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們必須超越經濟增長，來認識發展和追求社會福利更全面的要求。必須注意這樣的大量事實，即至少在許多情況下，通過賦予受到剝奪的和處於弱勢的人群表達的機會，民主與政治以及公民權利會提升其他形式的自由（如人類安全）。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與民主在公共理性和形成「協商式治理」中所起的作用密切相關。民主在預防饑荒方面的成功是民主在促進人類安全所作出的眾多貢獻中的一種，但是民主也有許多其他的應用領域。[1]
民主在維護安全方面的保護力實際上要比其在饑荒預防方面廣泛得多。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當繁榮的韓國或者印度尼西亞的所有人的財富都在不斷增加時，窮人並沒有怎麼去思考民主問題。但是當90年代末經濟危機到來時（他們陷入了分裂），那些財產和生活受到嚴重影響的人們開始懷念起民主以及政治和公民權利。民主在那些國家突然成為一個主要問題，其中韓國在這方面採取了重大的改革舉措。
毫無疑問，印度受益於民主的保護作用。當自然災害發生時，它使統治者受到極大的政治激勵而採取支援措施。然而印度民主的實踐和範圍也還相當不完善，儘管其成就已毫無疑問地展現出來。即使這一問題是慢性長期的，而不是像饑荒問題那麼急性突發，民主也使反對者有機會去尋求政策的改變。印度在學校教育、基本醫療保障、兒童營養、基本的土地改革和男女平等等方面的社會政策相對滯後，這反映了缺乏旨在政治參與的公共理性和社會壓力（包括來自反對黨的壓力），而不僅僅是政府的考慮不充分。[2]的確，在民主建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未充分利用民主制度所提供的機會從而導致某些方面的失敗上，印度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有充分的理由超越選舉的正義走向民主的正理。
[1]見聯合國和日本政府聯合建立的人類安全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的報告：Human Security Now（New York：UN，2003）。我有幸和前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卓有遠見的緒方貞子（Sadako Ogata）博士一起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席。See also Mary Kaldor，Human Security：Reflections on Globalization and Interven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2007）.
[2]對於永久性而非臨時性的嚴重剝奪問題的涉及不足，也是印度新聞媒體的一個重要缺陷。印度最著名的編輯對這個問題作了分析，見N.Ram，「An Independent Press and Antihunger Strategies：The Indian Experience」，in 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ng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也見Kaushik Basu，The Retreat of Democracy（Delhi：Permanent Black，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