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我對哲學有多麼鍾愛，但既然從事的是經濟學研究，我還是首先要承認我的職業與幸福視角之間的關係十分複雜。自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之後，經濟學就經常被稱為「沉悶的科學」。經濟學家也往往被視為快樂殺手，將人類本能的快樂以及相互之間的友善扼殺在他們炮製出的經濟學公式之中。埃德蒙·克萊裡休·本特利（Edmund Clerihew Bentley）將當時偉大的功利主義者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的著作評價為毫無歡樂可言的政治經濟學牢籠——沒有愉悅，也沒有友善：
約翰·斯圖爾特·穆勒
以其驚人的意志
壓抑住內心的友善
撰寫了《政治經濟學原理》。
難道經濟學果真與幸福和友善如此對立，以至於我們必須壓制內心的友善，才能研究政治經濟學嗎？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經濟學所研究的內容通常是相當嚴肅的，有時甚至令人感到壓抑。因此很難在研究飢餓、貧窮或者惡性失業與極度匱乏的原因和效果的同時，仍保持內心的愉悅。但這也本應如此：對於分析失業、貧窮或飢餓等問題而言，快樂本身於事無補。
但是經濟學作為一門涉及諸多領域，而不僅僅只是以上問題的學科，其本身應該是什麼樣的？它是否在某個方面以幸福作為研究的視角，是否認可幸福對於人類生活以及有效經濟政策的重要意義？這是我在本章中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幸福是否足以判斷一個人的福利或優勢？我們或許對幸福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或者高估了其對於判斷福利狀況所起的作用，或者沒有認識到以幸福作為評價社會公正和社會福利基礎的局限所在，這都會使我們作出錯誤的分析。除了研究幸福與福利之間的關聯外，弄清幸福與自由和可行能力的視角有什麼樣的關係也是很重要的問題。由於我一直在對可行能力的重要性進行研究，因此對以幸福為視角和以可行能力為視角這兩種方法的差異程度加以考察也就變得尤為重要。
第三，可行能力與一個人的福利有什麼樣的聯繫？可行能力的擴展是否永遠意味著福利的改進？如果不是，可行能力在何種程度上反映了一個人具有的「優勢」？
本章將對以上問題加以考察，但是在此之前，我想討論這樣一個命題，那就是：可行能力的作用並不是只告訴我們一個人的優勢所在（當然幸福是不具備這種作用的），因為可行能力也或多或少包含著一個人的義務和責任。正如前文提到的，可行能力也是一種權力，而幸福顯然不是。但這種比較對於道德和政治哲學，對於正義理論的建立，又有著什麼樣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