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關於道德和政治哲學的實質理論，尤其是關於正義的理論，都要選擇一個信息焦點，也就是說，在判斷一個社會和評價正義與非正義的過程中，必須決定我們應將關注點集中在世界的哪些特徵上。[1]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如何評價個人的總體優勢尤其重要。例如，傑裡米·邊沁所開創的功利主義著眼於個人幸福和快樂（或對個人「效用」的其他一些解釋），以此作為評估個人絕對和相對優勢的最好方式。在經濟學的許多實際應用中，還有一種方法是根據收入、財富或資源來評價個人優勢的。通過與基於自由的可行能力方法的對比，這些不同的視角也表明了基於效用和基於資源這兩種方法之間的差別。[5]
與基於效用或基於資源的思考路徑不同，可行能力方法通過對一個人做他有理由珍視的事情的可行能力來評價其優勢。而就機會而言，如果一個人實現那些他有理由珍視的事情的可行能力更低——實際機會更少，其就機會而言的優勢也將更小。這裡的關注點是一個人實際擁有的做他所珍視的事情的自由。顯然，實現我們最為珍視的事物對於我們而言尤為重要。但自由這一概念同樣也尊重我們能自由地決定自己想要什麼、珍視什麼和最終決定選擇什麼。能力的概念就這樣和自由的機會方面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從「全面」機會，而不僅僅是「終極」發生的結果這一角度，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點。
由於這種方法的某些特徵有時受到誤解，因此有必要在一開始就對其予以強調和澄清。首先，這種可行能力方法在判斷和比較個體整體優勢時所指向的是一個信息焦點，但其自身並不就如何使用該信息提出任何具體的方案。當然，根據所面對的問題的不同（例如，分別應對貧困、殘疾或文化自由的政策），而且更為現實的是，根據數據可得性和材料可用性的不同，對信息也會有不同的使用。可行能力方法是一種一般的方法，著眼於有關個人優勢的信息，並且根據機會來判斷這種優勢，而不是如何組織一個社會的具體設計。近年來瑪莎·努斯鮑姆和其他人通過應用能力方法，在社會評價和政策問題上作出了很多突出的貢獻。應將這些貢獻的全面性及其成效與它們所基於的信息視角區分開來。[2]
可行能力視角指出了能力不平等在社會不平等評估中的核心作用，但它本身並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政策決定。例如，與通常看到的解讀相反，通過可行能力方法進行評估並不要求我們一定要制定社會政策，以使每個人都具有同樣的可行能力，而無論這些政策可能會有哪些其他後果。同樣，在評價社會的整體進步時，能力方法當然會將注意力放在全體社會成員的可行能力拓展的重大意義上，但是它並沒有就如何處理衝突——如對總額和分配的考量之間的衝突——制定任何藍圖（儘管是通過能力來判斷每一種考量的）。這一方法所選擇的信息焦點，即對於可行能力的關注，使我們將注意力放在必須作出的決策和必須考慮到的對適當信息的政策分析上來。這種方法所關注的信息，可以深刻地影響對於社會及社會制度的評價，而這正是可行能力方法的主要貢獻。[3]
第二個需要強調的問題是，可行能力視角必然會涉及我們的生活和我們所關注事物的多個特徵。在我們所珍視的人類的各種功能上，能實現的目標是多種多樣的，從良好的營養、避免過早死亡，到參與社區生活、培養有利於實現事業抱負的技能。我們所關注的可行能力，是實現各種功能組合的能力。我們可以根據自己有理由珍視的事物，對這些功能進行比較和判斷。[6]
可行能力方法的著眼點在人類生活，而不單單只是在一些容易計算的客體對象，如人們所擁有的收入和商品，儘管後者經常被看作成功的主要標誌，在經濟學分析中尤為如此。事實上，可行能力方法正式提出了超越對於生活手段的關注，而轉向實際的生活機會的視角。這也有助於改變以手段為導向的評價方法，這些方法尤為專注於被約翰·羅爾斯稱為「基本品」的事物，即適用於各種目的的手段，如收入和財富、權力和職權、自尊的社會基礎等。
儘管基本品最多不過是實現人類生活有價值的目的的手段，但在羅爾斯的正義原則中，它們卻是判斷分配公正與否的核心問題。我已經指出，這是錯誤的，因為基本品只是實現其他事物（尤其是自由）的手段（如第2章中所簡要討論的那樣）。但在前文的討論中也簡單地提到，羅爾斯推理過程背後的動機，尤其是他對於提升人類自由的關注，與直接對自由進行評價，而並非計算那些實現自由的手段是相當一致的，或許對自由的評價還有助於提升人類的自由（因此我認為這種對比並沒有如起初看上去那麼絕對）。下一章將對這些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可行能力方法所關注的，是糾正那些專注於手段的方法，從而將注意力放在實現合理的目的的機會與實質自由上。[7]
不難看到，可行能力視角偏離傳統方法背後的邏輯，具有重要和建設性的意義。例如，如果一個人有高收入但容易患病，或者有嚴重的身體殘疾，那麼此人不一定會只因為其收入高而被視為具有很大的優勢。當然，在過上好的生活的某種手段上，她是富足的（即有許多收入），但由於疾病和殘障的緣故，她卻難以將其轉化為好的生活（即以她有理由感到愉悅的方式來生活）。因此我們必須看到她實際上能夠在何種程度上實現良好的健康狀況，如果她願意這樣的話，以及保持足夠良好的狀態來做她認為有意義的事情。實現滿意的人類生活的手段本身並不是好的生活的目的，認識到這一點將有助於對評價的外延作出重要的拓展。可行能力視角也正是從這裡開始的。這個領域的許多學者都從不同的方面對可行能力視角作出了貢獻，其中包括薩比納·阿爾基爾（Sabina Alkire）、恩麗卡·基姆佩羅馬蒂內蒂（Enrica ChiapperoMartinetti）、弗拉維奧·科米姆（Flavio Comim）、戴維·A·克羅克（David A.Crocker）、後籐玲子（Reiko Gotoh）、莫扎法爾·基齊勒巴什（Mozaffar Qizilbash）、珍妮弗·普拉·魯格（Jennifer Prah Ruger）、英格麗德·羅貝尼斯（Ingrid Robeyns）、塔妮婭·伯查特（Tania Burchardt）以及波莉·維扎德（Polly Vizard）。[4]
可行能力方法的其他一些特徵也應該在這裡加以評述（如果只是為防止誤讀），這些特徵分別是關於（1）可行能力與成就的對比；（2）可行能力的多元組成以及理性（公共理性）在可行能力方法應用中的作用；（3）個人與社區的位置，以及它們在可行能力概念中的相互關係。我將依次論述。
