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重新考察過去民主特徵的歷史背景時，也必須重新評價中東的歷史，因為有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該地區的國家對民主一直都是懷有敵意的。雖然對於阿拉伯世界中為民主而奮鬥的人們來說，這種不斷為人所稱道的觀念令人憤怒，而且作為一種對於歷史的總結，基本上毫無意義可言。民主作為一種制度體繫在過去的中東並不為人重視，這當然是無疑的，但事實上，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區制度民主都還是一種非常新近的現象。
如果我們依據我們討論過的廣義民主，去尋找公共理性和對不同觀點的包容，那麼中東確實有著非常輝煌的歷史。我們不能把伊斯蘭世界短暫的軍事鬥爭和穆斯林民族的久遠歷史以及穆斯林統治者政治治理的傳統混淆在一起。當12世紀猶太哲學家邁蒙尼德被迫從西班牙出走時（當時更具包容性的穆斯林政權已經讓位於包容性遠遜於它的伊斯蘭政權），他並未在歐洲而是在阿拉伯世界一個更為包容的穆斯林王國裡尋求庇護，並在開羅的薩拉丁國王的法庭裡獲得了一個受人尊敬且有影響力的職位。薩拉丁當然是一位堅定的穆斯林。的確，他在十字軍東征中為伊斯蘭而戰，而獅心王理查德是他的主要對手。但是正是在薩拉丁王國，邁蒙尼德確立了他的新事業和影響。對異議的寬容度當然是實踐公共理性機會的核心，而且包容的穆斯林政權在其全盛時期提供了中世紀歐洲所壓制的自由。
然而，邁蒙尼德的經歷並不特殊。的確，儘管當今世界充斥著穆斯林和猶太人衝突的例子，但是在穆斯林對阿拉伯世界和中世紀西班牙的統治過程中，很長時期內都是將猶太人作為社會的一分子來看待，並充分尊重其自由，有時甚至給予其領導地位。[2]例如，瑪麗亞·羅莎·梅諾考爾（Maria Rosa Menocal）在其《異彩紛呈的世界》（The Ornament of the World）一書中指出，到10世紀時，在穆斯林的統治下西班牙的科爾多瓦所取得的成就「與巴格達不相上下，或許更勝一籌」，因為它被稱為「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這是阿布杜勒拉赫曼三世及其猶太大臣哈斯代·依本·沙普魯特共同影響的結果。[1]
中東的歷史和穆斯林民族的歷史都包含了大量對於公共討論和通過對話進行政治參與的歷史。在開羅、巴格達和伊斯坦布爾周圍的穆斯林王國，或者在伊朗、印度和西班牙，都有許多公共討論的擁護者。與歐洲相比，它們對不同觀點的容忍度往往很高。例如，當16世紀末偉大的莫臥爾君主阿克巴在印度發表了需要宗教和政治寬容的申明時，當他正忙於組織不同信仰者（包括印度教徒、伊斯蘭教徒、基督徒、印度拜火教徒、耆那教徒、猶太教徒，甚至無神論者）之間的對話時，宗教裁判在歐洲還十分盛行。當阿克巴正在阿格拉發表關於寬容以及宗教和民族之間需要進行對話的演說時，1600年喬爾丹諾·布魯諾卻因異端邪說在羅馬被活活燒死。
當前中東，或者有點過於簡單地被稱為「穆斯林世界」的問題很可能很多，但是正如我在《身份與暴力》（Identity and Violence，2006）中討論過的，對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進行深入的分析，需要對身份政治的本質和動因有更全面的瞭解。這需要認識到人們除了宗教身份之外還有其他身份，並認識到這樣的事實，即這些身份認知包括從世俗的優先偏好到宗教差異所形成的政治利益等許多因素。我們也必須注意到中東與其過去的帝制，以及與西方帝國主義的征服之間的辯證關係，後者對今天仍然有影響。作為思考當今世界政治或全球正義的一種方式，認為「中東注定是非民主的」這種錯覺，既令人困惑，又會產生嚴重的乃至有害的誤導。
[1] Maria Rosa Menocal，The Ornament of the World：How Muslims，Jews，and Christians Created aCulture of Tolerance in Medieval Spain（Boston，MA，and London：Little，Brown&Co.，2002），p.86.
[2]這裡很重要的是，看到伊斯蘭思想遺產是如何對歐洲文化的發展，以及對我們現在經常與西方文明聯繫在一起的許多特徵的出現產生影響的。關於這一點，見David Levering Lewis，Gods Crucible：Islam and the Making of Europe，5701215（New York：W.W.Norton&Co，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