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書前面幾章可以清楚地看出，理解公共理性對於理解正義是多麼重要。這種認識使我們把正義觀念和民主實踐聯繫起來，因為在當代政治哲學中，認為最好是將民主看作「協商式治理」的觀點獲得了廣泛的支持。就像我們在引言中提到的，這一稱謂可能首先是由沃爾特·白哲特提出的，但主要是由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很好的闡發和辯護。[11]
當然，關於民主更古老更正式的觀點，是將民主主要視為選舉和投票，而不是作為這種廣泛意義上的協商式治理。然而在當代政治哲學中，民主的內涵被極大地拓展了，民主不再僅僅被看作對於公共投票的要求，而是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被看作如約翰·羅爾斯所說的「公共理性的實踐」（the exercise of public reason）。的確，羅爾斯[1]和哈貝馬斯[2]的作品，以及包括布魯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3]、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4]、約書亞·科恩（Joshua Cohen）[5]和羅納德·德沃爾金[6]等人作品在內的許多新近的著述，都引發了這種對於民主認識的巨大轉變。從「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理論的先驅詹姆斯·布坎南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對於民主的詮釋。[7]
羅爾斯在其《正義論》一書中首先就強調：「協商式民主概念的定義就是協商本身。當公民進行協商時，他們對相關的公共政治問題相互交換意見，並提出支持理由來為其觀點辯護。」[8]
就如羅爾斯自己指出的那樣，哈貝馬斯對公共理性的認識在許多方面都要比羅爾斯廣泛。[9]在哈貝馬斯的闡述中，民主要比它在羅爾斯等人的其他方法中，具有更加直接的程序形式，儘管羅爾斯和哈貝馬斯在描繪公共理性的過程和結果時（如在第5章所討論的），他們所採用的程序特徵之間的明顯差別可能會有點令人困惑。然而哈貝馬斯在闡明公共理性的廣泛應用，尤其是關於政治語境中「正義的道德問題」（moral question of justice）和「權力與壓制的工具問題」（instrumental question of power and coercion）的同時存在上，作出了毋庸置疑的貢獻。[12]
在對於公共理性的本質和結果的爭論中，雙方都存在對於彼此的誤解。比如，尤爾根·哈貝馬斯認為，約翰·羅爾斯的理論「將自由權利置於優先位置，而將民主過程降至次要地位」，並將自由主義者所需要的「宗教與信仰自由、保護生命、人身自由、財產」列入其權利表單中。[13]然而，這裡包含的財產權與約翰·羅爾斯表明的一貫立場並不一致。事實上，正如在我所看到的約翰·羅爾斯的任何一本書中，他都未對一般意義上的財產權進行辯護。[14]
顯然，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方式來看待公共理性在政治和協商道德中的作用。[15]然而，我在這裡要闡釋的主要觀點不受這些差別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所有這些新貢獻都有助於形成這樣一種普遍認識，即對於民主更廣泛理解的核心問題是政治參與、對話和公眾互動。公共理性在民主實踐中的關鍵作用將民主的所有主題與本書的核心主題，即正義，緊密聯繫起來。如果只有通過公共理性才能評價正義的要求，並且如果公共理性在其建構上就與民主理念相聯繫，那麼正義和民主之間就都具有協商的特徵，從而存在密切的聯繫。
然而當今政治哲學中普遍接受的（儘管政治制度學者並非總是如此）把民主看作「協商式治理」的觀念，有時是與現在關於民主的討論以及民主的舊有形式——更加嚴密的組織形式——的作用相對立的。以正義為導向的關於民主的制度觀僅僅將民主視為投票和選舉，這一觀念不僅由來已久，而且還受到許多當代政治評論家的大力提倡，其中包括塞繆爾·亨廷頓。他說：「選舉，公開、自由和公平的選舉是民主的本質，是不可或缺的部分。」[10]儘管政治哲學中對於民主概念的理解總體上在不斷變化，但是即使是現在，許多人還是以相當狹隘的組織形式來回顧民主的歷史，尤其是投票和選舉的程序。
當然，投票在公共理性過程的表達和有效性方面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這並不是唯一重要的問題，而只是民主社會中公共理性運行方式的一部分，我們必須承認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事實上，投票的有效性其自身也極大地取決於與投票同時存在的其他條件，比如言論自由、獲得信息的程度以及異議的自由。[16]投票本身是遠遠不夠的，這可以從古往今來專制政體中暴君往往在選舉中獲勝得到充分說明。困難不僅在於選舉人在選舉時所承受的政治和懲罰性的壓力，還在於公眾觀點的表達會受到以下方面的影響，如新聞審查、信息隔離、恐怖氛圍，以及政治對手的壓制、媒體的獨立性、缺乏基本公民權和政治自由。所有這些使得統治者無須動用武力就可以保證選舉按其預想的方式進行。的確，即使在選舉過程中不存在蓄意的高壓強迫，世界上也有許多獨裁者在選舉中取得巨大的勝利。這主要是通過壓制公眾討論、信息自由和通過製造擔憂和焦慮的氛圍來實現的。
[1] See particularly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1971），and Political Liberalism（1993）.