[1] 即使在自由這一概念的範圍內，也存在類似的信息選擇的問題，因為自由具有許多特徵，我在Kenneth Arrow Lectures中對此進行過討論，收錄在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的確，在對自由的機會方面進行評價時，不同的評價方式會有很大的差別。儘管我自己的方法與社會選擇理論中的推理相關，而且考慮到了個人的偏好，但是其他有趣的評價方法是在可供選擇的範圍內的。例如，某些方法計算的是一個人能夠選擇的選項數目。與此有關的各種問題，也見Patrick Suppes，『Maximizing Freedom of Decision：An Axiomatic Approach』，in G.Feiwel（ed.），Arrow and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Policy（London：Macmillan，1987）；Prasanta Pattanaik and Yongsheng Xu，『On Ranking Opportunity Sets in Terms of Choice』，Rechercheseconomique de Louvain，56（1990）；Hillel Steiner，『Putting Rights in Their Place』，Rechercheseconomique de Louvain，56（1990）；Ian Carter，『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Freedom』，in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Ⅱ（1995），以及A Measure of Freedo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9）；Robert Sugden，『A Metric of Opportunity』，Economics and Philosophy，14（1998）。
[2] See particularly Martha Nussbaum，『Nature，Function and Capability：Aristotle on Political Distribution』，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supplementary volume，1988；『Human Functioning and Social Justice』，Political Theory，20（1992）；Nussbaum and Jonathan Glover（eds），Women，Culture and Development（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
[3] 薩比納？阿爾基爾在Valuing Freedoms：Sen』s Capability Approach and Poverty Reduction（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中對該方法作了全面和富有啟發性的介紹。
[4] See the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Flavio Comim，Mozaffar Qizilbash and Sabina Alkire（eds），The Capability Approach：Concepts，Measures and Applic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Reiko Gotoh and Paul Dumouchel（eds），Against Injustice：The New Economics of Amartya Se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Ingrid Robeyns and Harry Brighouse（eds），Measuring Justice：Primary Goods and Capabili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Kaushik Basu and Ravi Kanbur（eds），Arguments for aBetter World：In Honor of Amartya Sen（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最後一本書的內容更多，但其中多篇文章是與能力視角直接有關的，其中包括Bina Agarwd，Paul Anand（and Cristina Santos and Ron Smith），Amiya Kumar Bagchi，Lincoln C.Chen，Kanchan Chopra，James Foster and Christopher Handy，Sakiko Fukuda-Parr，Jocelyn Kynch，Enrica Chiappero-Martinetti，S.R.Osmani，Mozaffar Qizilbash，Sanjay G.Reddy（and Sujata Visaria and Muhammad Asali），Ingrid Robeyns，and Rehman Sobhan，其他一些文章也間接地與這一主題相關。在這一領域湧現出的眾多著述有：Marko Ahtisaari，『Amartya Sen』s Capability Approach to the Standard of Living』，mimeographe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Sabina Alkire，Valuing Freedoms：Sen』s Capability Approach and Poverty Reduc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2002）；『Why the Capability Approach？』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ies，6（March2005）；『Choosing Dimensions：The Capability Approach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in Nanak Kakwani and Jacques Silber（eds），The Many Dimensions of Poverty（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8）；Anthony B.Atkinson，『Capabilities，Exclusion，and the Supply of Goods』，in Kaushik Basu，Prasanta Pattanaik and Kotaro Suzumura（eds），Choice，Welfare，and Developme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Kaushik Basu，『Functioning and Capabilities』，in Kenneth Arrow，Amartya Sen and Kotaro Suzumura（eds），The Handbook of Social Choice Theory，vol.II（Amsterdam：North-Holland，forthcoming）；Enrica Chiappero-Martinetti，『A New Approach to Evaluation