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考慮來自各個地方不同和相反的觀點並進行分析，是一個參與性的過程，這與前面討論過的民主通過公共理性進行運作存在許多共同之處。[1]當然，這兩者是不同的，因為民主涉及政治評估——引導我們（按照這種詮釋）走向「協商式治理」，而通過注重來自外部的視角，從而進行不以自我為中心和不具地域狹隘性的審思，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出於客觀性的要求。但是兩者之間具有共同的特徵。事實上，即使民主的要求也可以（至少按照某種詮釋而言）被視為提高政治過程的客觀性的途徑。[2]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禁要問：對於全球正義的要求以及全球民主的本質和要求而言，上述這種認識意味著什麼？
經常會有這樣一種看似合理的觀點，即在可預見的將來，的確不可能存在一個全球性的國家，更不用說一個全球性的民主國家了。確實如此，可是如果從公共理性的角度來看待民主，實現全球性民主就不再是遙遙無期的了。有影響力的言論來自好幾個渠道，包括全球性機構以及非正式的交流與貿易。當然，對於全球性的辯論而言，這些渠道稱不上完美，但它們的確存在，並且實際上有效地運作著，而且通過對一些有助於傳播信息和創造跨界討論機會的機構予以支持，可以使這些言論產生更大的效力。多元化的渠道豐富了這個意義上的全球民主。[3]
在這裡許多機構都發揮了作用，包括聯合國及其相關機構，還有公民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部分新聞媒體。許多個人活動家所做的工作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對其在伊拉克所採取的聯盟策略的廣泛批評，或許已經激怒了華盛頓和倫敦，就像部分所謂的「反全球化」抗議——當今世界最全球化的運動之一——對於全球商業活動的攻擊震驚了巴黎和東京一樣。抗議者的觀點並非總是合理的（有時完全不合理），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的確提出了一些十分相關的問題，因而對公共理性作出了建設性的貢獻。
全球關係的利益分佈不僅取決於國內政策，而且與一系列的國際社會安排有關，包括貿易協議、專利法、全球衛生動議、國際教育條款、推動技術傳播的設施、生態和環境制約、累積債務的處理（常由過去不負責任的軍事統治者引起）、局部戰爭與衝突的限制。這些值得討論的問題都可以成為包括各方批評的全球對話的豐富主題。[4]
即使沒有一個全球性國家，積極的公眾行動、新聞評論和公開討論也都是實現全球性民主的方式。今天的挑戰是要強化已有的這些參與性過程，因為全球正義的實現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進程。這並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
[1]見第15章「作為公共理性的民主」、第16章「民主的實踐」和第17章「人權及其全球性」。
[2]見第15章「作為公共理性的民主」。
[3]就像評價公正問題時十分有必要進行比較那樣（也如本書通篇提出的那樣），對於民主來說，其核心問題也不是描繪一個想像出來的完美的民主（即使可以在這一問題上達成一致看法），而是如何提升民主的影響和效力。也見第15章「作為公共理性的民主」和第16章「民主的實踐」。
[4]在法裡德·扎卡裡亞（Fareed Zakaria）所說的「整個世界都在發生巨大變化」的「後美國世界」（Zakaria，The PostAmerican World（New York：W.W.Norton&Co，2008），p.1）裡，以前弱小國家的觀點現在也產生了更大範圍的全球影響。那當然是一個重要的變化，但是依然需要超越那些近來在經濟上取得成功的國家（以不同的方式衡量，包括中國、巴西、印度及其他國家）的觀點。這些國家現在有了更大的話語權，但是往往沒有代表經濟上較為落後的國家（包括非洲許多國家和拉丁美洲部分國家）中人們的關注和觀點。在任何國家，也需要超越政府、軍事領導人、商業大亨和其他身處高位，但往往不喜歡聽外部批評的人的觀點，從而去關注各個國家的公民社會和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