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與可行能力是多種多樣的，也必須是多種多樣的，因為它們涉及我們生活與自由的不同特徵。當然，這是個尋常的事實，但是在經濟學和政治哲學的某些部分中，卻有著一種很悠久的傳統，將一種所謂同質的特徵（如收入或效用）當作唯一的「好東西」，可以輕易對其進行最大化（越多越快樂），而在面對涉及異質物體，如可行能力和功能的評價問題時，卻有些不知所措。
功利主義的傳統，即傾向於將每個有價值的事物都簡化為某種所謂同質的「效用」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們得以具有「計算」一種事物的安全感（這裡是多了還是少了？），也促使產生對「判斷」許多不同好東西組合肯定性的質疑（這個組合是否更有價值？）。然而正如以賽亞·伯林和伯納德·威廉斯所討論過的那樣，任何嚴肅的社會判斷都必然會涉及多種價值。[1]我們不能將所有我們認為有價值的事物都壓縮為一個同質的數量。的確，即使我們決定在社會評價中忽略除效用之外的所有其他事物，效用本身也是具有多樣性的（如亞里士多德和約翰·斯圖爾特·穆勒所注意到的）。[4]
如果功利主義假定效用同質的悠久傳統使我們產生對於可比較的同質性的安全感，那麼將國民生產總值作為一國經濟狀況指標的大量實踐也在該方向上作出了貢獻。關於讓經濟工作者不再完全依賴國民生產總值的提議導致了這樣一種擔憂，那就是由於有多種需要判斷的對象，我們在核查國民生產總值高低時就不會感到輕鬆。但是嚴肅的社會評價必然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涉及對於多種事物的評價，而這些事物都會競相吸引我們的注意力（除了像在許多情況下那樣產生互補外）。儘管艾略特深刻地注意到（這出現在《燃燒的諾頓》（Burnt Norton）中）：「人類忍受不了太多的現實」[2]，但對於比只有一種好東西的世界圖景要多一些內容的現實而言，人類還是應該能夠面對的。
這個問題有時與「非可比性」（noncommensurability）相關，後者是一個似乎在研究評價問題的學者中引起焦慮和恐慌，並得到廣泛使用的哲學概念。可行能力顯然是不可比的，因為它的多樣性無法被簡化。但這並沒有告訴我們，對不同的可行能力的組合進行判斷和比較的難度有多大。[3]
究竟什麼是可比性？如果可以以同樣的單位對兩個不同的事物進行度量，就可以認為它們是可比的（如兩杯牛奶）。當價值的幾個維度無法按照某一種標準進行統一時，非可比性就產生了。就評價某個選擇而言，可比性要求在評價其結果的時候，我們從一個維度看到所有相關結果的價值，以同一個尺度來度量所有不同結果的重要性。這樣在決定哪一個最優時，我們就可以只「計算」以那把同質尺子所度量的全部價值。既然結果都以一種維度來體現，每種價值都被簡化為「一個好東西」，那麼我們只需看看每種選擇可以提供多少那種「好東西」就可以了。
如果兩種選擇都能提供這種「好東西」，但其中一個可以提供更多，那麼我們在兩個選項之間作選擇時當然不會有什麼大問題。這雖然是一個很小的例子，但是如果因此就認為，當我們面對更大的選擇問題時，明智地決定我們應該做什麼也一定會有「大困難」，似乎特別經不起推敲。（不禁要問，你會變得有多「糟糕」？）的確，如果我們在思考選擇什麼時所能做的只是計算一大堆實際數字，那麼並沒有多少選擇需要我們在深思熟慮後作出。
無論我們是在購買不同的商品組合之間作決定，還是在某個假日的計劃安排上進行選擇，抑或在選舉哪個候選人的問題上掂量，都必然涉及對具有不可比方面的一些選項進行評價。任何去過購物中心的人都知道必須在不可比的物品之間選擇，不能以蘋果的單位來衡量芒果，也無法以肥皂的單位來測度糖（儘管我聽到有些父母告訴我說，如果可以那樣做的話當然更好）。非可比性並不是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一個什麼了不起的發現，它本身也不會使明智的選擇變得極其困難。
例如，接受醫學治療與到國外訪問是兩個完全不可比的事情，但是一個人根據自身的情況決定兩者之間誰更有價值，這也許不會有多大問題。當然，這種判斷取決於根據他對自己健康狀況的瞭解以及他的其他關注點。選擇與權衡有時候是很困難的，但一般來說，對不同事物的組合作出合理的選擇並不是不可能的。
在不可比的事物之間選擇就像是讀散文。一般而言，讀散文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即使莫裡哀《貴人迷》（Le Bourgeois Gentilhomme）中的茹爾丹會對我們做到這一點而感到驚訝）。但這並不否認，讀書有時候也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這不是說以散文的方式表達本身很費力，而是說當一個人情緒激動的時候可能會這樣。非可比結果的存在僅僅意味著選擇—決定的過程並不容易（可以簡化為計算哪個「更多」，哪個「更少」），但並不意味著那不可能，甚至也不意味著永遠都極其困難。
[1] See Isaiah Berlin，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edited by Henry Hardy and Roger Hausheer（London：Chatto&Windus，1997）and Liberty，edited by Henry Hard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Bernard Williams，『A Critique of Utilitarianism』，in J.J.C.Smart and Bernard Williams，Utilitarianism：For and Agains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and Bernard Williams，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2] T.S.Eliot，Four Quartets（London：Faber and Faber，1944），p.8.
[3] 我在「Incompleteness and Reasoned Choice」，Synthese，140（2004）中討論過這個問題。
[4]關於這個問題，包括對於亞里士多德與穆勒的多元性的討論，見我的「Plural Utility」，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81（198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