[2] Ju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MA：MIT Press，1989）；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Boston，MA：Beacon Press，1984），and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Cambridge，MA：MIT Press，1990）.
[3] 關於公共理性的所謂的自由理論得到布魯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的大力支持，見Social Justice in the Liberal Stat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也見其辯辭犀利的文章：「Why Dialogue？」，Journal of Philosophy，86（1989）。
[4] Seyla Benhabib，Another Cosmopolitan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including her exchanges with Bonnie Honig，Will Kymlicka and Jeremy Waldron.See also Seyla Benhabib（ed.），Democracy and Differenc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On related matters，see also Elizabeth Anderson，Value in Ethics and Economic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5] See Joshua Cohen and Joel Rogers（eds），On Democracy（London：Penguin，1983），and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cy（London：Verso，1995）.
[6] Ronald Dworkin，Is Democracy Possible Heref Principles for aNew Political Debat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7] James Buchanan，Social Choice，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62（1954）.See also James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The Calculus of Consent（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2）.
[8] John Rawls，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579—580.See also his ATheory of Justice（1971），Political Liberalism（1993），and Justice as Fairness：A Restatement（2001）.
[9] John Rawls，『Reply to Habermas』，Journal of Philosophy，92（March1995）.
[10] Samuel 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Norman，OK，and Londo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p.9.
[11]在我只能將其描述為一次「名不副實」（unjustly famous）的演講中，克萊門特·阿特利（Clement Attlee）於1957年6月在牛津引用了這個對於民主的具體描述。對於這樣一個很大的議題，他忍不住開了一個小玩笑——我想如果你是第一次聽到的話，會覺得很有意思：「民主意味著協商式治理，但是只有當你能去阻止人們交談的時候，它才會起作用」（1957年6月15日《泰晤士報》報道）。）
[12]對於關於公共理性的概念和作用的三種截然不同的一般方法，哈貝馬斯進行了很有見地的評論。他將他的「程序協商觀」（proceduraldeliberative view）和他所稱的「自由」和「共和」觀進行了對比（見其「Three Normative Models of Democracy」，in Seyla Benhabib（ed），Democracy and Difference：Contest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Political（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See also Seyla Benhabib，『Introduction：The Democratic Moment and the Problem of Difference』，in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1996），and Amy Gutmann and Dennis Thompson，Why Deliberative Democra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13]Jurgen Habermas，『Reconciliation through the Public Use of Reason：Remarks on John Rawlss Political Liberalism』，Journal of Philosophy，92（1995），pp.127-8
[14]哈貝馬斯的判斷也許是受到這樣的事實影響，即羅爾斯為激勵機制留下了空間，而這使財產權發揮了工具作用。在其絕對公正的制度安排中，出於激勵的原因，羅爾斯的確允許不平等的存在，因為這能提升最弱勢群體的福利。我在第2章「羅爾斯及其超越」中回應科恩對於羅爾斯公正原則的這一特徵所進行的批評（見他的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2008）時，曾討論過這個問題。在絕對公正的社會中是否應該存在基於激勵的不平等，這當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羅爾斯並未像羅伯特·諾齊克那樣，將無條件的財產權作為自由權利的一部分（Anarchy，State and Utopia，1974）。）
[15]（See Joshua Cohen，『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in Alan Hamlin and Philip Pettit（eds），The Good Polity（Oxford：Blackwell，1989）；Jon Elster（ed.），Deliberative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Amy Gutmann and Dennis Thompson，Why Deliberative Democra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James Bohman and William Rehg，Deliberative Democracy（Cambridge，MA：MIT Press，1997）.
[16]關於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以及美國與此相關的討論，見Anthony Lewis，Freedom for the Thought That We Hate：A Biography of the First Amendment（New York：Basic Books，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