of Well-being and Poverty by Fuzzy Set Theory』，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53（1994）；『A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of Well-being Based on Sen』s Functioning Theory』，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ociali，2（2000）；『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onceptualizing Poverty and Re-examining the Capability Approach』，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36（2007）；David Crocker，『Functioning and Capability：The Foundations of Sen』s and Nussbaum』s Development Ethic』，Political Theory，20（1992）；Ethics of Global Development：Agency，Capability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Reiko Gotoh，『The Capability Theory and Welfare Reform』，Pacific Economic Review，6（2001）；『Justice and Public Reciprocity』，in Gotoh and Dumouchel，Against Injustice（2009）；Kakwani and Silber（eds），The Many Dimensions of Poverty（2008）；Mozaffar Qizilbash，『Capabilities，Well-be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A Survey』，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33（1996）；『Capability，Happiness and Adaptation in Sen and J.S.Mill』，Utilitas，18（2006）；Ingrid Robeyns，『The Capability Approach：A Theoretical Survey』，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6（2005）；『The Capability Approach in Practice』，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17（2006）；Jennifer Prah Ruger，『Health and Social Justice』，Lancet，364（2004）；『Health，Capability and Justice：Toward aNew Paradigm of Health Ethics，Policy and Law』，Cornell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15（2，006）；Health and Social Justice（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Press，forthcoming2009）；Robert Sugden，『Welfare，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A Review of Inequality Reexamined by Amartya Sen』，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31（1993）。
[5]我對可行能力方法的研究始於尋找一個比羅爾斯的基本品更好地認識個人優勢的視角，見「Equality of What？」in S.McMurrin（ed），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vol.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and Salt Lake City，UT：University of Utah Press，1980）。但我很快就發現，這種方法可以有更廣泛的意義，見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1985）；「Wellbeing，Agency and Freedom：the Dewey Lecture1984」，Journal of Philosophy，82（1985）；The Standard of Liv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Inequality Reexamin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and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瑪莎·努斯鮑姆向我指出了這種方法與亞里士多德思想之間的關聯，她在這一不斷壯大的研究領域內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並對這種方法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見我們共同編撰的The Quality of Life（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6]儘管研究個別的可行能力（就實現對應的個別功能的能力而言）往往會更加方便，但重要的是記住，可行能力方法最終關注的是實現有價值的功能組合的能力。例如，在一個人獲得全面營養的可行能力與其具有較好居所的可行能力之間，可能存在取捨（貧困可能會導致這種困難的選擇），但是我們必須從她所能達到的整體成就的角度，來看待她總體的可行能力。然而，對單個的可行能力進行研究往往會更加方便（暗含地假設其他要求得到了滿足）。為了表述的簡練，我在下文中也會不時地採取這種做法。
[7]（「人類能力形成」（human capability formation）對自由的意義意味著需要新的思路來研究認知與建設性能力的發展。一個重要的突破可見James J.Heckman，「The Economics，Technology，and Neuroscience of Human Capability Formatio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106（2007）。