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性的評價要求對相對重要性進行理智的思考，而不只是計算。這是一種我們經常做的事情。除此之外，作為一種將評價的範圍和可靠性加以延伸並使其更能站得住腳的方法，公共理性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視。反思與批判性評價不僅僅只是個人孤立進行的以自我為中心的評價，而是指向公共討論與互動的公共理性的豐富內容。如果社會評價完全是基於相互分離和對外隔絕的認知，就會缺乏有用的信息和較好的辯論。公共討論與思考能夠使我們更好地理解具體的功能及其組合的角色、範圍以及意義。
為了說明這一點，在近年來印度對於性別不平等的公共討論的推動下，某些以往並沒有被充分認識到的自由的重要性開始顯現出來。[1]這樣的例子包括擺脫確立已久的家庭角色定位的自由（這種角色定位限制了婦女的社會經濟機會），還包括擺脫更加重視男性剝奪的社會價值體系的自由。這些存在於由來已久的由男性主導的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的傳統形式，不僅需要個人對其給予關注，而且需要信息充分的公共討論，以及充分的激烈爭論。
在社會評價中，需要著重強調公共理性與對可行能力的選擇和權重賦值之間的聯繫。這種聯繫也指出了某種觀點的荒謬之處，而下面這種觀點我們有時還會聽到，即認為只有當可行能力方法為某種固定不變的可行能力條目中的不同功能生成一套「既定的」權重時，這種方法才可以被採用且「可操作」。尋找既定的權重不僅在理論上缺乏根據，而且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評估和權重會受到我們自身不斷反思和公共討論所涉及範圍的影響。[2]這種認識與一成不變的形式和權重不盡一致。[3]
當然，對於所用權重所達成的一致也許並不完整，因此我們有理由使用我們可以達成部分一致的權重範圍。由於已經討論過的原因（在引言部分的開頭），這並不會打亂對於不公正的評價或者公共政策的制定。例如，奴隸制嚴重限制了奴隸的自由，或者醫療保障的缺乏減少了我們生活的實質機會，或者兒童嚴重的營養不良引發痛苦和包括推理能力低下在內的認知能力發育遲緩，為了說明這些都對正義不利，我們並不需要對這些判斷所涉及的不同維度都賦予唯一的權重。儘管權重並不完全一致，但只要其範圍寬廣，就能夠產生相似的基本原則。[4]
可行能力方法與部分排序和有限一致的思想完全契合，其重要性在本書中自始至終都得以強調。本書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個人和公共理性都可以觸及的比較判斷使事情的發展朝著正確的方向，而不是必須對所有可能被考慮的比較進行逐一的評價。
[1]這將在第16章「民主的實踐」中進行討論。
[2]除了社會環境和政治氣候所導致的各種不同的權重賦值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也使我們應該允許人們提出有關可行能力的內容與權重的新鮮、有趣的問題。例如，最近出現了非常有趣且重要的觀點，是關於在可行能力方法的應用中應該特別重視如「文明」（civility）的價值，以認識自由的作用與普適性。關於這一問題，見Drucilla Cornell，「Developing Human Capability：Freedom，Universality，and Civility」，in Defending Ideals：War，Democracy，and Political Struggles（New York：Routeledge，2004）中的深入分析。
[3] 此外，權重的選擇也取決於我們評價的對象（例如，我們是用可行能力的視角來評價貧困、指導衛生政策，還是用其來評價不同人的總體優勢的不平等）。可以通過可行能力的方法來討論不同的問題，但所涉及問題的多樣性必然會導致對於權重的不同選擇。
[4]我在「Interpersonal Aggregation and Partial Comparability」，Econometrica，38（1970）；On Economic Inequal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expanded edition，with James Foster，1997）中，考察了使用權重範圍（而不是一套唯一的權重）來產生一般的部分排序背後的分析和數學問題。See also Enrica ChiapperoMartinetti，『A New Approach to the Evaluation of Wellbeing and Poverty by Fuzzy Set Theory』，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53（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