夫曼(Stuart Kaufman)的話來說:「這些基因是某種有『並列處理』能力的『化學』計算機,它們通過一系列非常複雜的網絡式互動,相繼打開或關閉。細胞的信號發射路徑與基因的運作路徑緊密聯繫,對此,我們才剛剛開始解碼。」[5]

對於父母來說,控制下一代基因的第一步並非出自基因工程,而是在胚胎著床前的基因診斷和篩選。將來,父母將對胚胎自動進行全面掃瞄,排除疾病因子,以確保植入母體子宮的是優良基因。現代醫療技術中的羊膜腔穿刺術和聲波圖技術已經讓父母有了選擇的某種權利,比如,檢測到嬰兒患有唐氏綜合征時父母會選擇流產,或在亞洲某些區域發現胚胎是女孩時會選擇流產。對胚胎進行篩選,控制如「囊胞性纖維症」這類天生缺陷,技術已經非常成熟。[6]基因學家李·西爾弗(Lee Silver)描繪了一幅這樣的藍圖:女士可以生產一百個或以上的胚胎,然後這些胚胎將會形成「基因文件夾」,醫師通過鼠標進行胚胎選擇,剔除容易產生單個基因疾病的等位基因胚胎,選擇那些能提升身高、擁有好看的髮色和高智商的胚胎。[7]這項技術雖然現在還沒有出現但並不遙遠:一家名叫昂飛(Affetrix)的公司已經研發出了一種可以自動掃瞄DNA樣本的芯片,能發現含有癌症或其他疾病缺陷的基因。[8]胚胎著床前的診斷和篩選並沒有要求對胚胎DNA進行控制,但是它縮小了父母對於胚胎多樣性的選擇,從前這種選擇只能由兩性的交合生殖來決定。

另一項在人類基因工程之前就趨於成熟的技術是人類克隆。伊恩·威爾穆特(Ian Wilmut)1997年成功克隆出了多莉羊,這次克隆引發了廣泛的爭議和猜想,將來是否能從一個成年人的細胞中克隆出人類?[9]為此,克林頓總統向國家生物倫理顧問委員會提出了研究請求,研究成果的建議是,禁止國家對人類克隆研究進行資助,暫緩私人公司與此有關的活動,並考慮由國會出台相關的制止法令。[10]儘管有國會的明令禁止,但是由私人提供資金進行人類克隆的研究仍然是合法的。據傳一個名叫雷爾(Raelians)的教派[11],以及已經廣為報道的塞韋裡諾·安蒂諾裡(Severino Antinori)、帕諾斯·扎沃斯(Panos Zavos)等人正在這麼做。比起胚胎著床前診斷和基因工程,人類克隆的技術性障礙要小得多,它最大的隱憂在於對人類進行實驗的安全性和倫理考慮。

人工嬰兒之路

現代基因工程的最大期待是誕生人工嬰兒。[12]詳細說來,科學家將能夠辨認出決定一個人特徵的基因,比如智商、身高、髮色、進攻性或自尊感等,並用這些知識來塑造一個條件更好的嬰兒。這個尚在探尋中的基因還可能不是來自人體本身。這就是說,它會像生物技術在農業領域所發生的那樣。1996年由汽巴(現已更名為諾華)和美科根兩家種子公司發明了Bt玉米,它們在玉米中注入了外來基因,使得玉米能夠從蘇雲金桿菌中產生一種蛋白質(Bt玉米取此菌的英文前兩個字母而來),它對諸如歐洲玉米螟這些害蟲有毒副作用。這個新的品種因為改變了基因,能夠自己產生除蟲劑,也把這些改變的特徵遺傳給了它的後代。

本章所談論的轉基因技術在人體上的實驗,現在看來是頂遙遠的事情。有兩種方法可能實現基因工程:體細胞基因治療或生殖細胞系基因工程。體細胞基因治療的方法,是通過細菌或其他載體實現新的、已經改造的基因的傳播,從而改變目標細胞的DNA。這些年,針對這一療法有許多實驗,卻鮮少成功。這種方法的難題是,人體內有上千億的體細胞,要使療法奏效,需要改變上百萬的體細胞。如果不出意外,這些改變的體細胞會與人同時死亡;這個治療法不會產生代際遺傳。

