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與人權理論相關的，但我現在轉向關於自由的另一個不同的問題。我在前面，尤其是在第11章「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中，已經討論過自由的「機會方面」與「過程方面」之間差異的重要性，並指出了對每一方面進行評價時所涉及的複雜問題。[1]對第11章中所用的例子進行一下改動[2]，可以有助於區分個人自由中涉及的實質機會與實際過程分別（儘管不一定是彼此獨立的）具有的相關性。試想有這麼一個年輕人，我們不妨叫她蘇拉，她決定晚上和朋友出去跳舞。為了充分考慮到一些在這裡並不是核心問題的事項（這會使我們的討論變得毫無必要地複雜），我們可以假定她外出並不存在特殊的安全風險，而她也對這個決定進行過反覆的思考，並認為外出是明智的。
當專制的監護人決定，她不能去跳舞（「這太不合適了」），並用某種方式強制她待在家裡時，我們來看一下對這種自由的侵犯所造成的威脅。為了說明在這種侵犯中存在兩個截然不同的問題，試想一下這個專制的監護人決定她必須——絕對必須——出去（「你今晚必須出去——今晚不要和我們在一起——我們要招待的貴客會對你的行為和怪樣子感到不舒服」）。即使在這一情況下，也明顯存在對自由的侵犯，蘇拉被迫去做她會選擇去做的事情（她必須出去跳舞）。當我們將這兩種場景，即「自己選擇出去」與「被迫出去」進行比較時，很容易看到這一點。由於對蘇拉施以強制行為，後者直接侵犯了其自由的「過程方面」，即使蘇拉自己也會選擇該行為（「想像一下與那些自負的客人待在一起，而不是和鮑勃跳舞」），其機會方面也受到了影響。因為對於機會的合理詮釋就包括了選擇，而且蘇拉也珍視自由的選擇（第11章「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已經討論過這一問題）。
然而如果蘇拉不僅被迫去做一些他人要她去做的事，而且這也不是她自己願意去做的，那麼對於機會方面的侵犯就會更加明顯和突出。將當自己也會選擇出去時「被迫出去」，同被迫與乏味的客人一起待在家裡進行比較，就能揭示出這種對比。這一差別主要存在於其機會方面，而不是過程方面。當被迫待在家裡聽頤指氣使的銀行家們嘮叨時，蘇拉以兩種方式失去了自由，分別是被迫做某事而沒有選擇的自由和被迫做她不願意去做的事情。
過程和機會二者都存在於人權之中。對於自由的機會方面而言，「可行能力」——實現有價值的功能的真實機會——的理念典型地是一種好的表述自由的方式，但是與自由過程方面相關的問題，則需要我們超越僅從可行能力視角看待的自由。被禁在家這一事情中所體現出的缺乏適當的程序與「正當的過程」可以成為人權討論的主題，無論預期的公正程序的結果是否會與此有任何不同。
[1] 關於對這種差別及其深刻意義更全面的探討，見我的Kenneth Arrow Lectures，「Freedom and Social Choice included in my 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essays20-22.
[2] See Chapter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