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認為民主是一種西方的思想遺產，具有悠久和獨特的歷史（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沒有的），這一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即使我們相當狹隘地認為民主就是公共投票，上述觀點也難以成立。而當我們從公共理性的角度來看民主時，問題就更為嚴重了。
推進世界的公共理性需要考慮的一個核心問題是支持自由和獨立的媒體，其缺乏使這一問題十分突出。當然，這一局面可以得到扭轉。在這裡，歐洲和美洲在過去300年裡建立起來的傳統已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源自這些傳統的教訓對整個世界而言都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從印度到巴西、從日本到南非，全球範圍內都對自由而充滿活力的媒體產生了強烈的需求。特別鼓舞人心的是，媒體的覆蓋面——有時的確也包括媒體的文化——的變化速度。[1]
有好幾個因素使得一個健全的不受限制的媒體變得十分重要，釐清這些因素的不同貢獻將十分有益。第一個——也許是最基本的——因素是關於一般意義上的言論自由，具體而言，就是新聞自由對我們生活質量的直接貢獻。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去希望相互溝通，去認識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新聞自由對於我們能否做到這些的可行能力尤其重要。缺乏自由的媒體和壓制人們相互溝通的能力，其後果是直接降低人們的生活質量，即使那些實施壓制的獨裁國家具有很高的以國民生產總值來衡量的財富。
第二，在傳播知識和允許批判性的審思上，新聞發揮了重要的信息作用。新聞的信息功能不僅與專門的報道相關（如關於科學進步或者關於文化創新），而且能使人們及時瞭解哪裡發生了什麼。此外，調查性新聞報道可以挖掘出一些易被忽視的，甚至不為人知的信息。
第三，在使被忽視者和弱勢人群發出自己的聲音方面，媒體自由有著重要的保護功能，這非常有助於人類安全。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其生活往往遠離貧苦大眾的悲慘境遇。他們可能經歷過一場國家災難，如饑荒或者其他的災害，但並不會有和受害者同樣的命運。然而如果他們必須去面對媒體的公開批評，在無新聞審查的情況下面對選舉的話，那麼統治者也會付出代價，這就強烈促使他們及時採取行動去避免這樣的危機。在下一章「民主的實踐」中我會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第四，開明而不受限制的價值觀形成需要開放的交流和辯論。在這個過程中，新聞自由是至關重要的。的確，合理的價值形成是一個交互式過程，在使這種互動成為可能的過程中新聞起著主要的作用。新的標準和優先次序（如少生孩子以形成較小的家庭的標準或者對需要男女平等的更深刻的認識）通過公共語境浮現出來，而公開討論又在不同的地區傳播新的標準。[2]
多數原則和保護少數人的權利之間的關係——二者都是民主實踐不可或缺的部分——特別依賴於包容性價值觀和優先次序的形成。從第14章「平等與自由」所討論的「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這一社會選擇結果中得出的一個教訓是，在使自由和自主權利與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相一致的過程中，相互包容的偏好與選擇是至關重要的。如果多數願意支持少數，甚至是持不同意見的個體的權利，那麼無須對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加以限制，自由就可以得到保障。
第五，一個運行良好的媒體在促進公共理性方面一般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對於追求正義的重要意義在本書中是一個不斷出現的主題。對正義的評價不只是一項孤立的工作，也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不難看出，為什麼一個自由、有活力、有效率的媒體能夠顯著地推動這一不可或缺的互動過程。媒體不僅對於民主十分重要，在一般意義上對於正義的追求也是如此。「非協商式正義」（discussionless justice）是一種禁錮的觀念。
媒體在多個方面的作用也可以促使制度轉型，以改變公共理性的實踐。公共理性的效應與力量不僅依賴於對歷史傳統和信仰的繼承，而且依賴於制度和實踐所提供的討論與互動的機會。人們常常引用「古老且不變」的文化因素的說辭，來為某個國家公共討論的缺失進行「解釋」，甚至辯護。與其歸咎於文化，不如通過對現代獨裁主義——新聞檢查、出版管制、鎮壓異議、取締反對黨以及監禁（或者更糟）——持不同政見者的認識找到真正的原因。掃除這些障礙是民主觀念作出的重要貢獻。這一貢獻具有內在的重要意義，但是進一步而言，如果本書所討論的方法是正確的，那麼這一點對追求正義也同樣是非常重要的。
[1]從個人經歷出發，我不得不說，1964年第一次訪問泰國時，我想像不出當時在那個國家處境艱難的報紙如何能夠如此迅速地發展成為現今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傳統媒體之一，這為泰國公共討論的影響範圍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2]第4章「聲音與社會選擇」中已經討論過交流和討論在社會選擇中的作用。See also Kaushik Basu，The Retreat of Democracy And Other Itinerant Essays on Globalization，Economics，and India（Delhi：Permanent Black，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