不同的是,生殖細胞系基因工程已經在農業領域得到例行應用,在很多動物身上也已成功實施。對生殖細胞系基因的修改,理論上,只要改變受精卵內的一組DNA分子,隨後通過細胞的分裂和分化,就能長出一個完整的人。體細胞基因治療法只會改變體細胞的DNA,因此也只能對受改造的本人有影響,而生殖細胞系基因的改變則會有遺傳的作用。這對治療遺傳疾病特別有吸引力,比如糖尿病。[13]

其他目前正在研究的新技術有人工染色體,計劃在人體本身的46條染色體外再加上一條。這條染色體功能的開啟需要等到人已經足夠老,並且徵得了本人的同意,它也不會遺傳給後代。[14]這項技術避免了改變或替代已有的染色體。人工染色體也許能夠在胚胎著床前掃瞄術與對生殖細胞系基因的永久改變間架起一座橋樑。

可是,在人類利用這些方式對基因進行改變前,有一大堆棘手的難題擺在眼前。首先就是這個問題的極端複雜性,這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對人類高端行為進行基因改造幾近不可能。早前我們已經知道許多疾病是由於基因間的互動所引起的,而通常一個基因也可能有多種功用。以前認為,每個基因一次只產生一個RNA信使,隨後再產生一個蛋白質;即便人體基因組實際上有近3萬而不是10萬個基因,但卻有遠超過3萬個的蛋白質數量,因此,這一說法不正確。它意味著一個基因可以產生多個蛋白質,並且具有多種功能。以引起鐮狀細胞性貧血的等位基因來說,它還具有抵抗瘧疾的功能;這也說明為什麼黑人特別容易患鐮狀細胞性貧血症,追溯到非洲祖先,瘧疾曾是一個主要的病症。修復鐮狀細胞性貧血基因可能會增大患瘧疾的脆弱性,這對住在北美的人來說也許不是個問題,但是對攜帶新基因的非洲人卻有很大的傷害。基因常被用來比喻成生態系統,一環扣一環:用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 Wilson)的話來說:「遺傳就好比環境,你不能只擔心一件事情。當一個基因因為突變或被其他基因取代而改變,一些未曾預期、極有可能非常令人沮喪的副作用也會緊隨而來。」[15]

對人類基因工程的第二個阻礙是在人體上進行實驗的倫理擔憂。國家生物倫理顧問委員會以「用人體進行實驗非常危險」為由,尋求對「人體克隆」頒布短期禁令。在多莉羊被克隆成功前進行了270次失敗的實驗。[16]許多的失敗出現在植入階段,將近30%的克隆動物有著種種嚴重的反常症狀。我們前面也討論過,多莉出生時端粒比較短,因此不可能像正常羊活那麼長。如果出生的嬰兒並沒有較大的成功把握,或者克隆過程產生的缺陷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顯現出來,人們就沒有那麼急迫地想要製造人工嬰兒。

考慮到基因與表現型終極表達之間複雜的因果通路,克隆產生的危害極有可能被放大。[17]後果難以意料這一法則將被無情印證:對某一特定疾病敏感的基因可能有第二甚至第三層的影響,而這些影響在基因更改時沒有被察覺,它們可能數年甚至隔代才能體現。

對未來「改變人性」能力的最後一個限制因素是人口數量。即便人類基因工程超越了前兩個障礙(簡言之,複雜的因果關係和人體實驗的危害),已經能夠成功製造出人工嬰兒,人性也不會因此得到改變,除非這些改變以顯著的數量漫延至整個人類。歐洲委員會以生殖細胞系基因工程會影響「人類基因的繼承」為由建議禁止該類實驗。這項擔憂,很多評論已經指出,顯得有一些幼稚:人類基因的繼承包含著一個廣闊的基因群,充斥著許多不同的等位基因。少量改變、去除或增加一些等位基因會改變一個人的遺傳卻不會對整個人類造成影響。一群富有人士動用基因手段改變他們孩子的身高或智力,不會對整個種族的身高或智商產生影響。弗裡德·伊克爾(Fred Ikle)雄辯地指出,任何想要用優生學的方式改變人類的想法都會在龐大的人口數量前止步。[18]

