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來自不同視角和不同地方的合理評價的範圍和覆蓋面有多大。需要將中立或公平問題限制在一個主權國家，或具有共同態度與偏好的某種文化範圍內嗎？前面已經討論過這一問題（第5～第9章），但鑒於其對於本書所提出的研究正義的方法的重要性，這裡可以對其進行一下總結。
關於正義的公共理性應該超越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的界限，這一要求是出於兩個主要的原因：出於避免偏見且公平對待他人的緣故，從而需要考慮到其他人的利益；出於避免未經充分審思的地方性價值觀和認識的地域狹隘性的緣故，從而需要納入其他人的視角來拓寬我們自己對於相關原則的認識。[1]（
第一個理由與利益的相互依賴性有關，這在我們所生活的世界裡很容易理解。美國對於紐約「9·11」恐怖襲擊事件的反應，會對世界其他地方（當然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但也會遠遠超出美國直接採取行動的地域）數億人的生活產生怎樣的影響？[2]同樣，美國成功應對此次經濟危機（2008—2009年寫作本書時爆發的經濟危機），將對與美國有貿易關係的其他國家，以及那些與美國有間接商務往來的國家產生怎樣的影響？更進一步說，艾滋病與其他傳染病已經跨國跨洲傳播。同樣，世界上某些地方開發和生產出的藥物對於其他地方人們的生命和自由十分重要。還可以輕鬆地舉出許多其他的相互依賴的方式。
互相依賴的情況還包括，一個國家對於不公正的感受對其他國家人們的生活和自由所產生的影響。1963年4月伯明翰監獄裡的馬丁·路德·金在一封信中寫道：「任何地方的非正義都是對各地正義的一種威脅。」[3]對於一個國家內部非正義的不滿很快會傳播到其他地方，我們的「鄰里」現在實際上已經遍佈這個世界。[4]在當今世界，人們通過貿易與交流產生的聯繫十分廣泛。更進一步地說，人們在文學、藝術、科學方面形成的全球聯繫，使我們很難再相信，能將對於各種利益與關注的充分考量限定在某個國家的範圍內，而無視其他國家。
[1]第5章「中立與客觀」和第6章「封閉的中立性與開放的中立性」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討論。
[2]在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歷史的階段上，戰爭與和平都將我們彼此奇妙地聯繫起來。正如埃裡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所說，「如果戰爭與和平的分界線像在世紀初那樣分明的話，那麼撰寫關於20世紀戰爭與和平的文章就會更容易一些。」（Hobsbawm，Globalization，Democracy and Terrorism（London：Little，Brown&Co，2007），p.19）See also Geir Lundestad and Olav Njlstad（eds），War and Peace in the20th Century and Beyond（London：World Scientific，2002），and Chris Patten，What Next？Surviving the Twentyfirst Century（London：Allen Lane，2008）
[3]關於金對全球正義之於局部正義的意義所進行的評價的背景，見The Autobiography of Martin Luther King，Jr，edited by Clayborne Carson（New York：Werner Books，2001）。
[4]第7章「位置、相關性和幻象」討論過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