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已經提到，在具有定期選舉、反對黨派、基本言論自由和相對的新聞自由的運轉良好的民主社會裡（即使此時這個國家非常貧窮，食物匱乏），從未發生過大的饑荒。雖然這一認識最初受到許多質疑，但現在已經被廣泛接受。[4]（這是對於政治自由的保護力最基本方面的一個簡單但又相當重要的例證。儘管印度的民主有許多瑕疵，然而由此產生的政治激勵，卻足以使印度獨立之後再未發生大的饑荒。印度最後一次大的饑荒——孟加拉饑荒——發生於英帝國結束殖民地統治之前四年。英屬印度帝國的漫長歷史中不斷出現的饑荒，在印度獨立並建立民主制度之後戛然而止。
儘管中國與印度相比在許多經濟領域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但是中國也曾像獨立前的印度一樣，發生過大範圍的饑荒。事實上，饑荒的發生與統治形式有著特別密切的聯繫，比如殖民主義（如在英屬印度或愛爾蘭）、一黨制國家（如在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或者稍後的柬埔寨）、軍事獨裁（如在埃塞俄比亞或者索馬裡）。當代朝鮮曾經發生的饑荒也是這樣的一個例子。[1]
是大眾而不是政府承擔了饑荒的直接後果，統治者從來都不會挨餓。然而當一個政府對公眾負責時，以及存在自由的新聞報道和不受審查的公開批評時，政府也會受到極好的激勵去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消除饑荒。[5]
除了在協商式治理中所包含的關於預防饑荒的政治激勵外，還有兩個具體的問題值得注意。第一，受饑荒影響或者威脅的人口比例越來越低——一般遠低於10%（通常比這還要低），幾乎從來沒有超過這一數字。因此當饑荒肆虐時，如果只有受到饑荒影響的災民才反對政府，那麼該政府依然會十分安全。對執政者而言，使饑荒成為這樣一種政治災難的是公共理性的影響範圍，這可以號召和動員大批公眾去抗議並聲討「漠不關心」的政府，並將其趕下台。公開討論災難的本質，能夠使受害者的命運成為重要的政治問題，並對媒體報道和公開討論以及最終對他人——潛在的多數人——的投票產生深遠影響。[6]民主的部分成就就是它有能力通過公開討論使人們對相互之間的困境產生興趣，並更好地認識其他人的生活。
第二點是除了其激勵功能之外，關於民主的信息功能。例如，在中國「大躍進」期間所發生的問題曾經被歸咎於自然災害，公眾並不瞭解饑荒發生的本質、規模，以及影響範圍。
的確，在那個「一言堂」的社會體系中，浮誇、不實報道會誤導政府決策，也會誤導公眾輿論。大量未能生產足夠多糧食的公社或者合作社當然會意識到自己的問題。但是由於信息不對稱，甚至嚴重扭曲，它們並不瞭解中國整個農村地區普遍存在的問題。沒有哪個人民公社會單獨承認自己失敗了，甚至連最失敗的人民公社都聲稱自己取得了巨大成功，「畝產千斤」的報道將北京政府包圍。通過將那些報上來的數據加總，政府相信它們比實際上增收了一億噸糧食，而那時正是饑荒最嚴重的時候。[2]
儘管中國政府承諾要消除「自然災害」，但是它在三年困難時期並沒有從根本上修正其災難性的政策（與錯誤的「大躍進」相關）。值得關注的是，1962年毛澤東召集「七千人大會」並作了如下的觀察報告：
如果沒有民主，不瞭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只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面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3]
毛澤東在這裡僅僅關注民主的信息功能，而忽視其激勵作用以及建構政治自由的重要性。[7]但是十分有趣的是，毛澤東自己也承認，主觀主義、不切實際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由缺乏信息聯繫導致的。而公共理性本可以提供這種信息聯繫，從而使中國避免所經歷的那場災難。
[1] 關於朝鮮饑荒，包括與專制統治的聯繫，見Andrew S.Natsios，The Great North Korean Famine（Washington，DC：Institute of Peace Press，2002），and Stephan Haggard and Marcus Noland，Famine in North Korea：Markets，Aid，and Refor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
[2] See T.P.Bernstein，『Stalinism，Famine，and Chinese Peasants』，Theory and Society，13（1984），p.13.See also Carl Riskin，China』s Political Economy（Oxford：Clarendon Press，1987）.
[3] Quoted in Mao Tse-tung，Mao Tse-tung Unrehearsed，Talks and Letters：1956—71，edited by Stuart Schram（Harmondsworth：Penguin，1974），PP.277-8.
[4]我在「How Is India Doing？」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9（1982）和「Development：Which Way Now？」Economic Journal，93（1983）中首次發表這一觀點後，許多批評者（包括食品專家）提出了強烈的反對意見，並且在我的文章發表之後，《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和《經濟與政治週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都就此有過激烈的爭論。
[5]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對這一觀點的適用範圍有時會因以下事實而受到質疑，即一些已經開始具備某種民主選舉，但是並沒有其他特徵能對民主進行問責的國家，也已經發生過饑荒，或者至少接近於饑荒。2005年，許多觀察家就將既有選舉制度又發生過饑荒的尼日爾作為反例提出來。正如《紐約時報》的一篇社論指出的，這裡需要認識到的是，為防止饑荒的激勵機制只能適用於運行良好的民主社會。尼日爾不符合要求，因為民主的運轉不僅僅只取決於選舉（尼日爾最近已經建立起這一制度），而且基於其他能夠問責的民主制度。《泰晤士報》清楚地闡述了這一基本問題：「阿馬蒂亞·森正確地說過，『在世界歷史上，一個民主運行良好的國家從未發生過饑荒』。運行良好是關鍵詞。真正對其人民負責的領導人會受到強烈的激勵去採取及時的預防措施。今年6月被布什總統在白宮稱為民主楷模的坦賈（Tandeja）先生（尼日爾總統），顯然需要在人道主義經濟學與問責民主方面多加學習。」（「Meanwhile，People Starve」，New York Times，14August2005）
[6]所有這些與前幾章所提出的觀點有明顯的聯繫，特別是第8章「理性與他人」和第15章「作為公共理性的民主」。第9章「中立緣由的多元性」討論過不同類型的中立理性，也與饑荒受害者的遭遇可能激發出來的政治參與相關，其不僅包括對於合作和相互利益的反思，而且包括在公共理性的推動下，饑荒國家的倖存者對受難者所懷有的關於「有效權力」（effective power）的責任。
[7]關於這一點，也見Ralph Miliband，Marxism and Politic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49-50，他對毛澤東的政治思想這種奇怪轉變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