既然基因工程有著這麼多限制,這是否意味著,不管將來基因工程對人性進行何種有意義的改變,我們都不用再探討了呢?這一論斷言之尚早,得出這一結論前我們還需要謹慎地考慮以下幾個因素。

首先,當前的生命科學正以顯著和超出人類預期的速度向前發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晚期,基因學家有一個共識,不可能從成年個體的體細胞中克隆出哺乳動物,然而1997年多莉羊的誕生終結了這一看法。[19]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基因學家預測人類基因工程項目可能會在2010年至2020年間完成,然而,新式的高度自動化的排序機器在2000年7月就結束了該項目。現在我們可能無法預期,將來會產生什麼樣的新的捷徑,縮短複雜任務的研究時間。比如,人腦被認為是複雜的自適應系統的原型,這個系統由數目眾多的「代理人」組成(這裡指神經細胞和其他腦細胞),運作規則相對簡單,卻在系統化水準上產生了高度複雜的湧現行為。任何想要用蠻力的計算方式模擬大腦的努力——譬如複製上百億的神經連接——都極為不現實;另一方面,一個複雜的自適應模型,在模擬湧現特性代表的系統化水準複雜性上,可能有更大的成功機會。對基因之間的互動來說也是如此。

基因的多重功用及其相互作用的極端複雜性並不意味著在完全弄清這些作用模式前,人類基因工程會一籌莫展。從來沒有技術以這種方式進行。很多時候,一項新式藥品被發明、試用或許可上市時,廠家並不能完全確認它們的療效。在藥理學領域,通常需要數年才能發現藥品的副作用,有時藥物也會與其他藥物或環境產生交互作用,而這些在引進藥物時完全沒有預料到。基因工程師可以先解決簡單的問題,然後一步步拾級而上,向複雜性出發。雖然看起來人類高端的行為模式是由於許多基因的複雜互動引起的,但我們並不能知曉是否永遠如此。可能某些相對簡單的基因干預會產生極大的行為反應,我們卻受困於複雜性思維。

在「人體上進行實驗」的問題是對基因工程迅速發展的重大障礙,但並非不可逾越。藥品試用時,動物會首先承擔大部分風險。以人體進行實驗時的風險可接受度,取決於這個項目因此能帶來的好處:比如,亨氏舞蹈症,它有50%的機會讓人變成癡呆或死亡,後代也會因此攜帶錯誤的等位基因。這種疾病就可以區別對待,它和增加肌肉緊張度或胸圍完全不同。只是因為可能產生未預期或長期的副作用,人們並不會止步尋求基因治療,只要它在早期階段有治療的效果。

至於,基因工程的優生或非優生是否會廣泛傳播以至於改變人性,這是一個完全開放的問題。很顯然,任何基因工程的手法要想對整個人群產生顯著的影響,它必須是非常有用、相當安全和價格低廉的。人工嬰兒初期一定會相當昂貴,僅僅會成為富人的選擇。人工嬰兒是否會越來越便宜並因此而流行起來,這取決於科技進展的速度,比如,可以比較胚胎著床前診斷下降的價格曲線。

當然,新的醫藥技術產生跨時代的影響,成為成千上萬擁躉的選擇,並非沒有前例。把眼光關注在當前的亞洲,因為超聲波技術和流產越來越容易,它們已經對性別的比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以韓國為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男孩與女孩的比例是122:100,而正常的比例應當是105:100;中國的男女比例只是低了少許,117:100;在印度北部,這一比例更加扭曲。[20]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預估,亞洲的女孩赤字在1億。[21]在上面所提到的社會,因為性別而流產是非法的;儘管有政府的壓力,大部分的父母還是因為需要男性繼承人而傾向於生男孩。

