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認識世界上存在的剝奪問題時，殘障的影響經常被忽視，而這恰恰是我們應該注重可行能力視角的重要原因之一。患有身體或精神殘疾的人不僅是世界上受剝奪程度最為嚴重的群體，而且往往最容易被忽視。
在全球範圍內，殘障人群的規模極為龐大，超過6億人——大約佔全部人口的1/10都有某種形式的明顯殘障。[1]其中，4億多人居住在發展中國家。而且在發展中國家裡，殘障人群通常是收入最低的群體，他們對於收入的需求比健全人更為迫切，因為他們需要這些來過上正常的生活並克服生理上的障礙。他們賺取收入能力的喪失——或可稱為「賺取障礙」（earning handicap）——所產生的效應，往往會受到「轉化障礙」（conversion handicap）的強化和進一步放大，即殘障使他們將收入和資源轉化為良好的生活品質變得更加困難。
殘障所導致的「轉化障礙」，其重要性可以通過一份對於英國貧困問題的經驗研究得到說明。這項開創性的研究是威伯克·庫克萊思（Wiebke Kuklys）在不幸因癌症去世之前，在劍橋大學完成的學位論文，後來以書籍的形式獲得出版。[2]庫克萊思發現17.9%的人都生活在收入處於貧困線以下的家庭中。如果將注意力轉移到有殘障成員的家庭上，這一比例則會上升到23.1%。兩者之間約5個百分點的差距大體上反映了殘障和對於殘障人士的照料所導致的收入障礙。如果再加上轉化障礙的因素，即需要更多的收入來降低殘障帶來的不利影響，那麼在有殘障成員的家庭中會有47.4%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比全部人口中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所佔的比例（17.9%）高出20多個百分點。從另一個角度看，在這20多個百分點的差距中，大約1/4可歸因於收入障礙，而3/4是由轉化障礙引起的（這是可行能力視角區別於收入和資源視角的核心所在）。
認識殘障的道德和政治需要之所以重要，不僅僅因為殘障是廣泛困擾人類的問題之一，而且因為許多殘障造成的悲劇性後果事實上是可以通過社會援助和創造性的公共干預得到避免或減輕的。應對殘障的政策可以有多種形式，一方面包括降低殘障的妨礙程度，另一方面包括防止殘障的發生。認識到「許多殘障是可以預防的」這一點極為重要，我們不僅可以做許多工作來減輕殘障的不利影響，也可以努力防止其發生。
事實上，6億殘障人士中的大多數殘障都是人為造成的。例如，產前和產後的營養不良使得兒童更易生病並出現其他健康問題，感染和缺乏清潔水源所引發的疾病會導致失明，其他的殘障則可能是由於骨髓灰質炎、麻疹或艾滋病，以及交通事故或工傷引起的。此外，在世界上某些戰亂地區埋藏的地雷，也會導致人們（尤其是兒童）殘廢甚至死亡。針對殘障的社會干預應該不僅只是事後的管理和治療，還應該包括事前的預防和避免。如果公正這一理念所強調的是消滅明顯的不公（正如我在本書中所呼籲的那樣），而不是去尋找所謂絕對公正的社會，那麼防止和緩解殘障必然會在推進公正的事業中佔有重要的中心地位。
儘管明智和人道的干預能夠取得相當大的效果，但對於殘障給個人帶來沉重負擔這一普遍存在的事實，絕大多數社會居然還能漠然視之，這著實令人感到詫異。對此，思想上的保守是重要原因之一。具體而言，將視野局限於收入分配上，並以此作為實現公平分配的基本原則，妨礙了我們正確認識殘障所造成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對於社會分析的道德和政治意義。即使是經常採用的以收入作為依據的貧困標準（如日收入在1美元或2美元以下的人數，經常被一些國際組織引用），也會使我們的注意力從社會剝奪的真正意義上轉移開來，而後者是將轉化障礙與收入障礙結合在一起的。世界上的6億殘障人口不是僅受到低收入的困擾，各種不同的方式也使他們失去了獲得體面生活的自由。這些方式或獨立作用，或相互影響，最終使6億殘障人口陷入困境。
[1] 這些估算來自世界銀行。
[2] Wiebke Kuklys，Amartya Sen』s Capability Approach：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s（New York：Springer-Verlag，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