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格只有1分鐘的時間做出痛苦的選擇。一列行駛中的火車正朝他所在的交叉點飛馳而來，在距離格雷格很遠的鐵軌上，有40名工人正在隧道內工作。如果火車朝工人的方向駛去，將會造成重大傷亡。
格雷格無法讓火車停下來，但是他可以扳動轉轍器讓火車駛向另一條鐵軌。這條鐵軌上也有一個隧道，只有5名工人在裡面工作，死亡人數肯定會減少。
如果格雷格扳動轉轍器，就等於選擇殺死這5名工人；如果他不管，殺死40名工人的並不是他。格雷格應該造成少數人死亡，還是放任多數人死亡？殺人是不是比任人死亡更惡劣？
鐵軌在轟鳴，火車的引擎聲越來越大，格雷格只剩下幾秒能做決定。要殺人還是任人死亡？
資料來源：《墮胎問題和教條雙重影響》，菲利帕·福特，收錄於《罪惡和美德》，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格雷格的兩難問題有時候會引起兩種強烈的直覺反應。對某些人來說，格雷格很明顯應該扳動轉轍器，這樣做肯定會減少死亡人數，而這也是任何有理性、有道德的人必須做的。
對另一些人來說，如果格雷格扳動轉轍器，就等於將自己放到了上帝的位置，決定他人的生死。當然，我們應該試著拯救生命，但是不能以殺別人來救人。若是以救人為殺人的理由，就會落入滑坡謬誤中。
第二個推論的問題在於，不管格雷格是否選擇扳動轉轍器，他都決定了他人的生死。格雷格不是被選擇扮演上帝，而是他不得不扮演上帝。重點不在於格雷格是否行動，而是他擁有選擇是否行動的權力。不管他最後選什麼，他都必須負起責任。
可以輕易阻止事故發生卻選擇不阻止，我們是否要為故意促成事故發生負責？假如我知道這杯水被下了毒，而我看見你要喝卻不阻止，任由你喝下，我的責任是否等於鼓勵你喝下這杯水？若是看到有小孩穿梭在車水馬龍的馬路上，而我剛好經過，明明可以輕易將他拉回人行道卻沒這樣做，我是不是也要為孩子的死亡負上一部分責任？我們說格雷格扳動轉轍器造成工人死亡，他應該負責；相反，如果他不扳動轉轍器卻一點兒責任也沒有，這種說法會不會誤導人？
如果我們不在殺人與任人死亡之間做出道德上的區別，會不會產生更多令人不安的結果？最明顯的是，如果我們認為可以讓醫生允許病重的病人死亡，而非讓醫生違反病人的意願繼續延長生命，為什麼不允許醫生幫助要求速死的病人更快且無痛苦地死去？另一個問題沒那麼直觀，卻也相當明顯的是：有人主張發達國家應該為發展中國家民眾的死亡負責，因為發達國家坐視這些人因缺乏飲用水、食物與藥品而死，而這些都是無須花費巨資就能輕易發放的物品。
主張在殺人與任人死亡之間做出區別似乎是不合理的，若反駁說其中並無差別可言，這又會創造出另外一系列的道德兩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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