高度扭曲的性別比例會產生嚴重的社會後果。到本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五分之一到達適婚年齡的男性將找不到女性伴侶。現在很難想像解決這一麻煩的方法,因為沒有家庭負擔的男人更容易參與冒險、反叛和犯罪的活動。[22]當然,也因此有一個可以相抵消的好處:女性赤字將會使女性在婚配過程中處於更為強勢的地位,讓已經結婚的家庭生活更為穩固。[23]

沒有人知道,將來基因工程是否會如超聲波和墮胎一樣便宜和隨處可見。這很大程度上還得取決於它所能帶來的好處。當前在生物倫理學家看來最為普遍的擔憂是,這一技術只有富人可及。假使,將來的生物技術能夠使用一種相當安全且行之有效的基因手段,來製造更為高智商的孩子,那麼這一危險性將大大提高。這種情形下,發達和民主福利的國家將會重新進入優生遊戲,這一次不是為了阻止低智商嬰兒的出生,而是用基因手法幫助天生殘缺的人提升他們及他們後代的智商。[24]這時,國家會要求這種技術的價格保持在低廉和人人可及的水準。這時,一個全人類層面的影響將真正成為可能。

以人類基因工程可能會產生未曾預料的後果,或它可能並不能產生人們所期待的效果等為由,並不能阻止人們去嘗試它。科技發展史上遍佈著因為長期副作用而被更改或被遺棄的新發明。比如,過去幾十年,發達國家從來沒有嘗試大規模的水力發電項目,除非產生階段性的能源危機或迅速增長的用電需求。[25]這是因為,在大壩建設風行期,美國相繼在1923年建立了赫奇水庫,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創立了田納西河流管理局;然而環保的意識很快就高漲起來,呼籲考量水力發電的長期環境後果。現在再來回顧建立胡佛大壩時的「英雄」之舉和那時拍攝的斯大林式的慶祝影片,對於這一段人類征服自然的「光輝歲月」,以及罔顧生態環境的「輕率」之舉有一種離奇的生疏感。

人類基因工程只是通向未來的第四條道路,也許是生物技術發展上最遙不可及的階段。現在我們沒有任何改變人性的能力,也許將來也不會擁有這種能力。但這裡仍要強調兩點。

首先,即便基因工程未能成為現實,生物技術發展的前三個階段——對基因因果鏈的更為熟悉的瞭解、神經藥理學的進展以及壽命的延長——仍然會對二十一世紀的政治產生深遠的影響。這些發展將會面臨極大的爭議,因為它們挑戰了人們深為珍視的平等和進行道德選擇的能力;這些發展給了社會新的控制公民行為的手段;這些發展會改變我們對人的品性及認同的傳統理解;這些發展將會顛倒現存的社會結構,深深改變人們智商、財富的比例以及政治進程;這些發展將會重塑全球政治的性質。

其次,即便對人類整個種族產生影響的基因工程需要二十五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但它卻是迄今為止最為有影響力的生物技術的進展。這是因為人性是公正、道德和美好生活的根基,而這些都會因為這項技術的廣泛應用而得到顛覆式的改變。第二部分我將會對此進行探討。


[1] 有關人類基因組工程歷史,可參見Robert Cook-Degan, The Gene Wars: Science, Politics, and the Human Genome (New York: W. W. Norton, 1994); Kathryn Brown, 「The Human Genome Business Today,」 Scientific Ameri-can 283 (July 2000): 50-55; and Kevin Davies, Cracking the Genome: Inside the Race to Unlock Human DNA (New York: Free Press, 2001).

[2] 對基因原初密碼感興趣,或想瞭解每個染色體如何被分解成基因和無碼區域的人,可以登錄國立衛生研究院關於生物技術信息的網站,網址如下:https://www.ncbi.nlm.nih.gov/Genbank/GenbankOverview.html.

[3] Carol Ezzell, 「Beyond the Human Genome,」 Scientific American 283, no. 1 (July 2000): 64-69.

