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相關社會政策的迫切需要只在印度的某些地方獲得了充分的政治化。印度喀拉拉邦的經驗也許是一個最清晰的例子。在那裡，對於普及教育、基本醫療保障、基本的性別平等和土地改革的要求已經得到了有效的政策支持。對於這一現象的解釋包括了歷史的原因和現今的情況：喀拉拉邦反上層種姓運動的教育方向（現在喀拉拉邦左翼政治勢力繼承了這一傳統）、印度特拉凡科和科欽地區（不受英屬印度國內政策的管轄）「土著王國」的早期活動、教育傳播過程中的傳教活動（其影響不僅僅局限於占喀拉拉邦人口1/5的基督徒），以及女性在家庭事務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這在一定程度上與母系財產權在印度教內頗有勢力的派別Nairs中的存在和重要性相關）。[1]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喀拉拉邦都充分利用政治活動與輿論來拓展社會機會的範圍。對於民主制度的利用當然有賴於社會狀況的本質。
一個顯而易見的一般結論是，經濟表現、社會機會、政治訴求和公共理性都是緊密相連的。在那些政治和社會訴求近來得到了更為堅定的運用的領域，可以看到顯著的變化。最近幾年，性別不平等問題使更多的人參與政治（通常以婦女運動為先導），這也促進了為減少社會和經濟領域中的性別歧視而作出的堅定的政治努力。婦女在一些特殊領域具有突出的地位，包括政治上的領導地位，這在印度有著悠久的歷史。儘管這些成績當然是與婦女的訴求相關的（最近幾年參與式政治的機會對此也有推動），但是其範圍在很大程度上還局限於相對較少的一部分人口，主要是比較富有的那部分人。[2]當今在印度公共生活中婦女聲音不斷增強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其社會覆蓋面逐漸擴大。印度在消除婦女地位的不平等方面依然任重道遠，但是關於婦女社會角色越來越多的政治參與，已經構成了印度民主實踐重要且具建設性的發展。
總的來說，公眾對於社會不平等和剝奪問題可能存在的不滿開始發揮比以往更大的作用，儘管由於派系政治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方面，這些問題好多年都未得到關注。最近出現了很多基於廣義的人權要求，如受教育權、食品權（尤其是學校午餐）、享受基本醫療保障的權利、環境保護權以及「就業保障」權的有組織的運動。這些運動有助於把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具體的社會問題上，這是對媒體廣泛的公開討論的補充，而且也對重要的社會要求提出了更堅定的政治支持。
民主自由當然可以增強社會正義，並帶來更良好、更公正的政治。然而這一過程並不是一個自動的過程，而是要求具有政治意識的公民的積極行動。儘管這裡經驗性研究所得出的教訓主要是來自亞洲，特別是印度和中國，但類似的結論也可以來自其他地區，包括美國和歐洲國家。[3]
[1] On these issues，see my Development as Freedom（New York：Knopf，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Also，Robin Jeffrey，Politics，Women，and Well-being：How Kerala Became a『Mod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V.K.Ramachandran，『Kerala』sDevelopment Achievements，in 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eds），Indian Development：Selected Regional Perspectives（Oxford and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2]儘管印度的大部分女性政治領導人都來自城市精英階層，但還是有一些在政治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女性領導人來自農村的下層種姓，她們是那個階層中稍顯富裕的那部分人。
[3]就參與障礙和媒體報道的覆蓋範圍而言，即使在世界最古老的民主社會裡，民主實踐依然是相當不完善的（儘管巴拉克·奧巴馬當選總統，似乎是從頂層突破了一個大的參與障礙）。關於美國的民主實踐的問題，見羅納德·德沃爾金富有啟發性的著述：Is Democracy Possible Here？Principles for aNew Political Debat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