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0月16日，加爾各答的報紙《政治家》（Statesman）以尖銳的文字寫道：「印度事務大臣所瞭解的情況居然是錯誤的。」[2]它還進一步寫道：
除非有線報道對其不公平，他週四告訴國會，他知道包括加爾各答在內的孟加拉邦每週的死亡人數（被認為是死於饑荒）大概是1000人，但是事實上死亡人數可能要多得多。所有公開的現有數據都表明確實要多得多，他的幕僚應該為其提供充分的瞭解渠道。[3]
兩天之後，孟加拉邦的省長拉瑟福德（T.Rutherford）寫信給印度事務大臣說：
您在眾議院關於死亡人數的發言大概是基於我與總督的談話，但已經遭到一些報紙的嚴厲批評……數據低估的影響現在已完全顯現，我會把現在的死亡人數調整為每週不少於2000人。那麼，死亡人數究竟是多少呢？1000人，2000人，還是更多？
饑荒調查委員會在1945年12月得出的關於饑荒情況的結論是：1943年7—12月期間記錄的死亡人數是1304323人，而前一個五年內同期的平均死亡人數是626048人，並據此推算由於饑荒造成的死亡人數超過了678000人。也就是說，每週的死亡人數遠非接近1000人或2000人，而是超過了26000人。[4]
我在孩童時代見證的1943年孟加拉饑荒的發生，不僅是因為殖民地印度缺乏民主，而且是由於印度媒體在報道和評論上受到了嚴格的限制，以及英屬媒體對饑荒主動採取的「沉默」（以此作為所謂的「戰時策略」，因為害怕助長駐紮在印度門戶緬甸的日本軍隊的氣焰）。在媒體主動和被迫採取沉默的共同作用下，英國本土對饑荒問題的公開討論受到了阻礙。在倫敦的議會既未討論饑荒，也沒有考慮應對的政策（直到1943年10月《政治家》披露後，才引起其對該問題的重視）。當然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並沒有國會。
事實上，政府政策不僅完全沒有幫助，反而加重了饑荒。在沒有官方救援的很多個月裡，每週都有幾千人死亡。而且饑荒趨於加劇，首先是因為新德里的英屬印度政府暫停了印度各邦之間的糧食貿易，因此即使孟加拉邦的糧食價格比別處高得多，也無法通過民間貿易的合法渠道來調運糧食。其次，新德里的殖民政府並沒有從國外進口更多的糧食到孟加拉邦。事實上，他們根本就不想那樣做。那期間的官方政策反而是在孟加拉邦尋求糧食出口。的確，一直到1943年1月饑荒將要爆發時，印度總督還在告訴孟加拉邦的省長，要求他「即使孟加拉邦自己糧食短缺，也務必要將更多的糧食出口到錫蘭！」[1]。
為了說明英屬印度官員在這一問題上的考慮，這裡必須提到的是，這些政策是基於這樣的一種認識，即當時孟加拉邦的糧食產出並沒有出現下降，「因此」饑荒在那裡「絕不會發生」。政府對糧食產量的瞭解並不完全是錯誤的，但是其錯誤的饑荒理論卻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因為隨著孟加拉戰事的拉開，士兵和其他作戰人員加入，新建工程和與戰爭相關的經濟活動活躍，對於食物的需求也大增。大量的人口，主要在農村，不得不以固定不變的收入面對由需求推動而引起的高昂的食物價格，結果是忍受飢餓。要確保這些弱勢人群購買食品的能力，就必須通過諸如緊急就業或者公共救助等方法，來幫助他們獲得更高的收入，使其具備更強的購買力。在該區域內增加糧食供應也同樣會有助於緩解饑荒，儘管這次危機事實上並不是由供給下降引起的，而是由需求上升引起的。
除了殖民政府所持有的錯誤的饑荒理論之外，令人瞠目的是新德里當局未能注意到實際上每天都有數千人死於街頭。對這樣赤裸裸的事實卻能熟視無睹，這些官員無疑是真正的「理論家」。在公開批評和議會壓力下的民主體系，是不會允許包括孟加拉邦省長和印度總督在內的官員們這樣思考問題的。[5]
政府政策無效的第三個原因是，政府政策在孟加拉食品再分配中所發揮的作用。政府從孟加拉農村地區高價買來食品，然後以管制價格實行定量配給，特別是對加爾各答的常住居民。這是戰時政策的一部分，以減輕城市人口的不滿。此項政策最嚴重的後果是，農村人口以其固定的低收入去面對急劇膨脹的食品價格。戰爭本身就導致食物從農村地區大量流出，而政府從農村地區高價買入（以「任何價格」），並低價賣給加爾各答部分人口的政策又進一步強化了這一效應。在那個新聞和出版受到管制的時期，以上問題沒有一個在議會得到實質性的討論。
加爾各答的孟加拉報紙在政府新聞檢查制度允許的範圍內盡可能地發出抗議，由於戰爭和士氣的需要，反對聲不可能很高。當然，倫敦對於這些印度本土的批評沒有什麼回應。直到1943年10月，伊恩·斯蒂芬斯（Ian Stephens），這位加爾各答《政治家》報社（當時是英國所有）勇氣可嘉的編輯，決定打破沉默，於10月14日和16日分別發表了帶有生動圖片、措辭尖銳的社論後，倫敦的一些重要圈子才對要做什麼展開了負責任的公開討論。[6]（前面引述的對印度事務大臣的指責就源於那兩篇社論中的第二篇。這立即觸動了英屬印度的統治階層，並引起了倫敦西敏寺議會激烈的討論。這反過來迅速——在經歷了很久之後——使社會救濟措施11月在孟加拉得以施行（之前只有私人慈善活動）。饑荒在12月結束，部分是由於收穫了新糧食，但更重要的是實行了社會救濟。然而到那時為止，饑荒已經奪去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
[1] 關於孟加拉饑荒以及其他的引文來源，見我的Poverty and Famines（1981）第9章和附錄D。
[2]與本書的其餘部分相比，本章主要是經驗性研究。正如我已經討論過的，對政治哲學中的一些核心問題的理解，使我們能夠對那些影響社會實現的因果關聯進行解讀：從正義中得出正理觀。民主是怎樣運作的以及如何評價民主的缺失，是本章主旨的一部分。儘管從具體經驗和特定案例中獲得一般的經驗性認識存在著眾所周知的局限性，但通過考察這些真實的經歷，我們還是可以瞭解到一些情況。
[3]1943年10月16日《政治家》發表的社論《死亡名單》（The DeathRoll）。關於這一主題，見我的Poverty and Famines：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1），該書列出了這裡所引用的全部文獻。
[4]在《貧困與饑荒》（Poverty and Famines，1981）中，我提出饑荒調查委員會自己也嚴重低估了死於饑荒的總人數，這主要是因為饑荒引起的傳染病在那之後的許多年裡依然流行，從而使得由饑荒造成的死亡人數不斷增加（附錄D）。又見我在The Oxford Handbook of Medicin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中撰寫的「Human Disasters」這一條目。
[5]我在Poverty and Famines：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1981）中的第6章討論過這些問題。
[6]伊恩·斯蒂芬斯在其著作Monsoon Morning（London：Ernest Benn，1966）中精闢地談到了他在這一問題上的兩難，以及最終決定優先考慮自己作為新聞人的身份。當我後來在20世紀70年代與他結識時，我立刻明白了有關那個艱難決定的記憶是如何深深地刻在他腦海中的。然而他確實應該感到驕傲的是，正是他採取的做法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並成功遏止了「死亡名單」迅速增加的勢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