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部分民主的捍衛者，在民主本身是否會推動發展和提升社會福利上都十分謹慎。他們大都認為兩者皆是好的目標，但是彼此之間是不同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獨立的。另一方面，民主的批評者似乎很想指出他們所看到的民主與發展之間的嚴重對立。持這種二分法——「你來決定：是要民主，還是要發展」——的學者們通常來自，至少最初一些學者是來自東亞國家，並且其影響不斷增強，因為這一地區的多個國家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甚至之後，都在沒有推動民主的情況下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對於這樣的一些例子的觀察使人們很快得出了一個一般性的結論：與專制政體所能做到的相比，民主在促進發展方面表現不佳。難道韓國、新加坡、中國的台灣和香港不是在沒有滿足民主治理的基本要求的情況下（至少在其早期）取得了快速的經濟進步嗎？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要特別關注發展的內涵和對民主的詮釋（尤其是投票制和公共理性各自的作用）。對發展狀況的評價是與人們的生活及其真正享有的自由密不可分的。不能僅僅依據硬性指標的提升，比如國民生產總值（或者個人收入）的增長，或者工業化的進步來看待發展，儘管它們是實現目的的重要手段。它們的價值必須取決於它們對相關人的生活和自由產生什麼影響，這是發展理念的核心。[2]
如果從關注人類生活這樣更廣闊的視角來理解發展，那麼以下這一點會立即變得非常清晰，即需要通過發展和民主之間的建構性的關聯，而不是僅僅通過它們的外部聯繫來認識它們之間的關係。雖然政治自由是否「有助於發展」這個問題經常被人問起，但是我們不能沒有這樣的關鍵性認識，即政治自由和民主權利是發展的「構成部分」，並不需要通過其對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這一渠道間接地建立它們與發展之間的聯繫。
然而認識到這一核心的聯繫之後，我們也需要對民主的後果進行分析，因為我們還必須注意到其他類型的自由（除了政治自由和公民權利之外）。例如，我們要關注經濟貧困，我們確實有理由對哪怕僅僅只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生產總值增長意義上的經濟增長產生興趣，因為提高實際收入能夠為取得真正的重要成就掃清道路。例如，在合理分配的情況下，經濟增長和消除貧困之間的一般性聯繫，現在已經得到了很好的認同。除了提高人們的收入之外，經濟增長過程也會增加公共稅收，而這些稅收可用於社會目的，如教育、醫療服務和衛生保健，以及直接改善人們生活和提高人們可行能力的其他設施。的確，有時由於快速的經濟增長使公共稅收的增加速度要比經濟增長本身快得多（例如，最近幾年，印度經濟每年以7%、8%或者9%的速度增長，而公共稅收卻大概以9%、10%或者11%的速度增長）。公共稅收使得政府有機會讓人們更公平地分享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成果。當然，這只是潛在的可能，因為增加的公共稅收的實際用途是極為重要的另外一個問題，但是經濟增長確實為政府負責任地作出上述決策創造了條件。[3]
對民主和快速經濟增長之間兼容性的常見的懷疑，是基於一些選擇性的跨國比較。這些比較一方面特別關注東亞經濟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又特別關注印度在很長時間內其國民生產總值每年都以3%的速度溫和增長。然而更有價值的（至少比基於一小部分國家之間的選擇性比較而得出重要結論的普遍做法要有價值）全面的跨國比較，並沒有為民主不利於經濟增長這種認識提供任何經驗性的支持。[1]儘管印度過去常常被當作這樣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來說明民主國家的增長注定要比專制國家慢得多，但現在印度的經濟增長明顯加快（這始於20世紀80年代，在90年代經濟改革之後得到鞏固，之後繼續以高速增長），很難再把印度當作民主統治下經濟緩慢發展的典型例子。然而與60年代或70年代相比，今天印度的民主並沒有減少。[4]的確，顯而易見，推動經濟增長的是良好的經濟氛圍，而不是殘酷的政治制度。[5]（
[1] See，for example，Adam Przeworski et al.，Sustainable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Robert J.Barro，Getting It Right：Markets and Choices in aFree Society（Cambridge，MA：MIT Press，1996）.
[2]第11章「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關注過這一問題。
[3]關於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對於資源的各種利用和浪費之間的重要對比，見我與讓·德雷茲合著的Hunger and Public Ac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
[4]為了穩定民主制度，一個國家必須保證一定水平的人均收入。對於這樣一個有時受人推崇的觀點，印度也是一個反例。
[5]這裡也要注意的是，儘管印度的經濟政策幾十年來都是一團亂麻，但是民主制度本身使得一些加快經濟增長的必要改革成為可能，也為其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