[4] Ken Howard, 「The Bioinformatics Gold Rush,」 Scientific American 283, no. 1 (July 2000): 58-63.

[5] Interview with Stuart A. Kauffman, 「Forget In Vitro—Now It』s 『In Silico,』」 Scien-tific American 283, no. 1 (July 2000): 62-63.

[6] Gina Kolata, 「Genetic Defects Detected in Embryos Just Days Old,」 The New York Tiimes, September 24, 1992, p. A1.

[7] Lee M. Silver, Remaking Eden: Cloning and Beyond in a Brave New World (New York: Avon, 1998), pp. 233-247.

[8] Ezzell (2000).

[9] 有關威爾穆特本人對這一成就的解釋,參見Ian Wilmut, Keith Campbell, and Colin Tudge, The Second Creation: Dolly and the Age of Biological Control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0).

[10] 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sion, Cloning Humain Beings (Rockville, Md.: 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sion, 1997).

[11] Margaret Talbot, 「A Desire to Duplicat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Febru-ary 4, 2001, pp. 40-68; Brian Alexander, 「(You)2,」 Wired, February 2001, 122-135.

[12] Glenn McGee, The Perfect Baby: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Genetic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7).

[13] 對人類生殖細胞系工程發展現狀的回顧,可參見Engineering the Hunan Germline: An Explo-ration of the Science and Ethics of Altering the Genes We Pass to Our Childr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Marc Lappe, 「Ethical Issues in Ma-nipulating the Human Germ Line,」 in Peter Singer and Helga Kuhse, eds., Bioethics: An Anthology (Oxford: Blackwell, 1999), p. 156; and Mark S. Frankel and Audrey R. Chapman, Huiman Inheritable Genetic Modifications: Assessing Sci-entific, Ethical, Religious, and Policy Issu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2000).

[14] 有關人工染色體技術,參見John Campbell and Gregory Stock, 「A Vision for Practical Human Germline Engineering,」 in Stock and Campbell, eds. (2000), pp. 9-16.

[15] Edward O. Wilson, 「Reply to Fukuyama,」 National Interest, no. 56 (Spring1999): 35-37.

[16] Gina Kolata, Clone: The Road to Dolly and the Path Ahead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8), p. 27.

[17] W. French Anderson, 「A New Front in the Battle against Disease,」 in Stock and Campbell, eds. (2000), p. 43.

[18] Fred Charles Ikle, 「The Deconstruction of Death,」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62 (Winter 2000/01): 91-92.

[19] Kolata (1998), pp. 120-156.

[20] Nicholas Eberstadt, 「Asia Tomorrow, Gray and Male,」 The National Interest 53 (1998): 56-65, Terence H. Hull, 「Recent Trends in Sex Ratios at Birth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6 (1990): 63-83; Chai Bin Park, 「Preference for Sons, Family Size, and Sex Ratio: An Empirical Study in Korea,」 Demography 20 (1983): 333-352; and Barbara D. Miller, The Endangered Sex: Neglect of Female Children in Rural Northern India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21] Elisabeth Croll, Endangered Daughters: Discri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1); and Ansley J. Coale and Judith Banister, 「Five Decades of Missing Females in China,」 Demography 31 (1994): 459-479.

[22] Gregory S. Kavka, 「Upside Risks,」 in Carl F. Cranor, ed., Are Genes Us?: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New Genetic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60.

[23] 瑪莉亞·古滕塔格與保羅·西科德的研究顯示,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發生在美國的性別革命和傳統家庭的解體,部分原因要歸咎於性別比例更利於男性。參見Maria Guttentag and Paul F. Secord, Too Many Women? The Sex Ratio Question,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1983.

[24] 這一場景由查爾斯·默裡所提議。參見「Deeper into the Brain,」 National Review 52 (2000): 46-49.

[25] 世界上有一些大型的水力發電項目,比如土耳其的伊利蘇水電站。它的建設遭到了來自發達國家的強烈反對,因為這座大壩的建立會對周邊生態和曾經居住在大壩建址的人們產生很大的影響。對土耳其大壩來說,許多古跡因此而長眠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